爱立信“倒戈”，中资银行感受“倒春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爱立信论文,倒春寒论文,中资银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南京爱立信“倒戈”事件，可谓扑朔迷离。先是“倒戈”事件被媒体报道得沸沸扬扬，接着作为当事双方的爱立信和交通银行南京分行双双出面否认，最终“倒戈”事件还是被不罢休的媒体披露出更多的细节。
据最新消息称，就南京爱立信公司凑足巨资提前偿还19.9亿元中资银行贷款，转向外资银行签订贷款合同一事，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作了专门调查并上报总行。央行南京分行行长谢庆健坦率表示，已经意识到爱立信事件的影响力，并在上报总行的报告中提出三大问题：一是中资银行加快金融创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二是商业银行反映外资银行在政策上享有超国民待遇的现象存在；三是尽快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信用制度、法律保障体系、树立公民的诚信意识。
众媒体联手制造假新闻？
3月27日，爱立信（中国）有限公司华中区总部有关负责人通过媒体澄清，最近个别媒体关于南京爱立信公司从中资银行“倒戈”，投奔花旗银行上海分行的说法并不正确，爱立信公司仍与中资银行保持良好关系。爱立信上海公司公关部人士在答复上海某媒体咨询时，甚至直截了当地：“这绝对是假新闻，我们已经接到了南京方面的消息。”
然而，细心的读者发现，相关银行对“倒戈”事件的表态出现了一百八十度转弯，难道爱立信“倒戈”果真是一条假新闻？其实，南京爱立信“倒戈”未必属于“媒体炒作”，若确如爱立信所称系“假新闻”，岂不是众多媒体不约而同地造假。值得注意的是，参与报道的媒体都通过电话采访到了不少当事人。如果爱立信“倒戈”属假新闻，首先造假的只能是披露信息的银行界人士。交通银行南京分行业务科人士在3月27日之前还向媒体具体介绍了导致南京爱立信提前还贷的原因，并解释了为何中资银行无法拿下“无追索权的应收账款转让”合同。
再看交通银行南京分行办公室负责人的说法，不难发现该行与南京爱立信的银企关系已经发生变化。该行办公室束主任称，南京爱立信公司与交通银行南京分行仍然存在着国际结算、人民币存款业务往来，双方仍有着良好的合作。而事实上，结算关系与银企关系，对银行来说意义截然不同，实际已经失去优质客户。几天前，交通银行南京分行业务科人士还在叹息，南京爱立信是个典型的例子，中资银行由原来与核心客户紧密的银企关系，变成了松散的结算关系。不仅失去了优质客户，而且还丧失了与之配套的综合性业务，如海外业务，这样无疑增加了中资银行的竞争成本。
截至2001年末，上海外资银行在江苏省内的外汇贷款余额已经达到12.06亿美元，相当于江苏省中资银行外汇贷款余额的36.45%。爱立信“倒戈”事件中的另一个主角，花旗银行上海分行已可以接纳江苏的外资企业作为本币业务客户。花旗银行上海分行不愿就爱立信“倒戈”发表评论，但证实爱立信确实已经在该行开户。
从央行南京分行上报的调查报告看，南京爱立信确实提前偿还了中资银行贷款，而且外资银行掠夺中资银行客户资源已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南京爱立信是否已经“投向”花旗银行尚待证实。南京爱立信新闻发言人称，该公司与花旗银行没有一分钱的业务。有消息说，南京爱立信“倒戈”后实际“投奔”的是渣打银行上海分行和汇丰银行上海分行，贷款额为8.27亿元。
中资银行“兵败”保理业务
导致南京爱立信“倒戈”的起因，是相关银行难以提供“无追索权的应收账款转让”业务。据交通银行南京分行人士称，像爱立信这样的客户往往要求提供新的金融业务品种。为设法留住南京爱立信，交行此前已度身定做，创新了“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的业务，最高额度为5亿元。但是，南京爱立信又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办理“无追索权的应收账款转让”业务。
何为“无追索权的应收账款转让”业务？这是国际上通行的保理业务的一种。通俗地说，就是企业把货物或劳务赊销给客户，然后把应收账款的所有权转让给银行，由银行向企业提供资金，并向客户收取账款。
此项业务的优势在于，一方面，商业银行代理赊销企业收取账款，有利于赊账款项及时收回；另一方面，通过购买赊销账款的所有权，向赊销企业提供资金融通，有利于销货单位资金周转。
在划分上，保理业务分有追索权和无追索权两种。交通银行南京分行此前向爱立信提供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业务，在应收账款到期时，已垫款的银行可要求卖家退回其预垫的货款，产生的信用风险由卖方承担。而南京爱立信后来提出办理的“无追索权的应收账款转让”业务，等于卖方把应收账款卖断给银行，如果应收账款到期时，买方不交付货款，银行只能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信用风险。
