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庄》讨论会纪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讨论会论文,纪要论文,梁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时间：2010年10月23日下午
地点：上海作家协会文学会馆
主持人：李云雷
李云雷(《文艺理论与批评》副主编)：在“首届今日批评家论坛—70以后”上，关于《梁庄》是今天下午讨论的主题。这个作品的重要性我想大家也都有所了解，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这是一个批评家写的调查报告式的“非虚构文本”。在个人的知识和生活之间怎么建立起一种联系？这是我们的知识分子今天所面临的一种困境，我们的知识与生活有没有关系，如何建立起一种更加有机的联系？这是我们所应该面对和思考的，我觉得，梁鸿是在对当前知识生产的方式不太满意的时候，用这种非虚构的方式重新建立起了与世界的联系，与生活的联系，这也是评论家突破自己的一种方式，我们可以以这本书为个案，展开讨论。这本书涉及很多问题，包括我们怎么来认识现在的农村，怎么认识这个时代和世界，怎么来看现在的文学，我们需要怎么把文学跟生活建立起一种有效的联系？梁鸿通过这个作品，展示了一种新的可能性。我希望各位能围绕这个作品发表自己的意见。
杨庆祥(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讲师)：去年在珠海召开的第八届“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的主题是“文学怎么回到思想前沿”。我觉得《梁庄》这部作品可能提供了回答这个问题的一种可能性。文学怎样回到思想前沿，最重要是回到历史的现场。那么又怎么回到历史现场？那就是必须跟当下社会现实、精神困境发生摩擦和互动，《梁庄》以大变革时代中国农村为观照对象，关注农民在时代变革中的痛苦和思考，无疑是回应了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现实问题，因此有强烈的现实感，我觉得这是首先需要肯定的。
另外我觉得《梁庄》的结构也很有意思，在作品中，叙事者是以一个返乡者的身份去倾听村庄中各种各样的故事。当AI写作作有个很明显的特点是叙述者有一种强大的控制文本的欲望，导致了文本的视野非常狭窄。而《梁庄》则把叙述的主体置换过来了，叙述者成为倾听者，通过倾听，把历史、社会丰富的层面打开了。
还有一点就是作品的形式感，文学写作与一般的新闻写作、历史写作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写作必须为一个历史事件、新闻事件提供一种有效的形式。当代小说其实有很多都在反映现实，但很多写作的失败之处在于仅仅局限在对现实的同步书写，而没有通过形式把现实转化为一种审美意义上的现实。《梁庄》在这个方面同样也有做得不够好的地方，但依然是一种有意义的尝试。
《梁庄》单行本
李遇春(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你前面是“玉”，我后面做“砖”。梁鸿的《梁庄》在《人民文学》发表以后，我专门把这一期看了，纸质的看完了，电子版的没有看完。这篇作品让我想起了一个调到武汉文学院去的广西作家的作品。前几年林白挂职湖北，主要根据湖北浠水县的方言写了一部长篇《妇女闲聊录》，影响很大。这个长篇表现了当代作家怎么去倾听农村的声音。我觉得梁鸿作为一个批评家，作为传统的所谓学院派的年轻学者，能够走出书斋，回到她的故乡去倾听乡村的声音，这是很不容易的。而且她对乡村的倾听，她的叙述，给我的感受，跟我阅读林白的《妇女闲聊录》是不一样的感觉。林白是一个外来者，她来到湖北，讲述9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的荒漠化，讲述进城打工的农村妇女的故事，讲述农村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的故事。她选择了让女主人公自己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进行讲述，而作者只是倾听者，我感觉林白的整个文本的叙述始终是非常冷静的。但是我读梁鸿的文本却感受到了另外一种审美趣味，她写她的文本的时候倾注了她所有的亲情和乡愁，特别是后者让我非常的感动。这是她和林白不一样的地方。作家写的和批评家写的完全是两种不同的风格。
对于梁鸿的《梁庄》，我最欣赏的就是这种“介入”姿态。她不搞什么“零度情感”叙事，她要的就是全身心地拥抱故乡，感受当下乡村的变迁。我们是同龄人，经常在学院里面待着，总想走出去。每年回到故乡，很想从书斋里走出去，但是永远也跨不出这一步。我觉得梁鸿做到了。她之所以撰写《梁庄》这部“非虚构文本”，我个人认为，这体现了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上，也许有一种崇尚实学、崇尚田野的精神的回归，不再完全守在书斋里对着某一种文本做主观化的阐释，做那种知识堆积式的论文，而是走到大地之中，走到活生生的生活之中，田野之中。对于《梁庄》的写作，我更欣赏的是作者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学术上的姿态，这不仅仅是文学意义上的作品，还是梁鸿自己以创作的形式参与到实证批评的建构过程之中。这是我谈的两点意见，说得不好，供大家批评。
