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增长结构：原因及含义——兼论经济的增长性质及金融危机之下的增长前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金融危机论文,含义论文,前景论文,性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0)11-0028-07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运行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1978-1989年为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除了1982和1983两年，其他年份投资大于储蓄是常态，储蓄缺口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相应地，引进外国资源（外贸赤字，伴之以外汇储备的净减少或资本流入）成为避免通货膨胀、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途径。1989年至今为第二阶段。除了1993年，储蓄大于投资成为经济运行的常态，外部需求（外贸盈余，伴之以外汇储备的净增加或资本流出）成为避免通货紧缩、维持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从GDP构成来看，自1979年以来，消费率在60%左右，基本上是稳定下降的，相同年份，中国消费率不仅低于主要发达国家，与典型发展中国家相比较，中国消费率也是偏低的；投资率维持在35%左右的水平，虽然带有明显的波动性，但总的趋势是上升的；净出口占GDP的比重长期高于10%。从外贸依存度来看，从1980年的12.5%一路上升到2003年的60%，2004年更接近70%，之后一直保持在60%以上，明显高于美国、日本20%左右的水平。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中国经济的特殊增长结构给出了解释。①不过，这些分析主要集中在对某个或某几个特征事实的解释上，而不是把重点放在高外贸依存度、低消费、高储蓄、高投资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关系的考察上，以及从这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来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刘学武从经验上对消费、投资、出口、进口之间的相互关系做了考察，但是他的研究是经验分析，其考察得到的只是相关关系。①的确，各因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因果关系更为重要。例如，人口红利要在怎样的条件下才能够实现，从而导致高储蓄率？工业化、城市化产生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导致收入增加储蓄率上升，而工业化、城市化的确与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相伴随，但是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联系机制一般性地成立吗？在怎样的条件下高储蓄才会产生高投资？在怎样的条件下高投资才会产生高增长？低消费、高储蓄、高投资与怎样的约束条件相匹配才成就了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当约束条件改变，中国经济的增长趋势又会怎样？华尔街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的低消费、高储蓄、高投资还能与高增长相匹配吗？
本文试图对中国经济的增长结构提供一个更加一般化的理解。本文关注的不只是对高外贸依存度、低消费、高储蓄、高投资每一个具体特征给出解释，更要考察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并从这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来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本文关注低消费、高储蓄、高投资与怎样的约束条件相匹配才成就了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剖析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据此提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政策建议。
特殊增长结构的原因及增长的性质
虽然主流增长理论通过考察一国的长期供给潜力来对经济增长给出说明，市场需求及其制约作为短期因素而不被考虑，然而归根结底，经济均衡增长是需要总供给等于总需求的。因此，我们要解读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就需要理解长期内中国经济的总供给和总需求是怎样保持平衡，或者基本保持平衡的；我们要解读中国经济的特殊增长结构，就需要理解个别来看特殊的增长结构，怎样彼此匹配在总体上又使得总供给和总需求保持平衡，或者基本保持平衡的。真实的情况是，无论是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索洛增长模型、拉姆齐—库普曼斯增长模型，还是更进一步的新增长模型，无不隐含了“投资等于储蓄”，因而研究的都是均衡增长问题。然而诚如凯恩斯所指出的：储蓄和投资分别是由不同的经济主体受不完全相同的变量的影响，出于不同目的、在不同的时点上作出的，投资并不必然地等于储蓄，总供给未必一定等于总需求。这也正是凯恩斯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
