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向唯物主义的回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马克思学说中，哲学与社会主义关系密切，是天然的合作联盟。其中尤以唯物主义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内涵融通，意义包容，其相互依存更为明显。马克思当年提出的著名命题“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页。)就是一个有力的确证。按照这个命题的本意，社会主义决非是先验原则的外化，也不是公平、正义理念的溢出，社会主义要重在实践，在实践中探求社会主义的本真。但是，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不能主观随意，必须遵循唯物主义准则，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实事求是与大胆创新中，逐步实现唯物主义的崇高社会政治理想。回顾社会主义与唯物主义在理论上融合、在实践中脱离和回归的历程，将使我们能够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更深刻地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使命。
一、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意蕴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从思想本源和现实实践两个方面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作的解说，不仅开辟了从唯物主义理解共产主义的新视角，而且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共产主义理念，其意义不啻于进行了一场共产主义的观念革命，我们可以从中领悟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观的真谛，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共产主义必须坚持崇高的人学理念，以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的彻底解放为最高理想和宗旨
近代以来，共产主义流派五花八门，各种共产主义方案、蓝图也歧见纷呈。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对傅立叶、巴贝夫、欧文、卡贝、德萨来和盖伊等人的共产主义学说也多有评述。但马克思唯独把英国的洛克和法国的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人的唯物主义学说视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之源，从中揭示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倾向”和“必然联系”，主要是因为这些唯物主义学说中包含有巨大发展潜力的人学理念。无论人性本善、智力平等、教育万能、环境影响和享乐的合理性等等，都围绕着一个共同的人学主题，探索的是如何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中高扬人的价值，提高人的品位。正是这一点为马克思所看中，它与共产主义的崇高境界不谋而合，为马克思构思共产主义远景提供了可贵的借鉴。实际上，马克思后来就是沿着人学致思的理路来界定共产主义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较为系统地阐发了自己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他一下子就把共产主义定格在“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和人“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3页。)上。这个定位本身就要求人在自身的全面发展中，拥有自然和社会赋予人的全部丰富性，真正解决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矛盾。如马克思所说：“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排除了对共产主义的一切非人的器物层面或实体层面的理解，或者说，即使可以从这个视角去落实共产主义的标准和条件，但最终这些标准和条件还要为人的彻底解放和全面发展服务，充其量不过是作为人自身发展中的“无机的身体”(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5页。)而已。
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人学致思之路是十分深刻而高远的，他把人的价值的升腾作为共产主义至高无上的目标，而共产主义对人的价值的承诺和兑现是以人在对象化活动中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各种矛盾的“真正解决”为前提，解决了这些矛盾，也就使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完成了，从而也就真正能够消除异化，实现人对自己本质的全面占有。但是，这些矛盾与人和人的活动同存并在，与人类的全部历史相伴随。马克思说：“因此，历史的全部运动，既是这种共产主义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即它的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同时，对它的能思维的意识来说，又是它的能被理解到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只有坚持消除异化和对人本质的占有即坚持人的全面发展和彻底解放的终极目标，把共产主义锁定在人类全部历史发展中，才算真正理解和把握了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初衷和本意。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这种人学理解是历史上一切先进思想家都坚持的，特别是为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在先进的哲学基础上进一步弘扬了的。马克思只不过是继承了人类先进文化的思想传统，在更科学的形态上对共产主义加以经典规范而已。
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人本界定并非囿于早期，只局限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这两本书，实际上这是马克思一生一贯坚持的基本立场。《共产党宣言》说共产主义社会是“自由人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4页。)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第三阶段，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提出，未来理想社会的“自由领域，只是在由必然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开始；按事物的性质来说，也就是只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注：《资本论》1966年版，第3卷，第962—963页。)
