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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之战，几乎妇孺皆知；而作为战役研究重要参数的发生时间，却言之者彼此有殊，书之者是非无定。故许嵩的《建康实录》不书日月（注：［唐］许嵩：《建康实录》卷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12页。），郝经的《续后汉书》为两从之说（注：参见《丛书集成初编》本卷二《昭烈皇帝》：“冬十月，遣诸葛亮随肃求救于孙权。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昭烈并力拒操，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卷二十五《曹操》：“冬十二月，操遗孙权书，率众八十万，顺流东下。权遣周瑜、程普将兵助昭烈，击操于赤壁。操军大崩……孙权自攻合肥。”）。直至现代，研究界依然歧见纷争，以至马植杰先生的《三国史》等一批著作，皆慎重阙疑（注：马植杰：《三国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9-76页；中国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研究部：《中国古代战争战例选编》第二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4-40页；《中国军事史》编写组：《中国军事史》第五卷《兵家》，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333、342、352页；沈起炜：《中国历史大事年表》（古代），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版，第148页。）。
除存疑一派之外，对赤壁之战的发生时间，大致有十月、十一月、十二月等三种说法。今寻本溯源，为之辨正。
一
最早记载赤壁之战发生时间的，是蜀末晋初陈寿（233-297年）的《三国志·武帝纪》：
（建安十三年）秋七月，公南征刘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阳，刘备屯樊。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备走夏口。公进军江陵，下令荆州吏民，与之更始。乃论荆州服从之功，侯者十五人。以刘表大将文聘为江夏太守，使统本兵，引用荆州名士韩嵩、邓义等。益州牧刘璋始受征役，遣兵给军。十二月，孙权为备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遣张熹救合肥。权闻熹至，乃走。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
然后是东晋袁宏（328-376年）的《后汉纪》：
冬十月癸未，日有蚀之。十二月壬午，征前将军马腾为卫尉。是月，曹操与周瑜战于赤壁，操师大败（注：《后汉纪校注》卷三十，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843页。）。
范晔（398-445年）的《后汉书》记载却与陈、袁不同：
冬十月癸未朔，日有食之。曹操以舟师伐孙权，权将周瑜败之于乌林、赤壁。
十四年冬十月，荆州地震（注：《后汉书》卷九《孝献帝纪》。）。
范晔不肯依《三国志》、《后汉纪》，将时间标明为“十二月”，盖受东晋孙盛的《异同评》之影响：“按《吴志》，刘备先破公军，然后权攻合肥，而此纪云权先攻合肥，后有赤壁之事。两者不同，《吴志》为是”（注：《三国志·武帝纪》注引。）。孙盛认为赤壁之战在前，十二月孙权围合肥在后，赤壁之战自然发生在十二月之前；范晔因此将其系于该年冬十月朔至岁末之间。《资治通鉴》根据《异同评》，又将赤壁之战及追操至南郡等事件的时间框定在十、十一月之内（注：《资治通鉴》卷六五注引《通鉴考异》，中华书局1956年，第2087-2094页。）。种种矛盾，因此而生。