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参与功能分析：政党研究的一种新范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政党论文,政治论文,功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政党与政治参与都是现代政治学研究中的重要名词。中外政治学学者对这两个问题的单项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俯拾皆是，但把它们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则显得相对薄弱。国内学术界自20世纪80年代初译介西方政治学以来，尤其是在研究西方国家政治过程时已经开始意识到西方国家的政党在政治参与中的重要作用（注：以研究美国政治制度为例，参见陈其人等著的《美国两党制剖析》（商务印书馆1984年）、李道揆著的《美国政府与美国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谭君久著的《当代各国政治体制——美国》（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等著作。），但是系统地从理论上论述这个问题以及探讨其对当代中国政党政治的意义则几乎是一个空白（注：从有关中国政党制度的有关论著中可以证明这一点。）。本文认为，尽管从公民参政的角度研究政党政治是西方学者在西方式政党制度下研究政党问题的一种比较成熟的研究范式，但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实际上也非常强调发挥政党在公民参政中的重要作用，而充分发挥政党在公民参政中的作用对于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
研究政党的政治参与功能，是现代西方政治学学者研究政党时广泛采用的一种基本范式。在西方学者看来：1、 政治参与是影响或试图影响公益分配的行为；2、 政治参与是旨在影响国家或地方政府的行动或有组织的平民的行动；3、 政治参与是个人或个人组成的集体有意或无意地支持或反对、改变或维护一个政府或团体的某些特征的一切行动和不行动；4、政治参与是在政治体制的各个层次中， 意图直接或间接影响政治抉择的个别公民的一切自愿行动（注：参见帕特里克·J· 孔奇：《政治参与概念如何形成定义》，载《国外政治学》1989年第4 期。）；5 政治参与是指“参与制订、通过或贯彻公共政策的行动”。（注：《布来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63 页。）因此，他们认为，政治参与是指公民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合法途径影响公共政策以使其有利于自身利益的行为。而在西方学者的研究视野中，政党是公民参政的基本形式之一，因为：1、 政党是政治体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把公众的意志带到政府系统中去；2、“政党把人民同政府联结起来”，（注： GiovanniSortori,Parties and Party System: A Frame for analysis(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pp.25.）是利益表达和利益聚合的组织；3、 政党是“把公众偏好变成公共政策的基本制度形式”；（注：V·O·Key,Politics,Parties and Pressure Groups,5th edition (New York,Cronwell,1964)pp.432.）4、 政党是“由社会上的政治积极分子组成的集团，它们致力于控制政府权力，为获取公众支持而与其他集团进行公开竞争”； （注： Sigmund Neumana,Modern Political Parties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6)pp.396.）5、政党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制度机制， 作为公众与政府之间的联系中介，它提供了一种能将公众的利益要求与偏好信息传递给公共政策制订者，从而影响公共政策的稳定的组织机制。对个人而言，政党通过发挥政治参与中介作用，有助于使政府被理解，使公众参与富有实际意义。（注：Dennis·S·Ippolito,Thomas · G · Walker,Political parties,Interest groups,and Public policy:
GroupInfluence in American Politics ( Prentice — Hall
Inc,Englewood Cliffs,N·J·1980)p.1.）这种研究范式采用了二战后西方政治学研究中兴起的行为主义研究方法，即主要采用定量分析、实证研究和归纳方法，注重客观性描述，回避对现象的本质分析与价值判断，是一种经验研究。这种范式是建立在详细占有丰富的实证材料基础之上的，尽管未能揭示出所研究对象的实质，但能够提供许多有价值的实证分析材料，也不失为一种可借用的分析工具。