以上引述集中说明，马克思所理解的共产主义凸显出两个亮点：一是共产主义必须坚持人的价值和人的发展的大方向，在诸多关系中，要以人为本。另一是共产主义只能寄寓于久远的历史发展，不是在现实的有限时空中所能企及的。这是从应然的视角对共产主义的形上理解，也是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根本规定。历史上一切离开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这个中轴而为共产主义搭建的种种可以轻易跃上的实体性平台，究其源都是为日常经验思维所局限，不理解马克思共产主义深远境界所致。
2.社会主义必须重在实践，在实践的探索和创新中确立社会主义的实质和样态
近代本体论思维方式影响深远，扩及到一切思想领域。这种思维方式的最大弊病是抛开现实和实践，只注重追求终极和永恒，并进而把现实的一切都看作是本质的外化和本原的溢出。本体论思维方式在黑格尔哲学中达到了顶点，黑格尔把他杜撰的“绝对理论”说成是万物之源，现实的自然和社会都不过是“绝对理念”的外化，只要认识达到了“绝对理念”，认识和实践也就达到了终极的境界，人类也就进入了理想的王国。因此，在黑格尔那里，对“绝对理念”的追求是至高无上的，只要认识到了“绝对理念”就无需实践，理念自身就会自动外化为现实世界，所以，重视先验本原，轻视现实实践，就成了黑格尔和一切本体论哲学的共同特点。在马克思主义以前，这种本体论的思维方式也强烈地影响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的建构。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的共产主义流派都忙于方案、蓝图的设计，而不问这些设想能否行得通。欧洲近代历史上的三大著名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之所以定位在空想上，除了他们不理解社会发展规律，一切建立在主观臆想之上以外，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不重视实践，找不到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力量和方法。马克思实现了划时代的哲学思维方式的革命变革，他超越了旧唯物主义对抽象物质的终极锁定，把世界的奥秘归结为人，又把人的本质和创生植根于实践，即自由自觉的活动。如马克思所说：“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页。)。因此，世界不是某种神奇的理念幻化出来的，而是人的活动创生的，同理，社会主义也绝非五花八门的先验原则和方案的外化和实施，而是人们实践创造的结果。正是意识到这一点，马克思才在唯物主义之前冠以实践二字，说“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这个命题在指认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人学理念构成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的同时，最显目之处就在于突出了实践，指明，人学理想固然可贵，但不能耽于理想，还必须付诸实践，在实践活动中才能创造出实现人学理想的模本来。对于马克思来说，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是共产主义必须坚持的大方向，离开这个大方向，共产主义就会走向歧途。但是大方向并不等于社会主义的具体进程，如何实现这个大方向谁也没有勾勒出进程表，社会主义在何种地点、时间、条件下采用何种模式，这全赖社会主义的实践者自己去创造和摸索。
总之，按照马克思的实践思维方式和他关于“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命题的表达，可以认定，实践既然是创造世界和生命的活动，那么，理所当然实践也是创造社会主义、赋予社会主义以生命和个性的活动。正像世界不是由上帝和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所创生的一样，社会主义也不由先验的设计方案或原则所给定和制约的。马克思说得好：“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7页。)因此，社会主义不是存在书本中，也不是存在于先验的原则和框架内，只有在实践和现实运动中我们才能真正地发现、感受和确认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3.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也并非主观随意，无规可循，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社会主义实践的根本出发点
人作为有意识的存在物，其实践活动都是自由自觉的，受自己的意识所支配。人的意识可以区分为两类：一是随着实践和科学的进步而逐渐形成和深化了的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亦即对规律的意识，人的实践总是力求遵循规律，“实现完成了自然主义”；另一是人作为有灵性的智慧存在物，在长期社会生活中积淀起来并升华为意志、情感、伦理、正义等主体性意识。这种意识有的合乎规律与规律协调一致，比如集体主义，遵纪守法、律己利他等等，但也有些与规律和客观必然性不一致甚至相冲突。比如为了某种信念驱使而舍生忘死、上刀山下火海、驱云逐雨、降龙伏虎、危险至极的登山运动、现代的反季节种植等等。这种意识并不符合客观必然性，但一直为人类所秉承，而且人类越进步就越不心甘情愿地服从客观必然性的支配，而显示出日益增多的主客体的歧义和不协调。人类的实践就是在这种规律意识和主体的非理性意识的交叉和互动中进行的。
马克思似有先见之明，他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即共产主义者”的命题在推出社会主义的人学理想和社会主义必须重在实践这两大理念之后，又以唯物主义的客观性原则推出共产主义的实践座标，以应对社会主义事业可能面对的复杂的选择。马克思的这个命题也可以反过来说，即共产主义者也就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者，或共产主义也就是实践的唯物主义。既然共产主义可以划入唯物主义范畴，那么，共产主义也就理所当然地应该遵循唯物主义原则。恩格斯指出，所谓唯物主义，“就是说，人们决心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按照它本身在每一个不以先入为主的唯心主义怪想来对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现的那样来理解；他们决心毫不怜惜地抛弃一切同事实(从事实本身的联系而不是从幻想的联系来把握的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除此以外，唯物主义并没有别的意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2页。)简要地说，唯物主义就是尊重客观事实，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也就是今天人们挂在嘴边的“实事求是”。这样，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的命题就可以作出社会主义实践必须遵循实事求是原则的演绎。