以哈罗德—多马模型为例。就其实质来说，该模型更应该被视作这样一个命题：如果投资等于储蓄，那么增长率等于储蓄率除以资本—产量比率。事实上，如果I=S，那么I/Y=S/Y。进一步，(△Y/Y)(I/△Y)=S/Y。两边同时除以I/△Y，即得如下哈罗德—多马增长公式：
△Y/Y=(S/Y)/(I/△Y)
如此，增长问题的核心就不是储蓄率了，而是高储蓄如何能够转化为投资，总需求如何能够有效吸收总供给。投资及其决定因素，或者更一般地讲，有效需求及其决定因素才是问题的关键。在这一点上，我们坚持有效需求决定投资的凯恩斯主义观点。储蓄只是决定投资有没有保障。只有投资需求大于储蓄供给时，决定投资进而增长的才是储蓄。换言之，储蓄只是约束，却不是动力，动力是有效需求。在经济生活中，别的都只决定可能性，使可能变为现实的只能是需求。所以我们不可以简单地解读哈罗德—多马增长公式为“高储蓄率意味着高增长率”。事实上，经济实践也是否定这一解读的。例如，过去日本、东亚经济实体的储蓄率高，增长率也高，但是今天日本、东亚经济实体的储蓄率仍然很高，为什么没有了高增长？故要害不是高储蓄率本身，而是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畅通，高储蓄可以转化为高投资。高储蓄率没有高增长，只是因为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已阻断，储蓄不能实现为投资。
储蓄是一种漏出，储蓄不能实现为投资，高储蓄率只会阻碍经济的增长。经济在起飞的过程中，更多地表现为“短缺经济”，更多的是受资本积累的约束，这时，高储蓄率当然对应着高增长率。然而一旦经济进入成熟期，更多地表现为“过剩经济”，更多的是受有效需求不足的约束，这时，高储蓄率只会阻碍经济的增长。这就是为什么在经济的起飞阶段，政府的经济政策常常是鼓励储蓄，而当经济进入成熟期，政府的经济政策又常常是鼓励消费。
即使储蓄能够有效转化为投资，短期里，可以实现总供给总需求平衡，但是长期里，由于投资将形成新的产能，增加未来的供给，因此高储蓄、高投资是可能增加未来供求矛盾的。
有了这个理论背景，现在我们可以探讨中国的高增长及其特殊的增长结构了。
中国的高增长及其特殊的增长结构首先源于其所处的特殊发展阶段。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高增长是与工业化、城市化相伴随的。工业化、城市化是一个劳动力从低效率的农业部门向高效率的工业部门转移的过程，这将导致收入显著增加，从而导致储蓄增加，储蓄增加又为投资增加提供了条件。而经济一旦实现起飞，在一定时期内增长就具有自我实现的性质。这是因为，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投资具有自我需求的性质——投资产生收入，收入增加又进一步产生对于投资的需求。工业化、城市化是一个和高储蓄、高投资相伴随的过程。事实上，高储蓄、高投资是一个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必不可少的条件。
理论上，上述增长过程是可以在均衡中得以维持的，一种极端的情况是储蓄、投资、消费同比例增长，更一般地讲，是总供给和总需求同比例增长。直到投资的边际效率和边际消费倾向降下来，高增长率才会降下来。一般来说，此时也是工业化、城市化完成之时。这是一般性的经济发展的过程。但是，中国的高增长及其增长结构并不是简单的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而是呈现出两大不同寻常的特征：其一，中国的高增长不只时间长，增长速度也高，不仅在30年里保持了9.1%的平均增长率，而且在不少年份达到了两位数的增长率；其二，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本来偏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而本来偏低的消费率则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即是说，需求和供给的结构在发生着不对称的变化。因为这两个不同寻常的特征，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是需要引入其他因素才能给出解释的。
第一个要引入的因素，是中国特殊的人口结构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人口红利”。通常情况下，在一波婴儿潮之后的数十年里，经济中适龄劳动人口的比重增加，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则相对下降。如果适龄劳动人口能够获得就业，那么就不只是导致收入增加、储蓄增加，经济的消费倾向会下降，储蓄倾向则相应上升，结果是经济的消费率降低，储蓄率上升。1949年以来，中国的人口增长显著地经历了两波婴儿潮。一波是在20世纪60年代，人口自然增长率维持在20%-30%的水平；另一波是在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代，人口自然增长率维持在15%左右的水平。两波婴儿潮，尤其是1960年代的婴儿潮推动了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我国适龄劳动人口逐渐上升，到2004年，适龄劳动人口比重已经达到72%。这是中国经济低消费率、高储蓄率的重要原因。
