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认同：《人民日报》(1979-2018)元旦社论话语分析
钟 蕊1,2
(1.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2.福建师范大学党委组织部，福建 福州 350117)
摘 要 :本文从博克新修辞理论的视角出发，以1979-2018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为语料，结合社会语境，从祝福模式、篇幅变化、高频语词、时间叙事和仪式话语等方面分析改革开放40年来《人民日报》元旦社论的修辞策略演变,观察与解释社论话语如何深度参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的修辞认同。
关键词 ：《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修辞认同；话语
引 言
“认同”(identification)是当代美国著名修辞学家肯尼斯·博克(Kenneth Burke)提出的西方新修辞学的核心观点。博克认为，一切人类有意义的话语形式都具有修辞性。博克在其《修辞学：新与旧》一文中，用几组关键词概括了古典修辞学和新修辞学的区别：
表1 古典修辞学和新修辞学的区别
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典修辞学认为, 修辞是用严谨的逻辑话语进行“说服”的学问, 其目的就是规劝受众, 从而使受众的信仰与行动接受并听命于修辞者的意志。因此，古典修辞学的关键词是“规劝”，是有意为之的修辞设计，是自觉、有意识的修辞行为，追求直接效果。而新修辞学的关键词是“认同”，其中包括有意为之的修辞设计，也包括无意识的趋同心理，后者是不自觉、无意识的修辞行为。[注] 谭学纯、朱玲：《广义修辞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7页。 在此基础上，博克还对新修辞学的学说进行了创新阐释，从社会符号学的角度说明修辞的目的不仅在于说服, 更是要用话语达到诱发他人形成态度或作出行动的目的。“认同”既是出发点也是目标,修辞者必须使用包括语言在内的符号与受众取得“认同”，即修辞活动的最终归宿就是令受众支持并认可修辞主体的观念、态度、思想和行为。在修辞认同中具有不同的修辞策略。在策略上，同情认同基于表达者和受众双方共同情感来建立的亲近关系；对立认同基于双方共同反对的东西形成凝聚；无意识认同基于特定的修辞手段，使受众无意识或潜意识形成认同。
公共修辞的目的在于通过公共话语的表达获得受众的公共认同。党报是公共话语的集中表达，是政治修辞的典型文本。作为中国最具官方权威性的新闻报纸，《人民日报》元旦社论被外界评价为“政治的晴雨表、时代的风向标”，是公共话语的权威表达，是提出社会政治倡导，引导社会公共舆论，构建社会价值认同的有效话语方式。作为每年元旦定点发布的政治理论宣言，元旦社论成为一个“公共话题”，成为“社会或语言社群关注度较高的表达中心”[注] 谭学纯：《广义修辞学演讲录》，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第42页。 ，围绕“辞旧迎新”这一主题，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勾勒蓝图、鼓舞民心，话语主题必然贯穿“过去-现在-未来”的历时逻辑主线，建构受众的共时公共认同。
表2 修辞认同的类型与策略
《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从生产表达到受众接受始终受到高度的政治关切。一是社论话语的表达，有一套严整的编辑生产机制，无论哪个时期，《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发表前都必须经过当时分管宣传工作的最高领导层的严格审查。一些年份的元旦社论甚至直接由党和国家领导人执笔撰写或审阅。文本生产极具规律性和连续性，元旦社论每年发表，从不间断。二是社论话语的接受。对于普通民众而言，阅读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成为其获取有关政策信息的重要途径。对于关注中国的外界而言，元旦社论就成为判断中国大政方针动向权威而宝贵的信息源。
与高度政治关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学术界对其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零度学术关照。直至2002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才首次进入学术研究视野得到关注，敏锐捕捉到《人民日报》元旦社论这一研究兴奋点的不是国内学者，而是一个国外汉学研究者。日本学者村田忠禧发表了题为《从<人民日报>元旦社论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的文章，成为学术关切的起点。在元旦社论生产传播的前50年，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强势话语和权威表达，元旦社论作为政治学习文本的面貌显著，遮蔽了学术研究文本的应有面貌。没有学术视野的关照，就没有学术研究的产出。截至目前，对《人民日报》元旦社论的学术关注仍十分有限，根据中国知网的检索结果，现有研究成果不足30篇，且分散于传播学、语言学、历史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的解读，基本围绕中国当代社会发展规律和价值观念变迁与《人民日报》元旦社论的相互关系展开。本文将运用修辞认同理论，从祝福模式、篇幅变化、高频语词、时间叙事和仪式话语分析改革开放40年来人民日报元旦社论的修辞策略演变。
一 、祝福模式的修辞认同
由于我们的底子差，近十来年又遭到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我国的工农业水平，同经济发达的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对这种状况，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第一，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主体由事件当事人或利益攸关方、新闻媒体、官方代表及其他网民等构成。旅游危机事件的当事人以及利益攸关方通常是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发起者，是其主体组成部分，新闻媒体、官方代表及其他网民等共同构成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发布者和传播者。
表3 《人民日报 》元旦社论的祝福模式
1990年过去了，1991年来到了。我们向全国各族人民祝贺：新年好！(1991年)
东方红，太阳升。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全国亿万军民怀着无比深厚的阶级感情，衷心祝愿我们的伟大导师毛主席万寿无疆！(1968年)
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衷心祝愿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1969年)
放眼全球，展望未来，我国各族人民心潮澎湃，衷心祝愿我们的伟大领袖、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毛主席万寿无疆！(1970年)
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热烈欢呼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衷心祝愿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1971年)
[35][39][40] Jean A. Garrison, Making China Policy: from Nixon to G. W. Bush,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5, p. 13, p. 14, p. 14.