列宁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中“最主要的东西”，其“精髓和活动灵魂”就是“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后来毛泽东把它解说为“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和实事求是是对客观规律和意识形态约束力的松绑和解构，也是一种深刻的思想解放。有了这个原则，就可以理直气壮、应付自如地面对复杂多变的形势，作出符合实际需要的选择。只要有利于人民，只要符合实际，就可以“不唯书”、“不唯上”，一切全凭实事求是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至此，我们依据马克思文本对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意蕴和社会主义的唯物主义意蕴进行了详尽的剖析。唯物主义的人学理想、社会主义要重在实践和实践必须恪守的实事求是原则就是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即共产主义者”命题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也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实践的基本遵循。
二、前苏联和新中国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与唯物主义相悖离的沉重教训
自马克思主义产生的一个半世纪以来，全世界思想界很少有人对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这个重大的命题进行过深刻的剖析，基本上没有人能读懂这个命题，并理解其中的社会主义的唯物主义意蕴，因此，社会主义与唯物主义相悖离也就在所难免。列宁是第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家，他领导的十月革命，开创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新纪元。但是，列宁没有读过《德意志意识形态》，没有机会去品味“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命题的真实意义。
列宁在初期社会主义实践中能够根据实际需要，从当时的具体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地确定和转变决策，其中也贯穿着对人民生活和需要的关注，已经有了社会主义与唯物主义相统一的思想萌芽。但是总的来说，这种转变不过是形势所迫，是一种极不情愿的暂时的让步和退却，在思想理论上还是把消灭商品经济奉为正统，无意也不可能做到在实践中确立社会主义的本真和应然。列宁也远未没有把新经济政策提到必然性的高度，上升为一般理论，看作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发展必经的阶段。正因为缺少这一至关重要的理论上的升华和认定，还是把社会主义当作书本上早已确定的先验理念或原则的溢出，所以新经济政策极不坚挺，这一极有可能给社会主义向唯物主义回归作出重大贡献的举措，不但没有成为走向成功的第一步，反而很快随着列宁的逝世而被废止了。
斯大林是列宁的继承人，在他长达30年的领导苏联党和国家的生涯中，曾经创建了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领导苏联人民战胜了德国法西斯，支援世界各国革命运动，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强大堡垒。在这些方面斯大林和他所开辟的社会主义模式创造了杰出的业绩，是功不可没的。但是就是这个社会主义模式，高度集权、党政不分，个人独断专行，奉行行政指令性计划，排斥市场机制，僵化停滞，缺乏生机活力、埋伏了后来走向溃败的种子。前苏联最后倒旗解体的教训是沉重而深刻的，但从哲学视角来看，多方面地悖离唯物主义是最深层的重要原因。
苏东剧变后，人们都在沉思，一个有了四分之三世纪辉煌历史的强大的社会主义泱泱大国何以顷刻之间土崩瓦解，翻车沉船?面对这样一个前的巨大历史难题自然众说纷纭，见仁见智，一时也难以理出头绪。但是从哲学视角掩卷沉思，其最深层、最根本、最有决定意义的原因莫过于社会主义悖离唯物主义了。具体来说，历史赋予俄罗斯以前无古人的伟大社会主义试验的重任，然而他们在哲学思维方式上，在心理上还没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他们思维太直线化了，以为社会主义不过是既定原则的溢出和政策上的具体实施，全然不知社会主义要从实际国情出发，要把文本理念与俄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社会主义的可能样态。显然，这不是照搬书本公式所能做到的，这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是对人的解放的深入探究，是实践的不断的积淀和反思、是实事求是地摸索和创造的结果。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有唯物主义的信念和态度，要对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的命题有一个大彻大悟的理解。这虽然是对苏东剧变已成既定事实的事后反应，而非什么先见之明，但是能对这段历史有切肤之痛而非麻木不仁，能以智者的思维去认真思索，对马克思的教导和正反面的经验有所感悟，总结出几条经验教训作为对前人社会主义实践代价的回应，这也就弥足珍贵了。
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得失和命运也就为分析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作了铺垫，因为新中国一建立就打出了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旗号，全面学习苏联，向苏联一边倒，是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基本国策。这一决策既为当时的情势所需要，同时也与毛泽东的一贯秉性不甚符合。毛泽东是极富个性的伟大的战略家，他在长时期领导中国革命的斗争实践中最突出的贡献就是悟出了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道理。他反对本本主义，不为外国的经验所迷惑，鄙视各种脱离实际的空谈和土洋教条，本着求真务实的精神开创了有别于十月革命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道路，总结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革命战略和策略。正是在这一点上，他高出同时代的许多领导者，这实际上是在夺取政权斗争中唯物主义原则的创造性的实施和贯彻。毛泽东的另一突出的优长就是他有长远的战略眼光，深刻洞悉中国革命的未来走向，一直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他深知，中国革命遇到的问题历来是复杂难解的，但有一条道理天经地义，即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不论毛泽东晚年发生了多么严重的失误，他始终把中国定位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这就是他的巨大历史功绩和贡献。
