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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斯大林与作家的关系
说到斯大林与作家的关系问题，那么应该肯定，情况是比较复杂的。上面说过，政治运动和肃反扩大化，一大批作家成为受害者，斯大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这也不能不给他与整个作家群体的关系投上阴影，使得本来比较融洽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许多作家之所以无辜遭殃，也许斯大林个人的好恶起着一定作用（例如斯大林不喜欢某些拉普领导人和“山隘”的成员），但是如同上面说过的那样，主要原因是他们被卷入了政治斗争和政治事件，很多人在大规模的清洗运动中受到诬陷。应该看到，斯大林与作家的关系还有另一面，这就是他尊重老作家，关心和支持有才华的年轻作家，对思想和创作都比较复杂的作家也采取理解和帮助的态度，这可由许多事实来说明。
首先讲一讲斯大林与高尔基的关系。近年来俄罗斯文学界某些人对此发表了种种看法，提出了许多猜测，有的意见是截然相反的。例如有人把高尔基说成是斯大林路线的坚决拥护者；有人恰恰相反，认为他是反对派反对斯大林的“盟友”。他们在高尔基的死因问题上做文章，说高尔基是被斯大林“除掉”的，有一位学者的文章题目就叫做《斯大林为什么要杀害高尔基》。现在有关的档案材料和其他材料（包括两人的通信）正在陆续公布，事情真相已经比较清楚了。
斯大林与高尔基在十月革命前似乎未曾有过交往。十月革命前夕，即1917年10月20日，他曾在《工人之路》上发表文章，批评过高尔基在《新生活报》上宣扬的观点。他们之间的直接接触始于1928年高尔基首次回国后，从1931年起，来往变得频繁起来。应该指出，高尔基在回国时思想已发生了较大变化，他开始以批判的态度对待抽象人道主义，关心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支持联共（布）的某些方针政策。他本来对斯大林评价不高，认为他只是一个干实际工作的人，理论修养和知识水平不如反对派领导人托洛茨基、布哈林、加米涅夫等人。后来听了熟悉斯大林的人（例如古比雪夫）的介绍和通过亲自接触，看法有所改变，两人的关系变得密切起来。他在谈到斯大林时开始用尊敬的语气，说斯大林是一个杰出人物，一个具有巨大智慧的人。斯大林认识到高尔基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巨大威望和影响，认为取得高尔基的支持对事业有利，因而采取尊重的态度。根据格隆斯基回忆，斯大林曾在一次会上说：“我们国内有两位作家——高尔基和别德内依，他们两人所起的是党的最杰出的领袖的作用，也许还要更大。”当然斯大林把高尔基和别德内依并列起来，未必是适当的。格隆基在一段时间内同斯大林和高尔基都有较多的接触，曾经听斯大林不止一次地说过他敬爱高尔基，把高尔基与果戈理、托尔斯泰等最优秀的俄罗斯作家同等看待。不过格隆斯基也说，斯大林对高尔基有清醒的认识，认为高尔基可能发生摇摆，对他能否贯彻党的路线心中没有底，觉得在政治上需要加以引导。斯大林要求周围的人对高尔基采取十分小心谨慎的态度，千方百计地爱护好“党和国家的这笔极其宝贵的财富。”（注：见格隆斯基与高尔基档案馆和高尔基博物馆工作人员的谈话，《青年近卫军》，1993年第10期第218-220页。）这段叙述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各种文字材料相吻合的。
1928年高尔基回国时，斯大林组织了热烈而隆重的欢迎。当拉普领导人阿维尔巴赫等人继续发表贬低和攻击高尔基的言论时，《真理报》发表文章批评了他们；而他们坚持自己的立场，仍然那样做，这时联共（布）中央决定将阿维尔巴赫调离文学岗位。1929年高尔基先后发表了《工人阶级应该培养自己的文化大师》和《论精力的浪费》等文章，替某些遭到拉普分子攻击的西伯利亚作家以及因在国外发表作品而受到批评的皮利尼亚克说话，受到了西伯利亚拉普分子的猛烈攻击，联共（布）中央便于1929年12月25日作出《关于部分西伯利亚文学工作者和文学组织反对高尔基的言论》的决议，指出这些言论“是极端错误的，近似于流氓行径”，并解除了发表这些言论的报纸《苏维埃西伯利亚报》主编的职务。