(1)自下而上祝福模式。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是由衷的拥护，因而也会对在革命战争中带领人民走向胜利的领袖表示感谢。如1979年前的元旦社论：
我们满怀深情向全国各族人民，向台、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祝贺新年！(1994年)
本文以某深埋隧洞富水强蚀变岩TBM洞段为例，开展了注浆模拟试验研究，分析了浆液在不同围岩中的扩散范围、固结强度和注浆效果，并对现场注浆参数和支护设计进行了优化，主要结论如下：
这种锁定风险的模式也逐渐套用到其他基础金融产品，如1972年5月，芝加哥商业交易所正式成立国际货币市场分部，推出了7种外汇期货合约，拉开了期权市场创新发展的序幕。经过多年的发展，美国市场上的股指期货品种丰富，已经建立了以标普500为代表的大盘蓝筹指数期货、以标普400为代表的中盘股指数期货等较为完善的股指期货与期权产品体系。完全意义上的制度化运作的风险投资基金最早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美国，1946年成立的美国研究与发展公司(ARD)是第一家为技术研发提供资金支持的金融公司。
在这个辞旧迎新的时刻，我们向全国各族人民致以新年的问候和祝福。(2006年、2007年、2011年)
“没错。那天当测试员是假期兼职，我大部分时间在这里工作。”她轻轻敲敲下巴，“我认得这个名字，首跳者也是你吧?”
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我们向全国各族人民致以节日的祝贺。(1999年)
当前的软件工程专业的教学目标应该是培养职业化的具备软件、硬件、网络等各学科综合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因此，软件专业的教学目标可以基于S-CDIO培养模式，将培养高层次、实用型、复合型的人才培养作为教学目标，同时强调培养学生扎实的计算机基础知识、强力的实践能力和理论应用能力。此外，还要引导学生时刻关注软件工程及相关行业的各种新技术，如大数据、云计算、VR等。通过明确教学目标，从而能够有针对性地设置课程体系和培养学生能力。
在这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喜庆时刻，我们向全国各族人民致以节日的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新年的祝福！(2005年)
在这一元复始的喜庆时刻,我们衷心祝福全国各族人民新年好！衷心祝福台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新年好！(1996年)
这里的“我们”作为能指是唯一的，但其所指是模糊化的，至少呈现出四种不同的所指方向和对象。
圆心回流式三分支微通道圆盘热沉的几何模型图[25]如图1所示。冷却流体流动方向如图1所示，上下两层微通道由热沉边缘处环状通道连接。对应图1结构的微通道结构顶视图[25]如图2所示。
表4 人民日报 《元旦社论 》“我们 ”所指与祝福模式
1979年的元旦社论开篇不再肯定和颂扬，开篇表达的就是时间焦虑：
按照小平同志的理论，中国的金融在世界真正有地位，就是中国的人民币能在世界上自由兑换的时候，这是金融强国实现的标志。要知道，1990年、1991年中国的货币根本连贸易项下都没有自由兑换，一切都是管制的。在那个时刻，老人家能够非常深邃地、高瞻远瞩地讲了今后货币要自由兑换，是多么的有睿智、有前瞻性！小平同志说了这个话以后5年，到1996年中国人民币在贸易项下实现了自由兑换。
(3)平等交流的祝福模式。2013年后，祝福主体和祝福对象呈现“同一”化，营造平等对话的语境。如：
(2)自上而下的祝福模式。改革开放后，由于政治变化，中国共产党更为重视激发人民的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激情，希望能与人民群众一起面对新的挑战，祝福模式也为之一变。如：
3.运用问题情境教学，能提升学生的分析归纳总结能力。教师将教学内容设置成能体现从个别到整体、微观到宏观的抽象思维和逻辑思维过程的问题情境，以培养学生在重温知识、梳理知识的过程中分析、归纳、判断、综合等思维能力。
祝福你的新年，祝愿我们的梦想。(2013年)
迎着朝阳，祝福我们亲爱的祖国，共创我们光明的未来。(2015年)
《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充分反映了党报对于人民的尊重。在革命成功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人民对中国共产党怀着崇高敬意，这是一种强烈的发自内心的感情。而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急剧变化的外部环境与内部思想变化，必须与人民紧密地联系一起，号召人民投入到新变化与挑战中，因此更多趋向于自上而下的祝福。到了新世纪特别是2013年以来， “共享”“认同”理念得以确立；更为平等的交流话语和祝福模式，显示了《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充分适应了时代变化与人民的内心需求。
