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清学术与湖南学术思想之流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术论文,晚清论文,湖南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术思想之嬗变转承，起伏迂回，藉时代潮流而推移奔放。然千里垂泻，自有滥觞源头；波涛汪洋，必有进趋方向。是以观察学术思想之发展变化，或见众流庞杂，端绪纷繁，而其终当须把握总体之动向，自可易见影响之结果，甚至尚可探测未来之趋势。嘉道之际，晚清中国正遭逢重大转变，湖南亦然。晚清湖南学术思想正处于这一转变之机，它不仅受清代学术演变的影响，亦深受湖湘文化传统学术的影响。
一
从学术演变之实际看，清代学术“卓然成一潮流”者，主要有汉学（古文经学）、宋学、今文经学三派。有清三百年间的学术演变阶段，大致如皮锡瑞所云：“国朝经学凡三变。国初，汉学方萌芽，皆以宋学为根柢，不分门户，各取所长，是为汉、宋兼采之学。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鲜。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为专门汉学。嘉、道以后，又由许、郑之学导源而上，易宗虞氏以求孟义，书宗伏生、欧阳、夏侯，诗宗鲁、齐、韩三家，春秋宗公、谷二传。汉十四博士今文说，自魏、晋沦亡千余年，至今日而复明。实能述伏、董之遗文，寻武、宣之绝轨。是为西汉今文经学”[1] （P341）。
清初，适值“天崩地裂”的明亡之后。国家的乱亡，社稷的倾覆，生民的涂炭，个人的颠沛流离，接踵而至的巨变，震撼了一批正直的士大夫，促使他们在尘埃落定之时对政治、历史、学术思想进行深刻的反思。他们对封建末世种种弊端有深切的了解，对王学末流空谈心性之弊更有切肤之感。他们痛定思痛，愤激地把明之覆亡归因于王学末流的空谈误国，“天下生员，不能通经知古今，不明六经之旨，不通当代之务”[2] （P73）。总结理学数百年发展历史及基于明亡的历史反思，跻身新朝的汉族官僚学者们一改晚明尊崇陆王之学风，重新强调程朱学说的正统地位。他们提出：“必尊朱子而黜阳明，然后是非明而学术一，人心可正，风俗可淳。”[3] 此风由张履祥、吕留良诸人开其端，经陆陇其辈而渐入庙堂，至熊赐履、李光地以朱学获官卿相而推波助澜。他们一方面积极向皇帝和满洲贵族鼓吹理学思想，传播儒家学术，推动清朝政权的儒学化进程，另一方面通过讲学论道，向士人和民众宣传程朱主敬躬行之学，缓和汉族群众的反抗情绪。“崇朱黜王”所以成为清初学术发展的主要趋势，还同康熙帝对程朱理学的重视和抉择有着直接关系。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帝特颁谕旨，将朱熹由孔庙两庑先贤之列升祀大成殿十哲之次。清廷广为刊布颁行御篆《朱子全书》，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被钦定为科举考试的经典依据。这样，程朱理学借助于清初统治者的政治力量，从宫廷到民间，形成一股复兴程朱理学的社会思潮，“程朱之说复行于世”[4]，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形态。从纯学术的角度看，清初理学思潮并没有提出新的理论体系和学术原则，在理学学术发展史上并不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但它对程朱学说的阐发，尤其是对主敬躬行的特殊推崇，在当时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
然以顾炎武、王夫之和黄宗羲为代表的一批遁居山野的明朝遗民，以高屋建瓴之势对宋明理学施以最猛烈的批判，大力提倡“经世致用”、“明道救世”。顾炎武批判理学，是将理学分为古今，把古之理学纳入“经学”，而将今之理学归入“禅学”，认为两者都必须正本清源，“以务本原之学”[2] （P90）。同时，他又十分推崇汉儒，以东汉的经学为指归，以改变当时的士风。黄宗羲也强调研究学术应该“要以六经为根底，问学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顾炎武等人通经致用的学术态度和注意探究本原的治学方法，在清初形成了颇有生气的汉学传统。万斯同、万斯大、全祖望、章学诚等人，在这种学风的濡染下，应用“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2] （P73）考据与实证的方法，开创了清代汉学的新局面，打破了宋学的独尊地位。同时，汉学家也在经学、史学、文字、音韵、训诂、舆地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顾炎武等人这些崇实黜虚、通经致用的主张，无疑为汉学在清代的复兴开了先路。