与西方学者的研究相比，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并未明确地将政党与政治参与联结在一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忽视了政党的政治参与功能。从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主要采用定性分析方法，把政党与阶级利益紧密结合起来，科学地抽象出了政党的阶级实质，指出政党是代表一定阶级根本利益的政治集团，是阶级斗争的主要工具，认为“各阶级政治斗争的最严整、最完全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各政党的斗争”。（注：《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27页。 ）对西方资产阶级政党，他们透过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的不同阶层、集团和派别之间的矛盾与斗争集中表现为资产阶级各个不同政党之间的斗争，是资产阶级内部不同阶层、集团和派别之间的经济利益矛盾在政治上的反映；它们为了“瓜分和重新瓜分官吏职位这种‘赃物’，在不改变资产阶级制度基础的情况下为争取政权而进行着斗争。”（注：《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97页。）
在深刻揭示政党阶级本质的同时，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认为：政党通常代表一个阶级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和全局利益，是本阶级利益的最高代表，在实现其阶级使命时，都是由政党带领本阶级进行斗争；因为“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文明的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注：《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1页。）而且，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还认为：政党要通过制订行之有效的政治纲领号召群众，争取群众的信任与拥护，通过一定的组织把本阶级成员联系起来，共同行动、实现本阶级的目标，因为“任何负有远大使命的政党的第一个任务，都是说服大多数人民，使他们相信这个党的纲领和策略正确。”（注：《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95页。）所以， 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在对政党进行定性分析和规范研究以揭示出其阶级实质的同时，实际上也注意到了政党的政治参与功能，即政党带领本阶级成员实现其阶级利益的功能。而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在总结经验教育，加强与改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时，总是强调要密切党同人民的联系，强调要走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实际上从实践中证明了发挥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参与功能的重要性。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国内政治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往往只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对政党阶级本质的揭示，而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对政党功能的具体分析；以致在分析资产阶级政党时，往往在不了解甚至回避经验材料的前提下，满足于援引几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文以作出价值性评判，多是从概念和原则出发，用过去的现成话来硬套纷繁复杂、不断变化的客观现实，忽视、回避甚至拒绝对具体现象的研究，使理论研究脱离于现实客观实际，把单一的本质与繁复的现象、历史趋向与现实生活混为一团，自然不能客观反映当代的实际政治过程。这种研究思路，在方法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在结论上则可能曲解了马克思主义。
在政治学研究中，“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要求把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即对各种政治现象既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定性分析，也要任用现代科学手段，求得大量的经验材料，进行定量分析，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规范分析，在规范分析的指导下进行经验研究”。（注：张友渔、石啸冲、王邦佐、王沪宁：《政治学》，载《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版。）因此，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指导下，吸取西方学者在政党研究中积累的丰富的经验材料，是研究政党的政治参与功能的科学方法。而只有把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结合起来，才符合马克思主义；只有把“政治实际状况和矛盾分析与政治思想价值矛盾分析结合起来”（注：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8页。），透过大量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揭示出问题的实质，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
