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共生的理想——关于网络化与人类生存方式之前景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化与论文,人类生存论文,前景论文,理想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美国IBM公司的个人计算机在1981年进入市场和社会以来， 网络技术尤其是因特网（Internet）的出现和扩展，可以说是构成了20世纪的信息技术乃至一般技术发展史中最为重大的进步和拓展。作为未来的全球信息高速公路的雏形，因特网在短短的几年时间中就由学术交流工具演变为商业工具，进而成为了人们工作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基本通信工具和媒体。时至今日，因特网几乎已经联结了世界上186 个国家和地区的800多万台计算机主机和1亿多个因特网用户，并继续以每月15%的速度高速扩展。
网络以及网络化趋势的出现和扩张，不仅整合了科技，而且连接了人类的群体、组织、社会与文化，从而极大地伸延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时空界域。网络化使得世界各地的人们可以轻松地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迅捷方便地交流思想和情感，交换信息、商品和服务；网络化在把人类生存的范围和深度从物理世界向一种网络化的虚拟世界加以极大地伸延和扩展的同时，也缩短了人们相互之间交往的时空距离，从而把世界连接成一个前所未有的“地球村”。在这样一个以信息的高度膨胀、快速流通和相互连接为特征的网络社会中，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计算机网络系统都正在打破原有的各种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屏障。换句话说，作为一种能够跨越时空的限制而进行快速的信息传输和反馈的信息技术集合体，网络不仅成为了一种人们用以在网上结成电子共同体并促进该共同体之维系和发展的强有力技术工具，而且也成为了人们与他人进行合作、交流以及实现各自不同行动目标的一根有力的杠杆，成为了人类的一种全新的生存方式。这就正如美国著名的“网络精英”艾瑟·戴森所指出的那样，网络“并不仅仅是一个信息源；它是人们用来进行自我组织的一种方式”。（注：（美）埃瑟·戴森：《2.0版：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 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52页。）
一、网络化与人类生存方式的关系：问题的提出
马克斯·韦伯曾经指出，现代世界本质上是一个“去魅”的过程。而在我们看来，今天，计算机网络的出现在某种程度更是把这一“去魅”过程推向了极致。当高扬着“计算机不再只和计算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之主旨的网络化趋势席卷全球，从而极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把人类未来的生活世界及其相应的生存方式都纳入到一个齐一的数字化、虚拟化场域之中的时候，一方面，我们的确获得了一种通过建构网络社会这一“新现实”从而能够极大地延伸人类的生活世界并更好地把握与塑造人类未来生存方式的契机和能力；但另一方面，网络社会系统中所展开的人类生存与发展过程，也正面临了诸多新的选择与挑战。
置身于一个网络化的时代，或许人们在某种意义上的确愿意不断地重复“计算机不再只和计算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这一“主流性”的话语，并认同于其中所隐含着的价值判断。但是，当我们带着这样一种价值判断去解读以计算机网络为代表的一系列信息技术成果的社会文化含义及其与当代社会和人类之生存发展前景的关系时，无疑却可以看到的是，随着网络化趋势的全球化的展开，在网络社会这样一种全新的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虚拟数字平台上，不仅许多昔日的“神祗”正在从“坟墓”中走出来，而且一些人们今日尚未可预见之新的价值和理想也将逐渐产生。与此同时，它们或许将不仅仅满足于以一种如韦伯所说的“价值领域的诸神斗争”那样的形式来呈现自己，而是还将衍生出更多的、充溢于网络社会系统之各个结构功能层面上的龌龊、对立与冲突。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一个在未来必然要建基其上并全面地呈现出来的人类的网络化生存方式，将面对一种什么样的前景呢？网络化是为人类未来之生存与发展开启光明前景的普罗米修斯，还是在茫茫荒原上追杀我们的“佛朗肯斯坦”？这些问题的确已经是我们所不能回避的了，因为正如海德格尔所指出的那样，“因为情况需要沉思：在技术化的千篇一律的世界文明的时代中，是否和如何还能有家园？”（注：（德）海德格尔：《出自思想的经验》，法兰克福1983年版，第243页。 ）而用美国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罗斯扎克的话来说，“网络化真的要比在黄昏时分去附近的咖啡馆或小酒吧聚会的交谈更有效地交流思想吗？”（注：（美）罗斯扎克：《信息崇拜》，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159页。 ）这样一种对于人类所面临的网络化生存方式之前景的追问，实际上也在同时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应当如何看待和建构“网与人”的关系的问题。
