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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H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310(2000)02-0013-07
1 佛教文化的传入
中国佛教源于印度佛教，它既是对印度佛教的继承，又是对印度佛教的发展。
佛教在传入中国内地之前，已在西域地区广泛流传。自汉武帝时代开辟对西域的交通以后，西域各国与中国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往来十分频繁，从而为印度佛教的传入准备了条件。
但是，佛教传入内地的最初年代，现在已经很难确定了。有关的传说很多，其中下面两种说法比较可信。
在裴松之所注的《三国志》中，曾引用曹魏鱼豢所著《魏略·西戎传》内容，其中有关于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者伊存向博士弟子景庐口授《浮屠经》的记载，大月氏在公元前130年左右移居大夏，其时大夏已有佛教流传。大约在公元1世纪时，大月氏建立的贵霜王朝，成为中亚的一大强国，同时，也是这一地区的佛教中心。所以，汉哀帝时，大月氏王派人来汉地传播佛教，大概是有可能的。
另外一种当是“白马驮经”的传说。根据有关典籍的记载（如《四十二章经序》《牟子理惑论》等），东汉永平年间（58～75年）汉明帝曾于夜晚梦见一位神人，全身金色，项有日光，在殿前飞绕而行，第二天会集群臣，问：“这是什么神？”当时学识渊博的大臣傅毅回答道：“所说西方有号称‘佛’的得道者，能飞行于虚空，神通广大，陛下所梦见的想必就是佛。”于是汉明帝派遣蔡愔（yīn）等使者，西行求法，在大月氏抄回佛经42章，于永平十年（67年）遇见僧人攝摩腾、竺法兰，两人接受蔡愔邀请，用白马驮着佛像和经卷一行来到洛阳。汉明帝热烈欢迎他们的到来，并专门为之建立佛寺，命名“白马寺”，白马寺成为我国最早的佛寺。这一说法在古代佛教徒中流传相当广泛，可信程度也比较高。
其实，佛教的正式输入，当在汉末桓灵之际。约在公元前2世纪中叶，传习佛教经典和教法的先驱、西域人安世高和支娄迦纖xiān）来华，他们在洛阳译出了《阿含部》和《般若部》教典，同时传播禅定法。魏晋以后，佛教的广泛流传，直接渗透到了我国各族人民的精神生活和学术领域，对我国传统文化起了转关的作用。从此，鸠摩罗什、佛驮跋跎罗、昙无纖等的东来，法显、玄奘、义净等的西去，在中印文化史上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功绩。
2 语言是研究文化的一把钥匙
佛教自从在中国取得合法地位后，通过佛典翻译，僧人们日趋众多，加之寺院修建的普及，就以前所未有的新奇形式和内容，在魏晋南北朝长期动荡的社会里发展起来。
苏渊雷先生说；“不论哪一种文化发展到了最高阶段，就必然向外流转。”又说：“任何一种外来文化都要在同本国情况较适应的气候条件下，才能得以植根、生长、演化。”[1](P38)佛教作为一个完全不同质素的语言文化系统，已在中土深深植根、结果。乃至佛教在印度本土从7世纪起历遭法难而至11世纪惨绝之时，中国已成为国际上佛教文化的中心，这种文化现象的移植充分显示了佛教在东土的结果：中国佛教化。
佛教，它本属于完全不同质素的语言文化系统，历经两千年漫长岁月，经过探索、依附、冲撞、改造、适应、融合的种种阶段，深深地渗透到了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与中国传统文化互相影响、吸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古代的哲学、历史、语言、文学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语言是研究文化的一把钥匙。佛教东渐来到中土，在中国传播逾两千年的岁月中，既然已与汉文化相融合，并成为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自然与汉文化的载体——汉字，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为全面深入地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必须研究佛教文化对汉民族语言文化的影响。
根据我们的初步研究表明，佛教文化对汉语言文化的影响主要反映在语言、语汇和语法等几个方面，其中语汇和语法方面变化尤为明显。为此，本文将着重论述这两方面的变化。
