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生代农民工性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生代论文,农民工论文,性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2012》监测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婚前怀孕的比例为42.7％，比老一代农民工高16个百分点。农民工长期处于性压抑状态，性需求难以得到疏导和满足，由此不断引发农民工性犯罪案件。重庆市巴南区法院曾对2009年1月—2012年11月期间审理的重婚罪案件进行梳理，该法院在此期间共审理了重婚罪案件161件322人，涉及农民工的重婚案件103件206人，而且数量每年都在上升。新生代农民工精力充沛，其性需求非常旺盛，如果不能妥善疏导、化解，将可能导致一系列问题。因此，十分必要理清新生代农民工性问题产生的根源与化解路径。目前鲜见农民工性问题方面的研究，少有的研究主要是从社会学视角进行分析。农民工自身的流动性特点以及社会对农民工群体的关心和关注远远不够，导致农民工普遍存在性压抑等问题，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①。农民工存在性满足度低、性饥渴、性压抑和商业性行为不断蔓延等问题，由此导致了农民工家庭婚姻危机、农民工性犯罪危机和农民工的性健康危机。
本文将结合课题组于2013年4—6月对绵阳市加工制造等企业的农民工进行随机抽样调查的问卷统计数据进行分析；课题组共收回503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406份，有效率为80.72％。
一、农民工性问题的涵义与危害
由于当前关于农民工性问题方面的研究较少，明确提出农民工性问题涵义的主要有以下两种大致相同的表述：其一，“农民工性问题是指具有性行为能力的农民工在流入地由于未婚、夫妻长期分居等因素而导致的性需求得不到满足的状态，总之，农民工‘性问题’既是一个生理、心理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1]。其二，农民工性问题，“就是指具有性行为能力的农民工在流入地由于未婚、配偶的长期分居等因素而导致的性需求得不到满足的状态，因而产生的一系列包括生理、心理等社会问题”。[2]这两种表述一致认为，农民工性问题的主体是具有性行为能力的农民工，导致农民工性问题的原因是由于未婚、夫妻长期分居等因素而导致的性需求得不到满足，农民工性问题的具体表现是生理、心理等社会问题。笔者认为，这两种表述有失偏颇，首先，主体不应仅限定于有性行为能力的农民工，而应就是农民工；其次，原因过于片面，不应仅仅是各种因素而导致的性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其原因应该是多元的，诸如性知识缺乏、性道德观偏差等；最后，其具体表现应该是生理、心理问题，婚姻、家庭问题，以及性越轨、性违法、性犯罪，等等。综上，农民工性问题应该是指农民工由于性知识缺乏、性道德观偏差、性需求得不到满足、性压抑、性饥渴、经济和体制等原因导致的农民工身心健康问题、婚姻家庭问题和社会问题。
农民工性问题的危害主要有对农民工生理、心理造成的伤害，农民工夫妻感情受损、婚姻家庭破裂，农民工性越轨、性违法、性犯罪等社会危害。由于农民工已经成为推动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如果农民工性问题长期持续存在而未能得到妥善解决，将严重影响我国的城镇化健康有序发展，也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
第一，影响农民工身心健康。农民工普遍缺乏对于性病传播途径和避孕措施的正确认识，性道德观存在偏差，对于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和可以发生性行为的态度比较开放，长期处于性压抑和性饥渴状态，易发生不正当的性行为，这将对农民工身心造成极大的伤害。课题组调查发现，当农民工有性需求时，有13.9％的人会选择喝酒麻醉自己，15.9％的人会整夜难以入眠，35.4％的人长期没有性生活会紧张、焦虑，有12.1％的人因长期没有性生活导致头疼、精力减退；当农民工性冲动时，有23.8％的人会选择找性工作者、找一夜情和其他不正当途径解决性需求。
第二，对农民工婚姻家庭的破坏。农民工长期两地分居致使夫妻间缺乏思想感情沟通与性交流，造成感情淡漠，双方长期处于性压抑和性饥渴状态，有可能发生婚外性行为、婚外情，进而导致家庭破裂。调查发现，在面对配偶由于分居而发生婚外性行为时，54.9％的农民工选择离婚；此外，有45.5％的农民工认为，夫妻性生活不和谐会导致婚姻破裂。