黄平(华东师范大学《现代中文学刊》编辑)：《梁庄》有效地回应了当代文学研究者内在的焦虑，我给诸位读一段作者在“前言”中的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怀疑，我怀疑这种虚构的生活，与现实，与大地，与心灵没有任何关系。我甚至充满了羞耻之心，每天教书，高谈阔论，夜以继日地写着言不及意的文章，一切都似乎没有意义。在思维的最深处，总有个声音在持续地提醒自己：这不是真正的生活。”我想起李云雷一段类似的看法，他在《天涯》2010年第3期发表一篇《我们为何而读书？》，谈到读《橡皮》这类“新小说”的困惑，“我知道这本书在西方文学史上的位置，但不知道它跟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读这样的书？他的文学游戏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某种程度上，既往的文学研究的“意义感”，尤其面对当下剧烈变化的现实，显得尤为尖锐。从这里出发，我理解梁鸿为什么“跨界”写作，从学术生产建构起来的形而上的“真实”退缩，退缩到故乡的家庭内部，以大量生活化的细节，重建一种“真实”。阅读《梁庄》，我深刻体会到这一细节对理念的拯救、现实对语词的拯救、实践对学术生产的拯救。
不过，我仍然有不满足的地方，阅读《梁庄》，我想起了贾平凹先生的《秦腔》。暂且不论确实存在着的文类的不同与艺术的高下，二者有一个关键点是相似的：找不到一种理念来呈现生活。《秦腔》因此是高度破碎的，无论叙述人层面的分裂，还是故事层面的分裂。在《梁庄》中，作者和贾平凹相比退后了一点，回到“人道主义”这个不同思想立场的最大公约数，以此重新组织起对于《梁庄》的叙述。这是我不满足的地方，这个后退减弱了作品的力量。面对当下如此复杂的现实，人道主义的讲法好像在讲，其实什么都没有讲。换句话说，“不变”的人道主义，无法回应当下的“巨变”；基于人性的人道主义，无法回应当下的历史性。如果我们只是为了在《梁庄》中读到人道主义，我们不必读《梁庄》，我们内心深处都有一个人道主义的“梁庄”。这不仅仅是我过于苛刻，在当下这般剧烈变化的时代，如何重建中国的“想象”，是一个极高难度的挑战，不仅对作者，也对所有胸怀大志向的作家。我相信这也是作者的努力与抱负，诚如我读到的全稿中，作者的题目，不是《梁庄》，而是《中国在梁庄》。能否找到真切的“理念”——在“阐释中国”的意义上——强有力地回应转型期的中国现状，只要“漫长的90年代”没有终结，这个问题将始终考验着我们。
聂伟(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教授)：梁鸿写作这篇非虚构作品，让我联想到另一位同样来自中原的理论批评家耿占春教授，他曾经出版了《回忆和话语之乡》。那也是一部很特殊的文本，讲述关于人生眷恋与苦痛的悲情经验，在个体回忆的碎片上建立文学反思的基点。我在想，从中生代到新生代的批评学人，将批评从个人的职业习惯中解放出来，直接进入文学写作现场，面向生活发言，其中是不是也体现出中原批评家的一些特质？
《梁庄》的故事我很熟悉，有些地方我还曾经去过。当然不是那种消费式的游玩，或者带有批评预设的审视。梁庄就是我日常生活经验的一部分，也许在整个社会都市化进程中处于被遗忘的边缘地带，但是在我的经验中却始终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以梁庄为代表的非虚构的乡村经验，与其他的生活经验并置在一起，不是用相互对抗的方式各自展开，而是存在一个协商、互动、说服的环节。当然，这个过程是漫长而艰难的。
我们知道，上世纪80年代以来底层写作到今天已蔚为大观。我一度很关注文学与影像的底层叙事，后来发现，底层写作好像存在先天的伦理判断，认为这种写作一定要具备反抗形态，一定得具有极端的自我边缘化特征，展现意识形态式的对抗。似乎非如此不足以表现底层的悲剧与苦难。但是，一种简单的对抗，简单化的苦难叙述，很快就形成苦难的情节陷阱，反倒是一种修辞上的遮蔽。在苦难道情之后，我们又该如何面对叙事的空场？
在这方面，《梁庄》跨出了勇敢的一步。我很佩服作者，她在文学场域内履行一位主流知识分子的努力。这个“主流”有双重意思。第一层是作者对自身主流身份的省视。当她着手访谈故乡老百姓的时候，常常对自己的提问感到有一点“卑鄙”：作为返乡的知识者，她必须依靠重温乡情来获得对方的信任与开放的交流，这也在不断提醒作者尽量避免知识者的文化优越感。第二层是作者自下而上开辟言路的努力。这些年我们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惠民政策，其中有些真正让农村受惠，同样也存在不足，甚至变成走形式。《梁庄》就以一个典型的中原内陆农村为例，将其作为乡土中国的缩影，用田野调查的方式进行客观地呈现，去影响主流政策的制订者与执行者。批评家真正回到田野，回到大地上，提醒我们，脱离具体生活的批评多么令人惭愧：批评的目的究竟是为了强化与生活间的对抗，还是为了重建两者的互动与共生？最起码，我在《梁庄》里重新感受并学习到积极参与社会生活与建设的诚意。
李丹梦(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梁庄》看了以后，真的很羡慕梁鸿能有一段农村的经历，这不是基于什么美学的新鲜感，而是说一个人如果有一段亲身的农村经历，可能会更早地懂得慈悲和珍惜，这是我最深的感受。