3 佛教的传播促进了汉语的发展
究竟什么是“文化”，古今中外，人们不断地讨论这个问题，却难以得到一个公认的提法。现代社会中的“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不同的场合“文化”的适用度均不相同。资料表明，中外有关文化的定义多达260多种。我国的学者简要地概括为八个字：文化，即自然的人化。
语言是一种文化形态，这已经是文化人类学家的共识。语言和文化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出现而产生的，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中国古代文献中虽然没有关于语言起源的记载，但是，关于文字产生的传说却充满了神奇的色彩。例如：
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本经训》）
仓帝史皇氏，名颉，姓侯冈，龙颜侈哆，四目灵光，实有睿德，生而能书……。（《汉学堂丛书·春秋纬元命苞》）
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矣。（《韩非子·五蠹》）
以上几种传说把苍颉描绘成一个能体现神意的杰出人物，文字是神意传授给苍颉后产生的。
由此我们认识到，语言从一开始就同文化结下了密不可分的缘分。它也充分证明，人类在创造语言的同时也创造了文化。
宗教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在中国文化史上，主要存在着佛、道两种宗教，其中除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教派外，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就是佛教。所谓宗教的传播对汉语的影响，实际上是指外来宗教传入中国后带来的外族语言的影响，这种伴随着宗教传播而来的外族语言影响是文化接触的产物，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语言。印度佛教传入我国以来，我国人民在语言文化方面受到很大影响，至今，我们还可以在汉语词汇和句法方面找到佛教文化影响的痕迹来。
据学者们的初步研究，进一步表明，佛教词语伴随着佛教文化的输入、弘传而在汉语里渗透、发展，形成了佛教语言文化圈。
何为文化圈？文化圈是文化传播形成的文化场。我们把它用圆圈来表示，并给它分成三层：内、中、外。而佛教语言文化圈大抵包括这三个层次，它们是：内层佛语、教义及理论；中层佛语、佛教制度、仪轨语言；外层佛语、佛教寺院及佛像语言。佛教语言文化圈有三个明显的特点：鲜明的宗教社团性、佛理的深奥性、佛教词语符合汉语的构成性。
由于本文探讨的是汉字与佛教文化的关系，所以下面我们着重研究佛教语言文化圈的第三个特点，即佛教词语如何符合汉语构成性的问题。
4 汉语词汇的变化
汉语的翻译史表明，我国大批吸收外来音译词，盖始自佛教的传入。佛教词语均来自印度的梵文和巴利文。对汉民族来说，一种陌生的外来文化，音译是重要的对译方法，它的特点是简易、快捷。除此之外，那就是音译加意译，以及意译这三种方法来翻译佛经。
4.1 音译词
音译词也称“借词”，指汉语里把梵语（佛经母语）中的词连音带义都接受过来。在汉语音译词中，汉字是记音符号，汉语中有大量的梵语借词。例如：
梵文词译词词义
舍利原指释迦牟尼遗体焚烧
Sarīra
之后结成珠状的东西，
后泛指德行较高的和尚
死后烧剩的骨头。
Pāramita波罗密多 达彼岸、究竟
Adibudaha阿提佛陀 初觉者、第一觉者
Bhikchuni比丘尼
女僧、尼姑
4.2 半音半译词——梵汉合成词
词汇由词组成，词由词素构成。汉语的语素绝大部分是单音节的。它们不单用的时候是构词成分，单用时候就是词。由于许多单音节语素能独立成词，而语素和语素又能相当自由地复合成词，这就使汉语构词具有很大的灵活性。梵汉合成词即一个词由两部分组成：一半音译，一半意译，这种词反映了汉语在吸收外来语中“半音半译”的造词方法。这种词我们称它为梵汉合成词，它具有汉语词汇的构成特点。
例如：佛，梵文Buddha，音译佛陀、浮图、浮头等。据季羡林先生考证[1]：浮屠的来源是大夏文中与梵文Buddha的对应字，两个音字，佛的来源是伊朗语族的文字中与Buddha的对应字，只一音节。浮屠先传进中国，佛则后，故浮屠与佛来源不一，时有先后。
梵汉合成词有下面3种情况：
1)音译加汉语语素构成双音词。例如：佛经、佛像、佛土、佛门、佛祖、佛事、佛身、佛法、佛骨。
2)汉语语素加音译合成词。
a.卧佛（偏正结构）：据说释迦牟尼佛祖临终时，右胁而卧，向弟子们嘱后事，安然涅槃。故后多有卧佛像。卧佛是汉语构词法中附加与被附加关系。