在当代西方国家，体制内政党在协调资产阶级内部矛盾的过程中，表现为各政党用纲领、政策和领袖的个人魅力在公开的选举竞争中争取选民的支持，并以选举竞争中所形成的“人民的公意”作为合法执掌国家权力的依据；而各政党为了获取执政权，就不能不在维护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的同时，尽可能地反映公民的政策选择和政治意愿，从而使政府建立在“人民同意”的基础之上，使政府系统民主化，这无疑是一种民主的进步。所以，西方国家的主要政党在本质上维护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的同时，客观上为公民参政提供了制度机制，政党通过发挥公民参政的组织和中介作用，使公民参政更容易和更有效地得以实现，公民则通过政党影响政府行为和公共政策。而在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作为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者，通过走群众路线，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将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反映为公共政策。
二
西方学者一般认为，政党是适应公民政治参与扩大的要求而产生和兴起的。在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发展过程中，随着公民普选权的逐渐获得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公民要求参与政治过程，相应地就必须一种组织和协调公民参与政治的机制，而“政党就是随着公民选举权的扩大，以及各种集团试图通过动员选民去支持那些对不同利益都有吸引力的政策以谋求公职而得到发展的”。（注：[美]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42页。）从政治过程上看， 投票是普通公民控制政府的制度化了的最为有效的手段，是选民采取的旨在使当权者能对其决策负责的一种手段；通过定期选举中的投票，公民可以向决策者公开表达政治意愿。但是，投票式参与作为一种个体式参与形式，具有诸多局限性，在政党兴起之前尤为明显；在大多数情况下，公民的政治意愿很难通过投票得到有效表达，原因在于：1、 选民投票的标的不是某项政策，而仅仅是政策之载体——候选人，而大多数候选人为了争取尽可能多的选票，一般不明确表明其政策立场，投票人也就很难通过选择某位候选人而影响具体政策；即使候选人有明确的政策倾向，也因为大部分选民对之知之甚少，很大程度上只是根据一些与政策无关紧要的其他因素投票，使得投票与政策选择之间并无直接联系。所以有学者指出，“投票传递给领导人的有关公民喜好的信息甚少，投票投给这个候选人而非那个候选人这一点所包含的信息，不足以反映公民的明确的喜好”。（注：[美]波尔斯比等：《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册，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00页。）2、选举是一种定期性行为，因此投票式参与不可能连续不断地进行，这样在两次选举之间往往存在一个间隔期，而一旦在这期间，公民通过投票式参与把自己的权利委托给其代表，在缺乏其他配套机制的情况下，即使代表违背了公民的政治意愿，选民似乎对此也无能为力。卢梭就曾经说过：“他们（指英国人）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期间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了”。 （注：[法]卢梭：《社会契约论》， 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25页。）3、对于普通选民而言，有效的投票式参与是建立在完整获得关于公共事务及候选人相关信息的基础之上的，但获得这些信息是要支付一定的时间、人力和物力成本的，而一般选民无意于支付这些成本；同时，“群众往往不仅信息匮乏，而且对自己所占有的信息进行分析归类方面也显得无能为力”。（注：[美]托马斯·R·戴伊等：《美国民主的嘲讽》，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1页。）这样投票式参与的有效性也受到限制。4、 单纯的投票所显示的政策偏好往往是千差万别的，要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政府公共政策，决策难度及决策成本的无限增大可想而知；没有政党的引导，选民在选举中很难作出真正有意义的选择，同时也很难保证其选择能够在公共政策中有所反映，投票式参与也将失去大部分价值。5、 公共选择理论也用缜密的分析论证了以多数原则为基础的投票制存在诸多缺陷。例如，存在一种“投票悖论”现象，即在运用简单多数制进行集体选择时，会出现投票结果随投票次序的不同而变化，投票的结果取决于方案的排列顺序而不是方案本身的优劣的现象。（注：参阅汪翔、钱南：《公共选择理论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34页。）
而政党兴起以后，通过政党的有组织的活动，把散落的、繁杂的个人意志聚合起来形成“公意”，并以此为基础建构国家的上层建筑而治理国家与社会。政党通过组织公民选举和综合公民利益表达而形成其政纲，使选举制度得以顺利实施；选举竞争中获胜的政党负责组织政府，在其政纲的指导下推行公共政策，从而把公民的政治参与与政府的公共产品生产联系起来，把选举制度与代议制度连接在一起，从而确立了代议制民主。