二 、篇幅变化的修辞认同
1979年以前，《人民日报》元旦社论的篇幅较长，平均字数4404字，篇幅最长的是1967年，达9178字。1979年以来，篇幅趋于精简，平均字数1901字，篇幅最短的是1982年，仅1115字。2002年后，元旦社论的篇幅都控制在2000字以内，自然段落数明显减少，不再出现长篇大论。
元旦社论的篇幅变化体现了节庆认同的变迁。一个国家往往通过设立法定重大节庆日，建构起官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对国家民族的历史记忆与未来憧憬的象征体系。这种象征体系通过报纸等大众媒体的报道，实现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向日常生活形态话语的转换，“对传统文化、家国历史的报道对于增强受众对想象共同体的信仰与对民族主义的认同有着重要意义。”[注] Lane J. Harris，Modern Times: The Meaning of Dates and Calendars in Modern China，1985-1935，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 Newsletter [J]. 2008:48:20. 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为了“行夏正，所以顺农时，从西历，所以便统计”，定农历正月初一为春节，而以西历的1月1日为新年。但一直未正式公布。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年采用公元纪年法”，正式确认新年(元旦)为中国的法定节日。但这种“法定”要落实到具体的日常生活中，其间还需要民众的认同与支持。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元旦节日观念尚不浓厚，广大农村几乎没有什么活动；在城市中，开始出现有组织的“团拜”活动。所以建国到改革开放之前，社论篇幅较长，其根本原因在于适应人民观念的缓慢改变。特别是由于人民日报在舆论环境中有着独一无二的地位，读者的接受度高。而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城市人口的增长，越来越多的群众接受了“元旦”为一年初始的观念，基于祝福与前瞻的目的也越来越明确，因此篇幅从长变短，转而为简短的总结与新年的祝福，从中可见，观念变迁直接影响了元旦社论的篇幅。
同时，改革开放前的社论承担较多的社会动员和指导工作的任务，比较冗长。对新一年的工作任务阐述，不仅篇幅长而且内容直接具体，如：
第二，厉行生产节约……在全国范围内，要求农业生产比一九四九年增产粮食一百亿斤，棉花四百七十万市担；工业生产尤其是重工业得到初步的恢复。(1950年)
改革开放后，元旦社论所承担的工作指导任务逐渐淡化，工作任务部署等具体政策内容逐渐减少。自上世纪90年代起，随着市场化媒体的发展和互联网的爆发式增长，人民的信息来源丰富与多元，直白的政策解读缺乏受众。特别是近几年来，在改文风的大语境下，元旦社论也追求简洁精练，让人民喜闻乐见。
三 、高频词语的修辞认同
元旦社论高频词语的变化是考察社论话语修辞认同的重要窗口。对于元旦社论的高频词研究，日本学者村田忠禧最早提出利用“字词频率统计的计量分析方法”，可以“不受主观左右而基于客观数据进行判断。[注] 村田忠禧： 《从〈人民日报〉元旦社论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3期。 王晓明在《轨迹——从元旦社论看中国的发展》一书中，选编了1949-2008年60篇元旦社论，每篇提取若干关键词，加以辨析解读。[注] 王晓明：《轨迹——从元旦社论看中国的发展》，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 万理通过对毛泽东、邓小平两位领袖人物的词频使用统计，从领袖人物词频统计及语义分析中看中共执政理念的转变，将词频统计法运用到党史研究中，发现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转变轨迹。[注] 万理：《从领袖人物词频统计及语义分析中看中共执政理念的转变：以建国以来<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为例》 ，《北京党史》2015年第2期。 .