b.念佛（动宾结构）：思念佛的形象和功德，或念颂佛的名号。净土宗以为一心念佛可以不生情欲，有助于达到解脱或死后往生佛国：西方极方世界。念佛是汉语构词法中支配与被支配关系。
c.欢喜佛（偏正结构）：藏传佛教密宗本尊神。即佛教中的欲天，爱神。作男、女二人裸身相抱之形。欢喜佛是汉语构词法中修饰限制与被修饰限制关系。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佛是一个音译词，其本义为觉者、智者。汉译佛经中常以佛同其他汉语语素组成复合词，这种复合词的构成，正与汉语偏正式的构词方式相同。汉语中偏正词组的主要特点是：一是词与词之间地位不平等，有主有从；偏为从，正为主。因此，词的顺序不能变动；二是其结构关系可以靠语序体现，也可以用结构助词“的”和“地”表示。
3)新造译字加汉语词汇。
佛教文化语言既有其独特的宗教文化性，又具有其汉语构成的共性。这即是说，汉语在吸收佛教文化的同时，既容纳了许多音译借词，同时，又改造或更新了许多佛教借词，使之汉语化，我们称之为佛化汉字、佛化汉词。这种梵汉合成词成为汉语词汇的一部分。例如：
a.塔：梵文塔婆(stūpa)之节译，词义是宝塔、庙、坟，亦魏晋后专造新字。《说文》曰：西域浮屠也。但《说文》本无其字。《翻译名义集》卷7《寺塔坛幢篇》：“《说文》字，徐铉新加，云‘西域浮屠也。’”《说文新附》：“塔，西域浮屠也。从土，答声。”王玉树拈字：“塔字诸书所无，惟见于葛洪《字苑》，是晋以前尚无此字也。”郑珍新附考：“塔字，初亦止借鞈，齐梁间乃有塔字，葛洪始收之。”（注：《汉语大字典》（第1卷）。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第460页。）
由此可知，汉语中原来没有塔字，它是魏晋以后专门造出的。在此之前，人们翻译梵文Stūpa时，有的按音译作窣堵波、私偷簸、佛图、浮屠等，有的按意译作方坟、圆冢、灵庙等。当时的塔字与佛教并无关系。直到佛祖释迦牟尼故世，窣堵波才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由于佛教信徒无法再向佛祖的真身顶礼膜拜，所以便转向佛的遗骨——埋葬佛骨的窣堵波拜谒，以表示自己对佛的信仰和虔诚。
佛教的传播，大抵有两种形式，一是利用佛经传播，一是利用实物传播。利用实物，佛塔是最突出的形象，因此，佛教传入中国时，佛塔是传播佛教顶好的实物广告。
有比较才有鉴别。印度半圆式的窣堵波，就是埋葬尸骨的坟冢。尸骨，梵文写作Sarīra，音译为舍利。与我国古代高大的木构宫殿相比，实在是相形见绌，不足以供奉丈六金身的佛舍利。因此，汉明帝时修建了中国第一座佛塔——洛阳白马寺浮屠，采用了与我国传统的楼阁相结合的方式，把窣堵波抬高到顶上，变成了刹。中平五年到初平四年（188～193年）在徐州建的浮屠寺塔，也是下为重楼阁道，顶上垂铜盘九重。中国古建筑中原有的高楼是统治阶级相互夸耀豪华的象征，也是传说中神仙的住所。秦始皇、汉武帝都修建过高楼台榭，以迎候仙人。用这种建筑来尊佛——这种比仙人还要高深莫测的神圣，当然再合适不过的了——这就是当时出现塔的主要原因之一。
随着佛教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塔也中国化了，并逐渐融入我国汉语的词汇中，塔已经成为汉语的常用词，并以“塔”为词根，再造了许多新的合成词。例如：灯塔、水塔、石塔、木塔、砖塔、宝塔、金字塔、喇嘛塔、藏式塔、纪念塔、金刚宝塔、北海白塔、雷锋宝塔。
b.僧：佛教名词，梵文Samgha，音译作“僧迦”。简称“僧”，即僧团，一般4人以上方可称“僧迦”。僧，形声字，从人，曾声，这种造字法是很恰当的。《说文》未收此字，而《玉篇》《广韵》均已收此新造字。《广韵》“登十节”曰：“僧，沙门也。梵音僧迦。苏增切。”在汉语中，由“僧”组成的新词不胜枚举。例如：僧寺、僧户、僧房、僧宇、僧舍、僧院、僧衣、僧袍、僧鞋、僧袜、僧帽、僧巾、僧徒、僧侣、僧众、僧籍、僧家、僧团、僧王、僧主、僧统、僧官、僧纲、僧正。
4.3 意译词
何为意译词？所谓意译词，就是根据某种语言词语的意义译成另一种语言的词语；指抛开了外语词原有的语音形式，而用汉语的构词材料，据汉语的构词方法创造一个新词，以表示新的概念。佛教词语大多数是通过意译的途径产生的。例如：有情、法宝、世界、天堂、地狱、真理等，其中一部分产生了引申义，成了汉语里的通用词。
利用已有的词素构造新词是词汇丰富的主要手段。这样造出来的新词，即使词的内容是外来的，但是，因为它完全适合于现有的构词手段和构词方法的体系，符合语言里已经习用的模式，一旦出现之后即能够迅速传播下去。