但是，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怎么走，怎样才能高效率地建设社会主义，这就有不同的思路和走法了。前苏联走的是一条不成功之路，如前所述，从哲学上说，不成功在悖离唯物主义原则，缺乏人本理念和不注重实践探索与不能实事求是上。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一开始就学习苏联，这就注定了前苏联的社会主义与唯物主义悖离也必将在中国重演。可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也像前苏联一样，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社会主义与唯物主义的悖离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首先在工业中建立了一个高度集中的全面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个体制本身就没有严格地从中国国情出发，也没有经过实践的探索和锤炼，是向苏联学习的结果，但也反映了在当时的情势下认识和应对上的一些偏颇。这个体制带有急功近利、短期见效快的特点，特别适合当时处于帝国主义包围之中的新中国的急切需要。当然，克服战争的创伤及建国初期的经济混乱，打击资本家的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扰乱市场等破坏行为，也对高度集中的全面指令性计划体制的形成提出了客观要求。长期革命战争中实行的供给制的传统，加之根深蒂固的自然经济的影响，以及诸如条块分割、追求大而全和小而全的心理，缺乏价值、时间和效率观念、害怕竞争、讳言利益、一切靠上级指示安排的习惯心理也都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中起了一定的作用。总之，新中国成立后，走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今天看来虽然不是一个最佳的选择，但这不是哪一个人的主观愿望，既不能怪罪老师，也不能怪罪书本，这里有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各种各样的主客观原因。但相形比较之下，社会主义的唯物主义理念的缺失和实事求是的实践探求精神的空场恐怕是最深层次的根源。
其次，在农业中追求一大二公的所有制体系，不断地搞穷过渡和所有制升级，最后形成了大锅饭、大帮哄的人民公社，严重地阻碍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农业的出路在于合作化和集体化，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确认了的理想和原则。但是如何实现集体化和合作化，何时实现，采取什么形式，这必须从中国农村和农业的实际出发，而不能照抄书本和照搬别人。中国农民对土地的渴望是历史性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吸引了千百万农民投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洪流，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就是穿起军装的农民组建起来的革命队伍。正是对土地的渴求才把农民吸引到革命队伍中来，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和珍惜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生产力，他们在土改中分得土地后全身心地投入到土地上，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只有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的分化和激荡，农民才会两极分化，一部分农民破产，沦为无地的贫民。所以，在中国满足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和需求，给予农民一个较长时间的个体自由耕作，不过早地实行农业合作化是必要的。正是看到这一点，毛泽东才提出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刘少奇才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主张。
可是，在土改后不久就提倡互组组，接着又组建初级社，初级社还没有来得及发挥作用，又成立高级社。高级社还没有显示其优越性，1958年又随着大跃进的热潮，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成立“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虽然还允许保留自留地，但反对利用自留地经商做买卖，不断地发动运动割“资本主义尾巴”。把仅有的一点市场和交换的可能完全扼杀了，一切全凭票证，全国人民和农民一样都生活在清一色的单调的统一计划中。公社实行党、政、社三合一，原来计划在全公社范围统一使用土地，调配劳动力，统一使用生产资料及统一分配，后来由于不断碰壁，行不通，才改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实行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集体劳动和以计工分形式的按劳分配制。
这就是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基本格局，从整体上说，既取得了重大成就，而且十分壮丽辉煌，是中国历史上最清明、最伟大的时代，但也有一系列决策和运作上的失误，其中体制上的缺憾是决定性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体制既已确立，在这种体制下所出现的一系列弊病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很大程度上是难以避免的。