图1 1979-2018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高频词云图
前人的研究虽然涉及了部分时期、部分高频词分析，但未能对改革开放40年来的元旦社论进行全面分析。本文以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为权威数据来源，选取1979-2018年元旦社论40篇，建立词频分析语料库1，总字数约7.64万字；为了能对改革开放前后元旦社论高频词的历时变化进行对比分析，还选取了改革开放前1949-1978年元旦社论30篇，建立词频分析语料库2，总字数约12.88万字。在确保语料库语料正确完整的基础上，运用图悦词频分析工具，对语料库1进行词频分析，导出高频词云图。改革、社会主义、建设、人民、经济、现代化、思想等高频词出现在图1中。
在对语料库1的分年度词频分析，导出高频词数据表，对居前十位的高频词进行数据提取、整合，形成高频词分析表。
表5 1979-2018年 《人民日报 》元旦社论前十位高频词分析表
通过1979年前后高频关键词分析，1949-1978年元旦社论居前十位的高频词从高到低依次是革命、无产阶级、人民、社会主义、毛主席、斗争、帝国主义、胜利、伟大、建设；1979-2018年元旦社论居前十位的高频词从高到低依次是：改革、社会主义、建设、人民、经济、现代化、思想、全党、伟大、同志。语料库1与语料库2对比发现，高频关键词同质少，异质多，相同的仅有“社会主义”和“人民”二词，反映出改革开放40年元旦社论话语与此前相比差异较大，呈现从革命话语向改革话语的明显转变。1978年前，“革命”话语统领 “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团结-批判”等几组呈现对立意义的斗争话语。1979-2018年期间，“革命”话语退出高频范围，“改革”话语统领“建设”“经济”“现代化”等高频出现。
（1）客体应为国家关于艾滋病防治的管理制度和他人的生命健康权。《艾滋病检测管理的若干规定》第9条规定，对于违反本规定，传播艾滋病或引起艾滋病传播危险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因此故意传播艾滋病的行为不仅侵犯了他人的生命健康权，同时也违反了国家关于艾滋病防治的管理制度。
四 、时间叙事的修辞认同
元旦社论较其他社论更具时间观照意识。十年“文革”结束之后，中国社会普遍存在一种焦虑情绪。谌容在小说《减去十岁》里写到，“根据上级指示，全国人民一律在档案中减去从1966-1976这十年，全部年轻十岁，所有人都找回了失去的时间”。虚构的小说情节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真切的集体心理。而这种“时间焦虑”的背后，是中国与世界潮流的“时差”，是人们对改变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的急切与焦躁心态。元旦社论敏锐捕捉到了这一社会焦虑感，并通过元旦社论话语对这种社会变迁时期产生的特定焦虑感给予引导，突出反映在1979年元旦社论《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生产建设》中，“时间”一词先后出现了10次，是历篇元旦社论中最多的一篇。时间焦虑与建设预期的互文关系，使得这篇元旦社论在议程设置和内容基调上与其他社论明显不同。以往元旦社论，在总结过去一年或一段时间的工作成绩时，基调一般都是肯定或颂扬为主，在此基础上，分析面临的暂时困难，提出将来一年或一段时间的奋斗目标和计划。
“我们”所指的模糊化指向两个方向，一是作者及作者代表的群体，二是读者及读者代表的群体。除了所指4的所指对象与祝福授予对象重置外，其他3类所指都可以作为祝福施与对象，在文中进行自由替换，并保持基本语义不变。但不同所指，反映出的祝福模式和人际关系不同。所指2呈现出自上而下的祝福模式，所指1、3呈现趋于平等的祝福模式。
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从第一天起就要抢时间，争速度，加快前进的步伐。
篇中省略肯定成绩的基本议程，直接指出困难问题：
凡数之始称为“元”，而“旦”，从象形字来看，意味着太阳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象征一日的开始。因此，在“初生”与“万象更新”之际，围绕“辞旧迎新”的公共话题，“新年祝福”是元旦社论区别于其他社论的特有议程。考察多年的元旦社论可以发现，祝福模式也有所变化，经历了从启蒙到平等交流的过程。如下图三种祝福模式。
结尾再次强调了时间焦虑：