南京爱立信通过“无追索权的应收账款转让”业务，把公司应收账款的风险“转移”给银行，从而达到自身增加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作用。显然，爱立信十分看重公司能够获取实实在在的盈利，不愿只看到账面上的漂亮业绩，背后却隐藏了大量的呆坏账风险。据南京爱立信人士透露，2001年总部推出了一个“高效计划”，要求提高公司的现金量。
但对银行来说，开展“无追索权的应收账款转让”业务具有一定的风险。保理业务属于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其收益高于传统的贷款业务。此项业务一般按销售额收取一定比率的代理费，并对企业获得的预付款收取利息，且年利率通常较银行优惠利率高出一定比例。从理论上讲，中资银行可获取相当不错的收益。但问题在于，我国目前尚无保险公司为商业银行开展“无追索权的应收账款转让”业务提供保险。这也就意味着商业银行必须独自承担可能出现的信用风险，从而使得风险成本增加，实际收益率降低。央行南京分行在上报总行的报告中称，开办无追索权保理业务的机构，由于丧失对融资方的追索权，需要对资金风险进行控制和分散，一般涉及银行与保险合作，目前中资银行、保险公司既无业务准入，也无合作经验。
据称，交通银行南京分行认为，南京爱立信属多年产销率达100%的优质企业，开办“无追索权的应收账款转让”业务的风险可以控制，为此向总行提出申请。但得到的答复是，因为中资银行从未做过而不能获准。
4月3日，记者从光大银行上海分行了解到，光大银行去年已经为上海贝尔提供了实际属无追索权性质的保理业务。根据光大银行上海分行与上海贝尔开展的保理业务合作，光大银行不仅为上海贝尔提供预付款融资，而且作了坏账担保。换句话说，光大银行实际买断了上海贝尔的应收账款，消除了上海贝尔催收应收账款的烦恼及对坏账的担优。另据上海贝尔财务部资金管理章经理透露，与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同时为该公司提供保理业务的是花旗银行上海分行。
2001年，光大银行总共花费3800多万元“买断”上海贝尔的部分应收账款，迄今还没有一分钱成为坏账。光大银行上海分行人士向记者表示，该行提供的保理业务的服务包括贸易融资；销售分户账管理；应收账款的催收；信用风险控制及坏账担保等4项。
光大银行上海分行有关人士向记者表示：南京爱立信“倒戈”，都是保理“惹的祸”；而上海贝尔选择光大，却是保理“做的媒”。在他们看来，提供保理业务并非外资银行的“专利”。
另据记者从中国银行网站上了解，中国银行提供的保理业务也包括信用风险控制与坏账担保，对于卖方在核准信用额度内的发货所产生的应收账款，保理商提供100%的坏账担保。中国银行举了一个十分简单的例子，在保理商为进口商核准信用额度后，如货物装运后进口商破产，保理商将承担100%进口商破产的风险。
中国银行有关人士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称，国内保理业务中的“应收账款买断”属于无追索权性质。这种业务以买断客户的应收账款为基础，提供信用风险控制及坏账担保等服务。中国银行已经为多家企业提供“应收账款买断”，但作为商业机密，不能提供具体企业的名单。
显然，交通银行南京分行“卡壳”于推出“无追索权的应收账款转让”业务，与其缺乏同类业务经验有关。资信调查是确保保理业务风险可控制的关键，商业银行既要调查企业的资信，又要调查赊销客户的资信。假设交通银行南京分行开办“无追索权的应收账款转让”业务，还不能只因为南京爱立信有诚信而确定授信额度。一缺乏经验，二没有保险公司“保驾”，匆忙推出难免存在一定的风险。值得一提的是，国内中资银行加入国际保理商联合会的不多，但交通银行与中国银行、光大银行均已加入，能够开展该业务。
相比之下，外资银行在保理业务方面有丰富的经验。例如，汇丰银行虽然5年前才开始大规模地做保理业务，但其2000年的保理业务量已达到20亿美元。外资银行开办保理业务的优势在于，或多或少地已经混业经营。花旗集团在美国实行的是混业经营，即银行（花旗）、保险（旅行者）、投资银行（所罗门美邦）三者兼顾。因而，部分中资银行无法推出“无追索权的应收账款转让”业务，外资银行能够港口满足也就十分自然。
外资银行抢夺优质客户
南京爱立信是目前南京最大的外商投资企业，有关该公司的资料可以从上市公司南京熊猫披露的信息中找到。其实，“南京爱立信”共有两家，一家是南京爱立信熊猫通信有限公司，主营移动通信基站、交换机等系统设备；另一家是南京爱立信熊猫终端有限公司，主营手机。1999年和2000年，南京熊猫通过两次资产重组，将原有的主业彩电剥离给大股东熊猫电子集团，介入通信与信息产业。在南京爱立信熊猫通信有限公司和南京爱立信熊猫终端有限公司中，南京熊猫分别持有43%和35%股份，而瑞典爱立信有限公司分别占41%和40%股份。由于瑞典爱立信有限公司还通过爱立信（中国）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南京爱立信熊猫能信有限公司和南京爱立信熊猫终端有限公司10%和25%股份，因而两家南京爱立信实际都由爱立信控股。
