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哲学的对象和性质论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性质论文,哲学论文,对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法哲学的概念、对象和性质，无论是在国外或国内都颇多歧义，争论一直存在。但基本上可概分为“法哲学独立论”与“法哲学即法理学论”这两大系列观点之间的分歧和争论。作者赞同前论，认为法哲学是从哲学的角度和用哲学的方法来研究法律理论和实践问题的一门学科，它以法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研究对象；它既是应用哲学的一个门类，又是理论法学的一个分科，是介于哲学与法学之间并兼具二者属性的一门综合性、交叉性和边缘性学科。因此，同一般性（或专门）法的理论有所不同，自有其独立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而认为“法哲学即法理学论”是由于19世纪下半期以来，西方法哲学的对象发生了泛化、不同程度地把法哲学混同用于一般性法的理论，从而形成了法哲学与法理学趋同与合流的结果；它造成了对法哲学对象和内容的简单化、庸俗化，使其内涵和外延含混不清，对象和范围极不明确，具有极大的伸缩性和收纳度，内容十分庞杂甚至是包罗万象的。因此有必要对法哲学进行正名，廓清其概念、对象和性质，把泛化了的法哲学正本清源、还原归位。为此，作者引用了大量资料，从法学和哲学及其相结合上进行了论证，对一些置疑的观点进行了答辩，并阐述了法哲学在社会主义法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还就应该怎样正确认识和对待西方法哲学同法理学的趋同与合流这一实际存在的趋势进行了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分析和说明。
法哲学，即法律哲学（Philosophy of Law or Legal Philosophy），是从哲学的角度和用哲学的方法来研究和思考法学问题的一种综合学科。它既是应用哲学（或部门哲学）的一个门类；又是理论法学的一个分科。因而也还带有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的性质。在人类法律文化史上，它既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有着古老而恒久的传统——在西方国家，人们研究法哲学的兴趣一直未曾衰减，特别是“近二十年来，法律哲学在英语世界里经历了一次可观的勃兴”〔1〕； 而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它又是一门需要大力发掘、倡导和建树的新兴学科，甚至有人称它还是一片尚待开垦的“处女地”，很多问题和内容都有待进一步明确。因此，在法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中，恐怕再没有一门比法哲学的概念、对象和性质更容易产生歧异和争论，同时也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浓烈兴趣的学科了。而要顺利地开展法哲学的研究，首先就必须廓清法哲学的概念、对象和性质。为此，本文特在介绍有关观点和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一些论述和答辩，以求能澄清这一复杂问题。若笔者的见解有所差误，则权当作为引出百家争鸣的引玉之砖。
一、法哲学概念、对象和性质的歧异性
（一）西方法学界对法哲学概念、对象和性质的两种解说
在西方法学史上，法哲学这一概念历来多所歧义，因而对它的对象和性质的理解和解释也殊有不同，然而只要我们仔细分辨就不难发现，西方法学家基本上是沿着两个方向来解释和研究法哲学的。
第一，认为它是研究法律的最一般的理论问题，即研究法律的普遍性，而与研究法律的特殊性的其他诸法学部门有所不同，并因此主张它是哲学的一个分科。如意大利法学家德尔·韦基奥认为：“法律哲学是哲学的一部分，或准确地说，是实践哲学的一部分。对法律的普遍意义的研究构成法律哲学的对象，然而也应注意，对法律也可以就其特殊性来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就成了法律科学或狭义的法学对象。”〔2 〕德国《布洛克豪斯百科全书》称：“法律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科，它以一定的方式，有系统地从事研究法律和法学的一般原理（意义和目的，起源和效力）。”〔3〕德国法学家拉德勃鲁赫也认为， “法律哲学是哲学的一部分，所以，首先必不可少的是阐明法律哲学的总的哲学设想”，“法律哲学”的特征是研究法律文化的价值，“法律科学”的特征是研究法律文化的事实。〔4〕
第二，认为法哲学也即是法的基本理论或一般原理，是法学的一个分支，所以也叫法理学；或者可把法哲学作为法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法理学也就包含了法哲学，因此不存在独立的法哲学，这是约翰·奥斯丁以来许多西方法学家所持的观点。特别是在英语国家中，这种观点更带有普遍性。我们仅引最具有代表性的《不列颠百科全书》所称：“法律哲学就是系统阐述法律的概念和理论，以帮助理解法律的性质，法律权力的根源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在英语国家里，Jurisprudence （法理学）一词常被用作法律哲学的同义词，并且总是用以概括法学领域的分支学科的。”〔5〕
由此可见，法哲学历来有两种基本含义：一是狭义，即指的对法的最一般理论问题的哲理性思考，或者说，是人们观察法、思考法所持有的一些最根本观点和总的看法，即一定社会人们的法学世界观的理论表述。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本来意义或严格意义上的法哲学概念。笔者赞同这种观点。二是广义，即凡是涉及到法的基本理论或一般原理，都可以归属于法哲学，也即是现在西方所称的法理学的内容。所以，这种广义的法哲学不仅指人们的法学世界观，它可以囊括各法学流派或重要法学家学说中的基本内容，这是其对象和内容已经过泛化了的法哲学。从以上两种不同理解似乎呈现出这样的分野：英美法系的法学家较多地倾向于法哲学即法理学，美国的综合法学（或统一法理学）的代表人们博登海默的一本名著就叫做《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大陆法系的法学家较多地倾向于法哲学不同于法理学。受实证主义特别是分析法学派影响较深的法学家倾向于法哲学即法理学；受哲理法学派影响较重的则倾向于法哲学不同于法理学。持前述第一种理解的主张法哲学是哲学的一个部门，持前述第二种理解的则主张法哲学是法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当然，这种分野并不是也不可能是绝对的。例如英国《哲学百科全书》就主张“法哲学是关于法律的普遍本质的思考”。它所关心的不是法律的知识（knowledge），而是法律的思想（thought）。 〔6〕《牛津法律指南》也认为：法哲学是“从哲学的观点，或通过把哲学适用于法律问题，来研究法律的……法哲学必然同社会哲学、道德哲学、政治哲学互相联系和部分重合”。〔7 〕美国著名法哲学家波拉克也认为：“法哲学就是从哲学角度研究法在指导人们正确生活方面的作用。”〔8 〕与此同时，大陆法系的法学家也还有持法哲学即法理学观点的。这种学术观点上的彼此交叉、渗透是经常发生的。至于国际法理学和法哲学学会会刊《法律和哲学》指出：法哲学意味着对法律进行的具有法律知识内容的哲学思考，或者说是根据哲学的观点和方法进行的法律分析。〔9〕显然是支持了第一种主张。