3、在基础保障上联合。在人口健康文化建设、社会宣传活动、媒体开办专栏、宣传品进村入户等方面为常规宣传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一定要有时间观念……如果我们不珍惜时间、不抓紧工作，还可能使我们同经济发达国家的差距拉得更长。
时间是无情的。赢得了时间，就赢得了胜利；丧失了时间，必将受到历史的惩罚。
时间是紧迫的，一年、一月、一天、一小时都不能耽误……我们一定要……集中精力，争分夺秒，按日按月按季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建设计划。
在左邻右舍的议论中，“癌症”这个尖锐而刺耳的词语，很快传到了英的耳朵。就在两个月前，村小的王老师因肺癌离去，从确诊到离开，仅仅只有一个半月的时间。村里的人都说，王老师是被癌症吓死的。大家说得十分轻巧，感觉死亡和自己没有任何瓜葛似的。然而，死亡也许很近，很突然，也很迅速。当死神真的降临时，一切都变得沉重起来。
对时间的焦虑实际是对建设、改革预期目标实现的焦虑，特别是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百废待兴的社会现实，必须最大限度地调动全体民众的建设热情，从阶级斗争的固有模式转到抓生产建设、经济发展中来。时间焦虑通过语言的形式进一步传递，突出反映在“一定”“要”“必须”等情态动词和命令式、使令式的祈使句式在元旦社论中的高频使用中，通过词语和句型的语法力量强化规约和指令，强势引导社会发展的共识。
五 、仪式话语的修辞认同
仪式是人类生活中最为古老和常见的行为，维特根斯坦曾把人定义为“庆典仪式的动物”。一个国家法定重大节庆日的设立及纪念仪式，是官方对国家民族的历史记忆与未来憧憬的权力话语表达。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政治属性是仪式的天然属性，贯穿于国家公共生活和个体生活的方方面面。元旦作为具有强烈政治属性的国家重大节庆之一，其节庆仪式具有不可取代的政治仪式化传播与集体记忆的唤起功能，融入人们的价值观念，成为建构政治秩序认同的重要载体。《人民日报》元旦头版往往通过典型事件的政治仪式化报道，把典型事件升华为特定政治仪式，借助这一媒介建构有意义、有秩序的文化精神结构，并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1978年后，元旦头版不再独立刊登领导人肖像图片，转向与节日庆典的多重节庆仪式化叙事，强化秩序认同。其中，元旦头版集中体现在领导人新年贺词的祝福仪式。
在《人民日报》元旦头版，领导人致新年贺词等祝福仪式高频出现。1965年首次出现了领导人与军民联欢迎接新年的仪式场景，但这一仪式场景没有得到延续。1991年起，国家领导人致新年贺词的仪式场景出现在元旦头版。中国国家主席通过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向海外听众、观众发表新年贺词，贺词全文配发领导人讲话图片刊发于元旦头版头条，并固化为一种重要的仪式性活动。这一仪式对象最初只面向海外受众，旨在让更多海外受众了解中国的发展状况和规划，同时向世界表明中国立场，展示本国形象。[注] 黄红英、朱颖：《中国国家主席新年贺词的传播语境研究》，《当代传播》2018年第3期。 2001年后，领导人致新年贺词在国内外同步播出，但延续把海外受众为主要仪式对象，因此新年贺词基本围绕“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题展开，侧重向国际社会和海外受众传递大政外交政策走向，对国际局势和政治秩序的关注和认同远大于国内，因此这一仪式对国内受众而言接受效果有限。2014年后，随着“共享”“认同”理念的确立，贺词仪式对象转向以国内受众为主，更加注重运用鲜活话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形象，通过领导人致新年贺词的仪式传播中国治国理政新理念、新秩序，贺词语言亲和力显著提升，新年祝福话语更具个性化、富有文学美感，使大众认可度显著提升；同时，更接地气的口语化、网络化祝福话语使国家领导人务实亲民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注] 李艺轩：《从“传递”到“认同”》，《青年记者》2015年第14期。
与元旦领导人致新年贺词形成仪式互文意义的，是每年的国庆庆典仪式，反映在人民日报国庆头版上的仪式场景为国庆招待会。国庆招待会作为每年国庆庆典活动的一种，以“仪式化”的形式建构某种“范式”，象征秩序在当下环境中的崇高地位。以1979年的国庆招待会图片为例，巨幅的领袖肖像是这一仪式的重要道具，也是视觉焦点所在。国庆招待会邀请参会者众多，为了保证参会者的关注力都集中在主席台周围，在主席台正后方设置了巨幅肖像画，肖像画连接象征和现实，将全场参会者的视觉注意力吸引和保持在肖像画与主席台周围。“画中画的梯形层次构图，将受众的视线从上方向下方延伸，强化领袖与大众的二元表征，规制人们对肖像图片的视觉想象，悄无声息地召唤形式的象征意义，构建象征与现实间的多重隐喻关系。”[注] 李京：《从政治秩序确立到政治记忆刻写——对〈人民日报〉1949-2017年国庆头版图像叙事变迁的探讨》，《新闻界》2018年第1期。