政党在公民参政中的作用体现在：1、 政党简化了公民参政的程序，降低了参政的成本。政党作为一种解决“民众参政危机的制度机制”，（注：[美]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39页。）之所以能吸纳为数众多的公民参政， 就是因为政党组织本身有着良好的政治参与成本—收益结构。尽管西方国家的政党没有建立类似列宁式政党那样严密的组织体系，但适应各国现实政治过程的需要，基本上也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套相对完善的组织。而正是这一组织的存在，首先简化了公民参政的程序，它使得公民在推举公职候选人、收集有关公共事务和候选人的信息乃至作出最终选择等方面的基本程序都大大简化了。在西方国家，众多的政府官员都由选举产生，如果没有政党组织的活动，选民将面对无以数计的以自我提名形式产生的候选人，而且每个候选人都力图基于私人友谊、血缘亲属关系以及地位和名声等取得选举中的优势，最终结果的产生也只能在这些候选人中 进行旷日持久的博弈，这使普通选民很难在短期内作出理性的选择；而政党组织的活动，可以使选民通常依据自己的党派认同感或公共政策取向直接作出选择，从而简化了信息收集过程，因为政党组织推出公职候选人的同时也代表着其政策纲领，公民无须知道若干个别的候选人，只要了解候选人所属政党的政绩和名声，就能迅速作出选择，而各个政党的活动也有助于吸引选民注意反对党的失败和本党的成功，选民无须去花成本收集信息，因为信息本身是源源不断的。所以说政党组织的活动，“使问题两极化，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从而使选民可能作出理性的选择。”（注：Hugh A·Bone,American Politics and Party System(Mcgraw—Hill Book Company,1974)pp.22.）其次，政党通过简化公民参政的程序，降低了公民参政的成本。政党组织的存在，一方面可以通过其组织机制集中个人的人力、物力去获取尽可能多的相关信息，而公民个人则由于政党组织中的信息共享机制节约了获取相关信息的成本，否则，“选民就要对日常政治事务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注：FredI·Greestein,the American Party System and the American People (Prentice — Hall Inc, 1963) pp.35）另一方面，政党组织通过组织选举，降低了个人作出选择的所需成本。总之，政党组织为选民所提供的服务，“大大降低了选民作出政治选择的时间和能量耗费”。（注：Fred I·Greestein,the American Party System and
theAmerican People (Prentice—Hall Inc,1963)pp.35）2、政党使公民参政秩序化，增强了公民参政的效能感。在政治过程中，公民的利益表达不仅千差万别，而且充满矛盾与冲突，而政党则是缓和冲突的制度化机制，“政党能使为数众多的选举人从混乱的状态中实现秩序化”。（注：转引自杨百揆：《现代西方国家政治体制研究》，春秋出版社1988年版，第54页。）政党通过利益聚合，使为数众多的利益要求被吸纳进入政纲，从而“以一种制度化的公共利益取代了四分五裂的个人利益”（注：[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74页。），使公民参政进入秩序化轨道。而实际上， 只有当公民参政秩序化时，才有利于实现其收益，增强其参与效能感，因为只有在秩序化的政治参与中，公民的利益表达才能被顺利地输入政治系统而影响公共政策。这是因为：1、 政党组织通过向选民提供与选举有关的信息，使选民对公职候选人和公共政策能获得较为详细的了解，有可能作出理性的选择；而政党组织使选民的选择两极化，提高了参选人获胜和实现选民意愿的机率。2、 由于政党的竞选纲领是在吸收民意的基础上形成的，而竞选纲领往往是政党在政府运作中的行动指南，因此公民对政策的选择可以通过政党直接输入政府系统。3、 政党建立了公民与公共政策制订者之间的沟通渠道，使政策制订者能够及时吸纳公众的意愿而适时调整政策；而通过定期的选举，使公民感到能够通过政党影响公共政策，因为“选举为选民判断政府的既有表现提供了机会，而政党则是这种后顾性判断的焦点；政党链环也许只能提供关于个人政策偏好的有限信息，但通过周期性选举，却能够对在职官员施加相当大的压力”。（注：Sidney Verba and Norma·H·Nie, Participationin America:Political Democracy and Social Equality (New
York,1972)pp.47～48.）而且，有时候单个选民的影响似乎微不足道，但借助于政党的影响，则无法被政府政策制定者所忽视，因为“政党的竞选活动扩大了选民的影响，完全超过了一张选票和一个人投票行为的影响”。（注：John A·Crittenden, Parties and Elections in theUnited States (Prentice—Hall Inc,New Jersey,1982)pp.179.）4、政党式参与中的一些附加收益也会增加公民参政的效能感，如在选举中，政党积极分子可以获得比普通选民更多更详细的相关信息，得到政党支持的候选人获胜的可能性高于一般候选人，为政党活动作出重大贡献者也会有丰厚的回报等。因此有学者总结说，“随着参与的扩大，政党出来组织参与，随着政党的发展，它又促进了参与的扩大”。（注：[美]波尔斯比等：《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册，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10页。）
