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民[1]2001年在《杜甫与七言律诗》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杜甫是七律圣手。其成就早就为世人所注目，前人对此亦有过不少中肯的分析评论。但是，对于七言律诗一体，诗人究竟作过哪些努力，有过什么样的贡献，应该把杜甫的七律放在诗歌发展的什么位置上才合适，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列宁说过：“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本文以此为方法论指导，将杜甫七律置于唐代诗歌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以动态的、历史的眼光，对杜甫及其以前的七律作了较为全面的审视与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对上述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本文认为：七律滥觞于初唐，至盛唐而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在杜甫之前，七律的数量及其在各类诗体中所占的比例仍然有限，体制风格变化不多，内容上与五古、五律那种广阔丰富的程度相比，也距离很远；七律的容纳量并未得到满足，其潜在的艺术能量还没有得到充分或全面的开掘。杜甫是有史以来第一位大力创作七律的诗人；他对七言律诗不仅在内容上作了无比深广、前无古人的创造性开拓，在艺术形式上也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与创新，形成了以内容海涵地负、感情深沉浓烈、意境博大雄深、语言精工凝炼、声调铿锵浏亮，格律严整流动、结构波澜起伏为主要特征的“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从而以其呕心沥血的创作实践，极大地丰富了七言律诗的题材内容、表现形式及艺术手法，使七律一体自树大旗，始可与其他各类诗体相争锋，并为这一诗体的发展开辟了无限广阔的道路；它的七律影响了后世一千多年的古典诗歌创作，后人大都沾丐杜诗泽惠，气功及永远不可磨灭。
许世荣[2]1994年在《杜甫与七言律诗》文中研究表明杜甫与七言律诗许世荣杜甫是七律圣手。其成就早为世人所注目。前人对此亦有过不少中肯的分析评论。但是，对七言律诗一体，诗人究竟作了哪些努力，有过什么样的贡献，应该把杜甫的七律放在诗歌发展中的什么位置上才合适，诸如此类的问题，似乎就较少有人作过比较深入的探...
李俊[3]2001年在《初盛唐七言律诗研究》文中提出本文名为《初盛唐七言律诗研究》，实则并不用力在对七言律诗发展史的宏观构架的完整性上，而仅仅对自己稍有思得的一些问题作以讨论。全文共分叁章和一个附录。 第一章主要讨论七言律诗的形成。首先，本文明确指出，七言律诗的形成是以格律的产生和七言诗的充分发展为前提的。并坚持从七言诗的格律化发展中寻绎七言律诗生成过程的方法，否认所谓“七言律又五言八句之变” 的解释在七律发生论上的可靠性。然后，依据赵昌平先生《初唐七律的成熟及其风格溯源》一文的研究成果，明示格律因素在七言乐府歌行中的酝酿凝聚。但赵先生的目光主要集中在七律降诞之前的歌行状态，本文则有意上溯齐梁陈隋，将七言诗分为七言乐府和别立新题仿作的七言诗，见其开合之迹，并明确其各自对七言律产生的意义。其中后者对七律的即事拈题宫廷应制性有一定的先导作用。至于八句之度，文中推测其在某种程度上与文期酒会上游戏规则设定的程式化一贯化有关。