刚才大家讲学术和生活的关系，谈全媒时代文学批评的出路，梁鸿写《梁庄》，让我又想到了这个问题。其实当下媒介对文学批评的最大影响是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话语层面的(比如网络语言的冲击)，一个是价值层面的(比如消费理念)。梁鸿平时写的是批评语言，而在《梁庄》里则转换成了文学语言。对这种叙述方式与姿态，我们尽可以在比较大的背景上谈，但我觉得其中最大的意义的是对梁鸿个人(一个批评者、研究者)的解放和自由，她试图在《梁庄》的叙述中协调学术与生活的关系，把学术与现实衔接起来。这种努力很可贵。
《梁庄》放在《人民文学》的“非虚构”栏目下，表明这个作品是介于文学和纪实之间的，我谈一点不足。如何呈现一个真实而复杂的乡村？梁鸿在作品中选择了一个倾听者与批判者合一的身份。倾听是为了原汁原味地呈现，但读后的结果却并非如此，感觉平滑了些，顺畅了些。这可能跟叙述人的视角、立场和角色预期过于稳固有关，那个批判的、略嫌伤感的倾听者，一上来就设定好了，自始至终没有改变。与此相应，小说中选择的人物、记录的事件大多是负面的，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乡村本来面目的遮蔽。我想，如果在作品里设置一个对“我”知根知底的人物(比如巧玉，这个人物应该放大写)，“我”在采访他的时候，他的回应不断怀疑着“我”，挑衅着“我”，牵制着“我”，让“我”的视角趋于震荡和分裂。这样一来，叙述效果可能会好些。刚才有人提到，应该寻找一个呈现乡村的有力形式，我倒是觉得不存在什么有力的形式，相反，如果叙述人在展现乡土时能够真诚地敞露他的无力和软弱，一种富有层次的、入性化的、立体的软弱，那么他带给人的震撼恰恰是有力而深刻的。
周立民(巴金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李丹梦也是我的师姐，我也说点师姐的坏话，我不大同意李丹梦的说法。你们说的缺点恰恰是我们看重的长处，长期以来大家受这种小说的叙述模式，好像有种迷幻剂，文学的迷幻剂，当然我自己也在受这种毒，中的这种迷幻剂的毒，我们总在要求一个文学结构，一种被虚构出来的，或者被80年代以来的文学观念制造出来的文学结构。在这种结构下，我们对一个作品的要求，就有这样一个标准。梁鸿的这个东西，我之所以更看重它，它恰恰可以成为这种文学标准的对立面，这种对立面让我们很得意，我终于可以嘲笑一下小说家了，我甚至说小说家写了那么久，关于中国农民也好，这么多年来始终还是没有直接面对这片生活，直接面对这些人。梁鸿的好处是，把那些温情脉脉的东西撤掉了，这个土地的样子裸露出来了，这是我当时感觉比较深的地方。
黄平兄要求的理念，对这个世界有所阐释，这样的要求确实是蛮多的。但是我觉得是不是有点太虚妄了，在我们更大的世界里面，这种理念是大于生活，还是生活大于理念。好像大家一直在谈批评家是不是边缘，为什么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中心感没那么强，我爸爸妈妈就是个农民，从来没有想到到天安门广场做什么中心，但是他们对这个生活越来越幸福。但是我们为什么总要把握这个世界，我们为什么要求对这个世界的中心感和话语权这么强，居然要对这个世界进行这样一种话语解释，我觉得至少对我来讲没有这样的野心，也不敢有这样的野心。
再回到黄平兄讲的，他提到人道主义，用这样的角度解释梁鸿的作品和他面对的这些人，其中有一个问题，人道主义还是从高看低的问题，不是太平等的对话，那是一个启蒙的概念。这个作品里面，好在试图要摆脱这个东西，给我最大的感觉是70年代的作家成熟了，试图跟世界建立一个休戚与共的感觉。我们很长一段时间实际在从世界逃避，逃避到任何一个所谓的自我，或者最尖锐的自我，或者最个人的自我，尤其是前期很长一段的写作处在这样的阶段。后来有了一种改变，但是这种改变又丧失了骨子里的一种尖锐，丧失掉以后变成更多的世俗。梁鸿试图建立一个跟世界休戚与共的感觉，这种感觉传达给我们了，我读的时候想到了乡村，甚至不是乡村。我觉得用乡村来谈也有问题，我们始终把乡村视为他者，而不是自身，她试图把乡村视为自己，我们认为这种人需要关心，这种人是弱者。这种状态是有问题的，我甚至想到在都市里的无力跟在乡村里的无力是完全一样的。我觉得不要作为他者，要作为自身，梁鸿在做这样的努力。
她始终是两条线，梁鸿有自省，你可以怀疑她自省的虚情假意，我觉得这里面是有自省的，而且她不断在提醒自己。我们强烈的读到这种自省，这一点是我比较看重的。小说家的很多文本经常是封闭的体系，往往是很封闭的东西，这个很封闭的东西是可以看到很圆滑的技巧，甚至觉得小说写得很好。但是越来越让我们跟他们有隔膜，觉得我始终进不去。这几年在我的阅读里面，我更多喜欢阅读私人的书信、回忆录，我在通过这个跟社会接触，而小说的文本是在压缩这个量，这个量始终让我怀疑小说家跟世界的关系，甚至跟他心灵的关系。去年我写过关于张爱玲的短文，张爱玲直击了自己的伤疤，我认为当代作家始终在回避人生中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伤痛，最重要的经历，我们始终在回避。如果说以前有政治原因，你心灵的伤痛有些东西不光是政治造成的，但是我们也没有写，我们始终在舞蹈着另外的东西。
我觉得这里面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想法，文学到底是什么，最简单、最本质的问题，文学到底是什么。我刚才讲的那些虽然很乱，但是始终在围绕这个问题，文学到底是什么。从一个更纯粹的文学角度讲，这里面还有一种抒情，这种调子，而且这种抒情也在打动着我。我们在回避抒情，或者拒绝抒情的过程里面也有问题，回避这种抒情也在回避你的生命经验和生命体验，好像现在不敢抒情。这里面可能有很多问题，有很多很大的东西、很杂的东西始终圈在文学以外，通过这个文本再端到桌子上。托尔斯泰有一篇散文《村庄三日》，写的就是他看到农民饥寒交迫的形态。托尔斯泰后来转向了，好像这个姿态远离了文学。