“人口红利”的实现要以适龄劳动人口能够获得就业为前提，因此“人口红利”的实现是要依赖工业化、城市化的。这是因为，只有工业化、城市化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就业。
第二个要引入的因素，是中国特殊的制度约束。特殊制度导致中国经济呈现出“投资冲动”和“消费压抑”的双重特征。首先，中国国有经济比重高，政府介入具体经济活动深，这使中国经济具有典型的软预算约束特征。因为软预算约束，中国经济表现出“投资冲动”和高投资率的特征；其次，产权国有，特别是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国家垄断所有之故，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所占比重高，加之教育、医疗、失业、养老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等原因，制度性的“消费压抑”于是产生，高储蓄率和低消费率于是形成。
前文已经指出：当经济处在起飞过程中，更多地表现为“短缺经济”的时期，低消费率、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对应着的当是高增长率。可是当经济进入成熟期，更多地表现为“过剩经济”的时候，低消费率、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就意味着经济面临生产过剩和通货紧缩的压力了。中国经济在1998至2002年期间所面临的正是这样的压力。当国内产能过剩而消费不足时，要维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就必须要由外部吸收来弥补供求差额以保证总供求最终平衡。
这正是我们要引入的第三个因素。外需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存在体制性的“投资冲动”和“消费压抑”的经济来说，其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换句话说，如果体制性的“投资冲动”和“消费压抑”不改变，又没有外需的吸收，那么中国经济就要陷入生产过剩和通货紧缩之中，持续高速增长就不能维持。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克服1998至2002年期间所面临的生产过剩和通货紧缩压力，成功实现持续高速增长，正是得益于中国加入WTO之后外需的强劲增长。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时间里、中国出口年平均增长率达到24.4%，而在2002年中国加入WTO至2008年的这些年份里，出口年平均增长率更是高达28.8%。
但是，外部世界对于中国经济的重要意义却不仅限于此。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贫乏的国家。中国13亿人口，占了世界人口的1／5，然而其他资源未达到、也不可能占到世界1/5。对外开放为我们带来大规模工业生产的知识、技术以及大范围市场交换的契约知识，为我们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初始的和持续的推动力。根本一点，是对外开放使得13亿人与其他生产要素得以相结合，是对外开放让13亿人都有活干，同时又为其生产的产品找到了销路。这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基础之一。一个13亿人都有活干的经济不可能不是一个持续高速增长的经济。中国的经济成功和“世界制造工厂”乃是同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不奇怪，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年份正是加入WTO之后的这些年份。
不是否定提升国内消费需求的必要性，也不是否定教育、医疗、失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对于消费的重要意义，而是收入才是消费最基本的决定因素。费歇尔讲：收入是资本的利息；收入不是利息的局部，而是利息的全部。③费歇尔的资本乃是资产的市值，而凡是能够带来收入的东西都是资产。在费歇尔的一般化了的资本概念下，没有了剥削，增加收入的唯一途径只能是增加资本存量。费歇尔讲的是收入的来源。从收入的生产过程看，重要的还是要让各种生产要素有效结合。由于中国特殊的资源禀赋，让众多的人口与其他生产要素有效结合变得至关重要。人力是资产，但又并不绝对。假如人没有活干，那么就不仅不是资产，可能还是负资产。人要穿衣吃饭，如果没有活干，那么社会就会不稳定，甚至陷于动荡。因此，让13亿人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资源有效结合，这既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前提，也是我们提高居民收入和提升国内消费的前提。逻辑是倒过来的：我们要靠高外贸依存度和高投资才能富起来，要靠高外贸依存度和高投资才能让人均收入高起来，而包括农村市场在内的众多市场的开发，归根结底还要靠高外贸依存度和高投资来实现。