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后，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壤上，经过嫁接、生根、发芽、开花，产生了自己的独特果实，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宗教体系和语言面貌，呈现出了可谓中国式的景观和特质。由于佛教文化的传入，面对着上古汉语的强大阵势，在传习和融会过程中，由于语言和思维的差异引起了较大的变化。
汉语和印度梵语不同，单音节，并非字母拼成，词组缺乏语尾变化，无所谓语格，亦缺乏文法上的各式形式变化，这样就很难通过单独的词来判断它的确切含义，而必须通过前后文的相关意思来辨别其真实意义。汉语语法的组织结构不同，直接影响到思维方式。印度佛教经过中文的翻译传播，被消融于古代汉语的思维形式中，此间，某些佛教梵文的本来面貌也就消失了，渗透到汉语词义的汪洋大海之中。下面通过实例来加以证明。
汉语中的动宾结构式俯拾皆是。所谓动宾式，指前一个词素是动词性，表示动作或行为，如：来、去、有、无……；后一个词素是名词性，表示动作行为所支配的对象。如：来这里、去西安、有人缘、无消息。佛教词语中作动宾式的动词虽然不多，但因为构词能力强，故由它们组成的动宾式佛教词语也是不计其数。例如：
a.有情：梵语Sattra的意译，旧译作众生，即生存者的意思。佛家对人和一切有情识生物的通称。《成唯识论述记》卷1本：“今谈众生，有此情识，故名有情。”“有情”与“众生”两语的关系，说法不一，或谓有情指人类、诸生物。依此则草木金石、山川大地等为非情、无情。而众生则包括有情及非情二者。后转义为“有情谊”，指男女之间有恋情。如元代王实甫《西厢记》第5本第4折：“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后泛指有感情、有交情。
意译的佛教词语，充分运用了汉语的构词法，除了上面所举的动宾结构式以外，最常见的要数偏正结构式了。
所谓偏正结构式，是指两个或几个词素之间有附加和被附加的关系，一个词素是中心词，另一个词素作修饰或补充，这是合成式佛教词语最多的一种形式。例如：
b.法宝：“法”为梵文Dharma之意译，是佛、法、僧三宝之一。佛教中的佛（释迦牟尼）、法（佛教教义）、僧（出家修行的佛教徒）为“三宝”(triratna)，三宝中的“法”就是法宝。“法”是指引众生如实了知事物的本质、解脱生死烦恼的佛法、教法。佛法无垢清净、稀有难得、不可思议，故称法宝。《增—阿含经》说佛“三阿僧祇集法宝”，即佛经过三个大劫才证知此“法”。正如《维摩诘经·佛国品》所说，佛“集众法宝，如诲导师”。俗语中，“法宝”一词运用十分广泛。在神话小说中，称降妖伏魔的宝物为法宝。如清代李渔《蜃中楼·试术》：“蒙玉皇授我三份法宝，一来成就好事，二来降服火龙。”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我的第一个师父》：“奇怪得很，半世纪有余了，邪鬼还是这样的性情，避邪还是这样的法宝。”后比喻特别有效的工具、方法或经验。
5 成语佛源
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都有成语。汉语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完美语言，它有很丰富的成语。在历史的长河中，成语是汉语宝库中具有特殊形式和功能的语言材料，一直为人们所喜闻乐见。
成语是长期以来经过千锤百炼和普遍流传的固定的语言形式。它具有音节整齐、结构严密、简洁精辟、意义完整等特点，是定型的词组或短语。汉语的成语大多由四个字组成，一般都有出处。有些成语从字面上一看便知，如：小题大作、后来居上。有些成语必须知道来源或典故才能懂得意思。如：一成一旅、朝三暮四、杯弓蛇影等等。
随着佛教文化的传入，佛经的翻译，大量佛教词语进入汉语，形成了汉语发展史上吸收外来词语的高潮。汉语有自己的成语，但也有不少成语来自佛教文化，这样，使汉语的成语更加丰富，更加五彩斑斓。
成语佛源，不胜枚举。
1)一尘不染：“尘”为梵语Guna之意译。佛教把色、声、香、味、触、法称为六尘，六尘产生于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尘”有不清洁之义，即“尘境”。包括眼所对的色，鼻所对的香，耳所对的声，舌所对的味等，总称“六尘”。“六根”与“六尘”相对接触，会引发许多迷妄与烦恼。佛教主张修道的人不被六尘所玷污，叫做“一尘不染”。后来成了汉语的成语，比喻十分清洁，也比喻人的品格清高脱俗。
