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理论及其现实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我批评论文,批评论文,现实论文,理论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5)02-0083-07 作为党的三大作风的倡导者、践行者，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起就敢于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武器，开展积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后，毛泽东从理论上阐明了为什么要、怎样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今天，重温毛泽东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理论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批评与自我批评理论的逻辑展开 毛泽东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中，就注意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 1921年1月28日，毛泽东复信湖南学生联合会会长彭璜，就各自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的不足做了深刻、尖锐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就自我批评来说，毛泽东剖析说：“弟两年半以来，几尽将修养功夫破坏：论理执极端，论人喜苛评，而深刻的自省功夫全废。”就批评来说，更是列出了彭璜身上存在的十大缺点。主要包括言语不够爽快，态度不够明决，谦恭过多而真面过少；感情及意气用事而理智缺失；时起猜疑，又不愿明释；少自省，明于责人而暗于责己。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彭的批评直接、不留情面。最后，毛泽东将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修身养性功夫提升到拯救世界的高度，认为“吾人有心救世，而于自己修治未到，根本未立，枝叶安茂？”① 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毛泽东非常重视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批评党内的错误倾向。 1927年8月7日，毛泽东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作了发言，对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不重视武装斗争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指出孙中山手下的蒋介石、唐生智等人都是专门从事武装斗争的军人，而我们只重视民众运动，不重视武装斗争，势必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在讲话中，毛泽东首次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观点，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最初表达形式。 上面两段文字说明，此时毛泽东还仅仅是自发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武器，还没有上升到自觉的高度，诸如为什么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目的、应注意的事项等元理论问题没有进行探讨。 此后，毛泽东在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武器时则渐趋自觉，体现在对与之相关的元理论的阐发。1929年12月，毛泽东在为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撰写的决议的第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首次将批评区分为组织的批评与非组织的批评，主张组织的批评，反对非组织的批评。在毛泽东看来，非组织的批评表现为两种形式：批评变成了对个人的攻击，批评变为党外批评。毛泽东不但主张纠正这两种批评，而且提出了纠正的方法。在该文中，毛泽东还提出了应注意的事项：批评的对象应是原则问题而不是枝节问题，指出党内批评如果只聚焦小的缺点方面，人人就会变成谨小慎微的君子，就会忘记党的政治任务。 毛泽东还多次阐述了在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必要性。1937年9月，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中指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号召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要拿起这个武器。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形象地指出：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这种打扫和洗涤就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为了使暴露的问题得到切实解决，毛泽东主张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必须公开进行，接受其他党员和党外人士的监督。1942年3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关系的决定》，毛泽东在讲话中要求：“我党必须实行公开的自我批评，不怕家丑外扬，隐瞒是不能教育党员的。今后凡重要问题，都要召集大的会议，征求同志们的意见。中央要听同志们的意见，党要听党外人士的意见。党员只是百分之一，我们要听百分之九十九人士的意见。共产党的作用，就是要集中人民的意见，作出决议，并坚持下去。”② 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从多层面阐明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理论问题：其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宗旨或指导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其二，批评者应有的态度：“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其三，被批评者的应有态度：“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其四，批评者的权利，被批评者的义务：“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其五，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目的：“团结——批评——团结”。 新中国建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毛泽东依然主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1962年1月，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种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③在讲话中，毛泽东依然强调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唯一方法，并主张实行民主集中制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础。为此，在讲话中他号召党的领导干部要发扬民主，要启发人家批评，要听人家的批评；自己要经得起批评，要采取主动，先作自我批评。他还率先作了自我批评：“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④ 二、毛泽东批评与自我批评理论的四重根据 首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引导。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主张共产党及其党员应开展积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使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确信：“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⑤这实际上表达了“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的观点，而主观世界是以观念、意识的形式存在的，要改造它、提升它、纯洁它，离不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不仅个人思想境界的提高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党组织之间良好关系的建立也需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恩格斯曾在各国工人阶级政党会议上强调：“团结并不排斥相互间的批评。没有这种批评就不可能达到团结。没有批评就不能互相了解，因而也就谈不到团结。”⑥ 列宁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根据、途径等方面作了更多的阐发。