可见，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是竭力维护高尔基的威信的。1932年在高尔基从事创作活动40周年之际，联共（布）中央决定把高尔基的故乡下诺夫哥罗德改名高尔基，并以高尔基的名字命名街道和文化设施，成立高尔基文学院。接着又推举高尔基为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筹委会名誉主席。所有这一切，说明斯大林是尊重高尔基的。把这些做法简单地说成“笼络人心”，是一种偏见。但是这并不说明他们之间没有分歧和争论。最大的分歧表现在对待反对派的态度上。高尔基一开始就对党内斗争的加剧感到忧虑，他希望党内各派能够和解，同心协力搞建设。当反对派领导人受到处分和被免除职务时，他表示同情，并为他们说情。布哈林一度担任《消息报》主编，加米涅夫先后安排到科学院出版社和世界文学研究所工作，拉狄克担任《消息报》编委，后又在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做关于世界文学的报告，所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与高尔基的努力分不开的。这不能不引起斯大林的警觉。同时高尔基在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召开过程中对作协领导机构人事安排也提出过不同意见（主要是他对原拉普领导人比较反感），甚至表示如他的意见得不到重视，他将拒绝担任作协主席。斯大林尽可能地满足了高尔基的要求，矛盾及时得到了化解。总之，高尔基从回国直到逝世，与斯大林之间虽然在某些问题上有过争执，但是一致的地方还是很多的，这可从高尔基在这个时期发表的、现在似乎已不再提起的文章（例如《论犬儒主义》、《答复知识分子》、《“文化大师们”，你们跟谁在一起？》、《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论文化》、《论新人》等等）和其他言论里看出来。过分渲染高尔基内心的矛盾和精神上的痛苦，多半出于猜测，是缺乏充分
根据的。至于说到高尔基的死因，一位俄罗斯学者研究了原有的和新从苏共中央档案馆接收来的300多件材料，得出的结论是：高尔基是病死的。这个结论是比较可信的。
在现在看到的材料中，还未见斯大林欣赏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艺术的记载，但是他对马雅可夫斯基的创作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作了充分的肯定。我们知道，拉普领导人一直把马雅可夫斯基看作“同路人”，贬低他的创作，在他加入拉普后仍然如此，甚至在他自杀身亡后还不放过他。在诗人逝世后仅仅过了12天，阿维尔巴赫、叶尔米洛夫、基尔顺、利别进斯基、谢利瓦诺夫斯基、苏特林、法捷耶夫等7人就给联共（布）中央以及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写信，在信中他们根本不承认拉普的粗暴攻击是导致诗人自尽的原因之一，反而说他的死是说明“作家同无产阶级融合是如何需要改造，这种改造是如何艰巨”的一个例子。马雅可夫斯基在他死后的几年里一直继续遭到攻击，他的文集只印了一半，他的故居未得到修复，他的作品正在从文学课本中删除。于是他的女友莉莉娅·勃里克于1935年11月24日给斯大林写信，斯大林很快在信上作了指示，称“马雅可夫斯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苏维埃时代最优秀、最有才华的诗人”。从此之后，马雅可夫斯基才免遭无端的攻击，他的诗作才广泛流传开来。
