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学与史学——传记文学谫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论文,史学论文,传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西方传记文学的生存基因在于与生俱来的文学与史学的血缘关系和不约而同的人的主题；其发展轮廓在纵向上大致可分上古（滥觞期）、中古（低落期）、近代（新生期）和现、当代（深入期），在横向上，不外乎分传记与自传两大类；其现代个性特征为介乎于文学与史学之间，兼具文学性与史学性。
“与业已确立了地位的文学体裁所引来的那许许多多的评论相比，传记体实际上被忽视了。对这种体裁的真正的批评研究的书目是很简短的：对个别实例的考察一直是文学史家的事而不是文学批评家的事。”〔1〕这段引语出自西方学者艾伦·J·谢尔斯顿之口，以此来反观我们对西方传记文学研究的现状，在某种程度上亦并不见得好到哪里去。似可说，在相当一部分文化人的心目中仍存在着，传记是等而下之未入“流”的作品，因为材料都是传主生平里的，谈不上什么创造性含量的认识。其实，大谬不然。西方传记作品汗牛充栋，传记写作理论亦日趋丰富，个中大有文章可作。这里，我们仅就它的生存基因、发展轮廓、理论纷争作些探讨，以期为我们的文坛提供一个有益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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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事物的孕育、发展离不开它的生存基因。那么，西方传记文学的生存基因是什么呢？这当中涉及社会的、历史的等方面的诸多问题。不过，本文拟从西方文学与西方史学的历史渊源及其基本契合点的角度来加以解答也许就足矣。那么，两者有着何等的历史渊源？其基本契合点又表现在哪里？
在人们的观念中，我想，还不至于糊涂到文史不分的地步。要不，站在他们的前贤往哲面前，就显得羞也。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有创见的文学批评家卢道维柯·卡斯特尔维特罗在其对亚里斯多德《诗学》进行诠释的过程中，就曾强调过诗同历史之间的分野。他认为：“历史是按照真实的原则，对人们已经发生的、重大的行动的描述；诗是按照逼似真实的原则，对人们可能发生的、重大的行动的描述。历史的对象是已经发生的事儿，诗的对象是具有代表性的事儿。诗跟历史相似。如同历史一样，诗分为两个主要的部分，即题材和语言。但是，历史和诗在这两方面都各不相同。历史的题材是不能靠历史学家的智慧创造的，而是由人世间事件的进程，或者由上帝的旨意——明显的或隐蔽的——提供的；而就语言来说，历史学家虽然能够创造历史的语言，但这种语言是推理的语言。诗的情况却不同。诗的题材是靠诗人的智慧寻求和虚构出来的；至于诗的语言，它不是推理的语言，因为人们通常不用韵文来推理，诗的语言是诗人凭借他的智慧，在富于韵律的诗章中创造出来的。”〔2〕卡氏的见解固然有某些纰缪， 但大体上道出了文学与史学之间的主要区别。然而，区别归区别。文史自古就情同手足。文史的发源都源于古代的神话与传说。希腊神话与荷马史诗均为西方文学和西方史学的滥觞，诚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荷马的史诗以及全部神话——这就是希腊人由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3〕在西方史学最初时期出现的历史学家就是讲故事的人，而讲故事的目的通常在于讲述一件事情，在于用艺术手法来描述过去的事实，以满足人们对于古代伟大人物的功绩遭遇，王朝的兴衰，历代的天灾人祸等的好奇心。