最后，从初盛唐九次大型唱和活动所作已具七言八句之格的七律诗中、进一步讨论其各种格律因素的消长及融会，及在风格方面对七言乐府歌行风味的渐蜕和新的整练典重风格的重塑，从而在完全意义上独立自处为一种体裁。 第二章主要讨论初盛之际七言律诗的嬗变。文中从四个方面作了考察。首先肯定了应制诗特有的礼赞盛世的价值诉求及在这种创作心理上对诗艺的精研，一步步从形式的初具发展到意象高华境界昌明的艺术高度，又走向典雅庄大，为之注入更加真诚深刻的政治情怀，形成宫廷诗的最高范式之一。作为七言律诗的发展之源，应制创作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格律的成熟，而且还在于其境界的光大与气象的高宏对七律格调的宏扬。其次，文章又从文体交流的角度讨论了七言歌行对七言律诗的风韵再变。七言律诗在其生成过程中，渐渐产生了不同于七言乐府歌行的新格调，这种变化在应制题材的规定下完成得很成功，但在应制之外却牵延甚久，虽然所作并不甚丰，但具有的意义则在于标识出七律形成的另一道路，这为七言律诗和七言乐府歌行的若即若离的关系及其发展提供了依托。所以从杜审言、沈佺期等人起，七律写乐府、乐府写七律已开先风，或以乐府惯用的连词虚语娓婉音节，以改变诗质。这些都给七律以新的韵味。再次，七言律诗产生于宫廷，并没有走向全方位的社会生活，造成这种隔阂的原因是文人价值心理的单一性。亦即长期以来，仕宦是文人自我实现的一贯追求，但其行为方式不过附庸风雅在一些统治者周围，六朝以来的文学集团更是效尤，所以诗作在题材上的开拓显得缓慢且难以深入。七律藉此风以成，但又藉初盛唐文章风会大变的风气而延伸到表现家庭生活、田园生活、边塞情景、游伎生活，及表现节日风候、交接友朋、贬滴旅驿、咏物等各方面，其初步发展展现出一个相当开阔的格局，后来的发展有扬有弃，。似有所憾。最后，由于文人社会地位政治地位的升降，深化了文人的生命体验，为七律注入了更加深刻的内涵。从沈宋这一类文学侍从在政治变动中的宠辱改易而表现出怨天嗟命的悲叹到张说等人作为政治角色在政治斗争中的抑扬出入而表现出对人生本色的质问，无 一1 一不显示出诗歌内涵的强化，不同者，前者的表现主要是一种个人的不幸，后者则引发一种社会性的文化心理动态。如果说这二者仍然有政治反覆的偶然性因素的话，那么一般文人由侍从位置的润色鸿业到官吏士大夫的行政一方的转变，则从社会普遍性群体性上改变了义人的心理，从而为七律的反映层面作了限定，即江湖往来的交接与走投、吏情官况等内容成为七律的主要情感因素之一。 第叁章，主要涉及杜甫的七律。杜甫之于七律，圣矣神矣，值得讨论的方面很多，历来受人关注。本文所重者在杜甫七律的叁个方面，其一，杜甫七律的“集大成” 主要表现在其艺术性的最高实现从而对后人的包举而不侧重于对前人的兼容。其二，以讨论七律的典丽风格为例。认为这一风格显示了他与宫廷诗人的渊源关系，并且在杜甫的创作经历中赋予了不同的阶段性的意义。大抵前期主要显扬盛世之气度，安史乱后，则表现对再造盛世的企盼，菱州以来则主要以之为往日的记忆表征而反思盛世。具有更多的人文性和历史性内容，是杜甫典丽之风区别于宫廷诗人的特性内容。其叁，讨论杜甫七律在表现手法上主体性的强化。一则从创作机制上，七律成为自身遣兴发愤的必然性的自觉选择。二则以直抒胸臆的表达方式人诗，对某一具体事件引发的具体思绪作以表现，并且在言情的语态分寸及策略上重构了一种诗味。叁则与此相应的是以议论人诗，直现诗人心理的理性层面，其义理中包含着深刻的生命意识、历史意识与社会意识及其表达的抑扬曲折和温厚态度，是在比兴方法之外，重构诗教之义与直议方式的融合性。 至于附录主要讨论历来所为诗评家净讼不止的“七言律诗之难” 的意义。首先明确了“诗论难易”的主旨虽有主观性片面性之失，但在辨明体裁特征及其风格正变方面?