（二）前苏联法学界对法哲学的理解
前苏联法学界大体上也倾向于上述第二种理解，而且认为法哲学的外延涵盖了法学原理、法社会学等。《苏联大百科全书》称：“法哲学即法律哲学，是资产阶级法学的一个分科，它的任务是研究国家和法律的一般规律。在资产阶级法学界，只有某些代表人物使用这个名称，大多数法学家更喜欢用另外一些名称，如：法学原理、法社会学、法律百科等。”并举例说，俄国法学家谢尔森涅维奇就把自己的著作《法律一般原理》看着是法哲学的理论部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俄国大学教学提纲中，则把关于国家和法的一般科学称作“法律百科”，而把关于政治和法学观点的历史称作“法哲学史”。由此可得出如下印象：
第一，以往的苏联法学界对法哲学带有一种贬意和否定的态度，认为它乃是资产阶级法学的分科，其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是不足取的，所以《苏联大百科全书》引恩格斯的话评价说：“法哲学各派代表的显著特点是，他们想给法律概括地下个定义，不考虑具体的社会关系，而用逻辑抽象的办法来研究法律。‘在这里，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等等，也都是以哲学家头脑中臆造的联系来代替应当在事变中指出的现实的联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译本1972年版第4卷第242页）”〔10〕前苏联法学界对法哲学的这种否定态度，也一直影响着建国以后的我国法学界，直到80年代初出版的一本有影响的《法学词典》中还坚持认为，法哲学是“剥削阶级法学家用唯心主义哲学的方法抽象地研究法的一般问题的思想学说”。〔11〕
第二，因此，前苏联法学界一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就认为，法的一般原理，或国家与法的一般原理，是可以和法哲学相替代的。也就是说，如果需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法哲学，那么它就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关于法的一般原理，或关于国家与法的一般原理之中，因此没有必要另外单独存在一门法哲学学科。所以十月革命以后，直到50年代就理论法学而言，前苏联（以及后来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就只存在“国家和法的理论”，60年代以后，前苏联的理论法学在与国家学说分化开后便逐渐转向了以“法的一般理论”的方式存在——它是一个包容量和涵盖面极广的理论领域，包括了法哲学、法社会学、法律实证论（或专门法学理论）三方面的内容和特征，在理论结构上是三者的统一体。 〔12〕这种情况也一直影响着建国以来我国的理论法学， 开始是完全模仿甚至照搬前苏联的“国家和法的理论”，80年代以后在理论法学领域独领风骚的也只是“法学基础理论”（虽然也有人提出了要用法哲学、法社会学、比较法学等来丰富理论法学，但都远未达到法学基础理论的显赫地位），但我们的“法学基础理论”并没有前苏联的“法的一般理论”所具有的作为法哲学、法社会学和专门法理论之统一的特点，而主要还是专门法的理论，或者可称为法学原理，它显然是与法哲学有很大差别的。
第三，前苏联法学界在早期实际上是认为，法哲学的外延大于法学原理或法律一般原理；后来他们又主张法的一般原理的外延大于法哲学即包括了法哲学。前者是指资产阶级的法哲学，法律一般原理不过是它的理论部分；后者是指马克思主义的法的一般理论，法哲学即存在于或包含于这种法的一般理论之中。
（三）我国法学界对法哲学的态度
正是由于上述情况，所以建国以后直到80年代以前，我国法学界对法哲学也是持贬意和否定的态度，认为它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东西，并且认为它是马克思、恩格斯早已批判、否定过了的。只是到了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和掀起的思想解放运动，法哲学这个法学研究的禁区才被打破了，倡导应当开展法哲学研究的文章陆续发表，介绍现代西方法哲学以及宣传、介绍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著作、译作、读物也相继问世，而且在对社会主义法学体系的研究和讨论中，不少学者都明确主张把法哲学作为理论法学的一个重要部门和领域。然而对法哲学的概念、对象和性质的理解也始终存在着分歧，大体上也相应地存在着国外法学界的那两种不同的理解。因此对需不需要把法哲学从法学基础理论或法理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也始终存在着争论。只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法学界一些学者力求从哲学和法学本身所固有的内在联系上来探讨和论证法哲学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以图通过对法哲学的研究和发展，来寻找和巩固哲学和法学这两大知识学科及其实践领域之间的联结点和结合部，从而使哲学和法学都得到双向的深化和发展。因而对法哲学的概念、对象和性质的理解均持辩证统一说，即认为法哲学既是哲学的一个部门，又是法学的一个分科，可以亦此亦彼，具有跨学科即综合学科、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的性质；因而从不同的理论层次及研究方法的特点和着眼点之不同来看，法哲学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和领域，而从所依据的事实和材料而言，又同现有的法学基础理论以及一些部门法的基本理论有所交叉和重迭（决不等同，而有方法、角度、视野和理论层次归属的不同）。所以我国法学界不少法学家越来越倾向于认为法哲学不同于法学基础理论或法理学（狭义），因而主张并正致力于建立一门独立的法哲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二、法哲学固有其特定的对象和性质
（一）法哲学概念、对象和性质的界定
基于以上的情况，我们认为有必要对法哲学的概念、对象和性质作出如下的理解和界说。
法哲学是从哲学的角度和用哲学的方法来研究法律理论和实践问题的一门学科，它以法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研究对象，是介于哲学和法学之间并兼具二者属性的一种综合性、交叉性和边缘性学科。
法哲学所研究的应该是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中的哲学问题——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的问题，或者说，它是对法的一般问题的哲学反思，是对法学理论的再抽象、再概括，是对法律实践的哲学分析和总结。简言之，是关于一定社会人们的法学世界观的理论体系。