随着社会意识形态分工的逐步细密，两者渐进而流别各殊。不过，其间终有相互疏通的最基本契合点，这就是始终围绕人作文章。离开了人，不论文学还是史学均将成为“死学”。丹麦文学史家格奥尔格·勃兰兑斯在其巨著《19世纪文学主流》中指出：“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一个国家的文学作品，不管是小说、戏剧还是历史作品，都是许多人物的描绘，表现了种种感情和思想。”〔4〕法国史学家马克·布洛赫的《历史学家的技艺》从本学科的角度亦同样表达了与此相类似的看法：“从本质上看，历史学的对象是人。”“历史学所要掌握的正是人类，做不到这一点，充其量只是博学的把戏而已。优秀的史学家犹如神话中的巨人，他善于捕捉人类的踪迹，人，才是他追寻的目标。”〔5〕从人类童年发展得最完美的古希腊文学，到以基督教为精神支柱的中世纪文学；从高扬“回到希腊去”的旗帜的文艺复兴文学，到把“三一律”奉为金科玉律的古典主义文学；从“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的启蒙时期的文学，到不为文明虚礼所束缚的浪漫主义文学；从以务实精神而著称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到多元化、多声部的现当代文学，无不在德尔菲神庙入口处的石碑前徘徊、抉择。那么，与此相对应的西方史学，从历史女神克丽奥诞生的那天起，到风行当代西方史坛的年鉴学派，亦走过了一条荆棘丛生、坎坷不平的“认识你自己”的绵长之路。与生俱来的血缘关系、不约而同的人的主题无疑给传记文学注入了赖以生存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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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赖以生存的基因方可谈得上发展。那么，西方传记文学发展的基本轮廓又如何呢？如果从纵向来审视，它大致可分上古时期、中古时期、近代时期以及现、当代时期。
上古时期是传记文学发展的滥觞期。古代传记起源于挽歌和悼词，满足纪念的天性而诞生。古代历史学家为实现个人的作用，把某些哲学家、文学家、军人、演说家的事迹记载下来，成为传记。不过，仍属于历史范围。有的传记则出于政治上的赞颂、攻击或辩护。当时，对古籍的整理和注释需要介绍作者的生平和著述，也形成了传记的一种。自传、回忆录之类的作品一般带有自我辩解或生活总结的性质。西塞罗写他任执政官时期的经历，奥古斯丁的《忏悔录》都属此类。从整体上看，上古时期传记文学在古希腊曾有过风光的时候，但传世甚少。罗马早期的传记作品亦大都逸失。对后世最有影响，堪称古希腊罗马传记典范的要推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
中古时期是传记文学发展的低落期。由于教会在精神文化领域中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各种文学无不打上神学的烙印，自然，传记文学亦概莫属外。以圣徒传、言行录、祷告文等为主流的传记文学，宣扬世俗生活的罪恶，劝人忏悔或用迷信恐吓人民，说教成分浓厚。以《圣徒阿列克西斯行传》为例，主人公生活在现实世界本来好端端的，作品却写他在新婚之夜离家出走，散尽钱财做乞丐，置父失子妻失夫的痛苦而不顾，把受家仆的辱骂当作上帝赐给的慈爱。这完全扭曲了人和生活的关系，其生命力和价值亦就不言而喻了。
近代时期是传记文学发展的新生期，它冲破了神学枷锁和封建桎梏的束缚，直面人生，关注普通人，传记不再是帝王和圣徒的专利品，传记写作具有很大的自由度。18世纪约翰逊博士的《诗人传记》和詹姆斯·鲍斯威尔的《约翰逊传》均为这个时期的佳作。前者被誉为“约翰逊笔下最丰富、最美丽、也是最完美的作品”，许多诗人诸如弥尔顿、德莱顿、蒲柏等成了这部传记作品的传主。全书语调清新，结构瑰丽。难能可贵的是，约翰逊提出了有关传记的理论，声称：应该承认传记是自成一体的文学体裁。他还强调在众多文学体裁中唯独传记旨在实事求是地、不加虚饰地讲真话，因而具有独特的价值。后者丰满地勾画出约翰逊的形象。约翰逊的才能、机智和率直，以及他往往和蔼的和经常诚恳的对待生活的态度，都是鲍斯威尔所着墨的要素。值得注意的是，该阶段的传记写作亦与文学发生了更为密切的交往，华兹华斯的《序言》，狄更斯和勃朗特姐妹的小说都在许多方面表现出作者的亲身经历与虚构之间的密切关系，传记和小说的杂交态势看涨。