第三，对社会的危害。农民工性压抑、性饥渴若不能得到合理疏导，加上他们自身缺乏足够的自制力，可能会发生卖淫嫖娼、强奸等性犯罪行为。调查数据显示，有11.3％的农民工表示曾经幻想过性犯罪，说明这部分人已经具有了性犯罪心理，这应该引起社会关注。
二、农民工性问题的根源
农民工性问题会对农民工生理、心理造成极大伤害，致使农民工夫妻感情受损、婚姻家庭破裂，甚至出现性越轨、性犯罪等行为，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究其原因，主要是经济根源、文化心理根源、社会根源和政策制度根源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经济根源
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主要以“个人模式”流动，未婚者除了跟随父母一起外出务工就只能只身一人务工，已婚者只身外出务工势必造成夫妻分居。未婚者在城市务工，经济条件比较差，基本上只能与经济状况相似的未婚者恋爱结婚，进而合理有效地满足其性需求；已婚者只身务工而不带上配偶一起务工，往往是受制于需要留下一人在家里照顾老人、孩子。夫妻结伴外出务工则会面临住房问题，很少有单位为农民工提供夫妻房，如果自己租房则会加重其经济负担。如果经济状况较好就没有必要外出务工，或者以“家庭模式”外出务工，如此夫妻间便能进行正常的性生活。从这个角度看，农民工性需求难以得到合理有效满足主要受制于经济状况。
调查发现，有33.1％的农民工认为，经济条件会影响性生活，仅23.9％的农民工认为经济条件差不会影响性生活；另有41.4％的农民工觉得居住条件差会严重影响夫妻性生活；只有21.7％的农民工并不认同居住条件差会严重影响夫妻性生活。此外，共计22.6％的农民工认为，经济利益可能会促使农民工卖淫或组织卖淫，46.8％的农民工并不赞同这种判断。从农民工自身视角看，分别有超过三四成的农民工认为，经济条件差、居住条件差会影响性生活，超过两成的农民工认为，出于获利考虑农民工可能会卖淫或组织卖淫，可见，经济原因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农民工的性生活，甚至诱发性犯罪。
(二)文化心理根源
农民工在城市务工，需要从原来的乡村文化向城市文化转变并适应之，否则就会在城市中受到排斥，被边缘化。农民工在适应城市文化的过程中，他们的婚恋观、性文化道德观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新生代农民工对婚姻与两性关系的认知比老一代农民工更具现代性，“生育文化观念正自觉、自愿地从传统向现代文明转变”[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受到西方腐朽的性文化观念渗透，性开放、性放纵、性滥交等侵蚀着农民工的思想，很多人因好奇心理、冒险心理、征服心理、补偿心理、报复心理、好胜心理、被胁迫心理、动物性本能、玩乐心理等性心理作祟而发生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在色情文化的强烈冲击下，一些道德观、法律意识和意志薄弱的新生代农民工可能会误入歧途。
调查数据表明，36.0％的农民工认为，缺乏性知识可能会导致农民工出现性健康危机；22.0％的农民工认为，每次戴上安全套发生性行为就不会染上性病；有15.7％的农民工认为，为了寻求刺激可能会发生婚外性行为；23.1％的农民工认为，相互攀比、炫耀性经历容易促使农民工发生婚外性行为。人们通常认为，带上安全套发生性行为就完全不会染上性病，其实，安全套对于尖锐湿疣、疱疹也会失效，即安全套不能完全防止性病传播。农民工在这种不准确的认识指引下发生性行为极可能染上性病，引发健康危机。寻求刺激是好奇和玩乐的性心理，相互攀比炫耀是好胜心理，在不良性心理作用下农民工可能会发生性越轨行为。此外，相关分析发现，文化与“每次戴上安全套与别人发生性行为就不会染性病了”、“为了寻求刺激可能会发生婚外性行为”呈弱相关(P＜0.05)；而与“缺乏性知识可能会导致农民工出现性健康危机”、“相互攀比炫耀性经历容易促使农民工发生婚外性行为”呈中等相关(P＜0.01)。
(三)社会根源