“十月”之说，亦由此而起；或以为赤壁之战发生在十月，或从十月开始（注：参见《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卷十三、《纲鉴易知录》卷二六、《历代通鉴辑览》卷二七、《纲鉴合编》卷十二；翦伯赞主编：《中外历史年表》，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60页；张习孔等主编：《中国历史大事编年》第一卷，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第711、712页；《中国军事史》编写组：《中国军事史》，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313页。），甚至以为曹操九月占领江陵后，即率兵东下与孙刘联军作战（注：［台湾］林瑞翰：《魏晋南北朝史》云：“操既破备于长坂，即袭据江陵，东下与吴军相持于赤壁。于时大疫……。”（五南图书出版公司印行，1990年版，第39页。））。如《赤壁之战辨》认为：当阳战败之后，孙刘结盟。孙权即遣周瑜率水军西上，同刘备会合，迎击曹军。曹军五千轻骑在长坂击败刘备后，直趋江陵，缴获大量作战物资。于是乘船东下，不期在赤壁突然同孙、刘联军遭遇。因而赤壁之战是在“紧促情况下”、“紧迫的时间内”发生的（注：尹韵公：《赤壁之战辨》，《光明日报》1981年3月31日第4版；《赤壁之战再辨》，《学习与探索》1990年第1期。）。
遗憾的是，“十月”之说与《三国志》等史料记载存在诸多矛盾，难以成立。
曹操进入江陵后，为巩固战果，对新占领的荆州进行“抚安”，逗留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下令荆州吏民，与之更始，既往不咎。亲自临江迎丧，安葬老友王俊（注：《三国志·武帝纪》注引皇甫谧《逸士传》。）。论功行赏刘琮、蒯越等十五人封侯（注：《三国志·武帝纪》注引皇甫谧《三国志·刘表传》。）。命金旋为武陵太守，分南郡枝江以西为临江郡（注：《宋书》卷三七《州郡志三》引习凿齿语，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119页。）。命赵俨由章陵太守徙都督护军，护于禁等七军。派零陵人刘巴前往江南的长沙、零陵、桂阳三郡游说招降，赤壁战前三郡均已归顺曹操（注：《三国志·赵俨传》、《三国志·刘巴传》、《三国志·先主传》。）。以上事务之完成，当须待时日。王朗与许靖书云：“往者随军到荆州……是时侍宿武皇帝于江陵刘景升听事之上，共道足下于通夜，拳拳饥渴，诚无已也。”（注：《三国志·许靖传》注引《魏略》。）若在战事紧急之际，曹操从容与部下文士通宵聊此不急之务，殊难想像。曹丕的《述征赋》云：“建安之十三年，荆楚傲而弗臣。命元司以简旅，予愿奋武乎南邺。……□南野之旧都，聊弭节而容与”（注：《艺文类聚》卷五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版，第1069页。）。“弭节”，犹按节，缓行。《汉书·司马相如传》载：“于是楚王乃弭节徘徊，翱翔容与”。“容与”，迟缓不前貌。《楚辞·涉江》云：“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疑滞”。俞绍初先生认为：“南野旧都，指荆州之江陵”（注：《建安七子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12页。）。可证在江陵逗留许久的曹操绝不可能在当年十月挥师东下发动赤壁之战。
其次，历史上刘备听鲁肃之计，派诸葛亮往见驻军柴桑“以观成败”的孙权。在敌我军力对比相当悬殊的情况下，主降派人多势众，经过一番周折，双方才得以缔结联盟。然后孙权动员军队，派周瑜率兵逆水西上抗击曹操。亦非短时间所能完成。
更为关键的是，“十月”之说与战役爆发前的“盛寒”季节不合。此问题，以前的研究未能给予深入的探讨。