斯大林对其他老作家也表现出应有的尊重。他对一度流亡国外的阿·托尔斯泰格外优待，使这位“红色伯爵”能充分发挥其创作才能。大概是为了报答知遇之恩，托尔斯泰写了中篇《粮食》，对斯大林进行了颂扬。这部小说在表现国内战争时期察里津保卫战的历史时有失实之处，但是不应因此而贬低和否定他的《苦难的历程》和《彼得一世》。据格隆斯基说，谢尔盖耶夫—倩斯基曾一度不承认苏维埃政权，蛰居克里木，斯大林得知后，叫格隆斯基去做工作，请他出山，并表示了对他的关心。（注：《青年近卫军》，1993年第10期第219页。）斯大林对爱伦堡也很器重，早在1924年他在《列宁主义基础》里就提到过爱伦堡的小说《共产主义的完人》。后来对爱伦堡的长篇《暴风雨》作了充分肯定，并授予斯大林奖金一等奖。爱伦堡长期居住国外，交游广阔，社会关系复杂，在大清洗期间有人乱攀乱咬，把他说成外国的大特务，而他却能安然无恙，恐怕不无斯大林的关照。就是对像布宁这样的坚决反共的作家，斯大林也表现出宽容的态度，曾托人做布宁的工作，动员他回国。
对苏维埃时代成长起来的有才华的作家，斯大林总是给以支持和爱护。最突出的例子是他对肖洛霍夫的态度。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刚发表完前两部和第3部的前12章，斯大林就在1929年7月致费里克斯·康的信中作出了反应，称肖洛霍夫为“当代名作家”。不久《十月》停止刊登《静静的顿河》第3部，理由是其中所写的哥萨克暴动与实际情况不符，而且作者采取为这次暴动辩护的立场。该刊物负责人要求作者对此进行修改，并把主要主人公葛利高里·麦列霍夫写成“自己人”，否则作品就不能发表。肖洛霍夫求助于高尔基，在后者的安排下于1931年7月会见了斯大林，说明书中哥萨克暴动的描写是以史料为依据的，并指出了史料的来源。在斯大林支持下，这部小说终于能继续在《十月》杂志上发表。肖洛霍夫后来在谈到这次会见给他留下的印象时说，当时斯大林“很注意听，态度很平和。可以感觉到他有一种魅力和博得别人好感的本事。对我的急躁表现得很耐心，当时我才26岁……”（注：《青年近卫军》，1995年第5期第232页。）
斯大林不仅能听取肖洛霍夫对自己作品的说明并给予支持，而且重视肖洛霍夫所反映的他的家乡存在的问题，认真加以解决。根据1997年出版的《作家和领袖》一书里所收的两人的来往信件，30年代初，肖洛霍夫曾连续给斯大林写信，反映北高加索边疆区农村生产管理混乱，干部虚报产量、违法乱纪、残害群众，农民食不果腹等严重情况，并请求发放救济粮。斯大林接到信后立即给肖洛霍大发电报和写回信，对肖洛霍夫表示感谢（同时也指出肖洛霍夫只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并且调拨粮食到发生饥荒的地区。可见斯大林还是能够听取意见和体察下情的。后来北高加索边疆区的领导干部由于肖洛霍夫揭了他们的老底，怀恨在心，用制造假材料的方法罗织罪名，企图把肖洛霍夫作为“人民的敌人”加以逮捕。肖洛霍夫得知这个消息后逃出他的家乡，到了莫斯科，求见斯大林。斯大林查明了情况，保护了肖洛霍夫。
法捷耶夫是拉普领导人当中唯一受到斯大林赏识的人。之所以如此，除了他后来改变了拉普时期的错误立场外，有文学才能恐怕也是原因之一。特瓦尔多夫斯基的父亲曾被划为富农，全家被赶往西伯利亚，可是他没有受到牵累，在创作道路上一帆风顺，最后在十九大上当选为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在他身上确实落实了斯大林提出的“儿子不为父亲负责”的政策，使他成为少有的幸运儿之一，究其原因，大概他具有诗歌的才华并写诗歌颂农业集体化这两点起了很大作用。斯大林欣赏西蒙诺夫年轻有为，在他30岁刚出头时，就提拔他为苏联作协副总书记，曾给他的作品提出具体修改意见，并多次授予他斯大林奖金。列昂诺夫的创作也受到斯大林的重视。1932年斯大林的助手曾对列昂诺夫说，他曾看见斯大林桌子上放着列昂诺夫的小说《贼》，上面用红铅笔划满了杠杠。”（注：米哈依洛夫；《列昂诺夫构想的宇宙》，苏联作家出版社，1987年，第95页。）1942年列昂诺夫的剧本《侵略》发表后，斯大林给他打电话说：“您写了一个很好的剧本！您打算上演吗？您愿意在哪里上演？……我支持，我支持……”（注：《我们的同时代人》，1995年第6期第176页。）上面说过，斯大林曾亲自提出给潘诺娃的几部小说颁奖，称她为“女作家中最有才华的人”。最近巴巴耶夫斯基在他的回忆录里谈了他的小说《金星英雄》发表后的情况。当时《真理报》收到两篇意见相反的评论文章，一篇肯定，一篇完全否定。该报总编梅赫利斯不知发表哪一篇才好，便和刊登小说的《十月》杂志主编潘菲洛夫一起去找斯大林。斯大林问梅赫利斯读了小说没有，梅赫利斯说还没有来得及读它。斯大林便说，“虽然我读了这位不出名的作家的小说，但是最好还是听一听发表这部作品的潘菲洛夫的意见。”潘菲洛夫说他赞成发表肯定小说的那一篇。