相对于在家乡，农民工在城市中社会联系较弱，与之前的社会纽带断裂，社会控制乏力，加上社会风气不良，共同构成了引发农民工性越轨、性违法、性犯罪的社会根源。农民工流入城市尚未在城市中建立起社会网络之前，他们与原来所属农村的联系骤然减弱，他们从传统的家庭、家族、邻里等关系的社会约束力中解脱出来，并脱离了农村质朴的伦理道德、社会舆论、血缘、地缘关系所构成的社会控制的约束。不平等的社会系统是农民工性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农民工的性问题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城乡经济的巨大差异及二元体制，其本质原因在于农民工的弱势群体地位②。农民工的流动性比较强，削弱了以熟人关系为基础的社会控制力量，其个人的越轨性行为较少被社会伦理与社会舆论所约束，进而使某些农民工对于性越轨、性违法、性犯罪少了很多顾忌，也正因为如此形成了不少农民工临时夫妻。
调查显示，37.4％的农民工认为，社会风气不良会促使农民工出现性越轨行为；20.8％的农民工觉得“只要没有熟人知道，发生婚外性行为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共计32.5％的农民工认为，受到当地市民歧视会促使农民工出现性越轨行为。农民工认为，只要没有熟人知道，即脱离了原有的社会网络、社会纽带和社会舆论，他们不在乎发生婚外性行为的社会影响。城市中市民对农民工的歧视也对农民工性犯罪具有一定的影响。
2002年的“变态色魔”案便是很好的例证。据报道，22岁的四川籍男子黄万平，在务工期间，由于遭受歧视，心理扭曲，加之性压抑过度，萌发了奸污女童的恶念，最终，这个“变态色魔”先后残杀了2名女童并奸污毁损尸体。相关分析发现，外出务工地区与“没有熟人知道，发生了婚外性行为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呈中等相关(P＜0.01)，即远离家乡务工，原来的社会联系弱化，对于农民工的社会控制相应变弱。
(四)政策制度根源
虽有观点认为农民工性问题本质原因在于二元社会结构，但笔者认为，追根溯源，二元社会结构源自于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根据国内外局势而实施计划经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农民工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源自于其性权利被政府漠视，忽视了对农民工进行有效的性教育。再者，农民工流动性较强，政府对农民工社会管理过于僵化，难以为其提供有效的性与生殖健康等相关教育并进行有效的组织化管理。这些均反映出城乡间人性尊严存在巨大差异，以及社会结构的制度缺陷。早在2005年，辽宁女医生孙云环就曾上书国务院总理，希望政府关注农民工性问题，然而时至今日，8年过去了，鲜有解决农民工性问题的政策制度出台。
调查表明，23.6％的农民工认为，难以融入城市生活促使农民工出现性问题；30.9％的农民工认为，城乡就业制度、住房制度和医疗制度等制度差异会促使农民工出现性问题。农民工进入城市却难以融入城市，顺利完成市民化进程而转变为市民。这个融入时间越长，在此期间农民工性问题可能越加剧。城乡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住房制度和医疗制度等制度差异如若不能逐步消除，则诱发农民工性问题的制度隐患就一直存在。
三、农民工性问题的疏导与化解路径
调查发现，农民工普遍缺乏正确系统的性知识，其获取性知识的主要途径依次为网络媒体、学校教育和朋友交谈，仅有2.6％的农民工通过家长介绍。家长本应发挥启蒙老师的作用，但现实并非如此。部分农民工满足性需求的途径不恰当，会对生理、心理、婚姻、家庭、社会造成极大危害。有性需求时13.9％的农民工会喝酒麻醉自己，9.1％的农民工会在难以压抑性需求时用性玩具；有性冲动时，其解决方法如下(见表1)。疏导、化解农民工性问题已刻不容缓，在构建农民工性问题疏导、化解路径时，应遵循“教育预防为主、疏导化解并进”的原则，充分发挥政府、家庭、学校、城市社区、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构建五位一体的农民工性问题疏导化解路径。62.8％的农民工期望城市社区为他们提供帮助和服务，59.6％的农民工期望社会组织为他们提供帮助和服务；社区和社会组织在农民工性问题的疏导与化解过程中，将发挥重要作用。
(一)加强农民工性教育
应借助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城市社区教育、同伴教育、计划生育机构和构建性健康教育网络平台等，对农民工进行性生理教育、性心理教育、性伦理道德教育、性法律知识教育、性病预防教育、性安全教育、性文化教育。这些教育具有群众基础，农民工有这方面的期盼，50.4％的农民工认为对农民工进行社区性教育有利于疏导解决农民工性问题，62.0％的农民工认为，对身边的人进行性教育(即同伴教育)有利于疏导解决农民工性问题，65.0％的农民工认为计划生育机构为农民工提供性健康教育有利于促进农民工性健康(见表2)。可见，大部分农民工认可社区性教育、同伴性教育和计划生育机构性教育。
