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冯至的《十四行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四行论文,论冯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冯至的《十四行集》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在四十年代最初的收获。它是诗人在经历了整整十年的诗坛息隐后，从早期忧伤多情的浪漫主义“吹箫人”成为一位深沉淳厚的沉思者的思想结晶与艺术结晶。《十四行集》实现了作者诗与生命的“真淳的觉醒”，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在最寂寞的时期兀然突起的一座高峰。
一、沉思的歌：对生命万物的凝思
由二十七首诗组成的《十四行集》，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中最集中、最充分地表现生命主题的一部诗集，是一部生命沉思者的歌。它的生命主题主要在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在生与死的哲思中表达的“生命转化”的观点。
诗人歌颂生命，也咏赞死亡。在他的诗中生与死的界线是不存在的，他把生与死看得一样庄严与神圣，生与死水乳交融不可分离。他在第二首诗中写道，“我们”像“自然里蜕化的蝉蛾”：“把残壳都丢在泥里土里；／我们把我们安排给那个／未来的死亡，像一段歌曲。／／歌声从音乐的身上脱落，／归终剩下了音乐的身躯／化作一脉的青山默默。”
死亡不是生命的结束，是生命存在形式的辉煌呈现，它是获得永生的蜕变。死亡使生命在辉煌的瞬间“凝结成屹然不动的形体”，化作永恒的一脉青山。死亡正像树木落完了枯叶，蝉蛾把残壳留在泥土里。只有抛弃了所有的身外之物，在死的境界里，才达到了生命的本质，获得了永恒的自在生命，由生到死是生命的转化。诗人这一生命转化的观念直接受到了他十分崇敬的德国诗人歌德的蜕变论的影响。歌德认为，一切有生命的物质都是由一个“原型”演化而来的，每一次演化都是一次生命的进化和提高。“死只是一个走向更高的生命的过程。由于死而得到新生，抛却过去而展开将来。”〔1〕冯至在歌德的研究中获得了关于生命的启示。他说：“我每逢读到歌德反映蜕变论思想的作品，无论是名篇巨著或是短小的诗句，都颇有同感。”〔2〕这种对宇宙自然生命生生不息的认识，启示人们平静地对待生，从容地对待死。既要在有限的生命中获得自由，又要正视死亡、超越死亡。
生命蜕变中怎样实现生命的价值呢？我们从《十四行集》的第三首诗中“有加利树”这一生命形象具有的傲然风姿与圣洁的品格身上，感受到了诗人对生命价值的庄严追求：“你秋风里萧萧的玉树——／是一片音乐在我耳旁／筑起一座严肃的庙堂，／让我小心翼翼地走入；／／又是插入晴空的高塔，／在我面前高高耸起，／有如一个圣者的身体，／升华了全城市的喧哗。”“有加利树”成了庄严与永恒的生命的象征。诗人把对生命本质意义的理解凝聚在了这一具有宗教意味的神圣的象征性形象上。他把生命的赞歌唱给黎明与黄昏中的“长庚”与“启明”星蔡元培（第十首）；他仰慕鲁迅寂寞地而又永不消沉地走完人生艰难的行程（第十一首）；他感佩杜甫在荒村忍受饥肠，他的贫穷像圣者的烂衣裳，仍有无穷的神的力量（第十二首）；他倾心歌德在平静的一生中用不平凡的诗篇演化出新的生机，在“死和变”中获得永恒（第十三首）。冯至肯定人的生命的自觉有为，人的现世的生命的充实。在这一点上与虚无的或无为的生命哲学观的区别是泾渭分明的。从冯至的诗中我们感受到的是生命的坚忍沉实的力量之美，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中多所表现的生命的惶惑、孤独、痛苦，呈现出精神上的本质区别。