斯大林表示同意，接着说，“生活本身要求作家写爱国主义的作品……而《金星英雄》当中没有一个字讲到爱国主义，但通篇充满着爱国主义精神”。（注：《我们的同时代人》，1997年第6期第122页。）后来这部小说获得了斯大林奖金，作者也由斯大林提名，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代表。这里还要再就这部小说本身说几句。斯大林逝世后，这部小说便作为粉饰生活的样板受到批判。但是当时它曾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发行了几百万册，并被译成29种外语。读者来信像雪片似的飞向作者，有的读者不再区分作者和书中的主要主人公，也给主人公写信。有一位师范学院的女大学生甚至向书中的主人公表示爱慕之情。一部作
品引起这样大的反响，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后是很少见的，其中必定有感人之处。对这样的作品应该采取分析的态度，不能简单地一笔抹杀。
斯大林对思想和创作都比较复杂的作家不是采取疏远的态度，而是接近他们，肯定他们创作中积极的因素，团结他们。下面着重讲一下他和布尔加科夫和帕斯捷尔纳克的关系。
上面提到过，布尔加科夫的剧本《土尔宾一家的日子》在1926年开始上演后不久遭到严厉的批评。斯大林认为对这个剧本应该采取分析的态度，他在《答比尔—别洛采尔科夫斯基》一信（1929年2月2日）和会见乌克兰作家时的讲话（1929年2月12日）里反复强调可以从这个剧本中“吸取某种有益的东西”，它“无疑带来了很大益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斯大林的意见未能使这个剧本免遭禁演的命运，布尔加科夫继续受到报刊的批判，他失去了工作，他的其他剧作也不允许上演。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于1930年3月28日给苏联政府写了一封信，信中讲了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他把这封信打印了7份，送给了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加里宁、布勃诺夫（当时的教育部长）和费里克斯·康等人。根据后来成为布尔加科夫的妻子的什洛夫斯卡娅的回忆，信是在3月31日和4月1日送出的，4月18日晚布尔加科夫激动地跑来找她，讲了斯大林给他打电话的经过。布尔加科夫说，他吃完午饭后刚躺下休息，就有人来叫他去接电话。原来这电话是斯大林打来的。在两人互致问候后，斯大林说：“我们收到了您的信，和同志们一起读了。您将会得到满意的答复。”斯大林接着说：“也许要真的放您出国去？（另一种说法是；“……您请求允许您出国？”）怎么，我们已使得您非常讨厌了？”布尔加科夫思想没有准备，一时说不出话来，定了定神后回答道：“最近我想了很多——一个俄罗斯作家能不能不在祖国生活。我觉得不能。”斯大林马上说：“您说得对。我也这样认为。您愿意在哪里工作？在艺术剧院？”布尔加科夫回答道；“是的，我有这个想法。但是我提出过，那里不要我。”“那么您就往那里递个申请。我想，他们会同意的。我们需要见个面，和您谈谈。”布尔加科夫激动地说；“对，对！约瑟大·维萨里昂诺维奇，我非常需要和您谈谈。”斯大林最后说：“是的，需要找个时间，见见面，一定这样做。现在祝您一切顺利！”（注：《新世界》，1987年第8期第198-199页。）在这次谈话后，布尔加科夫被安排到艺术剧院当导演。他的剧本《土尔宾一家的日子》也于1932年恢复上演。
斯大林欣赏布尔加科夫的艺术才华，喜欢看他的剧。根据记载，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的《土尔宾一家的日子》，斯大林看了15次，瓦赫坦戈夫剧院上演的《卓依卡的住宅》，看了不少于8次。布尔加科夫的妻子在1934年3月27日的日记里写道：“今天我到莫斯科艺术剧院去接米哈依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即布尔加科夫。——引者），叶戈罗夫（当时的艺术剧院领导人之一。——引者）走过来说，几天前斯大林来看戏，顺便问到布尔加科夫，问他是否在剧院工作。”