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断言：“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进而又教育和训练群众。”⑦ 在中央苏区时期，延安时期，毛泽东通过各种渠道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继承了经典作家有关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理论。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修身养性、培养理想人格理念的熏陶。 人性由天性和德性构成，天性指人的自然属性，有自私、趋恶的一面；而德性是指人的天性经由一定的伦理道德学说培育而成的性格、情感、意愿等。正因为人的天性中有自私、趋恶的一面，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批评与自我批评，将它作为修身养性、培养理想人格的重要环节。孔子提倡并践行“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⑧。这里的“省”就是“反省”、自己自觉检查、自我批评之意，可见孔老夫子非常重视自我批评。孔子的弟子曾参坚持和发扬了这种自我批评精神，认为如果一“省”还不够，则应“吾日三省吾身”⑨。孟子则称赞“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⑩。有过则喜就是闻过则喜，子路听到他人批评自己的过失、错误感到欣喜。孟子在这里将孔子、曾子对自我批评的推崇扩展到对批评的认同、褒扬。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毛泽东，自然会受到上述言论的浸润。 再次，中国共产党人根本宗旨的要求。 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根本的价值取向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其根本宗旨。它要求共产党人把党和人民的利益置于最高的位置上，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首先想到党和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正因为如此，毛泽东要求共产党人不必害怕、顾忌他人对自己错误言行的批评。“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如果我们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11)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要求革命者和共产党人舍弃遭到他人批评的错误观念和不当措施。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动情地指出，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应当丢掉那些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要拒斥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清洁的面貌、侵蚀我们健全的肌体。 最后，克服党内因利益偏差导致的思想和作风不纯的需要。 毛泽东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理论除了上述三个根据外，一个更重要的根据是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会因利益偏差导致思想和作风不纯。1937年，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12)毛泽东的这段话包含了这样三层含义：其一，党内思想斗争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党员之间、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之间利益偏差、对立乃至矛盾的体现。因为阶级之间的矛盾对立，实质上是经济利益的矛盾对立。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虽然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但其党员大多数出身于小资产阶级，而出身于工人阶级的并不多，这使得党内的利益差别更加突出。而新旧事物之间的矛盾对立，也往往与经济利益的对立相关。其二，党内利益偏差导致的矛盾是正常现象，只要党组织存在，这种矛盾就会存在。其三，解决党内矛盾的手段是采取思想斗争，也就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正因为认识到党员之间、党员与党的领导之间存在利益上的差别，毛泽东号召党员、党的领导干部不但自己要舍弃个人利益，而且要与追逐个人利益的现象作斗争，也就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13) 三、毛泽东批评与自我批评理论的双重功能 首先，毛泽东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理论孕育了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 作为党的三大作风之一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是指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对党员干部之间彼此的思想、工作、生活等方面的不足、缺点、错误自觉地进行反省、批判的一贯态度、行为风格。笔者认为，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要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理论的引导，批评与自我批评实践的坚持。 理论上的自觉是实践上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前提。没有理论上的自觉，党内同级之间、下上级之间、上下级之间也可能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但这种自发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难免因目的不明、动机不纯、方针不当而达不到预期的目的，难以坚持下去；上级能否接受下级的批评更是带有偶然性，会因心绪的好坏而不同。 而有了理论上的自觉，对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相关理论把握全面、体会深刻，在实践上就会乐意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党员、党的领导干部从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高度、从培养理想人格的高度、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高度、从共产党人根本宗旨的高度把握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根据后，便会乐意开展。对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针、动机、方法、要求、目的等深刻理解后，便会正确地开展，从而实现预期目标。乐意与正确相结合，批评与自我批评自然能坚持下去。 正如文章第一部分所阐明的那样，毛泽东在批评与自我批评方面有着理论上高度自觉，对相关的元理论作了开拓性的探讨。正因为如此，他在工作、生活、人际交往等实践中能一贯地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除了前面提到的对彭璜、陈独秀等人的批评外，毛泽东在革命生涯中还常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1941年8月2日，他在致萧军的信中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14)这封信的字里行间体现了毛泽东对萧军这位知识分子的批评与爱护。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的讲话指出：“我们必须谨慎谦虚，不要骄傲急躁，要戒骄戒躁。谦虚就不骄，就可以戒骄。从前讲‘大贾深藏若虚’，做生意的人本钱大他就藏起来，如像没有一样。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要保持谦虚。在我们的历史上也有这样的教训，就是大不得，小了就舒舒服服，没有事情，一大就胀起来了，脑壳胀得很大，骄傲起来了，心里也躁了，躁得很。”(15)这段讲话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处于顺境时就放松警惕、骄傲自大，最后遭到失败的教训进行了反思，提出了批评，告诫全党同志在未来的革命征程中应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在这次大会的结论中，毛泽东要求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怀有愧欠地方之心，当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犯了错误时，应允许地方同志批评。 正是毛泽东理论上的自觉，实践上的坚守，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理论和实践渐渐孕育了中国共产党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成为共产党人对待工作、学习、生活中缺点、错误的一贯态度、行为方式。批评与自我批评理论对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的孕育包括两个关键步骤。一是信念的形成。就是将批评与自我批评理论内化为自己的坚定信念，转化为带有意志特点的内在驱动力。