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长篇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篇小说论文,知识分子论文,形象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当代文学中，《青春之歌》最初建立了知识分子形象书写的规范和模型，其影响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们在“反思文学”中看到的“右派知识分子”凯旋后所表达的“九死未悔”的信仰，事实上是林道静身份重建、思想再生的某种写照。他们经历了苦难，但苦难不能改变他们的思想信仰，或者说，恰恰是苦难更加坚定了他们的信仰。这种“知识分子写作”的问题，在当代文学史著作中已经得到了部分的清理。
有趣的是，自90年代初《废都》出版后，或者说自庄之蝶出走之后，长篇小说中知识分子的“背叛”或出走的现象正前仆后继蔚为大观，他们成了新的“零余者”或“多余人”。这一现象我们在阎真的《沧浪之水》、张炜的《能不忆蜀葵》、张抗抗的《作女》、莫怀戚的《经典关系》、张者的《桃李》、王家达的《所谓作家》、董立勃的《米香》等大量作品中都可以看到。在文学观念已经分化的时代，为什么这些作家不谋而合地都选择了“背叛”或出走来放逐或处理自己的人物？知识分子为什么要再次踏上不知所终的人生之旅？这显然是一个值得我们阐释和分析的新的问题。
一、知识分子的“背叛”
在长篇小说中，知识分子面对现实特别是面对革命的矛盾、犹疑或彷徨的心态，在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中得到了最为充分、集中和真实的表达。但他们并不是“背叛者”的形象，于现实和心灵来说都是如此。知识分子背叛的典型形象，是红色经典《红岩》中的甫志高，他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情操、趣味以及最后变节，在政治观念的支配下，得到了合乎逻辑的展开。80年代的文学叙事改写了知识分子的动摇与不洁：他们受难但政治节操坚定。这一叙事的真实性后来遭遇了难以辩解的质疑，而使其文学价值大打折扣。进入新世纪以来，知识分子的形象被重新书写，变节乃至“背叛”，使这个群体或阶层的形象令人触目惊心，他们灵魂的复杂性和文学的丰富性相得益彰地呈现出来。
董立勃自《白豆》出版以来名声大躁。他身不由己地成了当下最抢手或最走红的作家之一。不久前，董立勃出版了他的新作《米香》。这部小说无论题材还是背景，无论人物还是故事，与《白豆》都有不难察觉的血缘关系——它们都孕育于遥远的下野地，它们都与人性、欲望、权力、暴力和那个特殊的历史时代密切相关。
如果说，《米香》仅仅写了米香的单纯、美丽和被骗后的放纵，这个故事除了时代环境不同外，也并无太多的新鲜之处。《米香》的不同凡响，就在于小说同时也书写了一个被命名为宋兰的女性。这两个女性命运、性格的对比，使《米香》在同样平实的叙述中，焕发出了几缕灿烂而意想不到的光芒。宋兰来自上海，是一个“支边”青年，米香因家乡水灾逃难到下野地；宋兰有文化，能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米香几乎大字不识。但是命运并没有按照她们身份的等级来安排。宋兰被牧羊人老谢强暴之后，还是嫁给了这个粗俗的土著。老谢塑造自己老婆的本土方式，主要是诉诸暴力，就在此时，宋兰逆来顺受的性格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在忍无可忍生不如死时，宋兰挥刀斩杀了老谢的爱犬阿黄，并以同样暴力的方式，改变或者“颠覆”了老谢的暴力。从此，两个人相安无事，相亲相爱，双双感到过上了好日子。在上海知青可以返回上海的政策颁布的时候，宋兰依然不为之心动，依然和老谢相依为命生活在她本不热爱然后又不能割舍的下野地。
米香的命运完全不同。米香是小说的主角，在作家的设计中，她的命运理所当然地要曲折复杂。她虽然出身低微，是一个“盲流”，但她心性高，生得一副好皮囊，有浪漫天性，爱知识分子。这一出身和性格的矛盾，注定了米香悲剧性的命运。从人物自身来分析，米香无论出身如何，她完全有选择个人生活和爱情的权利。但是由于米香一定要爱有知识分子气质的许明，甚至不顾世俗社会的种种非议委身于他，结果她被欺骗了。许明在前途、功名和爱人之间选择了前者而抛弃了米香。这个毁灭性的打击彻底改变了米香，她无所顾忌地放纵自己的肉体，试图以此来对抗或报复自己不公正的遭遇。放纵虽然使米香“过得比下野地任何一个女人都快乐”，但米香再也找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了。因此，米香才是下野地悲剧的真正主角。