而马克思主义法哲学除具有以上特点外，尤其是要以法学唯物论和法学辩证法为自己的研究重点，以揭示每一特定历史阶段人类法律文化之最深刻本质和最普遍的发展规律为己任，从而组成自己的内容和体系。所以在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看来，法学领域中的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统一，是法哲学思想发展变化的基本线索。
法哲学同哲学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即法哲学是研究法律特殊性中包含的一般性哲学问题，而包括法学基础理论在内的各门法学则是在法哲学一般原理的指导下研究特殊性的法律规律，所以法学基础理论要运用法哲学的成果，而法哲学又必须以法学和政法实践作为其事实和材料的源泉和基础。
而法哲学相对于普遍哲学例如历史唯物主义又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即它不是一般地研究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及其相互关系，而是具体地研究根源于经济基础的法律现象、思想和理论的辩证发展规律，揭示法本身以及同其他社会要素之间的矛盾运动，从其中提炼和总结出法学唯物论和法学辩证法的范畴、原理、原则和规律，以指导政法实践和法学研究。
按照毛泽东同志关于科学门类的区分应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性的理论，法哲学研究对象的特殊的矛盾性就在于：它既是法学特殊性之上的一般，又是普通哲学一般性之下的特殊，是这种一般和特殊的辩证统一，因而成为哲学和法学的联接点和结合部。它的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就象美学、自然辩证法以及当前哲学改革中竞相出现的各种应用哲学，在当代科学发展一体化趋势中不断涌现的一系列综合学科、边缘学科一样，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至于法哲学的性质和归宿，既可把它作为应用哲学的一个部门，又可把它作为理论法学的一个分科，现今许多综合学科、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在学科归属性问题上都具有这种“亦此亦彼”的特点，这正是法哲学对象特殊矛盾性所决定的，也是对于那种习惯于非此即彼的思想方法的一种挑战。
这里需要说明两点：
第一，固然现有的法学基础理论相对于法哲学是特殊，相对于其他具体的部门法学又是一般，但这种“一般”乃是从各部门法学抽取出来的“一般”，它无论再抽象、再概括，也未达到法哲学的“一般”高度。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法学基础理论同法哲学之间既有同中之异，又有异中之同。异中之同是指它们都以法的某种普遍性为研究对象，同中之异是指这种普遍性又有程度的差别以及角度的不同。即前者是从法学的角度研究这种普遍性，后者是从哲学的角度研究这种普遍性，这乃是两个不同的理论层次，不能互相取代，因而是两门相对独立的理论法学学科。这就象一般文艺理论同美学、自然科学基础理论同自然辩证法是相对独立的、不同层次的学科一样。
第二，固然普通哲学和法哲学所研究的都是世界观和方法论，但普通哲学所研究的是人们在所有社会活动和实践中的一般世界观和方法论；法哲学所研究的是法学家和法律工作者在法学理论研究和法律实践活动中所特有的法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二者也不能互相取代和混同，因而也属于相对独立的两门哲学学科。正如《不列颠百科全书》阐明的那样：“就法律哲学和一般哲学具有某种必然联系或一致性而论，‘法律哲学’这一用语可能引起误解”；“只有将这里所称的‘哲学’从它的最非专业性的和最广义的意义来解释，‘法律哲学’这一名称才不是用词不当。”〔13〕
所以法哲学既离不开法学，但又超越了法学，高于法学；法哲学既是哲学，但又不是普通哲学，而是关于法的哲学。
由此可见，把握一般与特殊，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联系、区别及转化），是正确理解法哲学对象问题的关键，也是全面认识法哲学同哲学及法学的关系的关键。
（二）法哲学同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
法哲学是一门既具有高度抽象性、概括性，又具有广阔的关联域的学科，它不仅同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和法学（特别是法学基础理论）紧密相联，因而要有一定的哲学素养和法学基础理论知识才可能掌握外，而且同其他一些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都相关联，还同历史科学（特别是哲学史和法律思想史及制度史）有紧密联系。因此，必须具备更广博的知识才能更好地掌握。
（1）法哲学同哲学史、法律思想史及制度史的关系
法哲学是一门纵横结合的综合学科，要从纵向上探寻人类法哲学思想的历史沿革和发展趋向，就离不开哲学史、法律思想史及制度史的知识。由于历史上每一个有影响的法学家、法学流派和学说都是在一定的哲学世界观的思想基础上产生、形成的，而且历史上许多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往往也有其法学方面的建树，所以哲学和法学的亲缘关系本身就有其历史传统。而人类的法哲学思想也是源远流长，从古至今一直未曾中断。从哲学史的角度来看，例如中国古代儒、墨、道、法等各家都有其法哲学思想；西方从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柏拉图、智者学派、亚里斯多德到晚斯希腊和罗马的斯多葛派、伊壁鸠鲁、西塞罗，再到中世纪的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近代从格老秀斯、霍布斯、斯宾诺莎、洛克到孟德斯鸠、卢梭，更不用说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的法哲学思想了。正如美国哈佛大学法学教授弗里德里克所指出：“任何法哲学都是一定哲学理论的一部分，因为它提供了各种建立在一般法基础上的哲学思考。这种思考要么直接来源于现有的哲学观点，要么或许倾向于这种哲学观点。哲学家的思考是第一种类型，法学家则是第二种类型，这就是法哲学史的特点。”〔14〕
近现代许多哲学流派就标志着一种法哲学流派，如实证主义和分析实证主义，新托马斯主义和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马利旦（新托马斯主义法学派）和罗尔斯（新自然法学派）等法哲学家本身就是哲学家。而深入系统地研究这种亲缘关系，揭示每一法学流派和学说的深刻的哲学基础，正是法哲学研究本身的重要任务，也是提高法学研究理论水平的一种战略性要求。所以法律思想史和哲学史联系非常紧密，而由于法律思想史是揭示了人类法律文化的精神方面的发展源流，法制史是揭示法律文化的制度方面的发展源流，这两方面都是法哲学所应研究的。
（2）法哲学同其他社会科学及思维科学的关系
政治学、伦理学——从更广义的角度讲，法哲学应包括政治哲学、道德哲学，黑格尔法哲学体系就是如此。因为法与国家、政治密不可分，它们都是社会上层建筑的核心；而哲学和伦理学也关系密切，后者就是从前者分化出来的，历史上许多思想家的法哲学思想就寓于他们的政治学说和道德学说之中。