战前周瑜向孙权请求出兵时，曾经谈到当时的节候，“又今盛寒，马无蒿草”（注：《三国志·周瑜传》。）。南方地暖，所谓“盛寒”一般出现在入冬之后。据湖南长沙自然历：初冬的日平均气温＜10-5℃，平均日期是11月27日—12月24日；仲冬（长沙无季冬）的日平均气温＜5-3℃，平均日期是12月25日—1月31日。又据湖北鄂州市自然历：初冬的日平均气温＜10-6℃，平均日期是11月29日—12月18日；季冬（鄂州无仲冬）的日平均气温＜6-0℃以下，平均日期是12月19日—1月31日（注：参见谢锡兰：《湖南省长沙物候季节的划分和自然历》、姜火明：《湖北省鄂州市物候季节的划分和自然历》、周绍先：《江西省南昌物候季节的划分和自然历》、邵建章等：《安徽省芜湖物候季节的划分和自然历》，载宛敏渭：《中国自然历续编》，科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阴历（农历）与公历的对应时间，虽有一定规律，但各年之间的差异相当大。笔者为此核查了《中华两千年历书》等材料，排比分析东汉光和四年（181年）至建安二十五年（220年）的情况：闰十月年份的农历十月起始最早，在公历10月26日—11月24日；其次是闰十二月年份，农历十月在10月27日—11月25日。闰十月年份的农历十月份（含闰十月）结束最晚，闰十月在公历11月25日—12月24日；其次是闰九月年份，农历十月在11月24日—12月23日。闰月在十月前者，农历十月的时间相对滞后；闰月在十月后者，农历十月的时间相对提前。无闰月的一般年份，农历十月最早始于公历10月末（29、31日），最迟终于12月中旬（14日），通常在11月上旬—12月上旬。从中发现：（一）无闰月的一般年份，农历十月的后半月，长江中游已经进入初冬季节；闰月在十月之前的年份，农历十月的大部分时间皆已入冬，尤其是闰九月年份，闰十月本身就更不必说了。（二）但是遇到闰月在十月之后的年份，长江中游地区的农历十月却并未入冬。如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年）农历戊子年，闰十二月。其农历十月对应的公历时间是10月27日—11月25日（相同的情况还见于东汉中平六年［189年］，闰十二月）（注：万年历编写组：《中华两千年历书》，气象出版社1994年版，第70页；张培瑜：《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30页；徐锡祺：《新编中国三千年历日检索表》，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15页；方诗铭、方小芬：《中国史历日和中西历日对照表》，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版，第291页。）。据长沙自然历：初秋10月6日—11月8日，日平均气温＜19-15℃；仲秋11月9日—11月26日，日平均气温＜15-10℃。鄂州市自然历：仲秋10月27日—11月11日，日平均气温＜16-13℃；季秋11月12日—11月28日，日平均气温＜13-10℃。南昌市自然历：初秋10月18日—11月9日，日平均气温＜19-15℃；仲秋11月10日—11月28日，日平均气温＜15-10℃。芜湖自然历：仲秋10月25日—11月9日，日平均气温＜16-13℃；季秋11月10日—11月21日，日平均气温＜13-10℃（注：参见上引谢锡兰、姜火明、周绍先、邵建章、万年历编写组、张培瑜、徐锡祺等论著。）。孙权当时驻军柴桑（今九江），气候应该与上述地区相近。可见该年农历十月，长江中下游地区尚未进入“盛寒”季节。又据历书：长沙初冬的11月27日为建安十三年的农历十一月初二，鄂州初冬的11月29日为农历十一月初四，鄂州季冬的12月19日为农历十一月廿四，长沙仲冬的12月25日为农历十二月初一。战争发生在“盛寒”开始之后，应该说已经进入长沙的仲冬、鄂州的季冬，即农历该年的十一月廿四以后（注：参见上引谢锡兰、姜火明、周绍先、邵建章、万年历编写组、张培瑜、徐锡祺等论著。）。即使将汉末三国“年平均气温大约比现在低1-2℃”的因素考虑在内（注：参见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2期。），“盛寒”之际的赤壁之战亦不可能发生在当年的农历十月，因为当时的长江中游，尚处在秋高气爽的季节里。