也就是说，将党员、党的领导干部理论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自觉转化为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坚定信念，转化为内在的意志驱动力。二是意志的驱使。意即在意志的驱动下当遇到错误的言行时就能立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经过反复习染，就成为一种习惯、而习惯成自然，成为作风。 坚定的信念、意志的驱使，使中国共产党人上至党的主席，下至普通党员，在工作、学习、生活中养成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正因为如此，毛泽东自信地说：“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标志之一。”(16) 其次，毛泽东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理论催化了党的密切联系群众作风的形成。 从理论方面看，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毛泽东倡导、践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最主要根据。党员、党的领导干部言行损害了群众的利益，上级损害了下级利益、中央损害了地方的利益都应当受到批评，都要进行自我批评。正因为如此，他主张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必须公开进行，接受其他党员和党外人士的监督；接受非党员普通群众的监督。 这种党外人士、普通群众参与的公开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推行，有力地催生了密切联系群众作风的形成。党的干部对自己的不当言行进行公开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一般包括以下环节：个人自我反省，自我检查缺点、错误；组织、他人包括普通群众的教育帮助、查找问题；剖析产生问题的原因；提出今后的整改措施。党外人士、普通群众参与了上述环节，亲眼所见自己的批评意见得到听取，也把握了被批评者产生不当言行的原因，得到了限期改正的承诺，心中的不满、怨气自然消退了许多。而当被批评者在工作、生活、学习上真正改正了缺点、错误时，批评者心中代之而起的往往是认可、钦佩。也就是说，与党外人士、普通群众的关系就会渐渐密切起来。 延安时期的1941年，毛泽东曾两次被群众诅咒为什么不被雷电劈死。面对尖锐的批评，他不是去整群众，而是认真分析，检讨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中存在的缺点、错误，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予以纠正，从而唤回了民心，与群众的关系日趋密切。这些措施包括：实行精兵简政，少征公粮，开展大生产运动。正是目睹了这些事件的妥善处置，陕北群众自发地唱响了“东方红”，视毛泽东为人民的大救星。心里惦记群众的疾苦，亲自了解群众骂人的原因，体现了毛泽东深入群众，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在毛泽东的感召下，中国共产党人养成了密切联系群众，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的作风。正因为如此，陕北的群众才会高歌“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 四、毛泽东批评与自我批评理论的现实价值 今天，重温毛泽东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理论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首先，批评与自我批评依然是解决党内思想斗争的重要手段。战争年代，党员、干部和普通群众的根本利益一致，这就是流血奋斗取得革命胜利，而无暇顾及个人私利，残酷的战争环境也没有多少利益给人以诱惑。换言之，革命战争年代鲜有因利益偏差导致的思想和作风不纯。毛泽东时代总体上说经济不发达，物质匮乏，强调公平、平均，铁腕治腐，党员、干部与普通群众的利益基本一致，因利益偏差导致的思想和作风不纯也不多见。改革开放以来，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对怎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缺乏制度规范，致使党的领导干部以权谋私的现象日渐增多，因利益偏差导致的思想和作风不纯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不少领导干部在追求金钱、地位、美色、荣誉的歧途上倒了下去，沦为人民的罪人。为克服党的领导干部因利益偏差而导致的思想和作风不纯，有必要重温毛泽东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理论及其实践，从中得到启迪，净化心灵，提高觉悟，造就理想人格。 其次，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关键和实质。 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强调要以解决“四风”问题为重点，贯彻“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照镜子”“正衣冠”，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要作好自我检查、自我反省与自我教育，“洗洗澡”“治治病”，则是要充分发挥组织、同志的批评教育与互帮互促作用，达到自我批评和相互鉴戒的目的。从这层意义上说，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关键就是要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目的之一就是促使党员干部反思自己的言行是否反映人民群众的心声，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是否有违法乱纪的情形。为此，一方面必须开展批评，要求党群之间、干群之间、党员之间、党员干部之间对彼此的言行是否符合党的群众路线做出鉴别，肯定其优点，批评其不足。只有这样，才能在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过程中发扬优点，纠正不足。另一方面要开展自我批评。党员、党员干部的言行既有显露于外为他人了解的一面，又有比较隐秘不为人知晓的一面。批评只能指向前者，而不能指向后者。对于比较隐秘不为人知晓一面言行中的失误、过错则只能凭借自我批评。 再次，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领导人民朝着正确方向前进的重要保证。受主观条件的局限，任何政党、任何个人在实践过程中都不可能不犯错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之处，不在于她没有犯过错误，而在于她能够认识自己的错误，采取切实的措施改正错误，不断前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克服肌体内的错误倾向，确定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在曲折中前进的结晶。而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辨别真理和错误的理论水平，二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勇气。而要修正错误，既要开展自我批评，也要开展批评。1945年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分别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集中体现，又是带领人民奔向光明未来的保证。可以说，正视错误，采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修正错误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政治优势。 收稿日期：2014-12-08 注释：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 ②《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9页。 ③《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18页。 ④《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37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0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23页。 ⑦《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7页。 ⑧《诸子集成·论语正义》，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100页。 ⑨《诸子集成·论语正义》，第6页。 ⑩《诸子集成·孟子正义》，第161页。 (1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页。 (1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6页。 (13)《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1页。 (14)《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4页。 (15)《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5页。 (16)《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