南京爱立信“倒戈”事件中的主角是南京爱立信熊猫通信有限公司。这家南京爱立信被交通银行南京分行称为“为数不多的优质客户之一”，其业绩和盈利能力确实不一般。2001年，该公司实现销售收入131.8亿元，同比增长33.5%；净利润6.05亿元，同比增长32.7%；外经贸部日前公布2000-2001年度中国外资企业500强，按企业的销售收入排名，南京爱立信熊猫通信有限公司入选第八位。在世界通信产业不景气的背景下，南京爱立信熊猫通信有限公司2001年盈利大幅增加实属不易。就在几天前，瑞典爱立信公司新任首席执行官米凯尔·特雷肖夫与其前任库尔特·赫尔斯特伦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股东大会上刚刚宣布，爱立信公司首次出现亏损，2001年度亏损近23亿欧元。
在日前披露的南京熊猫2001年年报中，南京熊猫董事会夸奖南京爱立信熊猫通信有限公司已经是爱立信集团在全球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竞争力最强的企业之一。失去南京爱立信这样优质的客户，难怪让中资银行深深地感到痛惜。毫不夸张地说，丢失近20亿元优质客户的贷款合同，也将直接影响到相关中资银行的业绩。而更为痛心的是，南京爱立信“另攀高枝”，充分暴露出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竞争的软肋所在。花旗银行董事长日前表示，中国经济的活力非常显著，但金融系统是中国经济最薄弱的环节。
外资银行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全面进入中国市场后，最热衷于抢夺的并非存贷款业务的市场份额，而是争取到最能带来利润的优质客户，用银行界人士的话来说，银行业中80%的收入来自20%的客户，外资银行争夺的正是这块“肥肉”。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员王元龙指出，优质客户的转移将意味着利润的转移，这对实力并不雄厚的中资银行业将造成强烈的冲击。
在去年11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谈及银行业开放时，一些外资银行曾直言不讳：“跨国公司才是目标所在。”东亚银行广州分行的一位副行长向媒体表示，客户市场的拓展机会源自来大陆投资的跨国公司将会增多，从而使银行的客户源相应加大。
争夺高端客户是外资银行的主要竞争策略，江苏的中资银行业感受到了由此带来的压力。近段时间，来自上海的外资银行频频光临南京，大量优质客户悄然投奔，江苏省中资银行贷款因此剧减。2001年，江苏各中资银行贷款余额较上年少增100亿元。
中资银行失落原因何在
爱立信“倒戈”事件在中资银行业引起震动，是因为中资银行在加入世贸组织后的一仗中败给外资银行。随着外资银行掀起高端客户争夺风潮，跨国公司等中资银行现有的优质客户，会不会跟风“倒戈”呢？据悉，南京夏普公司也已经“淘汰”部分中资银行。
坦率地说，外资银行争夺跨国公司资源有一定优势，因为外资企业一般都倾向于挑选本国银行，或在国外已经与跨国公司母体有良好关系的外资银行。据上海的一家盈利能力极强的外资企业透露，该公司下一步计划寻求能够提供集中式服务的银行，大部分业务将由这家银行独自承担。公司理想中的这家银行应该能够提供全方位服务和集中式资金管理，当然要求必须买断。据称，由于荷兰银行现为该公司外方股东的主办行，荷兰银行上海分行可能成为竞争热门。如果荷兰银行果真成为这家外资企业提供集中式服务的银行，其它中资银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其“倒戈”。
据该外资企业资金管理部负责人表示，选哪家银行作为提供集中式服务的银行尚未最后定，关键要看哪家银行能够适应公司对市场融资的需求。由于这家外资企业历来强调银行必须合乎其业务仓惭的步伐，且所提供的金融服务一律要求“买断”。业界人士估计，外资银行很可能抢得该企业不久将抛出的“绣球”。
透过爱立信“倒戈”事件，中资银行应该重新认识外资银行可能带来的挑战。记得在去年年底中国刚加入世贸时，不少业界人士还对外资银行带来的竞争威胁轻描淡写。有的甚至认为，外资银行的竞争威胁只是象征性的，外资银行要在中国市场上扎根，离不开与中资银行的合作，更何况中资银行还有5年适应期。其实，中国银行业的开放是渐进的，在逐步开放的过程中，外资银行已开始逐渐“蚕食”中资银行原有的市场份额。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首席代表莫利去年11月曾说，目前外资银行在中国金融市场所占的份额只有2%，但在未来10到15年，将可能占据中国金融市场约30%的份额。