二、网络化与人类生存方式的改变：描述与说明
荷兰当代技术哲学家E·舒尔曼曾经指出，“技术在现代的、 充满活力的文化现实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人们愈发广泛地承认，现代技术是现代文化得以建立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文化的未来将被技术控制和决定。”（注：（荷）E·舒尔曼：《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 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如果我们把舒尔曼所说的“文化”一词作广泛的理解，即把它解读为一种生存方式，那么我们或许可以同样地说，对于人类生存方式的前景来说，网络无疑也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时至今日，人们通过自身的行动所建构出来的网络社会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已经或正在占据着我们所在的星球的每一个角落。网络化不仅构成了我们时代的一种最为突出的特征，而且也正在逐渐演变成一种全球性的力量。人类生存的场所——地球正在渐渐地转变为一个由网络以及网络化所构成与决定的世界。而更重要的还在于，在人们网络化的生存方式中，网络不仅作为一种人们赖以生存的基本工具和手段，在当代人类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占据了最核心的位置，而且也开始染指于人类历史的根基，从而向人类社会注入了具有决定性和控制性的因素。
从网络与人的关系来看，由于网络化趋势的扩张所导致的网络时代的来临，事实上已经开始对人类社会以及人本身产生出了全方位的影响，并越来越表现出其对于人类未来之生存与发展所具有的一种决定性和覆盖性的功能与意义。具体来看，我们可以把网络化趋势对于人类生存方式的影响大致归结为这样几种具体形式：
第一，人类生存的环境正在被一种网络化的数字空间所决定和取代。从现实的状况中我们可以看到，不仅人们生活的外部条件正在越来越被网络的力量所决定，而且网络化趋势对于人们既往的生活世界的干预程度和范围也正在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态势，“一网打尽全世界”，已经不再是科幻小说家们笔下的幻想，而是人们确实已经能够感受到的现实。如果说作为工业化时代之象征的铁路、飞机和高速公路等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存空间从而使人们产生了一种“地球村”的感觉的话，那么今天的计算机网络以及未来的信息高速公路，则更进一步地把人们的生活世界缩小到了一个小小的监视器屏幕和一只小小的鼠标上面。
但是，当人们的生存环境正在变成他自身的创造物并受到这种创造物所决定和控制的时候，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方向和意义无疑也就将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动和转换了。这就正如美国媒体论者冈始特所描述的那样，随着利用住宅作为电子通信的基地与外界进行接触的人的数量的增多，生存环境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也开始发生转换，“与希望交流的伙伴的通讯只靠键盘的手指尖就能得到，这时候，即使有义务与近邻交往，但却不是自己情愿做的事情。我们是远远超越自然环境而以广大的媒体环境为舞台共存的。”（注：（日）尾关周二：《共生的理想：现代交往与共生、共同的思想》，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72页。）
第二，人们社会行动的原则和规范正在被网络化的力量所引导、决定和改变。网络社会的呈现以及网络化趋势的扩张，之所以能够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发挥引导和控制人们社会行动的作用，就在于网络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维系其生存与发展所必须的活动场域。在这一全新的场域中，人们的社会行动不仅跨越了时空的限制，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跨越了各种既存社会规范的制约，从而使得人们的许多在过去难以达到的行动目标得以达到或难以实现的价值规范更易实现。但是，由于网络社会系统是建立在一种具有虚拟性、超时空性和符号互动性之特征的人们的网络行动及其网络社会关系的基础之上的，其有效运行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以现实的人际互动关系以及相关行动规范之改变、创新乃至扭曲、丧失为代价，从而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把人们抛入了一个不得不来回摆动于虚拟与现实之间的行动两难困境。
第三，网络化趋势的扩张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必须向以网络为中介的方向转化。网络化的力量不仅改变了人们社会交往活动的规则和秩序，而且也使得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过程难以通过感官去感知，而是必须借助于网络通信系统的中介性的环节。在某些“极端”的“网民”们眼中，物理的现实世界甚至已经不再是感性的结构实体，而是要必须服从于网络技术法则和网络化之要求的被决定的存在物。
