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税务筹划决策方法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税务论文,风险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税收契约的契约方，政府需要通过税收实现自身目标，不可避免地要对税收法规作出相应的调整，尤其是在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这种调整显得尤为频繁，纳税人在进行税务筹划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面临这种政策性风险。而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主体，其经营过程同样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进一步导致税务筹划在执行过程中面临各种经营性的风险。面对各种不确定性，决策者如何在不同的税务筹划方案间作出选择?笔者认为，除了需要对税务筹划风险进行量化外，还应当选择适当的决策方法。
一、风险型决策方法评述
进行风险型决策必须具备五个条件：(1)明确的决策目标，如收益最大或损失最小等；(2)至少有两个可供决策者选择的可行备选方案；(3)至少有两个不以决策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自然状态；(4)决策者可以根据有关资料事先估计或计算出各种自然状态出现的概率；(5)可以事先计算出各种备选方案在不同自然状态下的损益值或效用值。虽然在税务筹划过程中，人们无法对某些税务筹划风险因素变化的可能性做出客观计量，但运用主观概率及专家评分法，纳税人仍然可以对各种税务筹划风险(如政策性风险、执法风险等)进行主观度量。因此，风险税务筹划决策属于风险型决策，可以选择适当的风险型决策方法解决。
(一)期望收益法
期望收益决策法就是计算各备选方案的期望收益值，比较选择期望收益值最大的那个方案为最终决策方案的决策方法。设：
最大期望收益决策方法适用于一次决策多次重复进行生产的情况，它是平均意义上的最大收益，它蕴含了一个基本假设，即无差异性。就是说，决策者认为在一个确定性收益和一个与之等值的期望收益之间没有选择的必要。
(二)期望效用决策法
期望效用决策法就是计算各个备选方案的期望效用值，从中选择期望效用值最大的方案为最终决策方案的一种方法。
效用这一概念最早由Daniel Bernoulli提出，1947年Von Neumann和Morgenstern在Daniel Bernoulli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期望效用理论，并指出一个有逻辑推理能力的人在不确定条件下，应采用的最佳投资策略是最大期望效用策略。从定性分析看，效用是决策者的价值观念在决策活动中的综合表现，它综合地表明决策者对风险所持有的态度。为了进行定量分析，决策者根据其价值观和对风险持有的态度给各方案的结果值赋予的“数值”就是效用。设：
在实际决策过程中，不同人对待风险的态度是不同的。决策者的个人偏好会对决策产生很大影响，而效用恰恰能够反映决策者对风险的权衡结果。因此说，期望效用方法既反映了客观因素对决策的影响，也反映了决策者个人主观因素的影响，是一种较为合理的风险性决策方法。
(三)概率最大法
概率最大原理是指比较概率最大的自然状态下各方案的收益值，选择其中收益值最大所对应的方案为决策方案的决策方法。其应用条件是各自然状态出现的概率差异比较大，有一个自然状态的概率特别大时，根据“小概率原理”，认为概率特别大的自然状态在一次决策中肯定会出现，因此，比较该自然状态下各方案的条件收益值(或效用值)，选择其中最大收益值(或效用值)所对应的方案为最终决策方案。
二、风险税务筹划决策方法
(一)风险税务筹划决策之期望收益法
期望收益法在决策过程中并没有考虑决策者对风险的偏好问题，事实上，这种方法假设未来各自然状态发生的概率是相等的，在等概率条件下，收益期望值最大的方案即为优选方案。下面举例说明期望收益法的操作方法。
例1：假定某纳税人在一定时期所取得的税前利润相同，其目标筹划收益额为100万元，目标筹划收益率为10％，筹划前应纳税额为1 000万元，无风险筹划收益额为50万元，无风险筹划收益率为5％，其筹划方案由于某税务筹划风险因素导致的各种可能结果如表1。
根据概率分析法的计算方法，筹划收益的期望值计算公式为：
方案1、2、3的期望收益分别为118万元、140万元、131万元。根据期望收益法的结论，在三个被选方案中，方案2的期望收益最大，是最优方案。但是，这种方法显然没有将风险因素考虑在内，因为通过计算可得出，方案1、2、3的风险程度分别为0.12、0.25、0.053，可见，方案2的风险也是最大的，因此，这种方法不能很好地反映风险税务筹划方案的优劣。
(二)风险税务筹划决策之期望效用法
