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汇语义与句法界面研究的三种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句法论文,语义论文,三种论文,词汇论文,界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词汇语义与句法界面的传统研究及其不足
词汇语义与句法的界面（lexical meaning syntax interface，下文简称为界面）研究“谓语动词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与句子结构相互关联”（Arad,1996）。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对界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两方面：
（1）动词的哪些意义影响句子结构，这些意义如何表征；
（2）动词意义对句子结构的影响是如何实现的，即动词意义向句子结构映射具有什么规律，包含哪些类型。
如何选择与句子结构有关的词汇语义内容，并用恰当的方式表达出来，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做法，但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类。
一类是罗列动词的语义角色，即把动词（在句子中）必须有的名词成分罗列出来，如Gruber（1965）、Fillmore（1968）、Stowell（1981）、Cruse（1986）、Givón（1990）等人的做法属于这一类。詹卫东（2004）把动词与语义角色的搭配能力形象地描述成“动词在自己周围挖坑的能力”。
另一类主张在特定的维度上进行谓词分解，如Jackendoff（1976,1983,1990）基于空间位置与运动关系的谓词分解；Tenny（1994）基于体特征（aspectual properties）把谓语动词分解成有限的概念特征或基础谓词（但不一定是原子谓词）；Croft（1991）受Talmy（1985,1988）的启发，提出了对事件进行分解的因果链（causal chain）方法。
理论的多样性体现了理论的随意性。这种随意性首先表现为各家的术语千差万别、各不相同，比如Givón（1990）提出了“语义角色”（semantic role），Gruber（1965）和Jackendoff（1972,1976）提出了“题元关系”（thematic relation），Fillmore（1968）提出了“语义格”（semantic case），Stowell（1981）提出了“题元栅”（theta-grid），cruse（1986）提出了“参与者角色”（participant role），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词汇语义单位不仅名称不同，数量也不同。比如，杨成凯（1986）以列表的方式对比了Fillmore（1966,1968,1971,1977）各时期语义格的数目和名称：1966年提出6种，1968年和1971分别提出9种，数量虽然巧合，但名称和所指各不相同，1977年又缩减为4种。此外，Halliday（1967）提出9种语义角色，吕叔湘（1942）提出12种，丁树声等（1961）提出8种，汤廷池（1972）提出12种，邓守信（1971）提出9种。
名称不同或许是可以接受的，但数量不同体现的是不同学者对词汇语义的不同切分，即词汇语义的“颗粒”大小不同。数量越多，“颗粒”越小；数量越少，“颗粒”越大。“颗粒”大小的不确定性直接决定了词汇语义与句法之间映射关系的不确定，既可能是多对一的映射，也可能是一对多的映射。
比如对（1）和（2）来说，罗列语义角色的作法认为Tom和the new offer分别是Agent和Theme，都映射为主语；thevase和Flora分别是Patient和Experiencer，都映射为宾语。不同的语义角色映射为同一句法单位，是多对一的映射。
（1）Tom broke the vase.
（2）The new offer pleased Flora.
多对一映射的另一种形式表现为例3，其中Agent和Source映射为主语Tom,Theme和Goal映射为宾语the fox。
（3）Tom chased the fox.
谓词分解理论也是如此。比如，Jackendoff（1972,1976）用题元层面（thematic tier）和动作层面（action tier）将谓词的语义分解后，得到Tom是动作层面的Agent,fox是题元层面的Theme，动作层面的成分优先映射为主语，当没有动作层面的成分时，题元层面的成分可以映射为主语，结论是Tom和fox可以映射为主语，也是多对一的映射。
除了多对一的映射之外，一对多的映射也不乏其例，比如在（4）中，Theme映射为主语the envelope，又映射为介词的宾语it。
（4）The envelope has n0 stamp on it.