一个可以观察的事实是，亚洲国家总体上都是人口密度大、人均资源贫乏的国家，那些曾经经济高增长的亚洲国家无一例外表现出中国经济高增长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特征事实和增长逻辑。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认为：就其本质来说，“中国奇迹”不过是另一个“日本奇迹”或“东亚奇迹”。这些“奇迹”都是特定条件成就的高增长，都是特殊增长结构在特定条件下彼此匹配，在总体上使得总供给和总需求维持平衡成就的高增长。于是，我们就不能不关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赖以形成的前提条件的变化以及其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影响了。
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
华尔街金融危机引发了自1930年代以来未曾有过的世界性经济大衰退。关于这场危机的根源，人们从多种角度进行了解读。无疑，解读视角不一样，关于危机的影响及未来经济之增长前景的判断也会不一样。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需要参与国际大循环来发展经济的大国来说，关于危机根源的解读和危机未来影响的分析就是一个关系经济增长前景的重大问题了。
美国长期是一个高消费、低储蓄的国度。人们甚至怀着一种骄傲和羡慕的心理把美国人民的这样一种借钱消费、提前消费的生活方式称作美国文化。这个生活方式建立和维持的机制是：一方面，柏林墙倒塌使得超过20亿的廉价劳动力走入全球贸易体系，带来了制造业从高成本经济体向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的快速重新配置，结果是全球贸易增长速度两倍于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另一方面，IT革命使得供给端更加有效率，这二者共同稳定了美国的制造业工人工资和商品价格，而美元作为国际中心储备货币被世界其他国家所需要和储备，尤其是柏林墙倒塌后转轨国家产生的巨大增量需求，与此相对应，产品和劳务则从世界其他国家流入美国，又进一步保证了美国的商品供给和价格稳定，从而美国可以长期实施低利率的扩张性货币政策而不会带来通货膨胀。在长期的低利率扩张货币政策下，包括房地产在内的资产价格大幅上升，加之美国政府为了“居者有其房”而让“房地美”、“房利美”部分地承担了消费者的购房风险的推动，致使房地产市场产生了巨大的泡沫。在资产价格不断上升（泡沫膨胀）的过程中，美国人民以房地产做抵押获得大量流动性以支持超过其真实收入可以维系的消费水平，高消费、低储蓄的美国生活方式于是产生并得以维持。又由于有了以美元为国际中心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支撑，美国的负债生活方式得以较持久地维持。
理论上，任何家庭和个人都不可以长期地负债高消费。美国家庭和个人的高消费，应该由资产价格的非理性上涨来解释。理论不允许有例外，任何家庭和个人的消费都是依赖于其收入的。只不过，美国家庭和个人依据的是包含了资产泡沫所产生的虚假收入在内的总收入来安排消费的。不考虑资产泡沫所产生的虚假收入，美国家庭和个人就表现出高消费、低储蓄甚至负债高消费。但实际上，考虑了包含资产泡沫所产生的虚假收入在内的总收入，美国家庭和个人的高消费、低储蓄就可以得到解释。当然，经济的制度安排不一样，发展水平不一样，消费倾向是可以不一样的，因此高与低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但是无论如何，长期的负债高消费除非用系统性的收入幻觉来得到解释，否则在理论上是不可能成立的。
不只是资产市场存在累进叠加形成资产泡沫的机制，在实体经济市场上同样会产生累进叠加的后果。依据包括资产泡沫所产生的虚假收入在内的总收入来消费，这本身会导致短期的经济繁荣，现在的繁荣又提升未来收入预期，进一步增加消费，这就形成了一个累进叠加效果。资产市场、实体经济市场以及两个市场之间如此累进叠加的结果必然是经济的短期巨大繁荣。这就是上一轮世界经济整体繁荣的背后逻辑。过去20年，美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其实是一个非常态的高增长，受其带动的世界经济的高速增长也是一个非常态的高增长。
非常态扩张总有尽头的时候，美国的房地产泡沫迟早是要破裂的，美国消费扩张的资金链断裂只是时间问题，或迟或早，金融危机是一定要爆发的。一定意义上，华尔街金融风暴就是这种非常态经济增长的终结。金融危机本质上乃是经济非常态增长向常态增长的强制回归。危机主要不是经济现在出现了错误，而是经济过去出现了错误。经济向下调整并不是坏事。当然，经济在向下调整的过程中，也会有累进叠加效应，容易产生过度调整，引发长期衰退。因此在经济向下调整发生衰退的时候，需要有政府的干预，但是又要防止干预过度。
华尔街金融风暴之后，美国消费大幅回落，而储蓄率则已开始上升。问题是，这种消费回落和储蓄率上升是暂时的，还是长期的？美国的消费还会达到危机之前的水平吗？由于再也没有几十亿的廉价劳动力一下子进入全球贸易体系，而IT革命对于供给效率的改进已经进入成熟期，稳定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工人工资和商品价格的这两个条件不再具备，这样，货币扩张在带来资产价格上升的同时将快速带来大宗商品价格的上升，最终导致通货膨胀。即使在危机和经济下行的过程中，由于各国实施的庞大的刺激计划和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09年以来，与全球股市持续反弹相伴随，大宗商品价格节节攀升。在实体经济依然萎靡的情况下，通货膨胀预期已然出现。这将最终制约货币的扩张和经济的高速增长。