黄平：我认同立民兄说的“理念大于生活”还是“生活大于理念”背后的价值判断。但是回到写作上来，苛刻一点讲，没有真实的“梁庄”，只有此刻的梁庄，2010年10月23日下午五点钟的梁庄，然而当我们呈现此刻的“梁庄”的时候，势必用符号组织起来，对于符号的组织，内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理念”。在这个意义上，所谓“世界观、人生观”之类，首先是高度“形式化”的。我表达这一点，不是出于批评者的自大，希冀成为世界的中心，而是不得不如此，舍此我们还有其他选择？如果我们不解释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必然解释我们。我举个俗一点的例子，在上海好像谈什么最后都要谈到“房价”。为什么买不起房，今天主流的说法，是说你“奋斗”不够，丝毫不顾及仅仅靠诚实劳动，不吃不喝也无法买房的现状，回避了“房价”背后带有明显剥削色彩的政治经济结构。如果不对抗这个“叙述”，我们就要被它所讲述。在这个意义上，我理解的真正的批评，是和形形色色的“叙述”相搏斗，最后生产出自己的“形式”。这个“形式”是博弈的结果，不是自然而然地直接面对生活所产生的。必须直面而不是回避这个过程，必须强调而不是放弃符号的斗争，才可能接近所谓“真实”本身，哪怕这个“真实”或是另一种乌托邦而已。
聂伟：什么是搏斗，怎么搏斗，就是文本本身怎么通过语言搏斗？
黄平：抱歉，我个人的发言占用了太多时间。我的意思是，我们看到了凋敝的农村现实，但是不能仅仅回到“人道主义”哀悼这一切，我们要讲清楚这一切，破却作为叙述框架的人道主义。比如巴尔扎克的《高老头》，他不是停留在对于高老头的哀悼，而是非常有力地呈现了这一切背后的政治经济关系，塑造了作为“新人”的拉斯蒂涅，一切的历史矛盾都高度文学化了。所以马克思才会如此评价巴尔扎克、狄更斯这些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们在自己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起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今天我们没有拉斯蒂涅，没有匹普么，对应我们这个“大时代”的文学又在哪里。
李丹梦：我来回应一下周立民，你偷换了一个概念。之前我讲的是《梁庄》的叙述效果，而并非是从抽象的文学性上来要求作品。其实只要形诸文字，就必然有一个表达的问题。你说《梁庄》的纪实挑战、质疑了以往文学作品中虚构原则，那我想反问一个问题，你认为《梁庄》的纪实达到了怎样的程度？如果回到梁庄采访的是你，不是梁鸿，那么你觉得梁鸿的书写、抒情跟你会有什么不同，作品提供的新的参照或者有益的经验在哪里？
对于《梁庄》，我期待看到的，不仅是单纯的倾听，不仅是村庄如何凋敝，人事如何变迁，还有“我”的自我反思与成长，我最想看到和发掘那种“我”并不比乡邻高、我们其实命运与共的温暖。就像《狂人日记》中狂人最后发现自己也吃了人一样，鲁迅在这里最大限度地敞开了自我。
周立民：我如果回梁庄，这个作品让我反思，我也不断地返乡，最大的问题，我没有梁鸿这样的倾听，我回到那边还是固定在自己的世界里，基本没有像她这样的耐心也好，甚至更多是有意识地在倾听，同时把它上升为一种感觉。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为什么老用一种学理来替代这种文本带给你的感觉，这可能跟我们的经验世界不一样，当这个世界呈现在你面前的时候，其实是更丰富的感觉，除了梁鸿文本提供给你的感觉，还有你自己的感觉加入进来。你的要求稍微有一点过分，始终试图用一种学理把这个感觉置换掉，置换掉以后梁鸿无论提供什么样的文本，始终就是一个文本，这个文本跟这个世界好像没有联系了，就把它相对化、固定化了。如果这样看，这个文本跟我们看中的小说就没什么区别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文本之所以让我感觉到有一种打开的感觉，它没有采取绝缘的态度，没有采取高傲的美学原则，把我们活生生的感觉，和这个世界可能给我们的东西隔离开来。这是我的感觉。
刘志荣(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我理解周立民的意思，也能够理解李丹梦和夏伟的意思。因为收到通知比较晚，《梁庄》我还没有来得及看，只能跳开来说点其他想法。我倾向于先不要搞出一个清晰的世界图像和文学形式。从近些年文学的发展来看，里面有一个问题，我跟周立民的感觉比较相似：上世纪80年代以后，我们的学者一直对于形式的自觉以及形式负载的理念(近些年甚至经常是整体化的理念)有一个强调，从文学的发展来看，这其实会造成很大的限制。譬如说这种思路会有一个很致命的问题，它常常让我们过于自信，觉得我们能够把握现实，或者说我们能够清晰地理解它，进而甚至可以与之搏斗或者对之进行指导，这个其实是有点问题的。