现、当代时期是传记文学发展的深入期，无论在质量上还是在数量上均有显著突破。题材广泛，形式多样，高手辈出。其中一位佼佼者便是英国传记文学家里敦·斯特莱切。他的成名作——传记文学集《维多利亚名人传》开了欧洲现代传记文学之先河。他生平著述不多，但以《维多利亚女王传》这部臻于成熟的代表作份量最重。作者一反传主要其臣下为其丈夫树碑立传，歌功颂德之道而行之，根据大量资料，精加汰洗，巧为剪裁，透过女王本人及其左右大人物的王袍朝服，揭示出其公私相衬，亦庄亦谐的真实面目。整部作品文字优美清雅，笔锋锐利辛辣。奥地利人氏斯特凡·茨威格的《诗体特写二则》别具一格。作者并没有把传主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罗丹当作不可触犯的上帝，更没有把他们当作可以任意解剖的尸体，而是处处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以诗体的形式，用自己内心的火光烛照对象的精神奥秘。当今英国文坛的传记文学的发展如同因《肖伯纳传》而备受赞誉的当代作家霍洛伊德来中国讲学所介绍的那样，传记作家学习了小说家的笔法，创作出一部又一部生动翔实、深切感人的大部头传记，深受批评界的好评和读者的欢迎。
草草描述了西方传记文学发展的纵向概貌，接下来从横向稍作扫瞄，不难发现西方传记文学在整体上不外乎分为两大类：传记和自传。其中前者又可细分两种：依据第一手材料写成的和根据资料而研究编写的。第一种的作者往往与传记主人公有某种关系，例如亲属、学生、秘书、采访者。他们或者亲眼目睹了传记主人公的生活，或者阅读了传记主人公的私人书信、笔记等，或者与传记主人公有过直接的交谊。如盖斯凯尔夫人的《夏洛蒂·勃朗特传》。第二种传记可分为参考文集和人物传。前者如传记性史实汇编、名人生平资料汇编等，这些不属文学作品。后者鲍伯·托马斯的《马龙·白兰度传》、彼得·阿克罗伊德的《艾略特传》等。设若按写法来判定，依据资料研究写成的传记起码有六个品种：如安东尼·伯吉斯的《莎士比亚传》这样客观的、不作任何评判的“资料性传记”；德·奥勃洛米耶夫斯基的《巴尔扎克》这样的主观色彩浓厚，具有学术性、评论性的“评传”；特恩布尔《斯科特·菲茨杰拉尔德》这样的主、客观性较为平衡的“标准传记”；埃·索蒂略斯的《哥伦布》这样的，虽不杜撰材料，但异常灵活地将史料融汇于情节之中，进行艺术加工的主观性强的“再现性传记”；欧文·斯通描写画家凡·高的《渴望生活》这样的，虚构场面和对话，将小说的感染力和含糊的真实性混杂在一起的“小说化传记”；格雷夫斯描写罗马皇帝克劳狄乌斯一世的《克劳狄乌斯自述》这样的，除主要人物的众所皆知的社会活动（脉络）外，许多细节和场面纯属虚构，甚至有的主人公的主要生平事迹也是虚构的，用传记体或自传体写成的“传记体小说”。
而由作者本人自述生平的第二大类自传，如果从作者本人写作起点来考虑，又有“非公开性自传”和“公开性自传”之分。前者为作者不准备发表的私人文稿，诸如书信、日记和回忆录；后者为作者用来追记本人和他人经历及重要事件的一种文体，往往公诸于世。如乔治·布什撰写，维克托·戈尔德协助成书的《乔治·布什自传》。
概而言之，西方传记文学发展是呈升腾活跃势头，作品形式多样，品类繁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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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必须理智地看到，西方传记文学在其繁荣与发展的进程中与其它文类一样，不可避免地随之诱发出一些理论问题，其中之一便是传记文学的文学性与史学性问题之争。英国学者罗杰·福勒在其编撰的《现代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辞典》的“传记”条目中，曾就这个问题论争的对峙情况略作过评价，认为：“现代传记作家标榜他对所描写的人物的客观态度。他强调之所以他选择这种体裁，是因为他要写事实，而不从事虚构。如果我们把传记作家的方法和先入之见同他的近亲——自传作家相比较，那么他的自我标榜就会令人怀疑。自传作家也声称他写的全是事实，除了事实还是事实（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在其自传《讲述我的记忆》里就曾痛快淋漓地揶揄了这种自我标榜）。