多对一和一对多的映射是现有理论模式下的语言“事实”，界面研究的理想的目标是找出词汇语义与句法成分之间的映射规律，这种规律最好是一对一的映射。要达到这一目标，有两种思路：一是增大词汇语义的“颗粒”，比如对（1）和（2）来说，把Agent和Theme看作同一种成分，把Patient和Experiencer也看作同一种成分，对（3）来说不再区分Agent和Source等语义成分，这样一来，映射的始端统一了，保证了一对一的映射。另一种思路是把句法成分的“颗粒”细化，即把（1）和（2）看作不同的句法关系，而不是统一的SVO句型中的主语和宾语，这样可以从映射的终端保证一对一的映射。下文中我们将分别讨论这两种思路。
除了词汇语义的“颗粒”不确定之外，映射本身也有不足之外，即只有从词汇语义向句法的单向映射，而没有句法对于词汇语义的逆向作用，即界面不是双向互动的。到目前为止的映射理论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种，而且它们都是单向的映射：
1）Perlmutter（1978）和Perlmutter & Postal（1984）提出了普遍联合假说（Universal Alignment Hypothesis），认为词汇意义与句子结构之间具有普遍的、超越语言形式的映射关系，即普遍映射。与普遍映射相对的是个别映射，即相对于特定动词的映射（verb-specific mapping），如Rosen（1984:53）的小联合假说（Little Alignment Hypothesis）：
2）Fillmore（1968）和chomsky（1981,1986）提出一对一的映射，即每个子句中每种语义格（即语义角色）只能出现一次，反过来，每个论元（即名词成分）有且只有一种语义格，但他们都主张词汇语义映射为句法成分时具有优先权的差别，所以事实上也是单向的多对一的映射。Gruber（1965）和Jackendoff（1972）用运动类动词证明了两个语义角色可以同时由一个名词词组担任，Dowry（1991）、Huddleston（1970）、Starosta（1978）等学者证明了具有不同句子功能的两个名词可以有相同的语义角色，也没有摆脱单向映射的模式；
3）Anderson（1977）、Baker（1988）、Levin & Hovav （1996）等主张直接映射，直接映射对映射始端和终端的名称有明确的规定，即什么样的词汇语义角色映射为什么样的句子结构成分。调适映射（mediated mapping）与直接映射相对，Levin & Hovav（1996）认为调适映射分为两类，一类是将题元角色（即语义角色或语义格）排列成等级体系（thematic role hierarchy），如Jackendoff（1972）、Larson（1988）等，在向句子结构映射时，等级体系中的题元角色具有优先权的不同。另一类调适映射使用中介角色（intermediate role），即词汇语义与句子结构之间的映射必须通过第三方的介入，如Foley & van Valin（1984）、van Valin（1990）、Dowty（1991）等。
除此之外，Hopper（1987）、Goldberg（1995）、陶红印（2000）等提出了动态映射，主张动词能带的论元类型及其范围不是固定不变或先验确定的，而是具有开放性和流动性的。
总之，传统的界面研究存在两方面的不足，一是理论的随意性造成了词汇语义“颗粒”的不确定性，二是映射的单向性而不是双向互动。
2.构式语法对界面研究的贡献及其不足
构式语法（Goldberg,1995）是对传统界面研究的修正：一是把句法关系的“颗粒”细化了，这是上一节所讲的第二种思路，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词汇语义“颗粒”的不确定性所造成的映射的不规则性（即多对一的映射）；二是对界面进行双向互动的研究。
我们先看构式语法是如何实现界面的双向互动的。
构式语法（Goldberg,1995:24）认为，句子的意义包括两个方面，即词汇的意义和构式的意义，两者以非单调的方式互动（interact in non-trivial ways）。
词汇语义对句法的作用体现在四个方面（Goldberg,1997），即动词使构式的意义更加具体（elaboration）、动词为构式提供动态作用力关系（force-dynamic relation）、动词所对应的动作成为构式的前提关系（precondition）、表达与构式同时进行的行为或动作（co-occurring activity）。这四点我们不拟细说，读者可以查阅董燕萍和梁君英（2002）的介绍与举例。词汇语义的四种作用可以概括为对句法关系的确定，与传统界面研究中的单向映射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词汇语义没有被明确地概括为语义角色。其中的理由是，构式语法是认知语言学的分支，它反对将语言学语义与百科语义区分开来，所以构式语法的词汇语义具有百科性质。
构式对词汇语义的约束是本文所说的逆向研究，这种逆向作用可以归纳为如下四方面：
1）构式能补足词汇语义。构式语法认为，构式本身是有意义的，当动词进入构式之后，句子成分就因为构式的不同而有了不同的意义。这样一来，诸如（5）和（6）的细微的语义差别① 就可以借助不同的构式而得到解释，而不必认定load有两种词汇意义。
（5）Tom loaded the wagon with hay.