2)回头是岸：佛教有“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意思是有罪的人好像掉进苦海，只要回过头来，决心改悔，就能爬上岸来，获得再生。释迦牟尼说法之初，便讲“苦谛”。佛教认为，众生在生死轮回中遭受种种苦报，生死之苦，茫茫无边，称为“苦海”。后来比喻做坏事的人，只要彻底悔悟，就有出路。清代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滦阳消夏录四》：“业海洪波，回头是岸。”
3)味同嚼蜡，亦作“味如嚼蜡”。《楞严经》卷8：“我无欲心，应汝行事。于横陈时，味同嚼蜡。”后多指文章、说话枯燥无味，或对某事某物了无情趣。清代吴敬梓《儒林外史》第1回：“但世人一见了功名，便舍着性命去求他，及到手之后，味同嚼蜡。”
以上这些成语的意义，随着汉语词汇的发展，一直没有多大的改变，有些成语虽然后来意义有所变化，但是，透过对它们语源的探讨，加深了我们对佛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汉语史上所起作用的认识。从这些例子不难看出，源出于佛门的成语，或因佛家宣传，加进了一些佛词引申而得；或出于佛经的一些典故使之运用广泛的俗语而成，如“一日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抑或由禅悟引申而得的，如“不因一事，不长一智”等等。这些通俗、生动的语言，都蕴含着幽默、深刻的喻义，丰富了汉语词汇的表现力。
6 汉语句式的变化
汉语中句子的类型很多，有判断句，被动句，疑问句；也有祈使句，感叹句，否定句，这里我们着重探讨一下判断句。
1)上古的判断句式——基本上不用系词，但系词“是”已出现。
何为判断句？所谓判断句是指对主语所表示的人或事物进行判断的句子。判断句是以名词或名词性词组为谓语，表示判断的。在现代汉语中，判断句要借助于系词“是”来构成。例如，我是北京人，他是上海人。而在古汉语中，特别是上古汉语中，“是”是个指示代词，同时也没有与现代汉语“是”相当的系词。两汉以后“是”虽然用作系词，但在正统的书面语言，即文言中，以“是”构成的判断句也比较少见。上古判断句构成的基本要素是主语加上句词性谓语。例如：
陈胜者，阳城人也。（《史记·陈涉世家》）
南冥者，天池也。（《庄子·逍遥游》）
诸葛孔明者，卧龙也。（《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以上三个例句中，在主语后面加语气词“者”字表示停顿，然后再在谓语后面加语气词“也”字。这种用“也”字煞句，用“者”“也”照应的句子，是上古汉语判断句的典型结构。
在先秦时代，有些“是”字容易被人误解为系词，实际上是指示代词作判断句的主语或谓语。例如：
a.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左传·僖公三十年》）
“是”复指上文的“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这件事情，同时又是“寡人之过也”的主语。在这里“是”很像系词，但不是。
b.取之则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孟子·梁惠王上》）
例句b中“武王”是主语，“是”作谓语，仍然是指示代词，而并非系词。
在探讨上古汉语判断句的时候，有一个“为”字值得拿出来研究一下。还是来看例句。
c.辛垣衍起，再拜谢曰：“始以先生为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为天下之士也！”（《战国策·赵策》）
d.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论语·微子》）
以上c、d两个例句里的“为”字，很像现代汉语里的系词“是”。实际上古汉语中的“为”字是一个涵义非常广泛的动词，在c、d两个例句中，“为”字可以用现代汉语的“是”字来对译，但其实它的判断作用不像“是”那么纯粹，难怪有人称它为“准系词”了。
那么，究竟汉语系词产生于什么年代？至今学界看法尚无定论。好在汉语发展史上还保留着大量的历史文献，我们可以从中钻研、探讨，定会得出一个符合客观实际的科学结论。
我们从研究古汉语的语言材料中得出，汉语中的系词，就是一个“是”字，它的语法功能主要是联系判断句中的主、谓部分，不表示动作。系词在春秋时代已经产生，到两汉时代已逐渐普遍起来。下面我们举两例来说明汉代使用系词的例句。
龟是天下之宝也。（《史记·龟策列传》）
风伯雨师雷公是群神也。（《论衡·礼义篇》）
2)中古判断句式——系词“是”的功能逐渐成熟。