H·G·威尔斯在其《自传实验》中提出了一个貌似幼稚实则挖苦的见解。既然传记更加‘真实’，他希望小说可以更加象传记一样。他写道：‘如果允许我们详细地写传记，还有谁去读小说？’这种见解完全忽略了传记材料的选择和使用，似乎传记作家讲真话的唯一限制是他的知识面和社会是否允许出版他的书。这种看法还忽视了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即语言能够提供一种什么样的现实。”〔6〕法国学者J·贝尔沙尼等著的《法国现代文学史》一书中就自传写作“没有陷入虚构之中，它也塑造了人的想象的形象”，提出了质疑，认为“这点很可疑”。〔7〕20 世纪英国著名传记作家和批评家哈罗德·尼科尔森在他的《英国传记文学的发展》专著中声言：“依我的意见，首先，在传记文学中，它的科学性与文学性是格格不入的，而且最终将证明科学性对文学性是有害的。”〔8〕哈氏眼中的“科学性”指的是什么呢？按照他的意思，“传记文学应注重事实，注重‘我们的思想应该当然地与相类似或相同的事件和人物合拍。’”
究竟孰是孰非，我以为不妨先给传记文学的文体归属来个定位。据比较权威的三十卷英文增订版《新大英百科全书》（1980年）的诠释，“传记文学是文学表现的最古老的形式之一”，“有些时候，传记被认为是历史的一支”，“但它实际上是文学的一个部门”。美籍学者韦勒克与沃伦在其所著的《文学理论》一书中亦把传记视作“一种古老的文学类型”。〔9〕如此看来， 在西方学界传记文学隶属文学范畴似乎已成定论。然而，从其发展的历史来看，窃以为将其判定为文学与史学交融而生的一门特殊的文类似乎更为具体、更为确切、更为科学。说它“特殊”，是因为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具有文学和史学交互撞合的混血因子，更重要的是，这种混血因子随着时间愈往后推移愈来愈强旺；讲它“特殊”，是因为不但如今人们已认识到历史和传记是性质截然不同的文献形式，就连古代哲人普鲁塔克亦意识到了。他在《亚历山大·马其顿王传》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不是在写历史，而是在写传记。即使在最光荣的事业中也不总是光有美德与恶俗，也不时搀杂着一些微不足道的行为。言谈话语较之流血牺牲的战场、统率军队的艺术和包围城市的场面，往往更能体现一个人的性格。画家作画时，总是不大注意人体的一般部位，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最能体现一个人特征的脸型和眼神上，因为只要准确地描绘出人的脸型和眼神就能达到貌同神似。让我们也仿照画家的手法，认真探索那些最能展现人的灵魂的特征，并据此创作出各具特色的人物传记，以赞颂伟人们所建树的光辉业迹吧！”〔10〕“通常，历史所担负的责任是概括某一历史时期（如文艺复兴时期），概括某一个时期的一群人物（如北美的英国殖民地），概括一种制度或风俗（如中世纪的寺院制度），而传记的中心是一个人物，它所要详细描写的是这个人物的生活。”〔11〕摸准它的“特殊”之脉搏，将有助于我们确诊传记文学的文学性和史学性论争之是非。
就此，我们很欣赏尽管在对待传记文学的文学性与史学性问题上过于偏激的哈罗德·尼科尔森的见解。他认为：“如果传记具有一种比较明显的特性，如果它能严格地与其他文学作品的种类区分开来，那么它本来应该不容置疑地具有自己的生命力，在趣味的潮流上就会较少地为那些毫无价值的东西所左右。”〔12〕平心而论，哈氏的看法是很有见地的。设若我们对此不持异议的话，那么，传记文学作为文学与史学交汇之结晶，其形式又有别于历史，它的现代个性特征是什么呢？请看下图所示：
图中A、B、C分别表示文学、史学、传记文学。 这样我们可以从图示清晰地看到：传记文学是文学与史学的交叉结合。如果我们将A、B两个圆圈抹上红、蓝两种色彩，那么，重合部分C 便变成一种新的颜色——紫色。这里，尽管紫色C作为红色A与蓝色B的结合， 通过一定的分解手段可以再还原为红色和蓝色，但就其现存的形态来看，无论如何不能把它简单地归属为红色或蓝色，它已具有自己特殊的性状：不稳定、不清晰。传记文学所具有的这种特殊性状就是它的个性。由此可以断言，传记文学是介乎于文学与史学之间，兼具文学性与史学性的一种反映生活的形式。这就意味着传记文学具有双重特性。 