张培阳[4]2013年在《近体诗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唐以来,一般都将近体的定型笼统归于沈、宋名下,这种观点不尽合理。有关律句范围的记载和研讨,历代颇为纷纭,而字声研究却相对阙如。本文分为上、下两编,上编考察五律、五绝、七绝、七律的定型,并侧重分析了六言近体和仄韵近体的律句和篇式。下编为(平韵五、七言近体)律句与字声研究,它是前编写作的基础。此外,本文还探讨了,与诗律发生紧密相关的李白古律、折腰体、七言一韵歌行、五、七言转韵新体等问题。具体内容如下：五律是近体声律中成熟最早的一种,其声律权舆于齐永明沈约、谢眺、王融等人创制的“永明体”,此后,历经梁、陈、隋、初唐太宗朝的发扬,至武后中宗朝的沈佺期、宋之问、杜审言、李峤、杨炯等人宣告完成,费时二百二十余年。其间,声律的完善,经历了有非律句到无非律句,有失对、失粘到失对、失粘日趋减少,乃至无有的漫长过程。徐陵和王绩的声律水平是他们各自时代中的佼佼者。五、七绝、七律的声律发展和定型也大致经历了如上一个不断完善律句、对、粘的过程。所不同者,由于各体发展的不均衡,它们的声律进化(到后期主要是粘法)大多要迟到大历才臻于结束。绝句(包括五、七绝)体制可以分为新体绝句、律绝、古绝和拗绝四种。四种体制不是每一个时期都有。主流是律绝。崔颢、李白、杜甫的七律拗体,实质是古律,它是当时七律不彻底的古体改造造成的。七律得于定型,主要渊源于七言一韵新体,尤其是七言八句一韵新体自身的声律发展,而与七言转韵新体(初唐七言歌行)关系较远。六言近体的律句有六大类。五、七言仄韵近体的律句范围,除了平韵近体的之外,还包括以下叁种：“仄仄平仄平”、“平仄平仄平”和“仄平仄仄平”(孤平)。此外,平韵近体对于“(?)仄平平平”、“(？)仄（）？）仄仄”两种句式的使用,有一定的前提条件,仄韵近体则没有这种限制。五、七言平韵近体的律句,主要有21种,其中以“一不论”中的7种,外加“平平仄平仄”最为常用,其次是“叁不论”中的5种,其余的8种如“仄平仄平仄”、“仄平仄仄仄”等,所占比例虽不大,但也是近体律句中的一部分。“(?)仄平平平”(叁平)的使用有一个多用而趋罕用或者不用的过程。此外,“(?)仄平仄平”、“(?)仄(?)仄仄”(下句不救以平声者)两种,也不宜一概视为非律句。反之“仄平仄仄平”(孤平),则应该视为非律句。自元代方回以来,拗体之论颇为盛行,降及清代,诗律中有两种“拗”之说,一为不常见的律句,一为非律句,两种性质截然相反,今人多有不辨其中区分而致误者,一为以拗名律,一为拗律混谈。较为系统的字声研究,主要始于王力《汉语诗律学》中《声调的辨别》一节,本文除了订正王先生的个别讹误之外,另外还分析“阿”、“劳”等15个字的字声。齐永明到大历的新体创作(包括近体),本无平、仄韵之分,也无一韵到底与转韵之别,不但仄韵有新体、近体之作,转韵也有。附录中《五言转韵新体述论》、《释“歌行中律体”的体制特征》两文,正是试图证成其说之作。此外,附录中《折腰体新探》、《李白“以古行律”表微》、《南北朝至大历七言一韵歌行体制演变通论》等文,也与本文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如无论是绝句折腰,还是律诗折腰,基本上都是各自声律尚未进化完成的表现之一；李白众多“以古行律”之作,实为当时方兴未艾“古律”创作潮流中的一支；而南北朝到大历七言一韵歌行体制演变总的考察,可以说是本文探讨七绝、七律律化之路的先声。