《十四行集》的生命主题的又一表现是宇宙自然万物的生命交流或全息统一，或曰“生命交流”的主题。冯至看来，自然是生命之树的绿叶枝条，生命与生命之间的深层息息相通，人与自然，自然万物之间，历史与未来，灵与肉皆处在生命交流的一种生生不息、和谐统一的状态中。西方象征主义把生命看成是自然万物的交契，生命是个“象征的森林”。给冯至以较深影响的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斯认为，一切生命的交流是人类生存的充分前提。冯至的《十四行集》充分表现了生命体验中的生命沟通或生命交流。第十六首中写道：“我们站在高高的山巅／化身为一望无边的远景，／化成面前的广漠的平原，／化成平原上交错的蹊径。／／哪条路、哪道水，没有关联，／哪阵风、哪片云，没有呼应：／我们走过的城市、山川，／都化成了我们的生命。”站在山巅瞭望的远景皆由我们生命化成； 而条条道路与道道流水，阵阵风与片片云又化成我们的生命。人化为物，物化为人，生命与生命互相呼应，生命与生命融化为一。冯至谈到自己在蹊径上行走时的体验时说：“我踏着那村里的人们也踏过的土地，觉得彼此相隔虽然将及一世纪，但在生命的深处，却和他们有着意味不尽的关连。”〔3〕
“生命交流”的体验在冯至的诗中凝结为一种“路”的哲理象征。他把“路”作为生命关连的纽带，“路”连接人与自然、人与人、生与死、过去与未来。“路”是原野上的路，又是通往人们心灵的路，走向生命深处的路（如第十八首）。第五首所写的威尼斯这座水上城市的桥就是路，桥连接着一百一十九座孤立的岛屿，把孤独相连，把寂寞接通：“一个寂寞是一座岛，／一座座都结成朋友。／当你向我拉一拉手，／便像一座水上的桥；／／当你向我笑一笑，／便像是对面岛上／忽然开了一扇楼窗。”拉一拉手，开窗笑一笑，是搭起了生命与生命交流的桥。他把生命交流、万物和谐的生命形态作为生命存在的理想。然而，诗人又无时不对生命的现实状态感到忧虑。生存在一个世界失去了统一性、人的物欲改变了生命的本真的状态中，人与自我，自然万物之间成了分裂的物自体。第二十一首表达的正是这种生命无法相通相融的痛苦与窘迫的体验。在暴风雨的袭击中，人感到了与自身之外一切东西的对立与分离，身边无比亲近的东西也变得与人有了“千里万里的距离”。“铜炉在向往深山的矿苗，／瓷壶在向往江边的陶泥”，它们各自东西，向着本原回归。物与人一旦分离，生命便显得无所依托，孤独无助，象那暴风雨中“微弱的灯红”。诗人从人与物分离的孤独、软弱的体验中，表达生命的交流才是生命强健、生命永在的源泉。
二、飘扬的风旗：给不确定的感悟定型
冯至的《十四行集》在诗与哲学的统一中把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推进到了一个艺术高峰。第二十七首可看作是诗人审美追求的艺术准则。诗中写道：“从一片泛滥无形的水里，／取水人取来椭圆的一瓶，／这点水就得到一个定型；”“向何处安排我们的思、想？／但愿这些诗象一面风旗／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体。”这首诗既富于人生哲理，又体现了诗人审美追求的艺术辩证法。泛滥的潮水和小小的水瓶，一面单薄的风旗与深邃的宇宙构成一种对立的情势。无形的潮水在椭圆的小水瓶里呈形，广袤宇宙中不可把握的风声在飘扬的旗帜上凝定。对自由不羁，浩大无形的东西或不可捕捉的思想给以凝定、规范、有形化，在智性的自由思考与感性的有形显现中呈现出诗情的深厚张力。因此，冯至的哲理性的诗不是一种玄学式的思辨，而是生命的感性思考。他的这种智性诗化的艺术观主要是接受了里尔克等后期象征主义诗人的影响。
后期象征主义诗人主张用理性节制情感，遵循在智性与感性的融汇中表达人生经验。然而，冯至的诗仍有自己的特性。在感性与智性的统一中，他注重于“感”，在“感”中暗示“思”。他的“思”较少作静止的理性冥想，具有鲜明的感悟特征。像《十四行集》中的一些名句都是以鲜明的感性形象来暗示深邃哲理的。