在没有全国各地大量气温、物候观测资料的古代，要准确判断历史上某一年长江中游入冬的农历月份，绝非易事。古人用于指导农时的，是二十四节气与七十二候，可谓古代的自然历。然而不同纬度、海拔地区的物候，存在相当差别。《逸周书·时训》记载的二十四节气与七十二候，是根据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平均物候制订的，并不完全适合其他地区。譬如二十四节气之“立冬”，古代对应的物候标志是“水始冰”、“地始冻”（注：徐锡祺：《新编中国三千年历日检索表》，第358页；又粱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版，第135-139、237-240页。）；建安十一年至十五年的立冬时间在公历11月8—9日（注：参见张培瑜：《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等。），长江中游的日平均气温仍有15℃左右，离“冰”、“冻”尚早。由于二十四节气在阴历中的位置并不固定，要确定建安十三年长江中游“盛寒”的起迄时间，既要深通历法，又要掌握当地各个季节的气温、物候，这对当时的历史编撰者来说困难重重。范晔的精明之处在于：他虽然怀疑《三国志》的“十二月”之说，却折中于陈寿《武帝纪》“十二月”、《周瑜传》“盛寒”与孙盛《异同评》之间，将赤壁之战系于冬十月朔至岁末，留下解释、理解的空间。《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历代通鉴辑览》虽将十二月排除，仍然保留十、十一两个月的时间段。《纲鉴易知录》、《纲鉴合编》及现代的某些论著，则完全丧失了回旋之余地。
二
虽然《三国志》及裴注所引历史资料，无赤壁之战发生于十一月的任何记载；但主“十一月”说者甚众，情况比较复杂。
1.袭用《三国志通俗演义》。一是照搬照抄（注：陈文德：《曹操争霸经营史》［三］人之卷第六篇《赤壁鏖兵》，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出版；又可参见陈文德：《诸葛亮大传》，九州图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6页。），只要核对一下《三国志通俗演义》，便知道此乃原汁原味的小说家言：(1)孔明曰：“十一月二十甲子日后为期，可教子龙驾小舟于南岸边等候”。(2)孔明曰：“二十日甲子祭风，至二十二日丙寅乃风息，如何？”(3)程昱入告曹操曰：“今日东南风起，甚是不祥，望丞相察之。”操笑曰：“冬至一阳生，来复之时，安得无东南风？何足为怪！”（注：参见《周瑜三江战曹操》、《七星坛诸葛祭风》、《周公瑾赤壁鏖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42、472、478页。毛本《三国演义》（或《三国志演义》），其有关内容与《三国志通俗演义》相同。）某些研究者意识到小说家言与史料有别，同时考虑到“东南风”的科学依据，因而稍作改变，看起来似乎与小说没有任何瓜葛（注：田树仁先生将具体时间定在“11月后半月”。从其自注“盖冬至后才有可能偶刮东南风（冬至一阳生）”云云，明确显示出从《三国志通俗演义》转化而来的痕迹。见《也谈曹操兵败赤壁与血吸虫病之关系》，《中华医史杂志》1982年第12卷第2期。）。其代表作是台湾三军大学的《中国历代战争史》：建安十三年十月十日中午，操、瑜两军在赤壁江中发生遭遇战之后，双方隔江对峙；“是年十一月十三日甲子，晨起江上雾开，晴空风暖，时值前一日冬至，六管灰动，一阳方升”，“午夜时南风稍急，黄盖率战舰……”（注：台湾三军大学：《中国历代战争史》，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修订再版，第128、137、138页。）台湾三军大学开始颇有“十月”说的味道，接着定赤壁之战发生时间在“十一月十三日”，与小说“十一月二十一日”稍有不同。但“甲子”之说源出《三国志通俗演义》，台湾三军大学仅仅是将甲子时间由“十一月二十”改为“十一月十三”而已。遗憾的是，不仅小说的“甲子”时间与历法不合，台湾三军大学的重新推算，仍不准确。建安十三年“冬十月癸未朔”，则甲子日在农历十一月十二日（公历12月7日）。更遗憾的是将“前一日”当作“冬至”，事实上该年冬至在农历十一月月末（公历12月24日）（注：《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东汉建安十三年戊子，十一月癸丑朔，十四丙寅大雪，廿九辛巳冬至”（第130页）；徐绍桢：《后汉书朔闰表》：“建安十三年戊子，十一月癸丑朔，冬至辛巳在廿九日。”见《二十五史补编》（二），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2038页；并可参见《中华两千年历书》，第70页。），误差超过半月。若按其“冬至后才有东南风出现”的逻辑推论，则赤壁战役时间已在十二月。