张立荣[5]2006年在《北宋前期七言律诗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北宋前期的七言律诗创作为研究对象，将其分为白体、晚唐体、西昆体、后西昆体、诗文革新派七律五大部分，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先考订每一部分的主要代表诗人，简要介绍他们的生平及诗学主张，分析他们的七律诗作，并兼顾周围的中小作家，力求全面把握北宋前期七律的创作情况，探讨七言律诗这一诗体在宋代文化背景下的发展演变线索。在具体方法上，采取考据与论述相结合的方式，将个体诗人放在群体中，仔细考察每位诗人的七律创作在题材、风格、创作技巧上的变化，及他们在七律发展过程中的贡献，探讨在七律创作上唐风如何渐渐向宋调过渡。 第一章，探讨白体七律在宋初流行的原因，考订白体作家群，将白体诗人大致分为叁类，指出白体诗人的七律题材以寄赠交游之作为主，多表达闲适之感，注重言志写意，语言浅切流畅，有“以文为诗”倾向。第二章，辨析“晚唐体”的含义，将晚唐体诗人分为曾出仕诗人与隐逸诗人两部分，探讨两类诗人在题材选择、诗歌风格、创作技巧等方面的异同。指出晚唐体隐逸诗人更能代表时代诗风取向，在创作手法、诗歌风格等方面肇示了北宋七律的发展方向。第叁章、第四章，辨析“西昆体”的含义，将《西昆酬唱集》中的咏史七律、咏物七律、爱情七律与李商隐的同类诗作进行比较，认为若以李商隐七律为“骚体”七律，西昆体七律则为“赋体”七律，它奠定了北宋七律“以赋为律”，“以才学为诗”的倾向。第五章，界定后西昆体诗人群体，将后昆体诗人分为四组，分析其七律诗作，指出他们在受前期昆体诗人影响的同时，又在题材、风格、创作技巧等方面体现出各自不同的特色。第六章，探讨北宋仁宗朝的诗文革新运动对西昆体的冲击，分析其主要诗人的七律诗作，指出他们的七律创作皆标举“气格”，并从不同角度改变了前期西昆体七律的典丽华赡，又与同期后昆体诗人的七律创作有交汇，有突破，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面貌，为元祜诗坛七律的发展与成熟奠定了基础。
葛晓音[6]2011年在《论杜甫七律“变格”的原理和意义——从明诗论的七言律取向之争说起》文中认为明后期诗论中关于七言律的取向之争,反映了盛唐派对七律发展中正与变的不同认识。被视为"正宗"的盛唐七律平和优雅、高华壮丽,这种格调的形成与七律和乐府歌行的同源性以及早期主要用于应制体的历史影响有关。杜甫七律被明清诗家公认为"变格",其深层原因在于杜甫探索七律体式原理和发掘其表现潜力的自觉意识。他不但在继承初盛唐七律传统表现模式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突破其题材、结构及表意抒情的单一性;更重要的是在后期七律中利用七言可以单句成行的特性,加大句联之间的独立性和跳跃性,以及句脉转折的自由度;同时在意象的提炼组合以及与声调的配合方面深入到心理感觉的表现。这些探索的意义在于从多种角度发掘了七律体式对各类题材的适应性,大大拓展了七律的抒情和议论功能,使七律在体调和表现上进一步与七言古体区别开来,并以其能"融各体之法,各种之意"的巨大容量成为中唐以后应用最广的诗歌体裁。
贾红[7]2013年在《《唐音审体》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唐音审体》是清代的一个唐诗选本，它的编者钱良择师承虞山诗派大家冯班和钱陆灿，在这个选本的批点和注释中有一部分他们已发而未尽的言论，对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虞山诗派以及冯班和钱陆灿诸人有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作者分体选诗，他对唐诗体裁的划分与明清诸家相比最接近唐人分类。通过与明清两代对唐诗体裁的划分比较可知，钱氏最大的特色和功绩有二：一是将“乐府”与“诗”并列，二是将符合格律的近体诗（包括绝句、排律）统统称为“律诗”，这是符合唐人实际的。另外，钱氏对唐诗的分体，虽最“接近”唐人真相，但也有不足之处，如：沿胡震亨将“歌行”算作“七言古体”，没有单独与乐府、古体、律诗并列分为一体；将“赋”也算作诗中一体，虽有所本，毕竟不妥。