效用理论是决策者对风险的态度进行量化的一种方法，在风险情况下，从例1可以看出，再用最大期望收益决策准则无法反映方案的风险以及决策者主观态度。同样的收益在不同场合下给决策者带来的主观上的满足程度不一致，或者说，决策者更多的是根据不同方案对其需求个体的满足程度来进行决策的，而不仅仅是依据期望收益最大进行决策。为了衡量或比较不同的收益满足人的主观愿望的程度，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提出了效用这个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效用理论。用效用指标量化决策者对风险的态度是不同的，可以给每个决策者测定他对待风险态度的效用曲线(函数)。效用值是一个相对的指标值，一般可规定：凡对决策者最偏好、最倾向的事物的效用值赋予1；而最不爱好的赋予0。效用是无量纲的，根据效用函数得到的效用值是为了比较而用，无实际意义。
根据决策者的决策风格和对待风险的态度，可以将效用曲线大致分为三类：保守型(风险厌恶型)、冒险型(喜好风险型)和中立型(见图1)。保守型的曲线向上凸起，随着收益的增大，效用值的增速逐渐变慢；而冒险型的曲线向下凹，随着收益的增大，效用值明显增快。但在实际中，很多决策者并不总是严格按照理论上的保守型或冒险型风格决策，而是两种决策态度混合采用。
图1 三种类型的效用曲线(作用整理)
税务筹划的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如果可以掌握税务筹划方案的客观发展规律，那么风险税务筹划方案只能有一个最优决策。但是，由于税务筹划方案制订之初，决策者无法确定未来事物的变化情况，这就需要决策者做出个人判断，从而导致对同一税务筹划方案不同类型的决策者会做出不同的决策。以下通过实例介绍如何运用期望效用理论进行风险税务筹划决策。
仍沿用例1，假定某纳税人在一定时期所取得的税前利润相同，其目标筹划收益额为100万元，目标筹划收益率为10％，筹划前应纳税额为1 000万元，无风险筹划收益额为50万元，无风险筹划收益率为5％，其筹划方案由于某税务筹划风险因素导致的各种可能结果见表2。
运用期望效用理论进行风险税务筹划决策的关键是求得决策者的效用曲线，即将决策者对风险的态度进行量化。确定效用曲线的基本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直接提问法，另一种是对比提问法。直接提问法由于提问与回答都是十分模糊的，很难确切地表示决策者对风险的态度，因此应用较少。一般运用对比提问法求得效用曲线。
结果表明，方案2与方案3期望效用相等，大于方案1的期望效用。决策者1运用期望效用方法进行风险税务筹划时，会在方案2、3种选择一个，认为二者是等价的。
同样根据公式(2)计算出各方案对决策者2的期望效用分别为：
结果表明，方案2期望效用最大，方案3次之，方案1期望效用最小。决策者2运用期望效用方法进行风险税务筹划时，将选择方案2为最优方案。
在本例中，运用公式(3-2)、(3-5)计算可得，三个方案的期望收益和风险程度分别为：
对决策者1来说，方案2风险程度大，但是收益也高；方案3风险程度低，但收益也较低。因此，在决策者1看来，方案2与方案3效用相同。而对属于冒险型的决策者2来说，方案2的风险大，收益也大，优于方案3以及方案1。根据期望收益及风险程度的计算，决策者在选择方案时可以选择风险小、收益大的方案，从而做出决策。但在现实中，高收益往往伴随着高风险，可能某个方案的收益高于另一个方案，同时风险也高于另一个方案。此时，如果单凭期望收益及风险程度就无法做出判断。运用期望效用方法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决策者可以在考虑风险因素以及决策者对风险态度的情况下做出恰当的决策。
(三)风险税务筹划决策之概率最大法
根据概率最大法，认为概率特别大的自然状态在一次决策中肯定会出现，因此，比较该自然状态下各方案的条件收益值，选择其中最大收益值所对应的方案为最终决策方案。以前例为例，方案1最可能出现的收益为可能性2，收益值为120万元；方案2最可能出现的收益为可能性2，收益值为140万元；方案3最可能出现的收益为可能性2，收益值为130万元。决策者根据概率最大法，将选择方案2为最优方案。
三、风险税务筹划决策方法的选择
每一种风险税务筹划方法都有各自的特点，我们认为，期望效用法应是最佳的风险税务筹划决策方法。原因如下：
1.风险税务筹划决策中，各方案收益和风险是对等的，收益大风险也大。因此，在决策过程中不能只考虑收益，也不能仅仅考虑风险程度。应该将二者结合起来共同考虑。期望收益法仅考虑各方案的收益，并没有将风险因素考虑在内。
2.无论是风险税务筹划决策还是其他风险型决策，都需要决策人做出主观的判断，即主观因素在决策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这就要求所选择的风险税务筹划决策方法能够将不同决策人对风险的态度考虑在内。期望效用方法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3.概率最大法只适用于各自然状态出现的概率差异比较大、可能会存在自然状态的概率特别大的情况。另外，假设概率特别大的自然状态在一次决策中肯定会出现并不符合现实情况，因此不能选用概率最大法进行风险税务筹划决策。
总之，风险税务筹划决策方法各有特点，虽从总体比较看，期望效用方法较好，但在实际决策过程中，应该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选择恰当的风险税务筹划决策方法，这样才能保证风险税务筹划决策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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