借用英国学者艾伦·J·谢尔斯顿的话来说：“传记作家一方面与历史学家有部分一致，另一方面又与小说家相同，但他永远不会取代他们，因为历史学家，小说家，传记作家都有着各自的动机，各自的方法与各自的目的。”〔13〕既然传记具有双重特性，那么一味强调其必须忠实于事实，不能虚构，就未免显得有些僵化了；同理，片面强调其文学性亦未必理直气壮。英文版的《新大英百科全书》的“传记文学”条目中的一段话说得很尖锐，认为传记文学“试图通过选材、构思，从事实中得出生活形象，在给定的材料范围内，传记作者努力把素材加工成闪光的东西，如果他捏造或隐瞒材料来制造一个效果，那么他在真实方面就是失败的；如果他仅满足于列举事实，那么他在艺术方面就是失败的。”问题很显然，只有持着一种理性的容异态度，问题才会迎刃而解。
大家知道，享有“近代法国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嚆矢”之称的罗曼·罗兰曾写过“英雄传记”（《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但对它们的美妙之处恐怕不一定都很了解。罗兰创作的传记，有人说它们既是“学术著作亦是艺术作品”。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他的每一部传记作品都用了大量的、许多方面对读者来说是新的真实的资料，几乎每一页都有脚注和引文之类的详细资料。在热烈期望自己的作品能为现实生活服务的同时，罗兰仍一丝不苟地遵循着历史的真实。在传记小说中，借助于虚构情节出现的那种直观性，罗兰完全是用另外一些方法取得的，即用他的主人公的原话，同时代人的证明、时代文献的充分利用而取得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需要这样的文献，并不是因为可以死搬教条、拘泥细节，相反，恰恰是为了让每一个伟大人物的肖像能以其整个的独特的真实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他对文献资料的艺术加工并不体现在虚构和臆测之中，而是更多地融贯在他所叙述的传记事实的鲜明而热情洋溢的美学色彩中。这就是说，他饱含诗情地立足于不仅要揭示出他笔下的传主那些具有最普遍和最重要的特征的艺术活动，而且要揭示出他们中的每一个人的个性，以及铺满了各种痛苦、奋斗和胜利的天才之路，把英雄主义的内容、伟大人物的道德面貌处处都提到了首位。
在一心想成为《人间喜剧》作者的莫洛亚的全部文学生涯中，传记作品占有重要的地位。评论界认为，他在传记的写法上，有过革新之功，写出了法国文苑里最好的几部传记。那么，他的成功秘诀在哪里呢？请听听莫洛亚的高见：“传记应当既是历史专著，又是艺术作品”。“我所追求的，是艺术和史实的统一。它既不是史诗，也不是史实，而是史诗加史实。”“为艺术而牺牲史实”是不可取的。〔14〕在莫洛亚看来，传记文学是文史的结合：作为历史，要“务求其真”；作为文学，要“力求其美”。立足于真实，讲求文学性；而文学性，首先是形象性。“一方面是真实，一方面是个性。真实象磐石一般稳固，个性又象彩虹一样轻灵，传记要把两者结合得浑然一体。”从莫洛亚笔下的文学家传记到其他政界要人、历史名人等的传记，本本传记后面都列有长长的书目，本本传记均“富有小说情趣的细节”。
至此，从理论到实践，传记文学中的文学性与史学性到底是敌乎还是友乎不是很清楚了吗？！当然，无论罗曼·罗兰也好还是安德烈·莫洛亚亦罢，在这方面并非实践得完美无瑕了。但无论如何，至少可以以此表明：在传记文学的文学性与史学性之间并不存在一条不能跨越的“鸿沟”，它们之间的关系宛如水乳交融一般。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是多样化的，各种事物内部的矛盾性质并不一定完全相同。有的有主次之分，有的则无主次之别；同一事物（或现象）此时有主次之分，彼时又无主次之分；某时以你为主，某时又以他为主；从这一角度看是你为主，从另一角度看便是他为主。因此，简单地以我为主的方式来判定混血品种传记文学的文学性与史学性之争的是非难以令人折服。