长期里，美国消费将回归正常状态，世界经济也将回归常态增长水平。于是我们的外需增长也将回归到常态水平。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需要参与国际大循环发展经济的大国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约束。而由于软预算约束，中国本来就产能过剩，问题于是愈发严重。
给定上述约束，开发国内消费需求就变得至关重要。增加教育投入，提高教育的社会化程度；改革医疗、失业、养老保障制度，增加政府转移支付，当然会增加消费倾向。但是，由于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要达到使消费倾向有显著增加的程度是不能承受的。短期里，政府可以通过诸如家电下乡、农机下乡等政策来刺激消费，但是这些政策和措施的作用到底有限，而且也不可能持久。向前看，政府再也没有像房地产市场、汽车市场那样的巨大存量需求可以开发利用了。短期里，政府也可以通过增加投资来增加国内需求，但是长期中，投资又会变成新的供给，而能够找到的可以形成新的增长点的投资领域并不多。基础设施投资由于大型机器设备的使用，对于增加就业，促进广大中下层人民收入增长的作用也不会显著。
长期中，制约消费增长的根本原因仍然是收入增长，特别是广大中下层人民的收入，这是一个转轨国家的制度制约问题，而不是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的消费倾向不足问题。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所占的比重过高，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国家所有，以及上游产品垄断经营严重制约了个人和家庭的收入增长。这些都不是需求管理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要通过改革制度才能解决。但是这些领域的改革再也不可能是帕累托改进了，越来越困难。其次，这又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的发展问题。广大中下层人民收入的提高，最终要依靠制造业来实现。但今天的经济本质上是耐用品经济，其特征是生产能力超过消费能力。即是说，广大中下层人民收入的提高，是依赖于外需对于我们劳动密集制造品的吸收的。现在面临外需减少，这就构成了矛盾。好些人认为农村存在巨大的存量需求可以开发。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追根溯源，不仅农民将来之收入提高依赖于制造业，就是他们既有的收入也来自于制造业。逻辑上，我们要靠工业发展来让农民富起来，而不是通过农民的消费来吸收工业的巨大产能。
而且今天举世都在发展经济，又有众多先前的计划经济国家转轨市场经济，参与到世界经济的竞争中来，全世界有几十亿劳动力在参与竞争。一方面，经过这些年的经济发展，我们的劳动成本大幅上升，已经高于好些周边国家，而且制造业在为我们带来高增长的同时，其高污染、高资源消耗的弊端也日益凸现；另一方面，由于我们不恰当的立法和政策，我们的劳动市场正在失去弹性，这使我们很容易丧失过去经济赖以发展的劳动密集工业优势。
不要因为面对百年不遇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中国经济今年保持了8%的增长率，明年可望保持9%的增长率，就轻视了中国经济曾经持续高速增长所依赖的前提条件的变化，以及在这个变化下所凸现的中国经济继续高增长的结构性困难。日本的经历为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1987年“黑色星期一”之后的几年里，日本的资产价格从昂贵发展到高得离谱，日经指数令人眩晕地飙升至39 000点。当时尽管西方世界在股市崩盘后一蹶不振，但日本经济显然轻松地就返回了正轨。日本企业凭借它们的高市值，收购了一批值得炫耀的外国资产，日本银行则拥有全球最高的信用评级。那时的日本根本不会受到出口市场疲软的致命打击。其经常项目盈余和强劲的财政状况为宏观政策提供了回旋的余地，使得任何形式的经济放缓严格来讲都只是暂时现象。日本银行适时猛踩油门，商业银行则发起充满爱国精神的放贷狂欢，资产市场和资本投资领域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迅速上升。这一切与今天中国经济的表现十分相似。可我们不要忘记，日本经济其后经历的却是“失去的十年”甚至“失去的二十年”。
无论从需求方面看，还是从供给方面看，曾经8%以上的高增长的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改变。未来中国经济将会告别8%以上的高增长时代，很可能会回到6%左右的中速增长时代。在我们看来，即使这6%的中速增长也要以我们正确的经济政策和应对措施为前提条件。
对于一个因为制度约束而产生的宏观经济结构性失衡问题，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不是利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进行需求管理和调节，而是必须要通过改革解决产生软预算约束的制度基础。未来中国经济的问题是要刺激国内消费，但又不是一个简单地刺激消费的问题。不解决软预算约束，投资冲动就不能解决，生产过剩和投资效率低下的问题就不能解决；不解决软预算约束和其他压抑消费的体制性障碍，消费就不可能真正得到刺激。在产能过剩和国外吸收由超常增长向常规增长回归的情况下，过度的财政扩张可能使中国经济再次陷入通缩的境地，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双重过度扩张则可能使中国经济陷入“滞胀”的风险之中。