（6）Tom loaded the hay onto the wagon.
2）构式可以临时性地剥夺动词的参与者角色，即构式可能使动词的参与者角色被隐蔽（shade）、切除（cut）或者合并（merge）（Goldberg,1995:57－58）。隐蔽指动词的参与者角色被非突显化（deprofiled），比如被动构式中的动作者可以被隐蔽，在GB和LFG中“隐蔽”被称为“论元压制”（suppression of argument）；切除指在英语的中动构式或德语的非人称被动构式中动作者被去除；合并指罗曼语系中反身构式的两个参与者角色可以合并为一个。
3）构式可以把参与者角色强加给动词。比如，sneeze的参与者角色只有一个，即sneezer，一旦进入致使移动构式，sneezer成为构式语义角色cause的实例（instance）。致使移动构式的另外两个语义角色theme和goal分别把参与者角色强加给动词sneeze，使sneeze获得sneezee和sneeze.place，所以（7）成了合法的句子。
（7）Tom sneezed the foam off the bottle.
4）构式能过滤不合格的动词，不让它们进入构式。这一过程是通过语义连贯原则（Semantic Coherence Principle）和对应原则（Correspondence Principle）实现的。（Goldberg,1995:50）
语义连贯原则认为，动词的参与者角色和构式的语义角色必须满足这样一种关系，即其中一种角色必须是另一种角色的实例。举例来说，动词mail的参与者角色是〈mailer mailee mailed〉，mail能进入双宾构式（如Tom mailed Mary a book），是因为〈mailer mailee mailed〉分别是〈Agent Recipient Patient〉的实例；mail不能进入致使移动构式，是因为〈mailer mailee mailed〉分别不是〈Cause Theme Goal〉的实例。也就是说，mail被致使移动构式过滤了。
再看对应原则。构式语法认为（Goldberg,1995:49），对动词来说，只有必须被表达的参与者角色才突显，对构式来说，只有实现为直接语法关系（即SUBJ、
）的语义角色才突显。每个突显的参与者角色必须与构式中突显的语义角色融合（fuse），当词汇中有三个突显的参与者角色时，允许其中一个与构式中不突显的语义角色融合。
例如，对put来说，它有三个必须被表达的参与者角色，即〈putter puttee put.place〉，当put进入致使移动构式时，语义角色〈Cause Theme Goal〉所对应的语法关系是主语、宾语和状语，与状语对应的Goal不突显，但根据对应原则，动词中突显的put.place可以与构式中不突显的Goal融合，所以put进入致使移动构式仍是合法的。
设立语义连贯原则和对应原则的意义在于：
1）构式单位的语义标签是对动词参与者角色的范畴化，如Agent是putter、opener、breaker等的范畴化，上级概念（如Agent）与下级概念（如putter）之间类型与实例（type vs.instance）的关系保证了进入构式的动词具有语义合法性。
2）根据对应原则，融合的过程是单向的，即只能从词汇的参与者角色向构式的语义角色融合，单向性规定了词汇必须主动适应构式，这就从理论上保证了构式对词汇语义的制约。
融合的单向性和映射的单向性虽然都是从词汇出发，但两者完全不同：映射的单向性认为词汇语义是决定性的（deterministic），即词汇单向地决定了句子的结构；融合的单向性认为构式先验地存在，即构式是选择性的（selective），它能挑选并检验合适的词汇，所以，构式对词汇的挑选和从词汇到构式的融合是相同的。
至此，我们证明了构式语法优越于传统界面研究的一个侧面，即界面是双向互动的，而不是单向的映射。
另一方面，构式语法通过将句法“颗粒”细化，增加映射终端的数量，以此减少多对一的映射。这一目标是通过将抽象的句法关系分解为多种具体的构式来实现的。
举例来说，构式语法认为（5）和（6）是两个不同的构式（而不是基于同一深层结构的句法关系），这就从理论上保证了（5）和（6）的语义差别取决于构式本身的结构和它所表达的构式意义（这正是构式不及句法抽象的地方），这种差别说明了映射的终端不同于早期的映射理论，即句法成分（如宾语）的“颗粒”被细化了，它是特定构式中的句法成分，而不是超越构式的抽象句法。句法成分的“颗粒”被细化之后，（5）中的语义成分Location映射为构式甲的位置，（6）中的语义成分Theme映射为构式乙的位置，早期理论中多对一的映射变成了构式语法中一对一的映射。
同理，（1）和（2）也可以看作两个不同的构式，比如分别为Change-of-state构式和Presenting构式，不同的词汇语义成分分别向不同的构式成分映射，以化解多对一的映射。