除了时代的原因之外，酿成米香悲剧的直接原因是小说中的一个配角——“知识分子”许明。套用一句老话说，“性格即命运”。在小说中，米香应该是宋兰的位置，而米香的性格、浪漫和趣味也应该是宋兰的。但她们的性格阴差阳错地被作家置换了，于是她们都承担了本不属于她们命运的人生。偶然性和绝对化的书写，是《米香》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如果没有偶然性，就没有两个女人倒置的命运；如果没有绝对化，米香和宋兰的人生就不会这样震撼人心。她们都以绝对化的方式改变了自己。米香热爱知识分子使许明有了可乘之机，这个谦卑懦弱的知识分子是我们常见的形象，“始乱终弃”的叙事原型也是小说基本的结构方式。但这个知识分子在情感上的背叛却构成了米香悲剧的决定性因素。如果没有许明的背叛，米香不会以放浪形骸的方式对待人生和身体。许明的背叛原因很简单，他曾是一个落难的“公子”，米香在他最危难的时候爱上了他，米香的给予创造了一个不死的许明，但在“功名”面前，许明选择了“功名”而放弃了爱情。这个故事可能并不新鲜，但在新世纪作家仍以这个原型结构故事，则从一个方面表达了他对这个群体的怀疑或不信任。许明的历史不止是知识分子的前史，他们的故事在今天还在上演。
如果说《米香》中的许明是情感上的背叛，那么阎真《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就是知识分子节操和特立独行精神的背叛。当然，《沧浪之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可以从许多角度进行解读，比如知识分子与文化传统的关系，特权阶层对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以及心理结构的支配性影响，在商品社会中人的欲望与价值的关系，等等。这足以说明《沧浪之水》的创造性和它所具有的文学价值。但在我看来，这部小说最值得重视或谈论的，还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知识分子心态、选择的关注，对知识分子在外力挤压下潜在欲望被调动后的恶性喷涌、在与现实对话中的强迫认同的透视，以及由此揭示出的当下社会承认的政治和尊严的危机。
小说的主人公池大为，从一个清高的旧式知识分子演变为一个现代官僚，其故事框架也许并没有超出于连式的奋斗模型：于连渴望上流社会与池大为向往权力中心，人物在心理结构上并没有本质区别。不同的是，池大为的向往并不像于连一样出于原初的谋划。池大为虽然出身低微，但淳朴的文化血缘和独善其身的自我设定，是他希望固守的“中式”的精神园林。这一情怀从本质上说不仅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与现代知识分子对社会公共事物的参与热情相去甚远，而且这种试图保持内心幽静的士大夫式的心态本身是否健康也是值得讨论的，因为它仍然是一种对旧文化的依附关系。如果说这是池大为个人的选择，社会应该给予其应有的尊重，但是，池大为坚守的困难并不来自他自己，而是来自他与“他者”的对话过程。
现代文化研究表明，每个人的自我以及生活方式的确定，不是来自个人愿望、由个人独立完成，而是通过和其他人“对话”实现的。在“对话”的过程中，那些给予我们健康语言和影响的人，被称为“有意义的他者”，他们的爱和关切影响并深刻地造就了我们。池大为的父亲就是一个这样的“他者”。但是，池大为毕业后的七年，仍然是一个普通科员，这时，不仅池大为的内心产生了严重的失衡和坚守的困难，更重要的是他和妻子董柳、厅长马垂章、退休科员晏之鹤以及潜在的对话者儿子池一波已经经历了漫长的对话过程。这些不同的社会、家庭关系再造了池大为。特别是经过“现代隐士”晏之鹤的人生忏悔和对他的点拨，池大为迅速地时来运转，不仅在短时间里连升三级，而且也连续搬了两次家换了两次房子。这时的池大为因社会、家庭评价的变化，才真正获得了自我确认和“尊严感”。这一确认是在社会、家庭“承认”的前提下产生的，其“尊严感”同样来源于这里。
于是，小说提出的问题就不仅仅限于作为符号的池大为的心路历程和生存观念的改变，事实上，它的尖锐性和严峻性，在于概括了已经被我们感知却无从体验的社会普遍存在的生活政治，也就是“承认的政治”。查尔斯·泰勒在他的研究中指出：一个群体或个人如果得不到他人的承认或只得到扭曲的承认，就会遭受伤害或歪曲，就会成为一种压迫形式，它能够把人囚禁在虚假的、被扭曲和被贬损的存在方式之中。而扭曲的承认不仅给对象造成可怕的创伤，并且会使受害者背负着致命的自我仇恨。拒绝“承认”的现象在任何社会里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但在池大为的环境里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存在。