中资银行必须正确看待与外资银行存在的差距，国际结算、外汇交易、信用卡、零售业务等方面都被外资银行占尽优势。国有商业银行如今还在为降低不良贷款比例和提高资本充足率伤透脑筋，而外资银行已经以更健康的“身躯”，出现在与中资银行对垒的竞争舞台上。到2001年年底为止，中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为8.5%，工商银行仅有4.57%，建设银行3.79%，农业银行1.44%，除中国银行外，三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与《巴塞尔协议》规定的商业银行最低资本充足率8%相距甚远。再看不良贷款比例，国际警戒线一般为10%左右，我国监管标准要求不得超过15%。2001年底，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通过努力，净下降3.81个百分点后为25.4%。而据《银行家》杂志的资料，花旗银行为1.9%，汇丰银行为3.5%，东京三菱银行为8.8%。
在单个业务的竞争方面，中资银行所处的劣势十分明显。同样以保理业务为例，全球的国际保理业务量已经超过5700亿美元，德国、意大利等发达国家的国际保理业务的发展尤为迅猛。在中国台湾，保理业务4年内增长了4倍。然而，国内中资银行迄今为止只有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光大银行等加入了国际保理商联合会(FCI)，能够开展该业务。据国际保理商联合会统计，1999年我国进出口额为3607亿美元，而国际保理业务量仅3100万美元，并且中国银行一家就占了三分之二强。国际保理业务对商业银行和进出口企业来说依然“养在深闺人未识”，大部分中资银行都缺乏经验。而国际保理业务迎合了赊销、承先交单托收等贸易方式发展的需要，若跨国公司等高端客户提出需求，中资银行极可能把市场拱手相让。
至于在零售业务方面，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的差距，更能够让所有的人都看得见。零售业务是外资银行非常重视的一个领域，运作经验相对也比较丰富，包括个人信贷方面。花旗银行上海分行和汇丰银行上海分行已先后在上海获准向中国居民提供外汇业务，其存款业务被当作金融服务的商品卖，需要收取管理费。可见，外资银行在争夺外汇零售业务的高端客户方面，已经充满自信，根本没有考虑入乡随俗地提供免费服务。
超国民待遇现象待改变
面对中资银行不敌外资银行，央行南京分行认为外资银行有超国民待遇的现象存在。该行在报告中提出，外资银行在外汇贷款的结售汇、对人民币业务的同业借款、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致使中资银行无法享受平等的竞争条件。对于不享受任何保护政策，本身又背负沉重历史包袱的中资银行，国家至少应在政策上给予同等对待。
不可否认的是，外资银行一边期盼在华拥有国民待遇，能够及早平等地进入所有中资银行都能涉足的业务领域，特别是向所有中国客户提供本币业务；但另一边确实也在享有不少超国民待遇，最典型的就是税收政策优惠。外资银行拥有外资企业的特殊身份，所得税税率为15%，而国内中资银行的所得税税率为33%。
上海的外资银行把触角伸到江苏，在一些中资银行人士看来，也构成对中资银行的不公平。中资银行特别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事实上被要求在国内所有地理区域提供服务，而外资银行未必会有兴趣进入的、盈利率低甚至难以盈利的“老少边穷”地区。外资银行重点在高端市场争夺高端客户，中资银行却不得不在全国范围内提供“普遍服务”，担负起为贫困地区和低收入居民提供信贷支持的重任，甚至提供非市场化的服务。这种现状的存在，势必使中资银行难以“轻装上阵”，严重地甚至还因此增加经营风险和经营成本。
据称，在南京爱立信“倒戈”的因素中，就包括外资银行因超国民待遇而占到的优势。目前中资银行外汇贷款利率高于外资银行外汇贷款利率，而且中资银行外汇贷款不可以结汇，而外资银行则可以。由此，使南京爱立信明显感到外资银行的金融服务优于中资银行。
对于外资银行目前享有的超国民待遇，有一种观点认为应该对外资银行加以政策上的遏制。例如，限制外资银行的本币存款来源。可是，中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再像加入世贸前那样限制外资银行已经不可能。不然的话，将违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对银行业开放所作的承诺。解决问题的出路只有给中资银行适度松绑，特别在金融创新方面，应当多加鼓励，央行应更着眼于帮助中资银行评估和判断风险。
看来，南京爱立信“倒戈”虽然引发一场“震级”不小的“地震”，但对促进中资银行业持续健康发展是不可或缺的。这也就是加入世贸组织给中资银行带来的另一个有益作用，即在竞争中获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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