思维一转向这里就立即跃向哲学领域，召唤唯物主义的闪亮登场。中国在工农业中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一大二公”的所有制结构就其具体原因来说可以找出许多，但所有的具体原因与先入为主的社会主义理念相比都是次要的，甚至是微不足道的。在毛泽东等老一代领导人的心目中，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就是消除剥削，实行按劳分配，这种观念是天经地义和根深蒂固的。在改革开放前，所有人从书本上学习和接受的都是这些律条，并认为与此相反的一切言行都是背叛或修正主义。当时人们很少注意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主张的社会背景，也未深思中国等东方落后国家能否也像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那样，毫无区别地实施所有制和分配制度上的革命?而缺少东西方国情上的差别意识恰恰源于对社会主义与唯物主义密切关联的不理解。当时人们一般都用本体论的思维方式来想像社会主义，仿佛社会主义有如世界终极本源或宗教上的上帝天国一样，事前已经本质先定，社会主义实践的任务就是兑现其承诺和内涵，全然不理解，社会主义的样态甚至本质都存在于实践探索和创新中。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没有固定的一成不变的模式，每个民族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和实践的积淀，确定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而这就要求社会主义的实践者必须有坚定的人本理念，有实事求是和重在实践的唯物主义的气质和胸怀。正是在这根本点上，中国改革开放前的20年社会主义实践走了弯路，没能阻止前苏联社会主义与唯物主义悖离的态势。相反这一态式以自己特有的意义和背景在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重演。这个教训再一次表明，社会主义离不开哲学，向唯物主义回归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所系和唯一正确的光明之路。
三、新中国改革开放的唯物主义创意
社会主义是不可战胜的，它虽然在苏联东欧遭到了挫折和失败，但却同时在中国这片东方沃土上焕发勃勃生机，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胜利。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主义胜利之源，它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核心，而这是一条对社会主义沉沦的沉重教训深刻反省、检讨之路，是一条突破表层经验思维、深入到事物深层实质的哲学致思之路，是一条重在实践探索的空前的创新之路，是一条社会主义向唯物主义彻底回归之路。这条道路荆棘横生，充满艰辛风险，但又是一条唯一能使社会主义摆脱险境、困境并走上新生的光明之路。邓小平是这条道路的开创者。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形态既坚持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本性，又在各方面实现了巨大的创新和突破，其要义和起点是彻底向唯物主义回归，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全面贯彻唯物主义的要求和原则。
1.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承袭了唯物主义深刻的人学理念，坚持以人为本，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中国共产党一向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这在民主革命中已有充分的体现。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执掌国家大权，如何为人民服务，面临一系列新的复杂情况和问题。由于地位变了，许多共产党员当了官，作了领导，本质上说是人民的公仆，但表现形式却是人民的领导和上级，弄不好就会走向反面，官僚主义，高高在上，甚至贪赃枉法，腐化堕落，为人民所不齿。面对这个新的现实，党和毛泽东一如既往，继续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宗旨，不断加强和深化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教育，“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改造、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人民翻身做主人、经济政治地位提高、学习雷锋、“四清”运动的初衷，等等，从根本上都是为了人民，是为人民服务宗旨的继续和体现。
中国人民在建国后的几十年间虽然生活水平较之过去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总的看，改革开放前仍很贫穷，温饱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邓小平对此尤感焦虑，他说：“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页。)他反复地说，社会主义一定要消灭贫穷，使人民富裕起来，“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2页。)摆脱贫困的出路只有一个，那就是发展生产力，坚持生产力标准。
但是要发展生产力，使人民富裕起来，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而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为了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提出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搞建设，坚持生产力标准。为了尽快发展生产力，他提出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不行，必须加快经济发展，几年上一个新台阶，发展是硬道理。但是，要发展生产力最根本的途径是深化改革，改革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和旧的管理方法，要扩大开放，实施科技兴国战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的整个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南方讲话中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一系列深化改革的举措，直接目的都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借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三步走”的战略目标。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最深刻的原动力是谋求人民的幸福，这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人的最高宗旨所使然。1993年11月12日，江泽民同志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3卷报告会上的讲话精辟地概括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深刻底蕴是对人民利益的至高无上的忠诚。他说，邓小平“尊重群众，热爱人民，总是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
‘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注：《人民日报》1993
年11月4日。)中国的改革开放把谋取人民的福祉作为最高的奋斗目标，这是对先前社会