平心而论，《三国志通俗演义》对赤壁战役时间的确定，兼顾到如下三个要素，颇费了一番心思。一是“隆冬盛寒，马无料草”，可见对史书上周瑜之言，作者没有轻易放过；二是“孙权自从赤壁鏖兵之后，久在合肥与曹兵交锋”，对孙盛“刘备先破公军，然后权攻合肥”之说亦心领神会；三是“东南风”的问题，虽然说“东风”是诸葛亮“借”来的，但也必须考虑东南风的生成时节，否则怎么能使老奸巨猾的曹操，在麻痹大意的情况下上当？（注：以上参见：《三国志通俗演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35、510、478页。）“十月”之说与“隆冬盛寒，马无料草”冲突，自然必须放弃；“十二月”之说，又为孙盛所疑，《资治通鉴》所弃。“冬至”之说，于是应运而生。《吕氏春秋·仲冬纪》云：“是月也，日短至，阴阳争，诸生荡”。高诱注曰：“冬至之日……故曰日短至”；“阴气在上，微阳动升，故阳争也。诸蛰伏当生者皆动摇也”；“……水泉涌动，皆应微阳气也”。郑注《月令》云：“荡，谓物动将萌芽也”（注：《吕氏春秋》（汉高诱注）卷十一《仲冬纪》，［清］毕沅：《吕氏春秋新校正》，载《诸子集成》（六），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105页。）参见《淮南子》（汉高诱注）卷五《时则训》，载《诸子集成》（七），第82页。《史记》卷二十五《律书第三》、卷二十六《历书第四》。）。所谓“冬至一阳生”，正是刮东南风的好时机。从东汉光和四年（181年）至建安二十五年（220年）的情况看，冬至均落在农历十一月。无闰月的年份，最早初三，最迟廿八。闰月在十一月前时，冬至偏前，落在上旬，闰十二月时则偏后于月末（注：见《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第125-132页。）。“冬至一阳生”，确是解释东南风出现的一个合适理由。陈寅恪先生“以诗证史”，用文学作品作为解释历史的原始资料，这本来是一种很好的方法。但是可以作为历史资料的该时代文学作品，与后代人创作的历史小说是有差别的。小说家有妙笔生花的创作自由，不能强求其信笔所至，皆合乎历法。历史研究者却不能将小说当作史料，去解释作为小说故事背景的那段古代历史。
2.折中于陈寿与孙盛之间。并非所有主“十一月”之说者，皆受《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影响。据《三国志·武帝纪》，先是“孙权为备攻合肥”，再是赤壁之战，然后合肥战役才结束。而孙权合肥撤兵时间，《三国志·吴主传》云：“（建安）十三年……权自率众围合肥，使张昭攻九江之当涂。昭兵不利，权攻城逾月不能下。曹公自荆州还，遣张喜将骑赴合肥。未至，权退。十四年，瑜、仁相守岁余……。”“权退”记在“十四年”之前，按照史书记事系年习惯，孙权撤围时间，一般在建安十三年之内。又《三国志·蒋济传》云：“建安十三年，孙权率众围合肥。……济乃密白刺史，伪得喜书，云步骑四万已到……权信之，遽烧围走，城用得全。明年使于谯，太祖问济曰”，亦系于建安十三年。因而合肥战役，结束在建安十三年之内。由于建安十三年有闰十二月的事实（注：徐绍桢的《后汉书朔闰表》云：“建安十三年戊子十二月壬午朔，闰十二月壬子朔。”参见《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第130页；《中华两千年历书》，第70页。），一直没有受到赤壁之战研究者的重视，因而就会产生这样一个疑问：两件大事是否可能在如此紧迫的一个月时间中进行并完成？既然孙权“攻城逾月”后，于该年之内撤围，因而赤壁之战发生时间，便可能在十二月之前。《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云：“东汉建安十三年戊子。十二月壬午朔，十五丙申小寒，三十辛亥大寒。闰十二月壬子朔，十五丙寅立春”。208年农历十二月的公历对应时间是208年12月25日至209年1月23日；208年农历闰十二月的公历对应时间是209年1月24日至2月21日（注：参见《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第130页；《中华两千年历书》，第70页。）。一年中最寒冷的时候，是“小寒”、“大寒”两个节气所在的公历1月。建安十三年的十二月，正是“盛寒”之际，与周瑜所说完全吻合。另从需要的时间来看，如果说“攻城逾月”的合肥之战，赤壁之战及后续的一些事件，均发生在该年十二月、闰十二月之内，是完全可能的。