经济学、社会学——法是社会经济关系的意志化形态，它的存在、发展和发生作用，都必须以社会经济关系为基础，深深置根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之中，尤其是马克思的法哲学革命乃是以从法律问题的研究转向经济关系的研究为契机的。因此，不了解经济学就不可能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法哲学。而且法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各种社会因素都互相影响和作用，犯罪本身就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组织、社会控制也都是法律问题。所以法学和社会学婚恋产生了法社会学，而从广义上讲也可把法社会学（基础理论）视为法哲学的分支学科。
心理学、逻辑学——立法、执法、司法、护法、守法以及违法犯罪都离不开人的心理活动，并贯穿着逻辑思维过程。因此法制心理学和犯罪心理学、法律逻辑学中很多内容都是法哲学所不可排开的。
（3）不仅如此，法哲学还同自然科学技术， 包括当代新兴科学、技术，特别是科学方法论如所谓“老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新三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突变理论）等联系紧密。因为（a）法哲学要系统研究法学方法论及其更新， 就要研究和引入这些新兴科学方法论；（b ）法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法治系统工程更离不开这些新兴科学技术。
三、对法哲学对象置疑的答辩
首先，不能以西方法哲学对象有不确定性来否认法哲学学科本身对象的确定性。
如前所述，西方法学界有许多学者主张法哲学即法理学，因此不存在独立的法哲学。这是由于近代（特别是19世纪下半期）以来，西方法哲学的对象发生了泛化，乃至造成了法哲学同法理学的趋同与合流，即出现了把法哲学简单地等同于法理学（法律的基本理论），又把法理学的名称不予严格审定而随意使用的倾向。从而导致了对法哲学对象和内容的简单化、庸俗化，使其内涵和外延含混不清、对象和范围极不明确，具有极大的伸缩性和收纳度，内容十分庞杂甚至是包罗万象的。正如英国法学家哈里斯不无幽默地指出的那样：“法理学是一袋杂七杂八的东西。关于法律的各种各样的一般思辩都可以投入这个袋中。法律是干什么的？法律要实现什么？我们应重视法律吗？对法律如何加以改进？可以不要法律吧？谁创制法律？我们从哪里去找法律？法律与道德、正义、政治、社会实践或赤裸裸的武力，有什么关系？我们应遵守法律吗？法律到底为谁服务？等等。这些就是一般法理学所包括的问题，人们可以不管这些问题，但这些问题却并不消失。”〔15〕显然，如果这样来理解法哲学的话，那么似乎对任何一个法学问题只要稍作了一点理性思考或总括性阐述都可以叫做法哲学（而不管是否上升到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这样，法哲学同一般法学理论当然就无所明显区别，实质上就会带来取消和否定法哲学的后果。所以要顺利地开展法哲学研究，就不得不花很大气力来为法哲学正名，来廓清法哲学的概念、对象和性质。
为此，就有必要分析一下西方法哲学发生泛化的原因——这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既有思想理论上的原因，也有社会实际的原因。
首先从历史上看，由于哲学曾作为“科学之科学”而代替一切科学。在古代，哲学和其他科学融为一体；在近代前期，法学和其他科学也都是哲学的一个分科。所以近代西方学术思想本身就是在自身的哲学襁褓中孕育成长起来的，以至牛顿的力学名著也叫做《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其中确不乏自然哲学之宏论），学者们乐于在称谓其学术成果或获取专业学位时冠以“哲学”之美名。因此把法学的基本理论也称作法哲学就似乎是很自然的了。随着被称为英国法理学之父的约翰·奥斯丁把他的一本代表作命名为《法理学或实在法哲学讲义》（1863年），这就首开了把法哲学等义（或同义）于法理学的先河。但作为分析法学派鼻祖的奥斯丁所主张的法理学主要指分析实在法而不管法律本身的好坏与否，因此他所谓的“法理学或实在法哲学”（即加以限定的法哲学）的内涵和外延应比未作限定的法哲学狭窄得多。然而，这一重要限定和区分却被后继学者所忽视而简单地延用下来，笼统地主张法哲学即法理学。后来日本法学家穗积陈重1881年也提出用法理学来代替法哲学的称谓，并认为二者基本相同。这样，法哲学对象的泛化就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倾向。固然，奥斯丁和穗积陈重提出“法理学”这一名称以概括法的基本理论确是法学史上的一个贡献，但由此把法理学等同于或取代法哲学却不能苟同。
其次，这同法哲学研究主体的情况变化也有关。从古代到19世纪以前，由于法学还没有从哲学中分离出来，从事法哲学研究的主要是哲学家和政治学家。那时，“有些法律哲学家首先是哲学家，为了完成他们的哲学体系才是法学家，另一些法律哲学家首先是政治学家，由于他们感到有必要以法律形式来表达其政治思想才是法学家”。〔16〕从19世纪起，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及其国家立法和司法的广泛发展，法学遂逐步从哲学、政治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事于法哲学研究的也就逐渐由主要是哲学家、政治学家转变为主要是法学家。“19世纪以前，法律理论基本上是哲学、宗教、伦理学或政治学家的副产品。大法律思想家主要是哲学家、僧侣、政治学家。从哲学家或政治学家的法律哲学向法学家的法律哲学的根本转变，还是距今不远的事实。这一转变伴随着一个法律研究、技术和专业训练巨大发展的时期。”〔17〕随着法哲学研究的主体转变为主要是法学家，由于专业的原因使他们当然是从法学的角度来研究法哲学。这固然是一种进步，即不仅研究法律的外在方面，更主要是研究其内在方面，即向纵深研究法律的专门理论、技术知识和经验，从而就产生了用“法理学”这一学科概念来概括关于这些内容的理性思考的客观需要。此时由哲学家研究法律哲学的势头日趋衰落，以往那种试图洞察和超然于法学专业问题的法哲学大家和法哲学论著再不易显现，原有的法哲学概念已丧失其神圣光环，似乎需要把法哲学转变为一种“世俗”的学问。就很自然地出现了用法理学来取代法哲学、法哲学与法理学趋同与合流的状况。但因此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把法哲学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
再从现实社会的原因来看。本世纪初以来，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发展到了强化国家干预的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各种社会矛盾、冲突和纠纷都更趋复杂化。于是随着法律社会化和法律改良运动的兴起，各派法学都竞相欲求解决社会问题的良方，并为自己的存在和合理性寻找理论根据，因而出现西方法学流派和西方哲学流派交媾的“蜜月”时期——关系越来越密切、愈来愈靠拢，乃至出现同步发展和呈现一体化趋势。往往有什么样的哲学流派，就有什么样的法学流派，所以在各派法学学说中哲学观点和法学理论更易于交织在一起，这就加速和加剧了法哲学和法理学的趋同与合流之趋势，乃至有多少法学流派也就有多少法理学或法哲学，而这种泛化了的法哲学几乎可以把该派法学家的种种观点和见解收纳于其内。因而出现了西方法学百家争鸣、学派林立、众说纷纭、论战迭起、新说频出的空前繁荣的局面。但它们往往既各有其局部真理甚至片面的深刻和精辟，却又都难以完全自圆其说而有其背谬之处，而倡导建立统一法理学的要求则反映了西方法理学在高度分化的基础上又欲趋向统一化和综合化，以舍取众说之短长的愿望。