《唐音审体》共20卷，选诗1295首。选诗方面，以时代看，较重视中晚唐；以体裁看，较重视近体，尤其是七绝、五、七律叁体。作者所选七绝最多，为225首。其次是五律，为187首。然后是七律为170首。以诗人看，接受钱谦益“跻义山祧少陵”的观念，选诗最多的诗人为杜甫（172首）和李商隐（93首），贬抑的诗人为许浑、李中和韦庄。选诗标准集中在叁点：一是尊其创格，二是存其面目，叁是汰其熟调。无论是他的老师钱陆灿还是冯复京，均以杜甫为宗，这也自觉不自觉地影响和跟随着钱良择一生。而对于李商隐，冯班看到的是从西昆效仿义山炼句、绮丽的一面；而钱良择看到的却是义山学杜的力、思、气和神，这是迥然不同的，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钱良择在拜师学习的道路中的艰辛求索和独树一帜的勇气。在分体之下，有一段关于这种体裁的渊源流变的介绍，雪山北樵以此辑入《花薫阁诗述》，后由丁福保又录入《清诗话》。因此，这是一本诗选和诗话相结合的唐诗选本。版本主要有康熙四十叁年昭质堂刻本、花薫阁诗述本、道光二十二年海虞顾氏家刻本、光绪九年常熟鲍氏刻本和清诗话本。《唐音审体》的流传，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藏书家。无论是嘉业堂主人刘承干还是后知不足斋主人鲍廷爵，抑或近代着名藏书家丁福保先生。另一方面是靠诗话形式得以保存。受钱良择《唐音审体》的影响，虞山诗派黄叔灿编选《唐诗笺注》。通过《唐音审体》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钱良择对其师冯班批判性的继承以及为虞山诗派后学指示一条正确的创作门径而付出的艰辛与努力。
韩成武, 吴淑玲[8]2015年在《杜甫绝句体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杜甫绝句的声律体制是:五言绝句皆为声律严整的五言律绝,全部为首句仄收式,在确定五言律绝的常用格式上起到了作用;七言绝句在声律的运用上显得复杂,有32%的作品不是七言律绝,这与七言诗入律比五言诗来得晚有直接关系。杜甫绝句的用韵体制是:严格依照平水韵,使用韵部广阔,多用宽韵,以押平声韵为正格。杜甫绝句的对仗体制是:多数作品使用对仗,五言绝句尤甚,对仗规则整肃。这些做法为绝句格律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杜甫绝句的题材内容体制是:广阔,深厚,且具有重大的开拓性,表现为纪录时事、发表诗论、表达政见等。杜甫绝句的风貌特征是:绝句之变体,别开异径,自成一家,表现为议论入诗,语言直率,变散行为对偶,使用典故、壮语,不以入乐演唱为意。杜甫平生所留绝句共计134首(据仇兆鳌《杜诗详注》所收诗作统计),其中五绝31首,七绝103首。全面、细致地研究杜甫在绝句的声律、韵律、对仗方面的建构,研究杜甫绝句在题材内容上的扩展,考察杜甫绝句的风貌特征,对于认识杜甫绝句的体制,从而正确评价其在文学史上的作用,是有意义的。
牛睿[9]2016年在《杜甫拗体诗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杜甫是第一位大力创作七言律诗的诗人,对七律这一体式的形成和演进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成就斐然。拗体诗是杜甫七言律诗中重要的一部分,是杜诗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领域。杜甫的拗律以拗折之笔,写艰涩之情,夐然有独往之致,形成了杜甫七律一体的另一个成就。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缺少对杜甫拗体诗系统的研究,拗体诗数量问题也是众说纷纭。