冯至善于将平常、普通的生活现象或生命物象的悉心观察与沉静的体验升华到哲理境界，从平常事物中发现或体认生命意义。平常的生命物象一旦成为冯至笔下的对象，便具有了灵动的生命韵味与鲜活的生命气息。比如第二十三首，写几只初生的小狗在潮湿阴郁的雨后，被它们的母亲衔到太阳下“第一次领受光和暖”，诗人从这样一次小生命无法记忆的晒太阳的经验中，感受到了它们会在将来的“深夜吠出光明”。像案头的“用具”，天天走过的“小路”，一丛山野中白茸茸的“鼠曲草”，秋风里飘扬的一面“旗”，在诗人笔下无不化为富有特定哲理的鲜活的感性形象。正如他最崇拜的诗人里尔克那样，“小心翼翼地发现许多物体的灵魂，见到许多物体的灵魂”，〔4〕从平凡的事物中体验生命永恒的意味。
里尔克曾说过：“若是你依托自然，依托自然中的单纯，依托于那几乎没人注意，可是不知不觉地可以变得庞大而不能窥测的细微处；若是你对于微小都含有这种爱，以一个待奉者的质朴去赢得一些好像贫穷的事物的信赖，那么一切对于你都比较容易，单纯而容易和解了。”〔5〕冯至凭着他一个诗人“具有的敏锐的手眼”，〔6〕在平凡的现象中发现了生命存在的意义：生命存在的意义不在承担的多少与承担者的伟大还是渺小，而在承担的过程。往往平凡、普通的生命承担者更能显示生命内在的本质力量。
生命的韵律与诗的韵律的交响是《十四行集》诗化哲学的最动听的艺术变奏。冯至采用十四行体形式，对中国诗歌形式的现代化探索的贡献何在呢？我认为，他的贡献不在形式本身，而在诗集所体现的“限制中求自由”的艺术辩证法给我们的启示。冯至为什么要选择十四行体这种西方格律诗形式，他在《十四行集》再版“自序”中作了说明：“至于我采用了十四行体，并没有想把这个形式移植到中国来的用意，纯然是为了自己的方便。我用这形式，只因为这形式帮助了我。”十四行体形式不仅没有限制他、约束他，反而给了他方便与自由，其中体现了他对限制与自由的辩证理解。他十分赞赏歌德的主张：“在限制中才能显出身手，只有法则能给我们自由。”“在一切自由的艺术里，某些强迫性的东西仍是必要的，否则心灵就会没有形体，以至消失于无形。”〔7〕西方现代主义诗人艾略特、瓦雷里、 里尔克也倾向用艺术的节制规范浪漫主义的过分自由散漫诗风。冯至选择十四行体，一方面是西方现代主义诗学的影响，同时又是他鉴于“五四”以来的新诗一直存在的散漫状态所作的反拨性选择。特别是三十年代现代派在否定了新格律诗派新古典主义倾向后，仍然没有建立起一个相对规范的新诗形式。现代派追求的散文美并没有与散文化划清界线，而散文美不一定就是新诗最理想的形式。他只是想启示诗人们，艺术只有在约束中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冯至不想给新诗输入十四行体形式是真诚的，他也没有找到一种理想的新诗形式。
冯至从十四行体形式中发现了宜于表现情绪起伏的外部对应规律。他把“层层上升而又下降，渐渐集中而又解开”〔8〕的变化规律作为情绪展现的秩序，《十四行集》中不少诗体现出一种起承转合的结构特征。像第五首《威尼斯》，第一段是“起”，写水城是千百个寂寞岛屿组成的集体；第二段是“承”，写水上的桥将寂寞的岛“手拉手”，使它们成为了朋友；第三段为“转”，希望人们也笑一笑，如同面对面的岛屿上的房屋各开一扇窗；第四段是“合”，担心桥上无人迹，担心楼上不开窗，心灵不得沟通，生命无法交流。现实与理想，希望与失望的矛盾心理得到了有序的呈现，诗人为自己活动的思想，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形式。第十九首、第二十三首、第二十五首都是这种较典型的结构形式。
诗人在形式上经常采用音节与音节，句式与句式之间的有规则的对应，句的跨行或跨节的连锁，构成一种和谐节奏、委婉情致与流畅的韵律。形式的韵律与生命的韵律交响和鸣，感染着我们的心灵。
三、文化烙印：《十四行集》的民族化特征