应当怎样正确地认识和对待西方法理学与法哲学趋同与合流的趋同呢？我们觉得，这应该从实际出发，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方面它固然是西方法学和法学研究深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我们并非绝对地反对用法理学来代替或表述法哲学，一些西方法理学论著中确包含了不少相当深刻且精当的法哲学思考或论述。但我们认为，如果要用法理学来表述法哲学，就必须对法理学的概念和对象加以严格的界定，而不能使它成为不确定、庞杂和包罗万象的，更不能将我国现有的法学基础理论的内容简单换上一个“法理学”的名称似乎就成了法理学。如果按约定俗成，并使法学界能达成共识，那么作为与法哲学同义或等义的法理学的对象和内容，就应该限定于关于法律的哲理性思考和研究，即只能把够得上是法哲学理论层次的东西才纳入法理学；而一般性的法的基本理论，可以叫做法学原理或仍沿用法学基础理论之称谓，以便与法哲学或法理学区分开来而不致混同。然而另一方面，鉴于法哲学与法理学的趋同与合流事实上已带来了使法哲学的对象和内容简单化、庸俗化的不利后果，而且实际上在西方法学界和我国法学界、法理学同法的基本理论或一般原理也很难以分开，从而使法理学既取代了法哲学，又混同于一般性的法学基础理论学科。因此法哲学与法理学的趋同与合流带来的后果毕竟利少弊多，这种情况恐怕也违背了奥斯丁和穗积陈重的初衷。所以我们觉得最好还是不要用法理学来取代法哲学；不仅如此，还应把法哲学从一般性法的理论中分离出来使之成为一门独立的理论法学学科，并对法哲学进行正名，廓清其概念、对象和性质，把泛化了的法哲学正本清源、还原归位。使之真正成为关于法学世界观及其方法论的理论体系，成为对于法这一重要社会现象和规范体系进行哲理性思考、探讨和研究的学问。而真正科学的法哲学既不应是哲学家脱离法学和法律实践的纯思辨的结果，也不是法学家或法律工作者在纯专业范围内的一般理性思考或总括性思维的产物。它应是哲学和法学、哲学家与法学家紧密结合和合作，通过长期、潜心、艰苦的研究而达到的一种理论升华和科学思维的成果，是哲学和法学有机结合而开放出来的绚丽花朵。虽然不能一下子就达到这样的理论境界，而必然会存在中间阶段及其中间成果，但我们应坚持向这一目标作不懈的努力，以建树真正称得上是法哲学的法哲学。至于在这种情况下法理学的称谓若需要保留的话，那么就有必要对它进行狭义及广义之区分。狭义即专指法学基础理论或可叫做法学原理；广义则是指还可以包括法哲学以及法伦理学、法社会学、法经济学等理论法学甚至某些基础性应用法学学科在内的一个学科群〔18〕。以显示法理学与法哲学的区别和联系。
第二，不能因为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法哲学就认为应否定一切法哲学。
因为马克思从未否定过一切法哲学（青年马克思还曾为建立法哲学体系而苦苦思索过，马克思青年时代的学术思想正是在他那个时代以及其先辈的法哲学氛围中熏陶过来的）；相反，正是马克思开创了科学的法哲学的优良传统——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法哲学。而这是以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开始的。但是这种批判，从质上说，马克思所批判的是黑格尔法哲学中唯心主义的杂质和保守的政治内容；从量上说，马克思主要是批判了黑格尔法哲学中的国家学说及其基础——私有财产制。然而，马克思对法哲学这门学科并没有简单否定，反而持相当的肯定态度；正如他对黑格尔哲学并未简单否定，在批判的同时又高度肯定了它的理论贡献一样。所以他指出：“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是唯一站在正统的当代现实水平上的德国历史”，而它们“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得到了最系统、最丰富和最完整的阐述”；并认为德国政治意识和法意识的“最主要、最普遍、升为科学的表现就是思辨的法哲学本身”。〔19〕
正因为有这种科学态度，马克思才能以批判地继承黑格尔法哲学中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得出崭新的科学的法哲学观和法律观，实现了人类法哲学观的根本变革，并因此成为创立历史唯物论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契机——他把法学理论从国家和法本身这一玄奥的庙堂中引导出来，使之置根于市民社会之经济、物质利益这一客观现实的基础之上，从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中，从人们的社会实践、社会关系中揭示法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从而为科学的法哲学奠定了全新的理论基础，并因此也才有了他的第一个伟大发现——创立了唯物史观。
第三，不能以恩格斯对哲学对象的界定来作为否定法哲学的理由。
恩格斯曾经说过，随着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就不必依靠“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的自然哲学了，“当这种联系的辩证性质，甚至迫使自然哲学家‘也’不得不接受的时候，自然哲学就最终被清除了。任何使它复活的企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一种退步”。他并且指出，“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等等也都是以哲学家头脑中臆造的联系来代替应当在事变中指出的现实的联系。”〔20〕同时，由于“现代唯物主义都是本质上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21〕
恩格斯上述这些论述，曾经被一些同志作为否定应建立和发展部门哲学的重要论据；因此也是开展法哲学研究中应予以澄清的问题。否则，也可能被用来否定法哲学。
勿容否认，恩格斯的这些话的基本思想是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以及哲学及各门具体科学的正确关系，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结束了作为“科学之科学”——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并企图包括和取代一切科学——的旧哲学。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正确地把哲学归结为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普遍规律的科学，即“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22〕从而引起了哲学对象的深刻变革，摆正了哲学和具体科学的关系——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是普遍和特殊的关系；哲学以具体科学为基础，具体科学以哲学为指导。