日记里还写道，叶戈罗夫说，政府成员们都认为最好的剧是《土尔宾一家的日子》。（注：《布尔加科夫书信集》，同时代人出版社，1989年，第293-294页。）布尔加科夫在那次令他终生难忘的电话交谈后，还因各种事情（包括替剧作家埃尔德曼求情）给斯大林写过5封信。这里还要讲一下他的剧本《巴统》。这剧本写于1938到1939年，写的是斯大林青年时代在巴统的革命活动。作者创作这个剧本的意图尚未完全弄清，大概是想把它作为对斯大林的60寿辰的献礼。据剧作家的妻子说，布尔加科夫“以极大的热情写这个剧”，并希望它能在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开头这个剧本获得了上演的许可，并进行了排练，但是后来斯大林不知为什么突然不同意上演，这对作者无疑是一个打击。体弱多病的布尔加科夫完全病倒了。斯大林曾对他表示关心，建议他到意大利去治病和疗养，但他未成行就去世了。
下面接着说一下斯大林和帕斯捷尔纳克的关系。帕斯捷尔纳克对斯大林是很祟拜的。著名文艺理论家和作家楚科夫斯基在他的日记里有这样一段记载：“昨天在代表大会上我坐在第6排或第7排，回头一看，看见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突然来了卡冈诺维奇、伏罗希罗夫、安德烈耶夫、日丹诺夫和斯大林……帕斯捷尔纳克嘴里一直低声地对我说着热情洋溢的话，我也这样对他说，我们俩不约而同地抱怨；‘唉，这个杰姆钦科把斯大林挡住了！回家时我和帕斯捷尔纳克同路，我们俩沉浸在欢乐之中……”（注：转引自《真理报》1994年11月30日。）1932年11月斯大林的妻子阿利卢耶娃自杀身死，列昂诺夫、奥列沙、法捷耶夫等33位作家联名给斯大林写信表示哀悼和慰问，帕斯捷尔纳克在信上特意写了这样几句话：“我的感情和同志们一样。出事前夕我内心深处不断地想到斯大林；作为一个艺术家这样想，这是第一次。第二天早晨读到了报导。我极为震惊，仿佛就在身旁生活，看到了一切。”（注：见《文学报》1997年9月24日。）他写这一段曲里拐弯的话，是向斯大林表示，他将写颂扬斯大林的诗。帕斯捷尔纳克与曼德尔什塔姆是朋友，当他听到后者写了反对斯大林的诗时，心里非常吃惊。曼德尔什塔姆于1934年5月13日夜被捕后，他通过布哈林向斯大林替朋友求情。不久斯大林给他打电话了解情况。斯大林问他：曼德尔什塔姆这个诗人怎么样？帕斯捷尔纳克没有正面回答，对斯大林说，让我们谈点别的吧。斯大林说：“帕斯捷尔纳克同志，我们当年保护自己的朋友可比您保护得好！”（另一种说法是：“我们老布尔什维克从来也不抛弃自己的朋友！”）帕斯捷尔纳克向斯大林表示，希望见个面，谈一谈。斯大林问：“谈什么？”他回答道：“谈生和死的问题。”斯大林听后，挂了电话。对这次谈话的内容有3种理解：有的人认为斯大林打电话的目的是要羞辱帕斯捷尔纳克，整个谈话的主要内容是责备他不敢站出来保护朋友；有的人（例如曼德尔什塔姆的妻子）认为斯大林是想向帕斯捷尔纳克了解一下，曼德尔什塔姆在他们的圈子里是否被认为是大师，是否得到那么高的评价；还有人（例如帕斯捷尔纳克的妻子）认为打电话是为了核对一下帕斯捷尔纳克是否像布哈林所说的那样为曼德尔什塔姆的被捕而着急。对斯大林谈话时的态度，也众说不一，有人说很粗暴，有人说很有礼貌，有人说很亲热。但是尽管说法不同，斯大林给帕斯捷尔纳克打电话了解情况和后来释放了曼德尔什塔姆则是确凿的事实。在这之后不久，如同上面已说过的*
那样，曼德尔什塔姆被释放，流放到沃罗涅日。由此可见，帕斯捷尔纳克的求情还是起了作用的。1936年1月帕斯捷尔纳克发表了一首题为《执拗的个性很合我的心意……》的诗，其中没有提斯大林的名字，但是描绘了斯大林的形象。这首诗发表后似乎反响不大。上面说过，1935年11月斯大林在莉莉娅·勃里克的信上作了批示，称马雅可夫斯基为苏维埃时代的“最优秀、最有才华的诗人”。对此，帕斯捷尔纳克的心情是复杂的。他于1936年3月给斯大林写信，说这个批示“符合他的感情”，他还说，前一时期把他捧得太高了，现在批示中把马雅可夫斯基放在首位，使他能够轻松地生活和像以前一样工作了。这些话未必是出自肺腑之言。从此之后他对斯大林的热情似乎减退了。