根据我们对一些书面文献语料的探讨和分析，在佛教文化传入中国以后，汉语句式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其主要变化是：“……是……”的句式逐渐取代了上古的“……者……也……”的判断句式。
汉语句法从先秦到汉初基本上是比较稳定的，从东汉以后，开始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变化。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不但通过汉语自身的发展规律日益丰富起来，同时也通过外来文化的引进，不断吸收世界各民族的语言来丰富自己，加强自己的表现力。
历史上中外文化的互通，对汉语言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大概有两个阶段。第一次，西汉，汉武帝时期，派张骞通使西域，汉语就留有西域文化的借词；第二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佛教的传入，佛经以及佛教文学，在语言表达上明显地不同于同时期其他作品所表现的规范的文学语言，这种细微的区别，反映了汉语口语出现了趋于简单明白的新因素的事实，使早期的白话文从佛教和佛经作品出发，经过发展，最终与文言文分道扬镳，成为近代汉语的主流。
先秦两汉时期，“是”字主要承担的是代词职能，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发展成为系词，它在不少作品中已广泛运用，并且达到了比较成熟的程度。我们还是在当时流行比较普遍的《世说新语》和《百喻经》等作品中引例，作为佐证。
a.夫答之曰：“我妇久死，汝是阿谁？妄言我妇！”（《百喻经·妇诈称死喻》）
b.愚人答言：“我以欲得彼之钱财，认之为兄，实非是兄。若其负债，则称非兄。”（《百喻经·认人为兄喻》）
c.尔时弟子见闻是已，欢喜而言：“此驴乃是佳物，久时所作，须臾能破。我今当买此驴。”（《百喻经·雇倩瓦师喻》）
d.时诸世人，却后七日，闻其儿死，咸皆叹言：“真是智者，所言不错。”（《百喻经·婆罗门杀子喻》）
e.殷中军曰：“官本是臭腐，所以将得而梦棺尸；则本是粪土，所以将得而梦秽污。”明人以为名道。（《世说新语·文学第四》）
f.曹公少时见乔玄，玄谓曰：“天下方乱，群雄虎争，拔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实是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恨吾老矣，不见君富贵，当以子孙相累。”（《世说新语·识鉴第七》）
g.许允妇是阮卫尉女，德如妹，奇丑。（《世说新语·贤媛第十九》）
h.王子猷作桓车骑骑兵参军。桓问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时见牵马来，似是马曹。”（《世说新语·简傲第二十四》）
以上两部作品中，广泛地运用了系词“是”，特别是《世说新语》中，用“是”作系词的例子多达100多句。
古代佛教故事的汉文译本《百喻经》，署名僧迦斯那撰，求那毗地译，南朝时（公元5世纪）用浅显的文言文译成汉文，原为宣扬佛教而作，但它极富文学色彩。一千多年来，经久不衰，用它来研究当时的语言面貌，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另外一部是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它是反映魏晋时期语言面貌的一部重要著作。它形象地记录了汉末魏晋间士族阶层的遗闻轶事，其文辞之优美，简朴隽永，尤为人称道。最可宝贵的是，它记录了当时士族阶层的大量口语，这在反映当时口语的资料比较缺乏的情况下，对于探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化对汉语的影响，其参考价值就更为重要。
汉字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文字，也是当代唯一以表意为特征的意音结合的非拼音文字。中国传统文化内部以汉字为核心，在结合其他外来文化形态的基础上，形成了汉字文化。如同世界上一切历史悠久的事物一样，中国汉字文化也在自身的发展中吸收了大量的新成分，衍生出一系列新形态，从而获得了新的生命。汉语句法的发展是从两个方面展示的，一方面向复杂化方面发展，另一方面向严密化发展，上面的例句足以显示了汉语发展的这一趋势。这是从上古汉语到现代汉语发展的总规律。汉语发展的历史将进一步证明：汉语会沿着这一规律日臻丰富，日臻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