然而，很明显，恩格斯所否认的只是旧的自然哲学和法哲学，即唯心主义的自然哲学和法哲学，而对科学的自然哲学和法哲学，不仅予以高度肯定，而且亲自致力于研究——他所怀着巨大热情、挚着研究和写作的《自然辩证法》及其手稿，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哲学的经典著作。因为“经验自然科学积累了如此庞大数量的实证的知识材料，以致在每一个研究领域中有系统地依据材料的内在联系把这些材料加以整理的必要，就简直成为无可避免的。因此，自然科学便走进了理论的领域，而在这时经验的方法就不中用了，在这里只有理论思维才能有所帮助”。〔23〕而且对于旧的自然哲学的合理之处，他也予以充分肯定。例如他赞扬过“古代人的天才的自然哲学的直觉”，高度赞扬康德的自然哲学在“僵化的自然观上打开第一个缺口”，〔24〕指出“康德关于目前所有的天体都从旋转的星云团产生的学说，是从哥白尼以来天文学取得的最大进步”。〔25〕并且正是恩格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哲学的天才思维，得出了“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本质上就在于这些蛋白体的化学组成部分的不断的自我更新”〔26〕的著名论断，这至今仍是生物学上关于生命及其本质的科学定义。另外恩格斯在他的《自然辩证法》中的其他许多论断，也是至今仍闪射着真理的光艳而为人所叹服。
从恩格斯对科学的自然哲学的推崇就可以足见他对科学的法哲学的态度。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本身就包含着恩格斯的重要贡献，恩格斯在他的一系列重要著作中，都曾经天才地论证、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法哲学思想，这已是众所周知的，就不再赘述了。
总之，从恩格斯实际的理论活动来看，他并没有否定包括自然哲学和法哲学在内的部门哲学。那么如何正确理解恩格斯所说的全部哲学中只剩下形式逻辑和辩证法才能仍旧独立存在呢？——这看来是一个具有时代特点和历史痕迹的个别论断，因此必须作具体分析。
这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引论”部分中的“概论”中的一段话（写于1876年），因为当时，“‘创造体系的’杜林先生，在当代德国并不是个别的现象。近来在德国，天体演化学、自然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体系，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起来”，〔27〕恩格斯愤慨地称这是一种“假科学”，一种“高超的胡说”。它把哲学和科学都庸俗化了。为了保持哲学的科学性、纯洁性和严密性，严格地界定哲学的对象，廓清它和具体科学的关系：特别是杜绝那种包罗万象、作为“科学之科学”的旧哲学的企图，而把各个特定的、具体领域的研究归还给实证科学，恩格斯把“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研究作为哲学的特定对象和任务是有其合理性的，而这种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就是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即辩证逻辑；而形式逻辑以往确是属于哲学的一个内容，只是后来才从哲学中分化出来作为相对独立的思维科学）。但是把哲学的对象只限定为“关于思维及其规律”又显然是不全面的，所以恩格斯在他后来（1886年）所写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又准确地把哲学规定为“关于外部世界（自然界和社会—…作者注）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从而予以补正。这说明，恩格斯自己关于哲学对象的思想、观点，都是不断发展、丰富和完善的，他（以及马克思）没有把自己的理论和观点视作绝对真理；相反，恩格斯还特别指出，在关于“社会关系、法律形式和国家形式以及它们的哲学”中，“永恒真理的情况还更糟”，“在这里认识在本质上是相对的”。〔28〕
四、法哲学在社会主义法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法哲学与当代科学的发展趋势
还是恩格斯说得好：“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29〕综观古今，科学和哲学的发展都遵循着一个从合到分、从分到合，又在新的综合的基础上进一步分化的规律。在古代，科学和哲学都处于一个混沌的统一体中。中世纪，科学和哲学都是神学的婢女。近代，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科学和哲学开始分离开来，各门具体科学以及哲学中的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等又进一步分化开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使哲学的各部门又实现了高度的统一。到了当代，随着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深度和广度都极大地扩展，从而使科学和哲学的发展都既不断地趋于整体化和综合性，又不断地走向专门化和高度分化。人类认识史也表明，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总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而呈现出两种趋向：一是要不断深入地认识物质运动的不同形式和特征，这就促使科学门类不断分化和走向专门化；二是要愈益广博地反映世界整体及其相互联系，这就促使科学门类相互渗透、过渡，从而不断地趋向整体化和综合。这两种趋势使各门科学和哲学一方面加深了相互渗透、交叉和吸收，另一方面又使其学科门类愈分愈细，学科体系越来越复杂和庞大。这两种趋势既对立又统一，从而导致出现了许多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和综合学科。所以我国改革大潮中出现的各种部门哲学和应用哲学，及中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中涌现的一系列新兴学科，都是历史的必然，决不以任何人的好恶而消失。法哲学之所以步入我国学坛并引起如此激烈的反响，正是我国哲学和法学发展顺应当代学术演化趋势的必然结果。它既是哲学体系分化和法学体系分化的结果，又是哲学和法学相互渗透和交叉的产物。
（二）法哲学与理论法学的改革
所谓“理论法学”，是指以围绕阐述法的基本理论为中心任务的一个学科群。法学的落后首先在于理论法学的落后。而我国理论法学的落后既表现在广度不够（即单一性，主要是“法学基础理论”），又表现在其深度不够（我国的法学基础理论未免内容老化、体系陈旧、方法落后）。因此，我国的理论法学必须改革，才能带动整个法学的进一步发展。而这种改革也就分两个方面或层次：第一，重建除法学基础理论之外的一些新兴理论法学学科，首当其冲的就是法哲学，同时还有法社会学、比较法学（总论）等（所谓“新兴”，是相对于我国法学理论之现状而言，在国外，这些已不再是新兴学科）。这是从横广方面来改革理论法学。第二，对传统的法学基础理论从内容、体系和方法上进行更新，使其更具有科学性和理论结合实践的特点，更符合时代的要求，走在不断发展的应用法学的前面而真正起到对各部门法学的指导作用。这是从纵深方面来改革理论法学。而其横广方面的是其纵深方面改革的展开，其纵深方面是其横广方面的浓缩。因此，不论深和广两个方面的改革，至关重要的都是要建立并开展好法哲学的研究。