但是，对于（3）和（4）违反一一映射的情况，构式语法仍旧无能为力，因为解决（3）的问题要求增大词汇语义的“颗粒”，违背了构式语法的工作机制；解决（4）的问题，必须对各句法成分之间的关系有新的定义。在下一节我们将证明，能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是因果元构式的模式。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在传统的界面研究中，语义角色属于词汇语义的成分，在构式语法中当语义连贯原则在语义角色与构式成分之间建立了固定联系时，映射的始端已不再是早期理论的语义角色，而是更加具体化了的语义标签，如mail的词汇语义成分是〈mailer mailee mailed〉，put的词汇语义成分是〈putter puttee put.place〉，词汇语义成分的概括程度被降到了最低，所以对于映射关系的概括来说是最不经济的。在增加映射终端以减少多对一映射的同时，构式语法不自觉地增加了映射始端的数目，两相抵消，不见得有正面的效果。
如何在调节映射终端（即降低句法端的抽象程度）的同时不增加映射始端的数量，是必须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在下一节中将尝试另一种策略，即在构式语法的框架下把词汇语义的“颗粒”增大。为此，我们将提出因果元构式（causal metaconstruction）的概念。
3.因果元构式与界面研究
3.1 事件、因果链与因果元构式
事件（event）是人对客观世界存在状态的识解（construal），在结构和内容上没有统一的量的标准，也就是说，事件可以体现为宏观结构，也可以体现为微观结构。要探讨事件之间普遍的因果关系，事件单位必须有一个量的规定性。有鉴于此，Croft（1991:165－166）提出了原子事件（atomic event）的概念。
以John broke the boulder with a hammer为例，它包括如下五个原子事件：John把力传给自己的手；手把力传给hammer; hammer把力传给boulder; boulder受力后出现物理变化；boulder进入一种新的状态，即破碎。
根据力的传递方向，上述五个原子事件可以串成如下序列，成为因果链，即相邻的原子事件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John→(hand)→hammer→boulder→(boulder)→(boulder)
力的传递具有ICM的性质，它不一定体现为一个实体作用于另一个实体，比如对于Tom came back from school yes terday来说，Tom的运动轨迹被隐喻性地理解成为两次力的传递：
school→Tom→（home？）
在此基础上，抽象的空间关系也被隐喻为力的传递，如The stray died of hunger和The hut burned to ashes的因果链分别基于力的如下传递方式：
hunger→stray→（...）；hut→（...）→ashes
括号中的省略号在语言形式上没有体现，但对于原子事件的定义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它们都是力的传递中的一个环节。在左边的例子中，省略号指饥饿引发的结果；在右边的例子中，省略号指着火的状态或过程。
任何一个事件总能找到先于它发生并对它具有某种影响的事件，所以无数的事件构成无始无终的因果链。因果链的每一个片断都包含力的输入端和输出端，输入端是原子事件的始端（initiator），输出端是终端（endpoint）。
每一个事件都可以由一个动词来编码，而且每一个事件都包含一个或多个名词。当一个事件对应一个子句的时候，无数个事件的集合就具备了语言本体论的性质。如果能对无数个事件所体现的因果关系做出统一的描述，那么因果关系就具备了元构式（metaconstruction）的特征。
3.2 因果元构式的构式本质
要证明因果元构式对具体构式的超越，我们先要了解因果元构式的构式特征。我们认为，因果元构式具有如下构式特征，它们与构式语法中构式的逆向作用是一致的：
1）能解释子句获得的词汇以外的额外语义内容并且避免使用过多的词汇语义标签，比如，因果关系中力的传递能解释sneeze在特定句型中的致使意义：
somebody→(nose)→object→location;
2）能解释词汇的参与者角色被剥夺的现象，即当动词所对应的因果链不够长的时候，一些参与者角色位于当前因果链片断之外，由此造成参与者角色被剥夺的现象，比如T11e boulder broke和The hammer broke the boulder都有参与者角色（如动作者）被剥夺，相反，John broke the boulder因为所跨的因果链足够长，所以没有参与者角色被剥夺的现象。