首先，强化家庭与学校性教育功能。家庭和学校是性教育的主要场所。家庭性教育和学校性教育对已成年的农民工进行性教育可操作性不强，主要应注重对农民工子女进行性教育，防止其重蹈父辈覆辙。其次，拓展社区性教育功能。应该把在社区工作、生活的农民工纳入社区性教育对象的范围，积极利用城市社区的力量，充分开发城市社区资源，利用社区医疗服务中心、社区学校和社会组织对农民工进行性生理教育、性病预防教育、性安全教育、性心理教育、性文化教育等。再次，借助社会组织发展农民工同伴教育。课题组调查发现，将近三成的农民工的性知识获取途径是与朋友交谈，因此，可以选择较有影响力的农民工作为同伴性教育的主要载体。社会组织可以招募一些口头表达能力较强的农民工志愿者，通过小组讨论、游戏、角色扮演等互动性强的方式，对志愿者进行系统的性知识教育培训，再由接受了教育培训的志愿者选择合适的时间和地点向其周围的农民工传播与普及性知识。最后，通过计划生育机构开展避孕节育和性健康教育。2013年第24个世界人口日，江苏省全省人口计生机构连日集中开展了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意在提高青少年健康特别是生殖健康水平。
通过家庭、学校、城市社区、同伴教育、计划生育机构对农民工进行性教育，农民工可以较为准确、系统地掌握性知识，达到良好的性心理状态，树立正确的性伦理道德观、婚恋观，形成良好的性规范，能够应对性生理与心理危机，正确对待婚姻家庭关系，采取合理方式满足性需求，诸如，单身农民工和夫妻分居两地的农民工应正确认识自慰，可以采取性工具等科学自慰方法满足自身性需求，避免发生非法、不合理的性行为。此外，在性教育的同时还应加强农民工法律知识和价值观教育，避免因不懂法和贪欲金钱发生性违法犯罪。
(二)提供性与生殖健康服务
可以联合城市社区、社区医疗服务中心、计划生育服务站和社会组织等共同为农民工提供性与生殖健康服务。以社区为主阵地，增强城市社区的性与生殖健康服务对于广大农民工的可及性，社区医疗服务中心和计划生育服务站为农民工提供生殖健康咨询诊断服务、避孕药具、充气娃娃等性玩具。65.0％的农民工认为，计划生育机构为农民工提供性健康服务有利于促进农民工性健康，38.3％的农民工认为，免费发放安全套也会有利于促进农民工性健康(见表2)。“美国社区组织在预防青少年怀孕和性病的发生方面一直发挥着积极的作用”[4]。社会组织可以在农民工密集的地方的男女卫生间等私密空间设置安全套免费发放处，这种提供服务的方式能较好保护隐私，容易被农民工接受。在农民工人口聚集的地区安装自动售套机，从而促进农民工采取避孕节育方法，降低怀孕与传染性病的风险，保护农民工的身心健康。上海市的“青年关爱俱乐部”为10—19岁的青少年提供性健康服务的做法值得推广和借鉴。
对存在性心理健康危机的农民工实施性心理危机干预。农民工普遍缺乏防范性病传播的意识，且存在自我认知错误的状况，在遇到性问题时很少会向专业人士如医生寻求帮助，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性风险。为了消除农民工求助服务的障碍，诸如，担心个人隐私泄露、基于羞耻心而有所顾虑、服务点距离较远等，可以借鉴“小小鸟打工互助热线”的做法，开通“心理咨询服务电话”，以电话热线的方式对农民工进行性心理危机干预；由陌生的心理咨询师为农民工提供咨询服务可以增强他们对咨询师的信任感。由于这些“心理咨询服务电话”具有以上优势，有利于求助者与心理咨询师进行沟通，有利于咨询师弄清楚求助者真实的性心理状况，以便有效地实施心理危机干预。
(三)净化社会、网络环境
农民工临时夫妻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社会中未婚青年同居现象的影响，农民工群体中出现一夜情、卖淫嫖娼甚至强奸等性犯罪行为，这些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风气不良这个诱因作用的结果。外界的不良信息对农民工产生刺激便很有可能会诱使他们发生一些不良行为。政府应加大扫黄力度，严打卖淫嫖娼行为，加强对文化市场的管理，净化网络文化，构建绿色健康网络，扫除社会中的不良风气，降低外界对农民工产生消极影响的几率。工商行政部门应加强对文化市场的管理与整顿，禁止淫秽产品出现，加强对发行、传播淫秽、色情影像书刊等经营者的打击力度，清除文化市场中的“文化垃圾”。网络和手机已成为色情传播的主要载体，会给农民工生理和心理上带来极大的冲击。大部分农民工由于经济所限，购买电脑的人比较少，他们主要通过网吧和手机上网，其中手机已经成为新生代农民工上网最为普及和便捷的工具。手机色情网站已经成为无线上网的大“毒瘤”，会严重影响农民工身心健康，政府、社会组织应该引导建设健康的手机文化，涤清网络环境，营造积极、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环境。中国移动开展的引导手机文明活动的经验值得推广。