随着清朝统治的逐步强化，专制主义文化政策的实行，到了康熙中叶以后，统治者对汉学也采取怀柔和高压的政策，既开明史馆、设博学鸿词科在先，行拉拢之策；又大兴文字狱于后，取高压之手段。于是士人逐渐放弃汉学“经世致用”的宗旨，沉湎于古籍的考订和辨正，汉学开始向单纯的考据学方向过渡。阎若璩、胡渭就是这种学术转向过程中最具有代表的学者。他们继承了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勤学苦钻、学识广博的特点，对古代经典进行了缜密而周详的考证，而摒弃了其“经世”宗旨。其中，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以确凿的证据，证明东晋梅颐所献、为唐宋以来奉为经典的《古文尚书》和《孔安国尚书传》之伪；胡谓著《易图明辨》，考订宋儒信服的“易图”乃五代道士陈抟的伪作。他们开了辨伪学之先河，树立了考证的典范。在阎若璩、胡渭等学者严密辨伪考证的影响下，理学的权威更加失坠，新的学术路径进一步开拓，学者自然群起响应，趋之若鹜，汉学之兴已然指日可待。
清中叶在历经康熙、雍正两朝的励精图治、继往开来，出现了史称的“康乾盛世”，清朝的统治在政治上空前稳定，经济上有长足发展，为文化的繁荣昌盛创造了条件。乾隆既重视武功，也强调文治，他命令在全国搜书、征书，编纂卷帙浩瀚的《四库全书》，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学术文化的发展。一时间，南北各地编书、校书、刻书蔚然成风，致使书院林立，学者辈出。加之当时的统治者加强了思想控制，屡兴文字狱，也迫使更多的学者埋头于对经书的训诂和注疏。此时的学者们大多继承清初顾炎武等人开创的强调读经、重视实证、由文字音韵以通经的治学方法，更加崇尚汉代的古文经学，汉学至此到鼎盛而成为显学，风靡朝野。所以，汉学又往往被称为“乾嘉汉学”或“乾嘉学派”。这一时期习汉学者蔚然成风，“朝士崇尚汉学，承学之士，翕然从风，几若百川之朝东瀛，三军之随大纛”[5] （P128），形成“汉学专制”的局面。
而此时，一直高踞学术统治宝座的程朱之学被人弃如弊履，仅仅成为士子们科举入仕的敲门砖，一旦成功即弃之而转治它学。据昭梿《啸亭杂录》记载：“自于、和当权后，朝士习为奔竞竞，弃置正道。黠者诟詈正人，以文己过，迂者株守考订，訾议宋儒，遂将濂、洛、关、闽之书，束之高阁，无读之者。余尝购求薛文清《读书记》及胡居仁《居业录》诸书于书坊中，贾者云：‘近二十余年，坊中久不贮此种书，恐其无人市易，徒伤赀本耳！’”[6] （P317～318）连一些宋学家如王白田、李穆堂等人也深受汉学考据风气的影响，以考证来讲义理。汉学大行，宋学几不成军，是清中叶学术的突出特点。乾隆末年以后，清王朝由盛转衰，“太平盛世”已成明日黄花，整个社会呈现出政治腐败、经济衰敝、社会动荡的乱世景象，学者们再也不可能“镇日书帏校勘劳”了。汉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环境和物质基础已不复存在。而同时，在空前的社会变动面前，为考据而考据的乾嘉汉学由于失却了通经致用、明道救世的治学宗旨而显得苍白无力，其“烦琐碎裂”、“不适于用”的流弊暴露无遗，大批士人皓首穷经，不问世事，于国计民生，渺不相涉。时代呼吁新的学术思潮和学术流派的出现，晚清今文经学是在纠正乾嘉汉学的学术弊端，重倡经世致用的学术宗旨中得到复兴的，对晚清的学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
乾隆六十年（1795年），湘黔苗民和川陕白莲教大起义的爆发，给“承平六十年”的“乾隆盛世”划上了一个惨淡的句号，清朝的历史由此滑向嘉、道以降的“衰乱之世”，内忧外患接踵而至。伴随着世运的潜移，学术思潮亦发生着巨变。曾极一时之盛的乾嘉汉学显得苍白无力，渐失昔日盛势而趋向偏枯，一部分知识分子对这种“繁称杂引，游衍不得所归”的繁琐考据深感厌倦，力图从古代经籍史传中脱身出来，以研究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同时，由于政治经济危机的加深，清政府也已无力再继续保持清前期那种思想文化上的高压专制政策，乾隆末年曾明令禁止文字狱，嘉庆又曾下谕广开言路，这为人们研究各种社会现实问题提供了可能。诚如梁启超所言：“嘉道以还，积威日弛，人心已渐获解放”，士人可以“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7] （P58）。以今文经学为武器的新的经世致用学风再度昂扬起来，并蔚然成为一股气势磅礴的时代思潮。潜心考据的汉学家开始关注风俗人心，颂法程朱的理学家也讲起经济事功，并出现了善于用危言耸动舆论的今文经学派。学术自身的嬗变与社会转型要求新的学术流派的出现，以适应新的时代。于是在嘉道之际，学术界出现了汉宋调和、今文经学的复兴和经世致用之学崛起的新的学术思潮，代表着这一时期学术思潮的变迁。