斯大林对其他思想和创作都比较复杂的作家也多少有些接触，并尽量满足他们提出的要求。例如扎米亚京因把自己的小说《我们》送到国外发表而受到批判后，便于1931年6月给斯大林写信，请求允许他出国定居，斯大林同意了。关于斯大林与皮利尼亚克的关系文学界有一种说法，认为皮利尼亚克1926年发表的《不灭的月亮的故事》实际上写的是伏龙芝之死，暗示伏龙芝是斯大林害死的，因此斯大林对他怀恨在心，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但是有些事实却与这些说法相矛盾。上面提到过，皮利尼亚克因在国外发表小说《红木》而受到拉普作家的批判，高尔基发表《论精力的浪费》一文替皮利尼亚克说话，拉普转而把矛头指向高尔基，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没有支持拉普，反而通过决议处分了某些拉普成员。当《红木》引起的风波尚未完全平息，皮利尼亚克就给斯大林写信，请求允许他出国旅行。斯大林给他写了回信（这封信未保存下来），满足了他的要求。皮利尼亚克便于1931年1月去了美国，1932年又第2次去日本。1934年5月皮利尼亚克又给联共（布）中央写信，再一次请求允许他出国，斯大林作了这样的批示：“可以满足”。这里还应该提一下一个在文学界广泛流传的说法，似乎斯大林在读了《红色处女地》刊登的普拉东诺夫的小说《有好处》后随手批了“坏蛋”二字，但是不少俄罗斯学者说，谁也没有见过这本杂志，所以这种说法还有待于用事实来证明。以上列举的事实说明，斯大林对作家还是比较宽容的。文学界广泛流传过这样一个传说：被派去担任作协领导的党员干部波利卡尔波夫曾对斯大林抱怨说：“作家都是一些不大正常的人，不好领导。”斯大林对他幽默地说：“我就只有这样一些作家。请您耐心点吧。”
说斯大林待人粗暴，对作家也是如此，似乎已成为定论。但是在上面提到过的在高尔基家的聚会上，斯大林平易近人，谈笑风生，人们可以和他自由争论。描述这次聚会的那份材料是泽林斯基根据自己的记录，在会后立刻写成的，后又送有关部门审核，想来不至于失真。后来多次和斯大林一起开会评定斯大林奖金的西蒙诺夫这样说过：“我曾多次读到和听说，他对人如何残酷，如何粗暴，包括对待战争年代他所依靠的、经常与之共事的军人们。但是这样的斯大林在这些会议上我却一次也没有看到过。他对我们从来也不粗暴……”（注：西蒙诺夫：《我这一代人眼中的斯大林》，第159页。）当然这只是西蒙诺夫参加了有限的几次会后的感觉，但毕竟说明斯大林至少也有不粗暴的时候。
从许多文学作品以及后来发表的各种材料（包括解秘的档案，作家的书信、日记和回忆录等）来看，斯大林在世时在作家当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不少作家遇到问题或受到不公正待遇时往往给斯大林写信，因为他们相信他，深信他会主持公道。例如左琴科在受到批判后给斯大林写信进行解释；他的妻子薇拉写了洋洋万余言的长信，向斯大林说明左琴科的为人，希望得到斯大林的理解。著名诗人伊萨科夫斯基的以下两句诗表达了相当多的人的思想感情：“我们是那么地相信您，斯大林同志，／／也许甚于相信自己。”后来由于种种主客观的原因，对一位领导人的高度信任，发展成为我们常说的个人崇拜。这种个人崇拜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复杂的社会现象，它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深刻的历史根源，与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密切相关，它之所以能在一个时期内得到发展，也是由于社会主义民主得不到应有的发扬，整个社会的法治意识比较淡薄的缘故。此外，这个问题还与对卓越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对权威的重要性的认识问题纠结在一起，有时界限不易分清。不少俄罗斯人在谈到个人崇拜时，经常把它说成是斯大林自己搞起来的。当然处在现实政治斗争漩涡中的斯大林不会有奥林匹斯山上诸神的宁静，他为了贯彻他的政治路线需要树立自己的权威，但是很难设想，在一段时间内几乎达到狂热程度的个人崇拜能由一个人制造出来。如果那样认为，那就是把问题简单化了。从目前所能见到的材料来看，似乎还不能断定斯大林有意搞个人崇拜，可是却有一些他反对宣传他个人的证据，而且有些话说得很有道理。