当然，问题远非如此简单。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应当承认，在西方传记文学发展的历程中。着实出现过史学性偏重的作品，而这种情况往往主要表现在西方现代传记文学之前的阶段上。如15世纪法国的腓力普·德·高米诺的《回忆录》，包含在罗马历史家塔西陀的《编年史》中的最著名的台比留皇帝的传记等都是史学性偏重的传记。同时，亦应当看到，在西方传记文学发展的进程中，亦的确出现过完全文学化了的具有传记性质的作品。这在本文第二部分中从比较宽泛的角度提及过。然而，绝不能以此作为传记文学的文学性与史学性两相较劲的筹码。道理很简单。个别与一般是有区别，但并非毫不相关。一般寓于个别之中，任何个别（不管怎样）都是一般；而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作出如是观，并不意味着我们持着一种折衷主义，奉行一种中庸之道。事实上，传记文学中的文学性与通常意义上的所谓典型化的创作手法是略有不同的。典型化强调从现实生活出发，以生活原料为基础，同时必须对生活材料加以艺术概括，充分展开想象，大胆进行虚构，而且必须把个性化和概括化有机统一起来，将动人的个性描写和深刻的社会概括丝丝相扣地融为一体。而前者一般只求得博征旁搜，发掘传主的珍闻轶事，意在发抉其性情隐微，写出一个生动逼真，神采奕奕的“这一个”来。美国《时代周刊》编辑艾萨克写的《基辛格传》就是如此。作者没有一味将基辛格拔高，而是大量地搜集有关的文字资料，充分运用对话、自述、引证、旁白等手段，着力强调基辛格懂得是权力而不是道德决定着世界的事务，因而在外交领域中始终重视权力的平衡的性格特征，立体般地凸现出基辛格的个性及为人。
谫论到这里，是否言之有理，有参考价值，可以任人评说。不过，我自认为从上述恐怕只触及“皮毛”的论析中，至少可以获致这样的认识：西方传记文学之所以能生机勃发地来到这个世上，一个重要成因是因为它植根于文学与史学互溶的以人为基本契合点的沃土之中。有了这片生存的沃土，便预示着有生机、发展的希望。在这希望中，它既有生机盎然的时辰，亦有死气沉滞的岁月。它虽历经明丽和风雨，但却焕发出千姿百态的红润容貌，同时亦生发出了两道格外突显的胶着般的理性“皱襞”（——文学性与史学性之争）。它虽看似“剪不断，理不乱”，其实，浸润在文学与史学融通之处，加以理智的容异性“美容”处理，完全可以从内里弥合。否则，各自睥睨对方的存在，势必染上僵硬的病症，最终只会落得个憔悴、萎缩的容貌。这是否言过其实，故作惊人之语？反正我深信：生命活力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注释：
〔1〕〔13〕[英]艾伦·J ·谢尔斯顿：《传记》， 昆仑出版社，1993年，第3页，第106页。
〔2〕转引自《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17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2页。
〔4〕[丹麦]勃兰兑斯：《19世纪文学主流》（第1分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2页。
〔5〕[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23页。
〔6〕[英]罗杰·福勒：《现代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辞典》， 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371页。
〔7〕[法]J·贝尔沙尼等：《法国现代文学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74页。
〔8〕〔12〕转引自《传记文学》，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年， 第3期，第201页，第197页。
〔9〕[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68页。
〔10〕〔14〕转引自[前苏联]纳尔基里耶尔：《传记大师莫洛亚》，新华出版社，1988年，第24页，第38页。
〔11〕《新大英百科全书》（英文版），第2卷，1980年， 第10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