在我国的理论法学学科群中，固然，法学基础理论起着中心学科和联结点的作用，然而我国现在的“法学基础理论”，是从原先模仿苏联的“国家和法的理论”而演变来的——把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归于“政治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而力求专门研究法的基本理论。但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其体系和方法上仍然没有摆脱“国家和法的理论”之影响和基本框架，只是在内容的量上增多了一些法的基本知识，而在质上并没有多大的改进，并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痕迹，而没能充分反映和概括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经验和成就。近些年来，我国法学家为深化、丰富和更新法学基础理论内容和体系虽作了不少努力，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但由于牵涉的问题既深且广，难度太大，方法也不完全对路，而致成效并不理想，尚未有实质性的突破。所以，我国现有的法学基础理论仍然新度不够，深度不够，专门化不够，因而指导现实的功能也不够。
开展法哲学的研究，既可以给理论法学拓展其新领域，又可以为加深、更新法学基础理论提供可资利用的理论成果——从法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给它提供具体的哲学指导和奠定直接的哲学基础，同时还便于法学基础理论精简掉那些泛泛的一般性的哲学论述，而集中研究法本身的原理、原则和规律，也才能对部门法学和法律实践予以有力的指导和科学的概括、总结。这就可以从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推进理论法学。所以，开展法哲学的研究，既是哲学深化和发展的必然，又是理论法学改革的客观要求。
（三）开展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我们不仅应开展一般的法哲学研究，更主要的是要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研究——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来创造性地开展法哲学研究。这就不能停留于对西方法哲学的评介，也不能满足于对马克思、恩格斯法哲学思想的研习上，更不能满足于对哲学原理的简单套用（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不是单纯的证明工具，也不是实例的总和，而是完整的、系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应着眼于创建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理论，即建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把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一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深化、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使之进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总结和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法制的阶段。这是当代中国法学工作者以及哲学工作者的光荣任务。只有这样，才能把我国的法哲学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使之从迄今为止的一般性宣传、倡导、评介、研习等工作的基础上发生质的飞跃和关键性突破。这是我国法哲学研究中最复杂、最艰巨和最困难的议题，但一定要为此而不懈努力。
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研究还关系到能否真正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法学的指导作用的问题，关系到能否把法学研究及政法实践真正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之上。
大量事实表明，我们远未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政法实践及法学研究紧密地、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政法工作中如何自觉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运用唯物辩证法，仍然是一个普遍的迫切问题。前些年大量的冤假错案也可以从忽视这个问题上找到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的原因。这就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作用并不是可以自发地发生的，除了主观上取决于人们的世界观和自觉努力的程度外，客观上就由于还缺少一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法学有机地、紧密地联结起来的重要学科作为桥梁和纽带。正是由于缺少了它，搞政法实际工作的同志总感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很吃力，理论和实际之间往往隔着很长一段距离，摆脱不了工作上的经验主义、事务主义。在法学教育中，教师和学生也都感到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同法学知识沟通起来很困难，这就既影响了对哲学原理的深刻理解，又妨碍着对法学知识的深入掌握。缺少它，还使我们在法学研究中站得不高，看得不远，缺乏理论的深度和广度，遇到问题只能就事论事，就法学谈法学，不能坚持法学的科学性和理论的彻底性，而且使法学工作者缺乏理论思维的素养，没有哲学上的高瞻远瞩。建国以来，我国法学理论的发展走了许多弯路，至今还没有完全摆脱“幼稚”、“落后”的状况，这些都不能不说是重要的原因。