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杜甫拗体诗的数目做出了明确的认定,并对其认定的依据进行详细的论述,以及对于杜甫拗体诗内部的规律和其发展演变作出细致地分析。全文共分四章。首先是绪论,介绍本文的选题目的和意义及研究背景和己有的相关成果。还对古体诗、律诗、拗、救等基本概念进行简要的介绍。第一章进行杜甫拗体诗的辨析,拗体诗与古体诗、“入律的古风”辨析,把拗体诗与之区分开来,明确拗体的范畴。第二章进行杜甫拗体七律的认定,首先明确杜甫的拗体诗一般仅涉及七律的问题,然后在杜甫所有的七言八句诗中把杜甫七言律诗与非七言律诗分辨出来,改变了学术界一般直接从浦起龙分好的151首杜甫七律来探讨拗体诗的情况,使下面对拗体诗的分析更加的准确详尽。在确定了杜甫七言律诗数目的基础上进行杜甫正格七律与拗体七律的认定,层层剥茧般地逐步分析,根据拗救、失粘、地名出律、声调等方面确定拗体诗的最终数量为31首。第叁章讨论杜甫拗体诗的规律,从声韵方面和创作方面阐述拗体诗的一些规律性特征。第四章讨论杜甫拗体诗的发展及影响。从安史之乱爆发之前,任职左拾遗到贬官华州期间,蜀中草堂,夔州到晚年漂泊时期四个阶段论述拗体诗的发展。从唐代和宋代两个方面论述拗体诗的影响。
何正安[10]2015年在《从新题乐府及七言律诗看王世贞对杜诗的接受》文中研究表明王世贞是明代后七子重要诗人,其诗歌创作成就巨大,理论研究丰富,他的乐府变组诗和七言律诗效法杜诗,在明代诗坛享有很高的地位,其文艺评论着作《艺苑卮言》对杜诗作了很多经典的评述。本文从王世贞的乐府变组诗、七言律诗及《艺苑卮言》文本出发,较为详细的探讨了他对杜诗的接受。第一章分析了王世贞眼中的杜甫形象。王世贞认为杜甫的诗歌在艺术和思想方面达到了“圣”的境界,所以当被奉为“文星典吏”,杜甫的诗歌记录了诗人真实的心路历程和反映了历史的本来面貌,所以当被称为“诗史”。第二章论述了其乐府变组诗对杜甫新题乐府的学习。第一节论述对“即事名篇”自命新题之法的学习。学习以歌辞“行”、“怨”、“词”、“曲”自命新题,学习非歌辞性的叁字新题。第二节论述对“诗史”精神的发扬。乐府变组诗凸显了写实的风格,包蕴了诗人王世贞深厚的情感体验,与杜诗“诗史”精神一脉相承。第叁章论述了王世贞对杜甫七言律诗的学习。化用杜诗,以杜诗为己诗,是王世贞早期学杜主要方式。学杜倒插之法、上二下五句式、迭字运用之顿挫之美,学杜写景叙事,包蕴感情,代表了王世贞学杜七言律诗所达到的最高成就。第四章分析了王世贞论杜内容、价值以及局限性。王世贞从风格、创作、体裁叁个方面论述了杜诗的伟大价值,当然也毫不避讳道出了杜诗美中之瑕疵。王世贞论杜有其存在的独特价值,对杜诗多情一面的发觉,对杜诗诗艺的深入总结与研究以及客观公正评价杜诗的文艺批评态度对后世影响深远。由于特定的原因,王世贞的论杜观点自然也有其局限性。
参考文献：
[1]. 杜甫与七言律诗[D]. 李国民. 首都师范大学. 2001
[2]. 杜甫与七言律诗[J]. 许世荣. 杜甫研究学刊. 1994
[3]. 初盛唐七言律诗研究[D]. 李俊. 陕西师范大学. 2001
[4]. 近体诗律研究[D]. 张培阳. 南开大学. 2013
[5]. 北宋前期七言律诗研究[D]. 张立荣. 南京师范大学. 2006
[6]. 论杜甫七律“变格”的原理和意义——从明诗论的七言律取向之争说起[J]. 葛晓音.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7]. 《唐音审体》研究[D]. 贾红. 上海师范大学. 2013
[8]. 杜甫绝句体制研究[J]. 韩成武, 吴淑玲. 南都学坛. 2015
[9]. 杜甫拗体诗研究[D]. 牛睿. 西藏民族大学. 2016
[10]. 从新题乐府及七言律诗看王世贞对杜诗的接受[D]. 何正安. 西南大学.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