例如1938年儿童读物出版社打算出一本书名为《斯大林童年时代的故事》的书，斯大林得知后给该出版社写信，除了指出书中歪曲、夸大和不适当的赞扬外，还说了这样一段话：“这本书有一种倾向，即在苏联儿童（以及一般人）的意识中培植对个人、对领袖和绝对正确的英雄的崇拜。这是危险的，有害的。‘英雄’和‘群氓’的理论不是布尔什维克的理论，而是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最后他建议把这本书烧掉。（注：《斯大林文集》，第196页。）上面已经说过，斯大林曾两次反对出版他青年时AI写作的诗，不同意上演表现他的革命活动的剧本《巴统》。1943年他又建议从苏联诗人的诗集中去掉颂扬他的诗。大家都知道，1931年12月斯大林在和德国作家路德维希的谈话中曾强调指出：“至于我，我不过是列宁的学生，我一生的目的就是要做到不愧为列宁的学生。”（注：《斯大林选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98-299页
。）后来他多次重复过这句话。最近《真理报》公布了参加过《斯大林全集》和《斯大林传略》的编辑出版工作的历史学家莫恰洛夫的回忆录，其中详细地记述了1945年12月28日和1946年12月23日在斯大林办公室讨论出版他的著作和他的传记问题的情况。斯大林在第一次会上谈到出版他的全集时说：“我不要求把一切都收进去，去掉了很多。看来有人力图多收一些，想夸大作者的作用。我不需要这样做……”这时有人说，《列宁全集》把列宁所写的一切都收进去了。斯大林回答说：“那是列宁，而这是我。”（注：《真理报》，1999年3月16-17日。）第二次会议讨论《斯大林传略》（第2版）。斯大林首先指出其中有许多错误，叙述的调子不好，是“社会革命党人的调子”。他说：“传略中好话很多，赞扬个人的作用。读者在读了这本传记后该做什么呢？他们得跪下来向我祈祷。”他又说：“任何地方都没有明确说明我是列宁的学生……而事实上我过去和现在一直认为自己是列宁的学生。这一点我在同路德维希的谈话中明确地说过。列宁教导我，而不是相反。谁也不能说我不是列宁的学生。”他生气地说：“我现在居然有了各种学说，直到关于战争的经常因素的学说。原来我还有共产主义学说、知识分子学说、集体化学说等等”；“这样的学说在我这里‘发现’了整整6种……实际上一种也没有”；“我们有马克思列宁的学说。任何补充的学说都不需要”。（注：《真理报》，1999年3月19-22日。）记得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做的秘密报告中曾说，1948年出版的《斯大林传略》是他“自吹自擂和缺乏最起码的谦虚的最典型的表现之一。”现在斯大林亲笔修改过的《传略》的校样已经公布（见《苏共中央通报》1990年第9期），他勾掉了诸如“在斯大林领导下”、“由斯大林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天才的理论家和领导人、苏维埃国家的真正的舵手和最伟大的统帅”等等字句。由此可见，赫鲁晓夫的说法是缺乏根据的。
以上根据目前所能见到的材料介绍了斯大林关于文学问题的论述、他所采取的一些政策措施以及他同作家的关系，恐怕很不全面。在这方面还有待于进行进一步的发掘和整理。至于说到对斯大林的文学思想和文学政策的评价问题，那么为了做到客观公正和符合实际，需要破除几十年来形成的先入为主的偏见，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掌握第一手材料和弄清事实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在这方面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应该说，研究斯大林的文学思想和总结他领导文学事业的经验教训，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因为斯大林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对发展我国的文学事业具有巨大的借鉴作用，我们应该认真做好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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