对于被拒绝者如前期池大为，他人为他设计的那种低劣和卑贱的形象，曾被他自己内在化；在他与妻子董柳的耳熟能详的日常生活中，在与不学无术浅薄低能的丁小槐、专横跋扈的马厅长的关系中，甚至在与下一代孩子的关系中，这种“卑贱”的形象进一步得到了证实。不被承认就没有尊严可言。池大为的“觉醒”就是在这种关系中因尊严的丧失而起的。现代生活似乎具有了平等的尊严，具有了可以分享社会平等关注的可能。就像泰勒举出的例证那样，每个人都可以被称为先生、小姐，而不是只有部分人被称为老爷、太太。但是这种虚假的平等从来也没有深入生活内部，更没有成为日常生活支配性的文明。尤其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等级的划分或根据社会身份获得的尊严感，几乎是未作宣告却又根深蒂固深入人心的观念或未写出的条文。
现代文明的诞生也是等级社会衰败的开始。现代文明所强调和追求的是赫尔德所称的“本真性”理想，或者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种独特的作为人的存在方式，每个人都有他或她自己的尺度，统一的“圭臬”已经死亡。自己内心发出的召唤要求自己按照这种方式生活，而不是模仿别人的生活，如果我不这样做我的生活就会失去意义。这种生活实现了真正属于我的潜能，这种实现，也就是个人尊严的实现。但是，在池大为面对的环境中，他的“本真性”理想不啻为天方夜谭。如果他要保有自己的“士大夫”情怀和生活方式，若干年后他就是“师爷”晏之鹤，这不仅妻子不答应，他自己最终也不会选择这条道路。如果是这样，他就不可能改变自己低劣或卑贱的形象，他就不可能获得尊严，不可能从“贱民”阶层分离出来。
于是，“承认的政治”就这样在日常生活中弥漫开来。它是特权阶层制造的，也是平民阶层渴望并强化的。在池大为的生活中，马垂章和董柳是这两个阶层的典型，然后池大为重新成为下一代人艳羡的对象或某种“尺度”。读过小说之后，我内心充满了恐慌感，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一个人将怎样被“承认”，一个人尊严的危机怎样才能得到缓解？因此，知识分子在今天要坚持独立的精神立场，这是一个精神蜕变的过程，不背叛自己的心灵或超越现实的诱惑，这个过程就没有完成。
二、知识分子的“出走”
在20世纪的小说叙事中，知识分子的出走是一个经典性的场景。面对庞大的家族宗法制度和黑暗的社会现实，他们无法忍受又无可奈何，于是，不知所终的“出走”就成为许多作家处理知识分子命运的惯常手段。确实，知识分子究竟要走向哪里，没有人知道。林道静大概是一个例外，她虽然开始也是出走，但找到了“归宿”，因此她也成为中国“类成长小说”的第一位主人公。
新世纪开始，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新的“远足”。在许多小说中，“出走”是我们常见的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小说的结局。不同的是，“出走”不是由于社会或他人的逼迫，而常常是一种自我放逐，一种宏大抱负幻灭后或是为了某种乌托邦假想而远走他乡。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的无力或不合时宜被再度证明。
莫怀戚的《经典关系》是一部写普通人生活的小说，它主要的叙述对象是一群可以称为“知识阶层”的群体——它的主要人物都是有高等教育背景的人。在当下的小说创作中，可能有两种题材最为引人注目：一种是年轻人，他们被称为“七十年代”；一种是“成功人士”，他们位高权重。这两种题材所表达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都是令人触目惊心的。在不断的文学叙述中，我们会误以为社会生活的变化只限于这些特殊的群体或阶层。但是，读过《经典关系》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在作品中得知，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确实发生了我们意想不到的变化。或者说，那不被注意的社会群体的日常生活的变化，才是真正的变化。
在以往的舆论或意识形态的表达中，“知识阶层”和他们坚守的领域，一直有一层神秘的面纱，他们在不同的叙述中似乎仍然是中国最后的精神和道德堡垒，他们仍然怀有和民众不同的生活信念或道德要求，他们仍然生活在心造的幻影当中。但事实上，在80年代中期，知识分子内部的变化就已经开始发生。不同的是，那时知识分子的“动摇”或变化还不是堂而皇之的，他们是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开校园或书房的。进入90年代之后，曾经有过关于知识分子经商的大讨论。一些有识之士对知识分子经商给予了坚决的支持。现在看来，这场讨论本身就是知识分子问题的反映：这个惯于坐而论道的阶层总是讷于行动而敏于言辞。但对于勇敢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没有顾忌地实现了自我解放，他们随心所欲地选择了自己喜欢的职业，同时也选择了新的价值观念。如果说，1905年科举制度终结以前士大夫阶层死抱着从政做官不放，是那个时代的价值观念问题的话，那么，今天的知识阶层死抱着书本不放，其内在的问题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当社会提供了身份革命条件的时候，这个犹豫不决的群体总会首先选择观望，然后是指手画脚。