首先会遇到的问题，就是现实中活生生的、但模糊含混、尚未成形的东西，有时候会被我们的清晰的形式和理念遮蔽或简化掉。怎么从这种思路中解放出来，到现在为止，其实还是非常尖锐的问题，而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我们现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看清楚。面对这个在剧烈变化中的混乱复杂的时代，我们有时候想要了解，实际上没那么容易，而可能有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也因此，我们经常会产生迷惘和困惑的感觉，觉得不容易弄清楚。在这个情况下，企图接近现实的写作，它的形式本身，其实是需要一点点摸索的。如果忽略了这种情况，贸然要求它有一套清晰的理念和形式，这种理念和形式本身便是大有问题的。
我的想法是，宁可保留自己遇到的困难、含糊、混而不分的感受，而千万不要太着急得出一个清晰的世界图像和文学形式，因为这样得来的图像和形式，有可能是非常虚妄的或者引导我们远离自己最切身的感受的东西。当然对这个世界，了解得越多越好，越深入越好，但是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已然对之有了清晰的把握。这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摸索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如何把现实中这些复杂、困难的东西把握好，本身就是很大的问题，也正因为困难，摸索才有价值。就此来说，我倾向于直接的、尊重自己的切身的感受的、或者不那么着急形式化的表达。
贺桂梅(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刚才大家的争论非常有意思，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要把问题变成学理与感觉、理论与文学之间的简单对立。在我的理解中，这里也许有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关系。也就是说，包含着三个层次的理解，而不是二元的关系。
我想先说说我读了梁鸿的《中国在梁庄》的感觉。我读完这部作品的第一感觉是非常震动和震撼。我和梁鸿在经历上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在作品中我读到了许多熟悉的经验、感觉和对中国农村现实的一些基本印象，也读到了许多共同的愿望和诉求。所以我很佩服梁鸿，她做了我很想做、但没有勇气和能力去做的事情。第一次读完的时候，跟聂伟老师的感受差不多，也有些失眠，想起过去的许多经历，以及我所生活的南方乡村的那些历史与现实感受。
刚才听大家讨论，我在想我们可能需要重新思考什么是“文学的真实”。这其实也是我在读梁鸿作品时一直在想的问题。“文学的真实”应该是一种想象的、叙事的真实。梁鸿作品对真实的探寻采取的是一种“非虚构”的叙事形态。这也就意味着，目前已有的虚构文学本身出了什么问题，或者说我们对这种文学有许多不满的地方。它过于封闭、过于成熟，对现实的感觉过于程式化，或像刘志荣老师说的那样：“过于自信。”它对社会现实的表达处在某种“悬空”状态中。因此，才需要寻找另外的连接文学与社会、疏通文学叙事与社会生活之间的新的途径。这是我们今天讨论“文学的真实”的第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是梁鸿在作品中通过怎样的途径到达社会真实。她借助了人类学、社会学的一些基本方法，以田野调查的方式，通过人物口述、乡村生态的观察、社会问题的呈现等，对梁庄的生存样态进行了一种整体性的描述。这种对一个具体村庄的描述中所呈现出来的社会问题是普遍的。以我有限的经验，我觉得在我生活过的湖北农村，这些问题同样存在，她写到的许多东西和我们那儿很相像。梁鸿的小说标题用了一个很大的词：“中国”在梁庄，这也就意味着她尝试去揭示的是一种普遍的社会问题，她试图去表达的是社会问题和当下生存状况在普遍经验感知中的真实。在这样的意义上，她的小说打破了那种虚构文学的封闭状态，而通过自己对当下社会的调查、倾听、思索和整理，重新认知社会和重新进入社会。这种对社会问题的关切方式和准确呈现本身，就保证了这部作品的意义和价值。
不过我同样还关注“文学”在这部“非虚构”作品中扮演怎样的角色。这部作品不是定位于“纪实”而是定位于“非虚构”，表明它试图呈现的，并不是一种就事论事的真实，而是某种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的真实度。这也就意味着，人物、事件乃至梁庄本身，都不能完全在对照入座的意义上被理解。更重要的是，这部作品完全不回避叙事人的主观视野，甚至这构成了作品非常引人注目的部分。应该说，在读的过程中，我不仅震撼于梁鸿所展示的梁庄社会问题的严酷，同时还一直分享着某种“乡愁”式的感觉。在这部作品中，作为叙述者的梁鸿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是她在看、在倾听、在回忆和回想、也在自我反省和思考。这个叙述者在为我们提供着进入梁庄世界的人口。我认为梁鸿的文字表达和文学感觉非常好，她特别准确地传递出了乡村生活给人的“宁静”感和那种有所归属的沉沉的感觉。第一遍读完的时候，我在想，如果要给我对这部作品的阅读感受起一个题目的话，那大概可以叫“现代性的暴力和我们的乡愁”。这部作品呈现的固然是普遍的社会问题，但也是她的/我们的对于家乡现实的感受与体验。和梁鸿一样，我们这些有过农村生活经验的“70后”，离开家乡外出求学的时间是80年代后期。这段时间迄今，其实也是中国整个农村发生巨变的时间。