冯至《十四行集》的主题与艺术风格的形成，主要是他长期接受德国哲学与文学影响的结果。他从1923年夏入北京大学德文系学习就开始接近德国文学与哲学。早在《北游》时期，诗作中就触及到生与死，人的归宿等存在主义的命题。他1930年9月到1935年9月留学德国时期，是他集中研究与接受德国文学、哲学的时期。这个时期给他影响最大的是里尔克的文学作品与基尔凯郭尔、雅斯贝斯等人的存在主义哲学。尤其是存在主义哲学关于生命的“蜕变”的思想，使他摆脱了早期浪漫主义的感伤、忧郁的人生价值观念，开始沉静地思考人生，使他由浪漫主义诗人的浮露与躁动走向现代主义诗人内心体验的深沉与凝重。存在主义哲学与里尔克等人现代主义诗风对冯至的影响是众多研究者一致肯定的。
但是，冯至接受外来影响是有着主体选择的高度自觉性的。在思想上他不像一般存在主义哲学家或西方现代主义诗人，从本质上将世界看作是荒诞不经的，人在本质上是孤独无助的。与这种充满浓厚的悲观主义的宇宙观、人生观不同，冯至的思想与创作中，较少与生命遭受压抑的悲伤，意志被扭曲的愤激。也较少那种反叛传统与物欲世界的呐喊和强力的挑战。他的生命体验显得异常从容、沉静。他的生命哲学观中溶入了鲜明的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他的诗歌中表现的生命主题在本质上较多溶入了中国传统的哲学文化精神。正是这一点，使冯至的《十四行集》在中西文化交汇中，形成了现代品格与民族品格的融合统一。
关于生命的体悟，是中国道家文化和神宗哲学中一个最基本的内容。著名的日本禅学大师铃木大拙〔9〕在阐述禅学的基本目标时说：“禅就其本质而言，是看入自己生命本性的艺术，它指出从枷锁到自由的道路……禅的目标乃是要救我们免于疯狂或残废。这就是我所谓的自由，是要把秉具在我们心中一切创造性与有益的冲动自由展示出来。我们都拥有使我们快乐和互爱的能力，但我们一般对这些能力视而不见。”〔10〕中国禅宗哲学的理想，就是关心生命本性如何获得自由，解除人的欲望带来的烦恼，从俗世的枷锁中获得自由（在这一点上它与存在主义哲学的起点是相同的）。这个自由的获得不是皈依上帝，也不靠外力的帮助，而在于自我本心的体验。“当自求解脱，切勿求助他人”是禅宗的座右铭。禅宗向来又以寻找佛性来实现自我解脱。并认为不仅人皆有佛性，就是一草一木也皆有佛性。人们只要在日常的生活中，在大自然的一山一石一草一木中专心体察，在与自然万物的交融化一中，都能获得“佛”性，得到生命“自由”的快乐。
冯至曾说：“人每每为了无谓的喧哗忘却生命的根蒂，不能在寂寞中，在对于草木鸟兽（它们和我们一样都是生物）的观察中体验一些生的意义，只是在人生的表面上永望下面滑下去。”〔11〕他在《里尔克——为十周年祭而作》一文中推崇里尔克“像是佛家弟子，化身万物，尝遍众生苦恼一般”。里尔克在宇宙万物的体验中表达他对生命意义的理解。里尔克从豹、黑猫、天鹅、玫瑰花瓣等日常生活与大自然生命现象中发现蕴含其间的人生哲理。冯至的《十四行集》在平常自然生命现象的观察与体认中获取对生命真谛的感悟。树木、小狗、蹊径等皆与他的生命发生深切的关连。他也像一个“佛家弟子，化身万物”，从万物的化生中领悟生命奥秘。《十四行集》的第四首《鼠曲草》写道：
我常常想到人的一生／便不由得要向你祈祷。／你一丛白茸茸的小草／不曾辜负了一个名称；／／但你躲避着一切名称，／过一个渺小的生活，／不辜负高贵和洁白，／默默地成就你的死生。
诗人从平凡的鼠曲草中体认到不事喧哗、静默、守恒、执著朴实的生命价值意义，从中感悟到了一丛小草与生命的关连。
禅宗认为在自我的超越或解脱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去获得对于自我和世界（包括自然万象）相一体的顿悟的经验，佛性（生命永恒与自由的体认）就是在物我化一的顿悟经验中获得的。冯至诗歌的“生命交流”的主题也大都是在物我化一，人与自然交流的体验中展现的。