3）能阻止不合格的动词进入构式，比如The boat burned into the cave是不合法的句子，它包含两个原子事件：The boat burns和The boat enters the cave，因为前一原子事件不是后一原子事件的原因，所以两个事件不能在同一构式中出现。
4）因果元构式还能对进入构式的动词做出语义结构上的规定，比如对关于“说话”的因果链来说，因果链的长度决定了它所能接受的动词的语义结构，如speak和talk对应的因果链最短，say对应的因果链较长，tell对应的因果链最长，所以它们的语义结构各不相同。
3.3 因果元构式对具体构式的超越
在上一节中，我们证明了因果元构式的构式本质，及其对界面研究的贡献。现在我们来看看，因果元构式能否克服构式语法的不足，即词汇语义标签的概括性被降到了最低。
在因果元构式模式下，词汇语义的“颗粒”被最大限度地增大了，即只包括因果链的始端和终端，在常规情况下分别映射为主语和宾语等句法成分②。始端包括Agent、Stimulus等语义角色，终端包括Patient、Experiencer。等语义角色。除了始端和终端之外，因果元构式还可能有附加成分（oblique）。附加成分以事件的终端作为参照点，终端之前的成分称为前在角色（antecedent roles），之后的成分称为后在角色（subsequent roles）（Croft,1991:185）。前在角色和后在角色在概括能力方面也超越了具体构式，前在角色包括具体构式中的Cause、passive Agent、Comitative、Means、Manner、Instrument等成分，后在角色包括具体构式中的Result、Benefactive/Malefactive、Recipient等成分。前在角色和后在角色映射为句子的状语（包括时间状语、地点状语、原因状语等）。
Agent、Stimulus和Patient、Experiencer是因果链的不同环节，当这些环节被整合成抽象的词汇语义标签（即始端和终端）时，映射的始端被最大限度地统一了，比如（1）和（2）的主语分别是Tom和the new offer，在传统的界面研究（见第一节）中它是不同的语义标签，即Agent和Theine（＝Stimulus），在构式语法中它们适中的抽象级别，使它们成为了构式成分的语义标签，而不是词汇语义的标签（词汇语义的抽象级别更低），因果元构式把它们整合成为“始端”，把多对一的映射变成了一对一的映射，满足我们对词汇语义与句法之间映射规律的期待。同样，对（3）来说，Agent和Source整合为始端，并映射为主语Tom,Theine和Goal整合为终端，并映射为宾语the fox。
因果元构式不仅较好地化解了多对一的映射，也能化解一对多的映射。比如，对（4）来说，the envelope和it在句法上分别是主语和介词宾语，这是映射的终端，映射始端是因果链中的两个环节。在句（4）所示的事态中，it指与邮票相对的信封，即与邮票在概念关系上是彼此独立的，而the envelope指可能接受邮票某种潜在影响的信封，即邮票可能粘贴其上，也可能没有粘贴其上，不管是否有邮票粘贴其上，the envelope都是某种因果关系的终端，始端是邮票③。
由于元构式的结构和意义基于因果链的传递来定义，词汇语义角色的定义也基于因果链的传递，共同的基础保证了两者之间有效的互动：在共时层面上，词汇语义角色可以检验元构式中因果关系的传递，反过来，因果元构式可以解释词汇语义角色的分布、增补和缺失，以及动词概念语义结构的形成机制；在历时层面能预测和见证子句结构和词汇概念结构的合理发展，如果在语言的演化中出现新的句型，只要遵循因果元构式的分析方法，语义角色的数量和名称可以及时调整。
由于词汇语义的概括性提高了，传统映射模式中各种词汇语义角色也能在统一的标准（即因果关系和力的传递）之下被定义，传统界面研究中词汇语义角色名称不统一、数量不统一的局面能够被扭转，比如：
Agent的定义：因果链（尤其是意志因果链）的始端；
Patient的定义：因果链（尤其是物理因果链）的终端；
Instrument的定义：位于始端与终端之间，而且不能成为意志因果链中的始端；
Comitative的定义：与始端处于相同位置，但只出现在意志因果链中；
但是，因果元构式远不是至善至美的模式。它在增大词汇语义“颗粒”的同时，句法成分的“颗粒”也被最大化了，因为所有的句法关系都被统括为因果链，忽略了句法结构的特异性。举例来说，某栋破房子随时可能倒塌，倒塌的结果可能使游客丧命，所以游客们很害怕，这一事态构成一个因果链。按照因果链的始端映射为主语，终端映射为宾语的原则，映射结果是（8）。
（8）The shabby building frightened the tourists.