三
有关汉末三国的早期历史著作，大多出自三国、晋初人之手；作者或为该时代的亲历者，或能见到原始资料。裴松之（372-451年）注《三国志》，书成奏上于元嘉六年（429年），可见其注中所引的早期著作，刘宋时尚未散失。孙盛为东晋孙绰（314-371年）之从父兄（注：《三国志·刘放（孙资）传》注引《孙氏谱》；《晋书·孙楚传》。），与袁宏（328-376年）同时而略早。范晔（398-445年）则与裴松之同为刘宋时人。有关汉末三国的各种早期史著，一般来说这些人都见到过。陈寿（233-297年），生于赤壁战后不久，关于赤壁之战的发生时间，《三国志》是现存最原始的史料。孙盛之疑，仅仅是因为《三国志》中《武帝纪》与《吴主传》叙事次序上的差异；并没有在其他史料中，发现“刘备先破公军，然后权攻合肥”的确切依据（否则，裴松之亦会在注解中加以说明）。袁宏的《后汉纪》作“十二月”，固然是参考了《三国志》，也因为与其所见之汉末以来史料没有矛盾。范晔不敢将赤壁战役时间说实，含糊系于该年冬十月朔至岁末之间；足见其因孙盛之疑而起，却未得到别的可靠旁证。梁启超认为，鉴别间接史料，首先应以年代为标准。年代愈早者，则其可信据之程度愈强。因为其所见之直接史料比后人多（注：《中国历史研究法》，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99页。）。所以从史料的可靠性来说，《三国志》、《后汉纪》的“十二月”说，无疑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陈寿“身为晋武之臣，而晋武承魏之统”，因而《三国志》以魏为正统，乃势之所必然（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见《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73页。）；《武帝纪》、《先主传》、《吴主传》的体例，自然也会有所不同。刘知幾《史通》认为，“编年月者谓之纪”（注：刘知幾：《史通·题目第十一》。）。本纪如同《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曹武虽曰人臣，实同王者”，因为没有登基建元，所以《三国志》借汉末的年号，编成《武帝纪》，如同两《汉书》首列秦、莽之正朔（注：刘知幾：《史通·本纪第四》。）。《三国志·武帝纪》作为本纪，以年分段，按月纪事，标明事情发生的时间，按序排列事件，建安十三年诸多事件的前后次序，历历可寻。
至于吴、蜀的处置问题，古代史家感到甚为棘手：“为史者必题之以纪，则上通帝王；榜之以传，则下同臣妾”（注：刘知幾：《史通·世家第五》。），所以《先主传》、《吴主传》的情况，相当复杂。《先主传》开始与一般人物列传差别不大，建安十三年事，直接系于十二年之后，仅以事情发展经过为序记载该年之事，不仅没有月份，甚至连“建安十三年”的年份都省略了。直到建安“十六年”才加以标明，省却其中三年年份。至建安二十四年刘备为汉中王之际，记事渐繁，一年之中出现“春”、“夏”、“秋”三个季节标志。章武元年（221年）四月，刘备称帝，“大赦，改年”之后，正式转为“编年月”的帝纪之体。《吴主传》的体例，与《先主传》类似。建安十二年前，有年五月，也不标季节。十三年起，出现一“春”字，仍有年无月。十八年虽出现了“正月”字样，仍不按月记事。十九年首记“五月”、“闰月”之事，接下来“是岁”两字之后，泛记一年之事。二十四年夺荆州，出现“闰月”、“十二月”两个月份。黄初二年刘备称帝，孙权向魏称臣，接受“吴王”封号，《吴主传》开始按月记事，转为本纪之体。因此从纪传的不同体例来看，建安十三年的赤壁之战，其发生时间亦应以《武帝纪》的记载为准。