1998年后，国庆招待会在国庆头版新闻图片中的仪式象征符号明显变化，国庆招待会不再出现宏大的群体参会的场景，众多的参与者在招待会的仪式化图片中不再出现，转而突出中央领导班子集体的仪式化出场，1999年-2018年的20年间，仅有2008、2012年2次未出现，其余18年都是以政治局常委全体成员就坐招待会现场圆桌的图片，背景的正中位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左右两侧的红旗幕帏烘托，红旗上方分别饰有1949和当年年份。圆桌座位的对称安排烘托出领导集体的政治凝聚力和向心力。
(一)互联网时代下的大数据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即便数据已渗透于各个行业中，但人们还未能正确的认识到新事物的发展状态。以致于数据并不能充分的实现其价值。总而言之，人们对大数据现有的认知还存在一些误区，专业知识还较匮乏，认识过于碎片化，还无法使其适应新时期的种种要求。
2014年起，《人民日报》国庆头版出现了新的仪式象征符号——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这一缅怀先烈的仪式，与同期出现的国家公祭日、纪念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等具有互文的象征意味，都是通过缅怀英烈的国家仪式，寓意并警示在和平年代的国人不要忘记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而英勇献身的烈士们，是集中展现国家意志与政治意识的一种国家行为，通过历史召唤、身份象征、民族符号等形式构成宏大的国家叙事，唤起人们对中华民族曾经遭受贫乏苦难的个体记忆，唤起人们对民族独立解放来之不易的集体记忆，唤起人们对维系和平安定的政治秩序的忠诚。这一节庆活动并非仅是节日庆祝，更重要的是政治权威与政治秩序的仪式化展示，其元逻辑是“展示”，展示国家今天的胜利荣光与昨日的流血牺牲之间的直接关联。以2018年国庆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图片为例，与国庆招待会的秩序“展示”相似，正中的天安门城楼、国旗、挽联题字的纪念花篮、两侧对称的华表、整齐划一的纪念人群队伍等，这些呈现对称中线等分的一系列具有国家意象的象征隐喻符号，在制造视觉平衡对称感营造出庄严肃穆的现场氛围和不容质疑的政治秩序，这些代表民族精神传承的仪式道具以浓缩的符号方式将民族记忆与价值信念传递给受众，“共筑中华魂、缅怀先烈志”，将忠诚、爱国、奉献等抽象的意识形态观念通过生动形象的仪式场景被社会大众所感知、传递、理解并接受。在纪念人群方阵的排列组合上，打破了整齐划一的模式，采用了双金字塔式，给人以安定、肃穆之感。手持花篮礼兵呈第一个金字塔方阵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国家领导人跨步向前，与其他领导集体成员构成第二个金字塔方阵，这样的“双金字塔式”不但召唤受众视线，也召唤受众对仪式主题象征的想象：在人民英雄烈士为中国的解放与发展奠定的根基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政治仪式和政治记忆密不可分，具有政治属性的元旦、国庆仪式通过行为符号表征，唤起普通民众对民族精神文化的个体记忆，并将这种个体记忆通过表征仪式的固化融入民族精神文化的集体记忆，实现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的共融，强化对政治秩序的认同感。
中图分类号 ：H0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285(2019)01-0048-09
DOI: 10.12046/j.issn.1000-5285.2019.01.001
收稿日期 ：2018-11-10
作者简介 ：钟 蕊，女，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福建师范大学党委组织部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话语修辞、党建理论与实践。
(责任编辑 ：陈 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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