在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中，村庄一直是一个自然的也具有自足性的最小社会构成单位。不过从80年代中期开始，几乎可以说现代化进程已经基本摧垮了这些村庄的原有形态。如果说现代化确实给中国农村带来了许多进步或便利的话，它也同时带来了更大的“暴力”。这也是农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原因。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许多社会学、人类学或其他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对中国农村的基本状况和社会问题进行过研究和讨论。所以，我也会去关心梁鸿的作品给我们带来的、比社会研究更多的东西是什么？
那或许是一种乡愁式的体认和共同经验的分享。刚才黄平用“返乡者”来描述这部作品的基本叙述结构，我想这大概正是这种“乡愁”式感觉的来源。作为一个重归家乡并且已经生活在它的外部但还保有许多关于它的经验和记忆的人，一个既在里面又在外面的人，来重新看、听、了解这个世界。在这个叙事过程中，我感觉到或许有比较浓的、一种面对“破碎”家园的感伤姿态。我虽然很喜欢这种叙事的感觉，但还是会想这种叙事本身可能带来什么问题。它构成了人们进入这个乡村世界的基本“透镜”。虽然梁鸿有很强的自省意识，不过这种经验和情调大概总会以不同方式传递到书写的过程中去，并在某种程度上左右着关于梁庄人的呈现方式。
在这样的层面上，黄平、李丹梦他们提出要有理论性的自我反省，大概是一种更高层面的要求。对于梁鸿作品已经达到的深度和高度而言，这自然是一种“苛求”。不过，我还是同意可能需要这个层面的思考。这里不再是简单的理论与经验(或文学)之间的对立，而可能是一种关于什么是“文学真实”的更高要求。在这个层面上，“理论”是一种打开新的想象力的动力，一种更广大的历史与社会视野出现的可能性。这里的“理论”不是哪种具体的理论，而类似于某种“社会的想象力”，是对于所有之前的社会经验、文学感觉和历史关切所做的某种整体性的提升吧。这其实也不是什么新问题。比如前些年讨论曹征路的小说《哪儿》，讨论所谓“底层写作”的一些作品时，人们也会谈到在社会问题之外文学还可以表现什么。我比较倾向于文学在呈现社会问题之外，还需要一种更能把握问题症结的历史的也是文学的想象力。在我感觉中，《中国在梁庄》的结尾部分有些“松懈”，读起来有些不满足。这自然也不是什么要求作品提供“光明的尾巴”之类的问题，而是在作品前面已有的叙事基础上，把它提升到某种更高层次的问题。文学表达区别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地方，或许在于它的整体性不是学理的、明晰的或概念化的，而是某种整体的情绪、情感的氛围，一种感性化的想象力。因此，文学总是直接作用于人心，它的“力量”也来源于此。对于这种感性化的想象力，一种新的历史与社会视野虽然不是全部，但却是以之为起点的。在这样的意义上，新的理论性的想象力与文学的叙事之间的关系，就不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想象、叙述世界的新的可能性问题。
刘頲(《文艺报》评论部副主任)：我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感受，今天下午关于《梁庄》的讨论是两种话语方式的交锋，一种是学院派的，另外一种是非学院的。如果进入到一个具体的文本，我还是只想从阅读文本的感受谈起。当代文学面临的现状，是当代文学面对现实的无力感，大家因此对当代文学产生不满足感。为什么会有这种无力感？为什么当代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对话能力受到了质疑？梁鸿对于《梁庄》的书写，恰是在探寻一种切入现实、阅读现实的方式。梁鸿的书写方式，是直接插到现实中去，一点点掰开，一点点品尝。读她的作品，第一是感动。一个人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姑且不用返乡这个带有启蒙意味的词语，如果是返乡，那我就要问，你凭什么摆出一副返乡者的姿态？你少小生长的土地上生活的人们，他们的生活就一定像你所想象那样的痛苦和不幸吗？为什么一个人可以凭自己的想象去控制或改变他们的生活呢)，梁鸿的“回乡”让我非常感动，这是要相当大的付出的。因为自己的家乡无论环境、硬件、民风，甚至是一点点儿时的记忆都已被一点点抹去的时候，这个故乡就越来越陌生了。梁庄对于梁鸿就像一个熟悉的陌生人，需要重新认识，这个认识，无论是体力上还是情感上，都需要相当大的勇气，要付出很大的努力，需要一份认真和诚恳。这种认真和诚恳在近来的“还乡”散文中，往往因为情感的飘忽浅薄而没有了泥土气和穿透力。当书写者以一种老去的口吻说着自己想象中一切时，那个文本的生命在它诞生之时就已经终结了。但《梁庄》起码让我们感受到了作者老实而诚恳的写作姿态，知道了梁庄的土地的颜色。也正因此，尽管这个文本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它也因为这种姿态而感动了我。从这一点来说，梁鸿是非常坦诚的，她的姿态放下去了，并不掩饰自己，她非常真实。但是这个真实也带来另外一个问题，梁鸿到底想要告诉我们什么？我的理解是，梁鸿是带着困惑走到那片乡土上去，走回到她的故乡，她想认识这个故乡，想解开她的困惑。也许她没有能够解开她的困惑，但是她很诚实地把困惑展现在我们面前。这个书写的实际行动本身，可能为当代文学如何介入现实、对接现实找到了一种方法。