第四，网络化趋势的扩张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人们对于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意义丧失信心，从而产生出一种“主体性的全面动摇”。在网络社会系统中，由于人们能够很容易地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因此，不仅人的身体不再成为一种主体位置的事实上的界限，而且人们作为主体之于生存与发展的信心和意义，也将在一种由于自我被抛离了主体的中心化的位置从而产生出来的散乱的、连续的不确定性中被多数化的过程所消解。这或许就正如美国当代哲学家鲍斯特所说的那样，“如果在加利福尼亚的我，能够直接与在巴黎的朋友讲话，或用电子邮件通话的话，或者，如果我不出门就可以知道地球上任何地方发生的政治、文化事件的话，或者，如果远离自己的数据库中有自己的材料提供给政府机关而自己却全然不知且自己的生活就已受到影响的话，若使用电视和电脑就能在家里购物的话，那么，我是身在何处的人呢？在这样的环境中，我无法以我自身的理性考虑在自律的主观性中拥有中心，无法为被定义了的自我设定境界。不，我是在横跨社会空间时崩溃而被淹没、被分散的我。”（注：（日）尾关周二：《共生的理想：现代交往与共生、共同的思想》，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80～81页。）
三、网络化与人类生存方式的前景：迈向“网人共生”的理想
应该承认，网络社会的出现与网络化趋势的扩张，确实给人类交往活动与生存状况带来了质和量的飞跃，并使得人类主体的社会性与共同性得到了一种空前的伸延和发展。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它又在同时以一种抽象的、被异化的方式表现出来，并增加了人们行动环境的符号性和虚拟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能在人与网络的关系上很好地作出协调与整合，不仅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活生生的、直接的、感性的、现实的联系将慢慢地变得淡化，而且由于失去了这样一种活生生的、感性的、面对面的物理现实的根基，未来的人类生存的前景，也将不得不面临一种可能走向枯萎的困境。
但是，我们所谓的当代社会的网络化趋势，尽管可以被看成是一种技术现代性的全球化过程，但它却绝对不是现代技术文明的衰落过程。正如每一个生活在当代社会中的现代人都能看见和感受到的那样，同任何一种技术成果以及由其所推动的社会发展的趋势和后果一样，网络化也是一种双重的现象。同任何一种前代的社会体系相比较，现代社会的网络化或者说网络社会制度的发展以及它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尽管带有一种现代性的负面效应，但它的发展和扩张也的确为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希望和机遇，为人类创造和正在创造出了不可胜数的享受生活的机会。当代社会在网络化趋势的促动中所呈现出来的企业行动模式转换、经济增长、制度创新和文化重建等方面的更新取向，实际上也已经向我们提示了网络对于现代社会发展的巨大的建设性意义和功能。
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曾经在《第三次浪潮》中指出，“在深刻变革信息领域同时，我们注定要改变自己的思想——改变我们思考问题，综合情况，预测行动后果的方法。”（注：（美）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358页。）同样， 在网络化趋势正在深刻变革着人们的社会生活之场所和状况的时候，人类的生存方式也就注定会发生改变。尽管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把由网络化所造成的人们内在自然的破坏视为是一种与资本主义工业化破坏人类的外在自然乃至破坏地球生态系统的过程相对应的过程，但是，如果从人类技术的发展史来考虑，人类其实已经是遭遇了多次这样的在技术与人的关系上所表现出来的两难处境。然而最终的结果是怎样的呢？实际上却正如保罗·萨福所指出的那样，“但是，在较长时期内，生活已变得更好。……某些人惧怕Internet和电脑空间，担心人际关系疏远并可能成为犯罪和社会冲突的舞台。然而，它们也曾有过创造性经历，使文化融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并且有助于应付各种灾难。”（注：（美）迈克尔·沙利文—特雷纳：《信息高速公路透视》， 科技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99页。）
在我们看来，在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网与人”的关系问题从而以之为基础去开启人类未来生存方式之前景时，秉持一种“共生”的理想和实践，或许将是我们的一种较为合理而明智的选择。当然，我们也知道，如果任何人在现在就要想提出任何能够妥善地解决“网与人”的关系问题的方案或蓝图，其最后的结果将很可能是陷于一种近似“乌托邦”的幻想。但是，即使是一种乌托邦的幻想，也要胜过那种在现实面前采取无所作为态度的鸵鸟政策。因此，为了使网络能够真正成为人类通往幸福的阶梯，为了让网络化能够成为一种人类真正所憧憬的理念和现实，我们认为其实是有必要提出一种类似“绝对命令”的网络理想：在网人共生中真正建立起一个人性化的网络界面，并以此为基础来展现人类未来生存方式的光明前景；网人合一，应当成为网络社会中的最崇高的价值和理想。若果真能如此，那么我们也就完全可以相信，人类生存方式的前景，必将在一种人性化的计算机网络和计算机网络的人性化的互动过程中得到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