主义失误的幡然觉醒，是在社会主义向唯物主义回归道路上迈出的最坚实的一步。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取得伟大成功，博得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拥护也都全赖于此。
2.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有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打破了本质前定、先验原则实践溢出的既成的社会主义理念，注重实践探索和创新，在实践和具体问题应对的积淀中确立对社会主义应然和实然相统一意义上的科学理解
前苏联和改革开放前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典型的先验社会主义，它不问自己具体国情如何，人民的利益和境遇如何，只知一味地追求和兑现先入为主的社会主义原则和理念。这些原则和理念来自马克思、恩格斯及列宁的文本，本质上是从资本主义现实矛盾中推导出来的，并未经过实际地实施和试验。因此，它对后人的社会主义实践来说，具有应然和实然双重意义。一方面，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和替代者，应该具有公有制、按劳分配及实行计划生产、消除无政府状态等特征，没有这些特征，社会主义也就与资本主义没有区别，不能成其为社会主义了。但是这些特征并非绝对的、死板的硬性规定，在实践会有许多变数，因而还具有具体实然的一面，比如公有制“公”到什么程度?它是否完全排它的，什么时候适宜实施何种所有制结构?这些问题当初在文本上由于没有实践的充盈而无法估量其具体性、复杂性，仅仅是一般的原则规定。这些原则虽然具有应然意义，但并不一定具有现实实践意义，应然与实然必须经过实践的磨合才能契合起来，而这种新的契合已经有别于先验的原则和理念，完全是具有新质的另一种综合了。所以，社会主义既要注意先验原则的应然导向意义，但从唯物主义的视角来说，更要关注现实，注重实践，在实践及其对现实问题的应对中发现和确立社会主义的本真。这是对社会主义样态和本质的最权威的确认。
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既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解放思想，注重实践，大胆创新。全部邓小平理论的创生过程生动地表明，实践出真知，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生之源、形成之路，社会主义的本真要义不是存在于书本中，也不是存在于伟人的先知先觉中，只有投身于实践，在实践的探索和创新中才能发现和确立社会主义的真谛。
3.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必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是社会主义向唯物主义回归的本质要求
社会主义必须重在实践，通过实践探索来确定社会主义的实然状态。但是实践作为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并非是绝对的，实践的重要性并不意味实践的随意性，只要实践就行，怎么实践都行，还有一个如何实践，用什么思想、原则和理念来指导实践的问题，由于实践的结果经常是异化的，所以必须对实践持批判态度。实践的这种不确定性就把社会主义重在实践的原则进一步深化，引向如何实践，用什么思想来指导实践。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对这个问题早已有确定的回答，那就是尊重客观事实，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毛泽东在中国民主革命将其总结概括为“实事求是”。
从历史经验来看，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基本上遵循唯物主义路线，贯彻了实事求是原则，从而保证了民主革命的胜利。按照这个传统和基础，在社会主义时期继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可是事实却要复杂得多，出现的问题也比预想的要多得多。建国后最初一段时期里，党的各项政策基本上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但是从1954年过渡时期“一化三改”开始，一种脱离中国国情和实际的急切的社会主义愿望开始滋生。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紧紧抓住了这个问题，对于不从实际出发、不讲实事求是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进行了坚决抵制和严肃批判。他不仅大力倡导了实事求是，而且率先提出解放思想，把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联系在一起，指出了在中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的途径，二者共同构成党的思想路线。为了强调其极端重要性，邓小平又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提高升华，概括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邓小平南方讲话在理论上有一系列重大的突破。他的关于改革是解放生产力，是第二次革命；突破姓“社”姓“资”的抽象争论而代之“三个有利于”标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构想；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要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发展是硬道理，抓住时机加快发展，隔几年就要上一个新台阶；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冲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是用新的思想、观点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的发展，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开拓。这些决策和政策经过了改革开放实践的锤炼，证明其正确性，已经取得并将继续取得伟大的成功。
上述三个方面，即坚持人本理念，重在实践探究，务必实事求是构成社会主义向唯物主义回归的完整的思想理路。这三方面发端于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等一系列重要的命题和思想，经历了前苏联和新中国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与唯物主义相悖离的教训的反证，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这一百多年的思想与实践的历程证明，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唯物主义，正像它在思想源头上来自于唯物主义一样，社会主义在其运行过程中必须向唯物主义回归，这是以巨大的代价和成功所换取的真知灼见，是颠扑不破的伟大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