从西方学者的研究来看，政党作为沟通公民与政府间联系的链环，为公民参政提供了制度化渠道而保证了政治体系的合法性与民主性，这也正是政治过程中政党存在之必要性的基本原因；而更重要的是，政党通过组织公民参政，在公民参政与政府实际运作之间设置了一个“过滤层”，把公民参政限制在政治体系所能容纳的范围之内，从而保证了政治体系的合理性。对此，利普塞特指出：“在每一个民主政体下，社会集团的冲突都是通过政党制度表现出来的，政党制度在根本上表明了阶级斗争向民主形式的转化”。（注：《布来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73页。）当然， 政党在组织公民参政过程中，宣讲现存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与合理性，营造一种“主权在民”的氛围，这种政治社会化功能的有效发挥也会对政治体系的稳定产生积极作用。
三
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由传统计划经济社会向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转型过程之中，由于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利益主体的逐渐成熟与社会利益群体急剧分化，这种经济社会格局的重大变革必然引起人们政治观念和行为特征的深刻变化。人们的社会责任感、主人翁意识增强，公民关心政治，投身改革，形成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政治参与新格局。在公民积极要求介入政治过程的基本趋势下，传统社会体制与利益格局逐渐解体，而新的约束机制尚未成型，社会利益分化造成的利益矛盾与纠纷将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各种利益矛盾也日益表面化，而改革过程中所引发的大量社会问题及执政党的腐败等，已经不同程度地削弱了历史形成的合法性。形成于计划经济社会且至今仍起主导作用的动员式和运动式公民参政机制，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新的需求，因为“社会——经济发展促进政治参与的扩大，造就参与基础的多样化，并导致自动参与代替动员式参与”（注：[美]塞缪尔·亨廷顿：《难以抉择》，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69页。）。在发展市场经济初期，人们的注意力由于经济利益的驱使会出现暂时的转移，但政治与经济的密切关系又使人们不得不关注政治过程。我们现有的公民参政制度化程度还很低，政治参与制度资源严重短缺（注：参见赵海月、戚焕民：《影响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十个因素》，《长白论丛》1996年第2期。）， 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社会要求的公民参政机制仍然十分艰巨。后现代化国家在政治制度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贸然启动政治民主化进程，不仅危及政治社会稳定，还极有可能葬送整个现代化进程；但是，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公民参政趋势也是无法抑制的，因为市场经济社会必然要求实现政治民主化。在目前政治制度化整体水平还不高、还难以有效容纳公民日益增长的参政要求的情况下，与其坐等未来才能实现的政治制度化，不如积极开发和利用现有制度资源，充分发挥政党的政治参与功能，形成有效的社会利益整合机制，拓宽政治参与渠道，为政治制度化的顺利推进创造一个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而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当是明智之举。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已经培养了与人民的鱼水深情，有密切联系群众和走群众路线的光荣传统，而且其掌握的政治经济社会资源无与伦比，这是当前最重要的制度资源；只要积极加以开发利用，形成有效的社会利益整合机制等，保持改革、发展、稳定的平衡，完全可以实现中国政治发展的顺利推进。在这种背景下，研究和借鉴西方国家政党的政治参与功能，无疑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实际上，毛泽东当年总结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的成功经验时，已经从理论上触摸到现代民主政治的脉搏；今天，江泽民总书记再次强调，党要密切联系群众，只要有人民的支持与拥护，我们党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我们的事业就一定能够成功。中国共产党在夺取与巩固政权的过程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形成了与人民的血肉联系；在新形势下，只要我们党坚持发扬优良传统，时刻从人民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发挥政治参与功能，既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参与要求，又将这种参与整合进入制度化轨道，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目标就一定能够顺利实现。更重要的是，我们党能切实代表和反映人民的利益，只要顺应时代要求，完全能够发挥出比资产阶级政党更真实、更有效的政治参与功能，不仅在形式上可以满足公民日益增长的参与要求以体现民主的形式，而且在实质上可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以体现民主的真实内容，这也正是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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