《经典关系》中的人物不是坐而论道的人物。他们无论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裹胁，都顺应了时代潮流，在他们新的选择中，重建了新的“经典关系”。经典关系，事实上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关系，它是夫妻、父子、翁婿、师生、情人等血缘和非血缘关系。但人在社会生活结构中的位置发生变化之后，这些关系也就不再是传统的亲情或友情关系，每种关系里都隐含着新的内容，也隐含着利害和危机。
在作者构造的“经典关系”中，那个地质工程师的岳父东方云海处于中心的位置，但这个“中心”是虚设的。在脆弱的家庭伦理关系中，他的中心地位只是个符号而已，在实际生活中他真实的地位是相当边缘的，他难以参与其间。虽然儿女们还恪守着传统的孝道，但他已经不可能再以权威的方式左右他们的生活。他选择了自尽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与王国维结束自己的生命没有区别，他意识到了这个时代与他已经格格不入。茅草根、南月一以及东方兰、东方红、摩托甚至茅头，他们仿佛在故事中是叙述中心，但他们都不是中心。在故事中每个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那个十岁的毛孩子，为和父亲争夺“姨妈”，甚至不惜开枪射杀他的父亲，使英俊父亲的眼睛只剩下了“一目半”。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经典关系”一经被发现，它的戏剧性、残酷性使我们在惊讶之余也不寒而栗。
这时，我们就不得不再一次谈论已经沦为陈词滥调的“现代性”。因为除此之外我们很难作出其他解释。现代性就是复杂性，就是一切都不在我们把握控制之中的历史情境。我们试图构造的历史也同时在构造着我们。谁也不曾想到，自以为是随遇而安的茅草根会被学生兼情人“裹胁”进商海，谁也不会想到东方红会那样有城府地算计她的姐姐，当然也不会想到茅草根的欲望会是那样地无边，最后竟“栽”在自己儿子的手中。“经典关系”是复杂的，但又是简单的。说它复杂，是他们必须生活在诸种关系中，没有这些关系也就失去了利益，欲望也无从实现；说它简单，是因为每个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他们虽然良心未泯热情洋溢生机勃勃，但在这种危机四伏的关系中，谁还有可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呢？茅草根以排演《川江号子》为由逃离了“经典关系”的网络，他似乎对艺术还情有独钟，但事实上这同样是一种出走方式。惟利是图的经济“主战场”并非是他的用武之地，他只能以出走退回到他应该去的地方。
张抗抗的《作女》是一部奇异的小说。主人公卓尔是这个时代年轻女性的“运动”先锋，也是这个时代以求一呈的冒险家。我们不知道卓尔为什么要“作”，她的“作”用世俗的眼光看来是难以作出解释的。她有稳定的工作，有稳定的收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她完全可以平静地对待生活，找个爱人安分守己地过日子。但这一切恰恰是卓尔厌倦或不屑的。我们不知卓尔要什么，我们知道的是卓尔就是要“卓尔不群”与众不同，在自我想象中不断构造自己不知所终的人生之旅。
卓尔“作”的欲望是一种普遍的欲望，不同的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敢于像卓尔那样“作”，或者有条件去折腾。时代环境的相对宽松以及商业主义霸权的建立，调动或膨胀了人们潜隐的但又所指不明的躁动感，没有任何一个时代的人像我们今天这样既蠢蠢欲动又方位不明，每个人都有要做点什么的欲望但又不知究竟做什么，卓尔是放大了的我们每一个人。这是社会世俗化运动带来的必然后果，90年代以后的小说，已经将这种后果描述得万花纷呈，特别是在知识阶层，卓尔只不过是个集大成者而已。因此，卓尔的欲望是超性别的欲望，无论男性女性，也无论是想象还是实践。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不是一部女性主义的作品。