孙盛的《异同评》所谓“赤壁之战发生在孙权围合肥之前”之误解，实是不明纪传体史书中纪、传所担负的不同功能所引起的。“以编年为主”，是本纪的鲜明特色。以时为经，以事为纬，使读者对主要历史事件与时间之间的关系，一目了然。“有大事可书者，则见之于年月。其书事委曲，付之列传”（注：刘知幾：《史通·本纪第四》。）。读者如欲了解事件进展的具体情状及相互的因果关系，可以参阅列传。所以刘知幾说：“盖纪者，编年也；传者，列事也。编年者，历帝王之岁月，犹《春秋》之经；列传列事者，录人臣之行状，犹《春秋》之传。《春秋》则传以解经，《史》、《汉》则传以释纪”（注：刘知幾：《史通·列传第六》。）。一般人物列传，虽然也酌情照顾事件发生之先后顺序，但并不严格，有些甚至将年月省去，以事件为本位，与纪事本末体相仿。凡较短时间段（一季或一年）内并行发展之事件，并不互相穿插，往往以事为主，在“是岁”等标识性文字之后，分别叙述。将三篇纪、传的建安十三年对照一下，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武帝纪》严格按时间顺序记事；《先主传》无年无月，根据赤壁之战的单一线索顺序记事；《吴主传》虽首起“十三年春，权复征黄祖”，标明年份，但接下来“是岁”两字之后，不再出现季节或月份之标识。观其所记，东吴该年春征黄祖之后，荆、扬两处有三大事件在并行进行之中。扬州江南：贺齐讨山越；荆州：赤壁之战（包括周瑜与曹仁对峙南郡、争夺夷陵）；扬州江北：孙权十二月攻围合肥（与前两事件相并行）。
“是岁，使贺齐讨黟、歙，分歙为始新、新定、犁阳、休阳县，以六县为新都郡。”贺齐讨山越事，大概起于年初，迄于岁末。因而《资治通鉴》及纲目、年表类历史著作均系于该年之末，而《吴主传》则将整个事件放在“荆州刘表死，鲁肃乞奉命吊表二子，且以观变……”（即赤壁之战）之前。如欲完整叙述同时进行中的两个事件，势必一先一后。这种处理方法，目的在于保证事件叙述的完整性，仿佛年度之内的纪事本末之体。若将贺齐讨山越的具体进展，按时间顺序分别插入同时进行的其他事件中间，则“事迹分隶凌乱”，反而有支离之虞。如果按照孙盛“根据《吴主传》记事次序判断事件先后”的标准，那么就会得出“贺齐讨山越胜利之后才有赤壁之战”的荒谬结论。以本纪体“编年月”的尺度来评价“以事件为本位”的列传，是孙盛发生错误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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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役时间的确定，有助于解决赤壁之战研究中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如曹军东征的行进路线，研究界有“夏水”、“汉水”之说，据汉末应劭的《十三州记》载：“江别人沔为夏水，原夫夏之为名，始于分江，冬竭夏流，故纳厥称。”（注：《水经注疏》卷三二《夏水》，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704-2711页。）十二月处于枯水期的夏水，不可能通行水军船舰。另据《三国志》及裴注有关汉水的记载，“会冬水浅，大船不得行”，“且水干，宜当急去”（注：《三国志·张郃传》、《三国志·陆逊传》。），水军战船尤其是吃水较深的大型船舰在汉水的航行，同样受到季节的限制。又如曹操兵败赤壁的“血吸虫感染”说（注：李友松：《曹操兵败赤壁与血吸虫病关系之探讨》，《中华医史杂志》1981年第11卷第2期。）。血吸虫病人与人之间不会直接传播，必须经过一个过程：血吸虫卵随人粪排出体外，虫卵遇水孵化出毛蚴，在水中找到中间宿主钉螺，钻入螺体发育为母胞蚴——子胞蚴——尾蚴，然后尾蚴逸出侵入终宿主皮肤而致病。在适宜的温度下(28-32℃)，毛蚴从钻入螺体到逸出尾蚴的时间为8-10周，低于25℃，发育成熟比较缓慢，低于15℃，则几乎停止发育（注：钟惠澜：《热带医学》，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年版，第885、886页。）。而且血吸虫病“自接触疫水至发热等临床症状的出现有15-75天（平均40天）的潜伏期”（注：吴征鉴：《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学》，上海科技出版社1984年版，第49页。）。十二月，战场一带气温在15℃以下，毛蚴已经停止生长、发育。因此尚在大规模传染的疫病，必非血吸虫病。相关问题之探讨，待笔者专文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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