(四)鼓励就近就业、以家庭模式外出务工
农民工就近就业和以家庭模式外出务工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增进夫妻感情，减少婚姻和家庭危机。60.0％的农民工认为，就近打工会有利于解决农民工性问题。农民工就近就业可加强与家人的联系，便于照顾家人；离家乡较近，没有脱离乡土的社会网络，社会纽带也并未断裂，较之于远离家乡务工，其所受社会控制力较强，有利于规避发生性越轨、性违法、性犯罪。对于未婚者，其家人、朋友给他们介绍对象和安排相亲的机会更多，有利于解决其婚恋问题；对于已婚单独外出务工者，他们可以经常回去与配偶相聚，有利于加强夫妻感情，满足彼此性需求，解决性压抑和性饥渴问题。
采取家庭模式外出务工，有助于农民工夫妇满足彼此性需求，缓解性压抑问题，增进身心健康和夫妻感情，保持家庭稳定与完整，促进子女健康成长。68.3％的农民工认为，已婚农民工夫妻在一起务工有利于解决农民工性问题。然而，由于家庭模式主要包括全家共同外出、夫妻一起外出两种形式，采取这两种形式外出务工需要解决农民工夫妻住房、农民工家属就业、农民工子女上学、农民工父母养老等问题。这些问题需要政府在创新农民工社会管理的过程中妥善解决，方能更好地鼓励农民工以家庭模式外出务工。
(五)创新农民工社会管理
农民工问题本质上是体制问题。“转变对农民工的社会管理，创新管理体制，规范政府行为，对于农民工问题的解决，推进城市化进程，实现城乡统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重大的意义。”[5]可建立“政府主导，用人单位、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城市社区为平台”的创新农民工社会管理体制，以促进解决包括农民工性问题在内的农民工问题。首先，政府应通过树立责任政府、法治政府、高效政府和服务政府的理念创新农民工社会管理理念。其次，政府应逐步推进以户籍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带动就业、医疗、社保、住房、养老和子女教育等制度改革，进而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最后，政府应创新农民工社会管理内容和方式，加强出租房市场管理，严查临时夫妻。对旅馆住宿与房屋租住进行规范化管理，防止租房被农民工租住用于性违法犯罪活动；由于农民工结成临时夫妻而同居，触犯了婚姻法，通过严格查处出租房被临时夫妻租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临时夫妻现象。用人单位、社会组织、公众参与和城市社区可以在单位内或者在城市社区为农民工举办一些诸如相亲会和联谊会的文化娱乐活动，开设露天影院、社区图书室等，丰富农民工的业余活动，这将有利于疏导农民工的性压抑。41.4％的农民工认为多参加娱乐活动有利于疏导农民工的性需求。
农民工性问题是基于经济状况差、缺乏正确系统的性知识与健康的性心理、社会联系较弱、与家乡的社会纽带濒于断裂、社会控制乏力、社会风气不良、城乡差异的政策制度等经济、文化心理、社会和政策制度四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要有效疏导、化解农民工性问题，应坚持以“教育预防为主、疏导化解并进”为导向，秉持“政府主导，家庭、学校、用人单位、社会组织、公众参与，社区为平台”的方针，着重加强农民工性教育，提供性与生殖健康服务，净化社会与网络环境，鼓励农民工就近就业和以家庭模式外出务工，创新农民工社会管理。要解决农民工性问题，归根到底还是在于要提升农民工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政治话语权，破除二元的城乡体制，维护家庭的完整性，早日完成市民化进程，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注释：
①参见陈诚平，崔义中：《当前我国城市农民工性状况及其社会影响分析》，载《中州学刊》，2007年第1期。
②参见沈松柏：《当代中国农民工性问题的社会学探析》，载《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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