所以开展法哲学研究，特别是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的法哲学研究，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又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以及现实意义。当前，开展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促进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和法制建设的发展，而且还在于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因为，正如随着自然科学的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都必然要改变其形式一样，随着社会科学和无产阶级革命及建设事业的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要不断地深化、严整化和体系化。例如，为了发展和丰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就很有必要从法哲学的高度来概括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的历史经验，总结社会主义改革以及民主、法制和文明建设的成就和教训，研究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发展规律等。由于上层建筑的核心部分是政法机构、设施及其思想观点，深刻地揭示它们的辩证发展规律，对于进一步揭示整个上层的辩证发展规律无疑地具有重要意义。例如上层建筑中的各种物质性的设施同相应的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及其辩证发展规律，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研究，这种关系在法学领域中又体现得最为明显和集中，如果通过法哲学的研究能予以揭明，就不仅会深化和丰富关于上层建筑的理论，还会为我们的机构建设、政治体制改革以及整个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提供新的理论依据，并可能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和发展展现出新的领域。
在此，还需要对“马克思主义法哲学”这一概念作出正确的理解和界定。所谓“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既不能仅归结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法哲学思想，当然也不能以各别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哲学来替代；它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开创、并应为世界各国劳动群众、进步人类及其思想家们所掌握和实践且不断丰富和发展着的科学的法哲学理论体系。而我们创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正是为了丰富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理论宝库。因为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法哲学必须要体现到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生动的法制建设实践中，它的生命力也正在于随着这种实践的深化而不断深化、发展和完善。并且建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经验和成就，也必将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学理论及法律实践产生重要的影响；同时亦将影响世界各国的法哲学研究，丰富人类的法哲学思想宝库。
注释：
〔1〕M·P·弋尔丁《法律哲学》前言，三联书店，1987年版。
〔2〕德尔·韦基奥《法律哲学》第1页，（1953年英译本）转引自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第1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6月版。
〔3〕《布洛克豪斯百科全书》第15卷第512页，转引自沈宗灵同上书第9页。
〔4〕转引自沈宗灵同上书第10页。
〔5〕《不列颠百科全书》（1977年第15版）第10卷第714页，转引自沈宗灵同上书第5页。
〔6〕转引自张文显《当代西方法哲学》第1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7〕转引自张文显《当代西方法哲学》第2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8〕转引自张乃根《西方法哲学史纲》“导论”第1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9月版。
〔9〕《法律和哲学》1982年第1卷第2页，转引自张文显同上书第2页。
〔10〕以上均见《苏联大百科全书》第2版第45卷第139页。
〔11〕《法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462页。
〔12〕参见n·c雅维茨《法的一般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及c·c阿列克谢耶夫《法的一般理论》西南政法学院1984年印。
〔13〕该书77年第15版第10卷第714页， 转引自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第6页。
〔14〕同注8。
〔15〕转引自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第2－3页。
〔16〕W·弗里特曼：《法律理论》，英国伦敦Stevens公司1967年版第3页，转引自沈宗灵同上书第8页。
〔17〕同上书第4页，转引自沈宗灵书第9页。
〔18〕可参见笔者主编的《走向21世纪的中国法学》一书中法理学部分关于法理学的学科群落的论述，重庆出版社1993年4月出版， 第94－99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8页、第459页和第460页。
〔20〕以上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1－242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9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5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4页和第450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96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0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页。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8页。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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