（9）111e tourists feared the shabby building.
但是，（9）具有同样的可接受性，而它的映射关系却刚好颠倒了。不仅如此，frighten和fear的对立不是个别现象，在英语中，frighten类动词至少包括disgust,amaze,astonish,(dis)please,appall,terrify,annoy,anger,enrage,irritate,infuriate,shock,entertain,amuse,intrigue等；fear类动词至少包括despise,scorn,abhor,resent,adore,admire,like,love,hate,respect,deplore,appreciate,detest,enjoy等。这类语言现象不仅英语中有，其他语言中也广泛存在，在汉语中有诸如“它烦我”与“我怕它”的对立。其中一个体现因果链的映射规律（即“它烦我”），另一个则刚好相反（“我怕它”不体现因果链的映射规律）。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认为必须将因果元构式的映射规律与题元等级序列结合起来。比如，Jackendoff（1972:43）提出的题元等级序列是：Agent＞Experiencer＞Goal/Source/Loacation＞Theme，左侧的成分比右侧的成分更有可能映射为主语，右侧的成分比左侧的成分更有可能映射为宾语。这一序列可以解释（9）和所有fear类动词的映射规律，因为在（9）中The tourists是Experiencer，而the shabby building是Theme，因为Experiencer＞Theme，前者更有可能充当主语；除此之外，（8）和所有frighten类动词则遵守因果元构式的映射规律，即因果链的始端映射为主语，终端映射为宾语。
4.结语：三种模式的比较
在词汇语义与句法界面的研究中，本文分析了传统的界面模式和构式语法的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因果元构式的模式。传统模式是词汇语义向句法成分的单向映射，构式语法和因果元构式的模式都实现了界面的双向互动，这是后两者优越于传统模式之处。构式语法将句法端的“颗粒”细化了，化解了多对一的映射，但仍不能化解一对多的映射，因果元构式不仅实现了双向互动，能化解多对一和一对多的映射，而且对词汇语义的表征更为经济。
我们可以把三种模式的关系用图表示如下。在下图中，左、中、右三组圆圈表示三种界面研究模式。每一列包括两个圆圈，位置低的一个代表词汇语义，位置高的一个代表句法成分。构式语法和因果元构式都是对传统模式的修正，前者从句法成分出发进行修正，后者从词汇语义出发进行修正；前者让句法成分的“颗粒”变小，后者让词汇语义的“颗粒”增大。在构式语法中，当句法成分的“颗粒”变小时，词汇语义的“颗粒”随之变小，在因果元构式中，当词汇语义的“颗粒”增大时，句法成分的“颗粒”随之增大。
从上图可以看出，每一种模式的界面两端是对称的，当一端的“颗粒”变化时，另一端随之变小，所以三种模式的优劣对比可以归结为对界面两端“颗粒”大小的取舍。在传统模式中，两端的“颗粒”是中等大小的，从词汇语义向句法成分的映射总是多对一和一对多的映射；构式语法首先将语法成分的“颗粒”变小，以期避免多对一和一对多的映射，但词汇语义的“颗粒”相应变小，使映射变得很不经济；因果元构式的模式增大了词汇语义的“颗粒”，同样避免了多对一和一对多的映射，但造成了句法成分“颗粒”的相应增大，并由此造成了对句法结构特异性的忽略。因果元构式的缺点可以通过题元等级序列有效修正，所以因果元构式更胜一筹。
注释：
①(5)表示车被装满了，(6)表示草都被装上了车，但车不一定装满了，构式语法认为，这些差别不是由这两个名词（the wagon和the hay）的语义差别造成的，而是取决于构式本身的结构和它所表达的构式意义。
② 非常规的情况指始端不映射为主语、终端不映射为宾语的情况，我们将在下文讨论。
③(4)的因果链可以表述为“信封→邮票→信封（与邮票有某种潜在关系）”，也有可能是“邮票→信封→信封（与邮票有某种潜在关系）”，具体是哪一种，取决于说话人当时的事态和说话人对场景的识解（constr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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