卓尔的不安分大概来自一种可能，就是为了自由的逃亡，她不能容忍任何来自世俗世界的束缚，她希望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卓尔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自己的期许，她辞了《周末女人》杂志的职务以后，开始了她“作”的旅途。但任何自由都是有限度的，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我们发现，卓尔每一次异想天开的折腾，都不能离开她和周边的关系，特别是和三个男人的关系。通过卓尔的视角可以看到，老乔、卢荟、郑达磊这三个男人，事实上是三个不同的符号，他们分别和性、文明、金钱相关。如果这一指认成立的话，那么卓尔的折腾或“作”，就始终与她的欲望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卓尔与其说要自由，毋宁说她什么都想得到。她确实部分地体验了自由的快乐：她可以随心所欲地到任何地方，可以心血来潮地与陌生人做爱，可以让爱她的男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可以通过自己的想象把握展示自己才能的机会……但结果她还是什么也没有得到。自由的代价只有卓尔自己知道，她会为去南极的资金发愁，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因孤独而独自饮泣，在小说的最后，卓尔还是无可奈何地将自己放逐了，她完成的只是一场不知所终的“作女”运动。
卓尔的再次出走是意味深长的。20世纪以来，在中国任何一个变动或转型时期，都不乏卓尔式的人物，他们要特立独行，要与世俗社会势不两立。但他们不会被社会所容忍，或者说社会不是为任何一个个人准备的。社会的意识形态是一个人进入社会的通行证，也就是说，一个人在什么样的程度上认同了意识形态，也就决定了一个人在什么样的程度上进入这个社会。20世纪以来的“卓尔们”之所以屡战屡败，就在于他们没有取得这样的“通行证”。在一个身份社会里，卓尔抛弃了身份，她不但不要社会身份，而且不要家庭身份，她不要工作、不要丈夫、不要孩子，这是一种不作宣告的弃绝，对于社会来说，她之所以不被容纳，是因为她潜隐着某种令人不安的东西。这也正是卓尔作为小说人物的成功。她内心的欲望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欲望，但她比我们每一个人都强烈、直接，并敢于实践，因此卓尔的“绝对化”恰恰是一个“典型”人物。当这个人物出走和我们告别的时候，我们记住并会怀念她。
三、知识分子的“死亡”
知识分子的死亡或背叛在西方早已被宣布。这一判词表达的是对知识分子的失望乃至绝望，与对知识分子社会职能的理解相关。法国思想家朱里安·本达认为，知识分子是某个从事艺术、学问及形而上学思维即力求获致超越的善的愉悦的阶层，其活动不追求实际目的。本达对知识分子职能的理解与康德和葛兰西是大体相似的。但是本达试图把一种永远的价值和冥想作为一种职责交给知识分子却遭到了指责。事实上，对知识分子背叛或死亡的指认，大都来自于对知识分子这一职能的理解。世纪初长篇小说的知识分子之“死”，虽然不是理论的分析，却是一个有意义的隐喻。
青年作家张者的《桃李》可以看作是新《儒林外史》或新《围城》。《儒林外史》虽然尖刻，但也从一个方面表达或揭示了这个阶层内心的问题。如果说在科举时代，入朝做官被知识阶层普遍认为是人生价值实现的话，能否做官就是他们最大的焦虑。1905年科举制度终结之后，逐渐产生了现代知识分子，现代知识分子最明显的标志之一就是身份革命，他们可以做官，也可以不做官，可以当教师、报人、自由作家等。因此身份革命对知识阶层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心灵的解脱。但这个解脱并不是说知识阶层不再有问题了。《围城》说的就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故事。无论是《儒林外史》还是《围城》，都尖锐地讽刺了知识阶层存在的问题，揭示了他们内心世界的另一面。这也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非主流传统。主流传统关注的是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关系问题。在50年代，知识分子的问题是思想改造问题；80年代“归来”的一代被叙述为如何保持了政治“贞节”的问题。在主流传统引领了知识分子写作潮流之后，非主流的传统几乎断流，后来我们在李晓的《继续操练》中才又隐约看到了知识分子卑微的愿望和有趣的景观。