《十四行集》不注重刻画生命意象的外在形象，注重在生命意象的体认或感悟中传达生命的哲理。这一诗思特征也是与禅宗思维特征大体接近的，显示出与西方哲学思维特征明显的不同。禅宗认为，佛性不是任何逻辑思维的对象，禅理、禅意、禅趣不是人的逻辑思维所能把握的。冯至的哲理化诗篇，虽然不像废名的诗歌那样玄思默想而具有浓厚的“参禅”意味，但是在对外部世界的体验中，具有十分鲜明的“感”与“悟”的特征。在面对宇宙、自然万物的静观中，领略人生的哲理，并把它溶化到心灵深处。在这一方面，冯至的诗与禅宗审美思维特征是大体相通的。诗人与生命的交流是诗人与宇宙、自然之间感情的融合与心灵的对话。他尤其注意从日常生活与大自然的凝神观照中得到感悟，追求一种清静、平和、幽深的境界，这是与禅宗审美情趣相近的。如第二十五首写道：“案头摆设着用具，／架上陈列着书籍，／终日在些静物里／我们不住地思虑。”由终日相伴的静物的凝神观照到夜静时对自我的体认：
只有睡着的身体，／夜静时起了韵律：／空气在身内游戏，／海盐在血里游戏——／睡梦里好象听得到，／天和海向我们呼叫。
从物到人，由外界到内心，表达对一切生命之物的本源及归向的沉思。感物的表现方式与玄幽的意境确实有几分禅诗的意味。
然而，《十四行集》是吸收了外来哲学文化观与诗学观影响后对民族传统的改造与超越。他对外来现代哲学诗学的吸收是自觉的，而传统的影响是一种潜在的渗透，成了他在接受西方哲学文学观念时的制约机制。《十四行集》对传统的超越，主要体现在对生命观念的价值取向上。他崇尚的是执着、坚韧的生命意志与进取有为的人生态度，把从生到死的生命过程看作是生命价值的辉煌实现过程。无论是秋风里萧萧的玉树，还是以一次交媾结束一生从而获得生命价值实现的小昆虫；无论是永恒无言的一脉青山，还是道破生命哲理的伟人歌德，皆以生命价值的庄严实现为共同生命理想。这样就与禅宗哲学中被动顺应自然或适从自然，在自我与自然的相融中以无为求有为的消极人生态度与生命价值观形成了明显的区别。
在艺术的感悟中，《十四行集》吸收了后期象征主义智性化手法，在感性达悟中融入了理性沉思成份，形成了重感性而又与智性思考相结合的风格，显然与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的禅诗特征有鲜明差异。正是这样，《十四行集》显示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在沟通中西文化与中西诗艺的现代化探索中的突出成就。
注释：
〔1〕冯至：《从〈浮士德〉里的“人造人”略论歌德的自然哲学》，《德歌论述》，南京正中书局1948年版。
〔2〕《论歌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3〕《一个消逝了的山村》，《冯至选集》第二卷， 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4〕李广田：《沉思的诗》。
〔5〕里尔克：《给一位青年诗人的十封信》（冯至译）， 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
〔6〕朱自清：《诗与哲理》，《新诗杂话》，作家书屋1948 年版。
〔7〕《判断力批判》第四十三节。
〔8〕冯至《十四行集·序》，《冯至选集》第一卷， 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9〕铃木大拙（1870—1966），有多种著作向西方介绍禅学。 在西方有很大的影响。他对西方哲学也有较深的了解，他在阐述禅学时，常采用西方哲学和心理学的一些术语。他的禅学研究主要是以老子、庄子以及中国历代禅师的著述与人生行为为对象的。
〔10〕《禅宗与佛教》，转引自《禅与心理分析》（铃木大拙、弗洛姆合著），台湾志文出版社。
〔11〕《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译者序》，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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