第二，也有一点点的不满足。可能从事理论批评工作的人都会掉入惯性思维，习惯以理性的思考、严谨有序的语言来面对事物；而一旦进入到文学创作中，用什么样的语言、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去组织自己的文本，是梁鸿还需要进一步打磨的地方。任何一种文字或艺术，不管是小说、诗歌、散文、纪实文学，都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阐释和批评。以一种什么样的语调、什么样的方式去阐释它便是一个关系到文本成功与否的关键。对于任何艺术门类而言，细节都是非常重要的。具体到《梁庄》，作者的一些困惑和判断有时还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比如《梁庄》中写到一个清道哥，这是个曾经的乡村政治人物，他的今天，他的过去，他身上本身就已经有的乡村历史的烙印，不知是由于篇幅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仿佛刚上场就退场了。为什么那么快就让他退场？其实他身上很多的历史记忆可能会比作者后来出面说的那些话更具有说服力。这个文本里，作者的情感和思绪始终是处于非常有节制甚至是抑制的状态，或许梁鸿本来最想表达的就是她回乡的困惑，她作为一个年轻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面临的困扰，但从文本的表现力而言，让人物或者一草一木来说话，比作者自己说更具有说服力。这是我在文本阅读中的感受，有一些东西草草地走了，走得太快，在某一些细节上停得不够久，挖得不够深。
还有一个问题，梁鸿所呈现的梁庄的真实是属于梁鸿个人的，那么，这种属于个人的真实的书写如何才能具有历史的穿透力？我们所要求的真实究竟离真相有多远？就像今天大家说得很多的《杜拉拉升职记》，如果把它和《梁庄》放在一起探讨将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也许会对当代文学的理解从观念上、方法上有所收获。
杨俊蕾(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刚才听了各位的发言，有几点是一致的。第一，大家都因阅读《梁庄》而感动，我有同样的感受。第二，大家从感动出发，不约而同赞赏了梁鸿作为一个评论家在写作态度上的真诚和坦诚。第三，源自对文本中所传达的乡村经验的羡慕，我有同感，但羡慕的对象和大家不一样，不是羡慕她有乡村经验，而是羡慕她经历并完成了这一写作历程。这是一个非常诱人的写作经验。在我们头脑中不断被创作和构思的东西，叙述一旦打开就喷涌而出，梁鸿经历了这样的表达过程。作为一个阅读者，我的身份自觉也在有意识地转换。当我从她的文本中读到矛盾呈现的时候，我自己开始反思，是不是自己的阅读习惯使然？“非虚构”这三个字，包括《梁庄》体现出的写作观念，很容易和80年代的多种文学热潮联系一起，比如报告文学热，新写实主义或新现实主义，还包括90年代的“新新闻”小说，以及诗创作中强调的“及物的写作”和当代散文理论强调的“在场的写作”，等等。在梁鸿非虚构写作文本里面都能够听到或多或少的隔代回响。回到文本内部，作为一个阅读者，当阅读对我展现出障碍的时候，恰巧是叙述者本人在写作中出现感情、理性交叉变化的时候。《梁庄》文本内部存在三种声音的交叙：一是原发的少女回乡抒情，笼罩在淡淡的忧郁下。二是与此相对立，又有一个力图客观的公允倾听者。三是观察和倾听的记录之后，则是一个理性思辨的写作者登场。比如文中述及农民外出务工，一边记录村子里留守儿童的悲剧，一边设想可能的解决方法，类似思辨已经超出了客观的倾听。整个文本在这三种声部叙述中交替进行，互相编织。从现在的阅读来看，我作为一个阅读者，尽管在阅读过程中得到了很多欣悦，但因为阅读次数还没有达到第二遍，离文本距离太近，缺少对照反思。我希望《梁庄》这样的作品是启发性的作品，不仅是阅读对批评的启发，而且是写作对写作的启发。其实人人有记忆，有关怀，都会有这样一个所在让我们怅望。也许《梁庄》会成为一种启发，让每个人都有一个打开记忆、敞开叙述的态度。
刘春(《桂林晚报》副刊部主任)：本来我不想讲的，但不讲对不起东方航空公司，昨天飞机晚点了两个半小时，我就在候机厅里把《梁庄》看了一遍，看完之后，正好可以登机。我想，这应该可以视为我和《梁庄》的缘分吧。
我是农民出身，时常回老家，加上我的记者身份，所以梁鸿笔下的内容我都很熟悉，甚至名字都有相同的，比如里面有两个人叫春梅和巧玉，我老家也有两个同样的名字。整个文章就像一本“中国农民问题大全”。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常常产生幻觉，觉得读的不是梁鸿笔下的人物，而是我们村子里对应的人。而且非常奇怪的是，我读完以后突然发现，我是用我老家的方言而不是用普通话来读这个作品的。所以，也许城里的读者会感到新奇，我则是感同身受、莫逆于心，就像这部作品是我自己写出来的一样。