进入90年代之后，校园知识分子的焦虑并没有得到缓解。《桃李》用非常幽默的方式，也可以说是《儒林外史》或《围城》的方式，揭示了当下知识分子的内心问题，首先是压抑过后的没有节制和边界的欲望释放问题。知识分子的欲望和社会的普遍欲望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当然小说是一种想象和虚构，但这种非写实的方式，却从一个方面透露了知识阶层真正的问题。《桃李》中的导师邵景文和弟子们的故事，就是当代世俗化运动中典型化了的故事。
这是一部非常有趣的小说，是一部超越了雅俗界限的小说。在当下严肃文学或通俗文学鲜明对峙的情况下，《桃李》提供了一个超越性的本文。也就是说，小说可以既好看同时又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不同的读者可以从中读出不同的东西。如果分析起来，小说提供的多种符号是非常复杂的：教授、博士生、硕士生、老板、小姐、贫困的农民、作恶乡里的干部，还有一夜情、弄假成真的爱情、死于非命的凶杀等等。现代性就是复杂性和矛盾性。校园应该和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是大学坚守自己独立性的一个前提条件。但红尘滚滚的今日，社会上存在的一切，大学几乎都不缺少，有的甚至表达得更充分。《桃李》虽然幽默，但它的尖锐性仍清晰可辨。它无情地撕去了斯文的面纱，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曾经神秘、神圣、净土般领域的虚假和矫揉。被学生称为“老板”的博士生导师邵景文，在这个时代好像恰逢其时，他意气风发志满意得。作为一个新时代的教授，精英知识分子和世俗世界所期待的一切，他都得到了。他开放、豁达，和学生关系融洽，因其学术地位和掌控的学院政治，他如鱼得水。但他也确实是“玩大了”，最后，他的身体几乎像筛子一样地被情人捅了一百零八刀，而且每个刀口里都放了一枚珍珠。邵教授之死完全缘于他个人膨胀的欲望，当他不再履行知识分子职能，完全成为一个商人的时候，邵景文的死亡就是知识分子的死亡。
与邵教授之死不同的，是王家达的长篇小说《所谓作家》中的作家胡然之死。在商品社会里，作家的光环正渐次褪去。这一现象的出现，不只源于社会价值观念的深刻变化，同时也与曾经赋予作家的某种“神秘”有关。但在价值观念发生变化和作家的“神秘”消失之后，作家便不再是原来想象的作家。《所谓作家》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一部奇异的小说。应该说这是一部非常好看的小说，围绕作家胡然产生的一系列悲喜剧，不仅生动地描述了作家群体在这个时代尴尬的命运，塑造了性格迥异的作家形象，而且以苍凉、哀婉的基调为这个群体状写了一曲最后的挽歌。胡然、野风等短暂的生涯，以及他们或与风尘女子为伍、或用“文学权力”获得生命欢乐的满足与失意，他们在“高雅”面纱掩盖下的心灵世界……彻底摧毁了作家现实生活与精神世界的最后界线。而围绕一篇文章构成的古城事件和作家们的最后命运和归宿，也似乎成了这个时代没落知识分子群体的缩影。
小说深刻地营造了胡然之死的社会环境和个人心理，他的主要精力是周旋于田珍、章桂英、杨小霞、沈萍四个女人的关系中，而他身边的古城艺术界的“四大名旦”以及渗透于古城每一个角落的文化和生活气息，都使人如重临“废都”一样。小说虽然也有概念化的问题，比如对见利忘义、水性杨花的女性的刻划，无论是性爱场面还是移情别恋，还只限于社会对类型化女性的一般理解，还没有上升到人物性格的层面，而对农村妇女田珍的始乱终弃和最后重修旧好，也喻示了一个知识分子与人民和土地的寓言——在这一点上，作家仍没有超越20世纪以来激进主义的思想潮流。但是，作品对旧式文人的刻划和批判，对他们的趣味、情怀以及对待女性态度的否定，都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如果说邵景文之死是在当下世风支配下的欲望之死的话，那么胡然之死就是被时代抛弃的结果。这个时代不再为胡然们准备他们想要的一切。对他们而言，生存和精神的破产是迟早的事情，他们是旧文化最后的遗老遗少。因此，胡然之死也是作家放逐或抛弃旧文化遗民的一种形式。
新世纪知识分子在小说中的形象——“背叛”——出走——死亡，这一过程很可能是一种巧合，或者是我们的一种“结构”，但它却从一个方面无意识地表达了这个阶层仍然没有解决的“身份”、归宿或精神漂流的问题。时代的发展使人文知识分子失去了曾经有过的优越，他们的不适和内心的不强大，使他们或是与社会、时代格格不入而被放逐和抛弃，或是最后走向死亡。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阶层解决如何融入社会和自身角色的问题，其道路仍然还是漫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