总结与政策建议
大致来讲，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及其所呈现出的特殊增长结构可以由“新兴”、“转轨”、“全球化”三个基本因素来得到解释。在我们看来，中国过去的高增长乃是特定约束条件下的高增长，到目前为止，“中国奇迹”本质上仍然是另一个“东亚奇迹”。当约束条件发生转变以后，中国经济必须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为此，有必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进一步改革投资体制，提高投资效率。要加强法治，降低国有经济比重，降低政府介入具体经济活动的程度，硬化预算约束，避免出现体制性的“投资冲动”和生产过剩。
(2)改革医疗、失业、养老保障制度，增加政府转移支付，降低人们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预期，从而提升人们的消费倾向。不过，政府的这种转移支付要尽可能富于弹性。
(3)增加教育投资。除了在基础教育上加大投资之外，更重要的是要促进职业技能教育的发展。要改革政府的高等教育投资体制，高等教育的经费投入要向一般院校倾斜，这些院校的办学理念应该是毕业生怎样迅速找到工作，面向社会开设应用型、技能型的课程。要向私人资本开放教育。政府只需管住公立学校的收费，可以放开私立学校的学费管制。
(4)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和大项目建设。这正是政府正在着力进行的。不过不能只是为刺激经济而进行这些投资，而是要着眼于未来产业竞争力的培养和新的增长方式的塑造。
(5)改革国民与政府之间的收入分配制度，降低政府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比例。这些年，经济增长虽然很快，但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更快。这在过去未必是坏事，但在今后将会变为坏事，而且会变为越来越坏的坏事。为此，政府要考虑大规模的减税计划，特别是对于出口企业的减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减免。同时要坚持国有股减持的方向不动摇。这不仅仅是出于微观经济效率的考虑，也是出于有效增加老百姓收入从而增加国内消费的长远考虑。
(6)推进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的产权改革。过去，土地国有未必是坏事，但是今后负面因素会更多地显现出来。不仅土地，其他重要生产要素也都要清晰地界定给个人。
(7)确保汇率稳定。尽管我们要努力扩大内需，长远一点说，主要是增加国内消费需求，但对于像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贫乏的国家来说，外部市场永远都是重要的。对外稳定至关重要，对外稳定的核心又是汇率稳定。中国不能承受浮动汇率制度之重。
(8)确保货币稳定。像我们这样人口众多、人均资源贫乏，人力资本含量又不高，需要处在盈利边际上的制造业参与国际竞争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国家来说，货币过度扩张，流动性过剩，资产价格大幅上升，必然推高制造业成本，重创处在盈利边际上需要参与国际竞争才能生存的制造业。而这些制造业是广大民众、特别是广大农民工改善生计的依靠。
(9)尽可能让劳动市场具有弹性。假如劳动市场没有弹性，那么我们丰富的劳动力就不是优势而是劣势了，经济的竞争力就无从谈起。
注释：
①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产权约束、投资低效与通货紧缩》，《经济研究》2004年第9期；樊纲、王小鲁：《消费条件模型和各地区消费条件指数》，《经济研究》2004年第5期；罗楚亮：《经济转轨、不确定性与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经济研究》2004年第4期；万广华、史清华、唐素梅：《转型经济中农户储蓄行为：中国农村的实证研究》，《中国农业经济评论》2003年第2期；刘伟、蔡志洲：《中国GDP成本结构对投资与消费的影响》，《求实学刊》2008年第2期；李扬、殷剑峰、陈洪波：《中国：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研究》，《财贸经济》2007年第1期；Kraay,A.,"Household Saving in China,"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Vol.14,No.3,2000,pp.545-570; Modigliani,F.and Cao,S.L.,"The Chinese Saving Puzzle and the Life-cycle Hypothesi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Vol.XLII,March 2004,pp.145-170.
②刘学武：《投资、消费、国际贸易与中国经济增长：1989-1999年经验分析》，《世界经济》2000年第9期。
③费歇尔：《利息理论》，陈彪如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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