这些年我发现写农民生活的非虚构作品大多数都能引起一些反响，从几年前的《中国农民调查》，到后来的《农民，农民》，再到现在的《梁庄》。这反映出两个问题，第一，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城里人”巨幅增长，很多人对农村，特别对近十多年来的农村状况越来越陌生。第二，很多人对农民的生活太不关注了，太冷漠了。其实，文章里面提出的很多问题，展示的很多现象，只要你到农村待几天，你就能有所了解。我刚才虽然说过这些故事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并不陌生，但它们是有意义的、应该为更多读者所知晓的。而且，那些没有在农村生活过或者对农民生活比较陌生的读者，还会觉得非常新鲜，有的事情甚至会让他们震惊。所以，这个作品有其存在价值。有一点不满足的是，这个作品更多的是一种展示，一种即时反应，没有深入的挖掘。有些地方本来可以挖掘的，但是就像刚才那个发言的评论家说的，“走得太快了”。
从结构方面说。我在读这个作品的时候，感觉到有两点印象比较深刻。第一点印象是，文章的布局是经过精密考虑的，精密得有一点刻意，比如这一节写什么，那一节写什么，似乎都严格地规划过。这一方面让读者读得很清爽，但另一方面就缺少了行云流水的自然，事实上很多问题是互相缠绕、互为因果，不能截然分开的。第二个比较深刻的印象是，前半部分挺惨烈，挺精彩，后半部分比较舒缓，可读性相对弱一点。文章结束于对母亲的怀念，这种舒缓很好，很温暖。特别是读到哥哥在和父亲吵架后，拿着一把菜刀发疯般地跑到早逝的母亲坟前痛哭流涕，在坟前打滚，就像当年母亲还活着时我们对她撒娇一样。看到这个细节，我很感动。于是，当我读完整部作品时，我忘记了前面的种种不满。
最后我也想用两三分钟的时间讲几个我们村里的故事或者片段。我只讲故事，不做分析和评论。
第一个故事：我十年前清明节回老家的时候，因为才参加工作没几年，不懂事，回到老家我觉得我是一个城里人，是桂林人了，在村里不大习惯了，扫完墓我说，我要回桂林。我爸爸立即就瘫坐在门墩上哭了，像小孩子一样，在此前的二十多年里，我从来没见父亲哭过。弄得我们莫名其妙，手足无措。去年，也是清明回家扫墓，在扫墓回来的路上，我爸爸突然很伤感地叫我小名，说：你要是再不回来看看，我们村里的人事和田地你都不熟悉了。这是我长大后很多年里父亲第一次叫我的小名和第一次对我感叹。
第二个故事：和《梁庄》中某个内容相似，几年前我们村里面一个嫂子，也是因为丈夫出去打工，婆婆关系不好，整天吵架。后来实在熬得没办法，嫂子有一天拿起敌敌畏当着众人的面就喝了下去，全村人都跑到她家去，几个大男人把她按住。农村有一个非常流行的方式，就是给服毒者灌猪油，又滑腻又恶心，让她把毒药呕吐出来。还没开始灌，嫂子就吓得大叫，不要灌了，我没有喝农药，瓶里装的是水！这些人不管，还是灌。嫂子一边挣扎一边骂娘。第二天，这个嫂子又和头天灌她吃猪油的人一起打麻将，有说有笑的，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第三个故事：我家有七兄妹，大都出来在城里上班，但是我父母不大愿意出来，只有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之下或者暑假需要他们帮带小孩的时候，他们才会到城里和我们住一段时间，一忙完，又马上回老家。现在，村里很多人建起了两三层的水泥房，父母要我们凑个二三十万在农村老家也起一栋。我们说好像没有必要啊，都到城里了，房子建了也是白建。他们说不行，就是没人住，也要建，因为如果我们家不建房子，老人会觉得没面子——都说你几个小孩都在城市领工资了，怎么连一个楼房都没钱建呢？所以最近这段时间，我们几兄妹都在讨论建房子的事，半个月前已经拿出了图纸。
总而言之，农村生活挺复杂的，所以梁鸿能够写到这个程度已经很不错了，我也就不忍心批评了(有人插话：你实际上一直在批评)，我是批评加理解，先是理解之后的批评，然后是在批评之后的理解。其实，如果我能够写到这个程度，我也会对自己很满意的。
梁鸿(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首先要谢谢大家。我非常感动，大家这么投入、认真地讨论《梁庄》，这是我的荣幸，也是梁庄的荣幸。写《梁庄》并不是出于理论的需求，恰恰相反，是因为情感的需求。一方面是出于对自己生活和精神状态的不满意，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情景：故乡、大地和生活在大地上的亲人们。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精神，他们的痛与悲，一直是我的症结与痛处，我必须弄清楚这些，才能够继续走下去。我想回去，想真正了解他们的生存处境与情感状态。但是，当真正走进乡村，尤其是，当你不以偶然的归乡者的距离观察，而以一个亲人的情感进入村庄时，才发现，作为一个长期离开了乡村的人，你并不了解它。它存在的复杂性，它所面临的新旧问题，它在情感上所遭遇的打击，所蕴含的新的希望，你很难厘清，也很难理解。面对矛盾、复杂、充满疼痛的梁庄，我所有的知识储备，社会学的、人类学的、政治学的，都是失效的，它无法解释我所看到、听到和感受到的乡村，更无法进行某种历史的建构，我唯有倾听并记录。因此，如果说《梁庄》是一部乡村调查的话，毋宁说是一个归乡者对故乡的再次进入，不是一个启蒙者的眼光，而是重回生命之初，重新感受大地，感受那片土地上亲人们的精神与心灵。它是一种展示，而非判断或结论。我会认真思考各位所提的建议和想法，梁庄是我的出发点，我想我会以它为精神基点，进行更深更远的思考。再次衷心地感谢各位。谢谢。
李云雷：感谢梁鸿给我们写出《梁庄》这样的作品，今天的讨论大家都很踊跃，很充分，也有很激烈的争鸣，这说明大家对这样一个作品有很大的兴趣，我觉得这不只是一部作品，可以让我们欣赏，而且它可以让我们重新认识自我，重新认识这个世界，重新认识文学，重新打开了文学的边界，让我们重新思考一些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