（一）汉宋调和
早在乾嘉汉学显赫一时之际，一些有识见的学者就对汉学泥古守旧、脱离实际的流弊提出了批评，“数十年来，承学之士，华者竞词章，质者研考据，风气既成，转相祖袭，天下之士，遂以食色为己任，廉耻为虚名，搜利禄为贤才，穷义理为迷惑，而官箴玷，风俗薄，生计绌，狱讼繁，百官籍籍，乘此而起。”[8] 到了鸦片战争前夕，一些对社会危机有深切感受、要求改变现状的进步思想家，大声疾呼要求改变这种学术风气。魏源指出：“自乾隆中叶后，海内士大夫兴汉学”，只知“争治诂训音声，瓜剖
析”，“罔知朝章国故为何物”，也“罔知漕、盐、河、兵得失何在，有奋志讲求抱负宏远之人，反群笑为迂阔”，其恶果是“锢天下聪明知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9] （P358～359）。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批终生埋首考据的学者也已认识到乾嘉汉学这种学术路径于世无甚裨益的弊端。如段玉裁在晚年，感慨自己一生“喜言训诂考核”，是“寻其枝叶，略其本根”，最终落得个“老大无成，追悔已晚”[10]。一代考据大师的慨叹，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当时学术转向的大势。以后，虽然也还有少数学者沿着乾嘉学派的治学途径，在学术上仍然做出了可观的成就，但作为一种学术思潮，乾嘉学派却成为历史的陈迹。
随着清王朝的由盛转衰和汉学流弊的充分暴露，几近销声匿迹的宋学又活跃起来，并向汉学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姚鼐、方东树、潘德舆、管同、唐鉴、倭仁等重整程朱理学的旗鼓，他们从儒家德治主义传统出发，把清王朝衰败的根本症结归因为“道德废，人心坏、风俗漓”，认为排斥程朱理学的乾嘉汉学应对此负责，企图依靠程朱理学来维护纲常礼教、规范社会、匡正人心。嘉、道之际桐城派的崛起，对宋学的复兴起着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这种作用在方东树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方东树青年时代师事姚鼐，专攻古文，中年后改治宋学，以朱子为宗，强调重新确立程朱理学在学术界的独尊地位，反对所有程朱理学的对立派，尤其对汉学抨击不遗余力。道光初年，他写成《汉学商兑》一书，从捍卫程朱理学的立场出发，对汉学作了系统的批判，所论虽然充满了门户之见，但旗帜鲜明，言词犀利，颇能切中汉学流弊，如一缕清风，给那些长期困扰于汉学的士子打开了一扇思想的天窗。因此，《汉学商兑》的刊行在当时学界产生了巨大的震动，它改变了以往宋学在汉宋对峙中处于守势的地位，使汉宋之争出现了新的变化，成为宋学复兴的一个重要标识。在他之后，众多桐城派古文家皆潜心于性理之学，使桐城派的理学色彩更加浓厚，成为嘉道之际宋学复兴的一支骨干力量。
而湖湘学派成为嘉、道之际宋学复兴的另一大重镇，涌现出了像唐鉴这样的理学大家。唐鉴学宗程朱，对陆王心学、汉学都持反对态度。他在所著的《国朝学案小识》一书中，用程朱理学的观点总结清代学术史，提出了一个以陆陇其等四人为正宗的清代学术谱系；批评陆王心学是“障于内”的空谈之学，汉学是“蔽于外”的守残之学，认为正是这些“诐辞邪说”的泛滥导致了空前严重的社会危机，所谓“学术非而人心异，人心异而世道漓，世道漓则举纲常、伦纪、政教、禁令，无不荡然于诐辞邪说之中也。”[11] 所以在他看来，能够挽救统治危机的，惟有“格致诚正”的程朱理学。其卫道面目跃然纸上。梁启超曾批评该书“主观太重”，“纯属讲章家争道统的见解”[7] （P438）。这一评价从反面说明了唐鉴此书在嘉道之际宋学复兴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但是，即使是对汉学极尽攻击之能事时的宋学家方东树，也没有完全抹杀汉学的作用，相反，他认为，汉学“训诂名物制度实为学者所不可阙之学”，义理、考据“必两边用功使得”，表现出一定的汉宋调和的倾向。可以说，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开了汉宋调和风气之先，如近人梁启超即认为“后此致汉学者颇欲调和汉宋”，并将此书视为“清代一极有价值之书”[7] （P56～57）。与方东树同时代的刘开、管同、姚鼐等人，其学术倾向也基本是汉宋调和。刘开认为，汉学和宋学“其学固有大小缓急之殊也，其交相为用一也，合之则两得，离之则两失。”[12] 可见在刘开看来，汉宋之学都是经学的不同流派，可以互为参校，不可偏废。姚鼐也主张对宋学和汉学兼收并蓄。他说：“汉人之为言，非无有善于宋而当从者也；然苟大小之不分，粗精之弗别，是则今之为学者之陋，且有胜于往者为时文之士。……博闻强识，以助宋君子之所遗闻可也，以将跨越宋君子则不可也。”[13] （P96）与姚鼐同时代的另两位学者李兆洛和潘德舆，论学也不偏颇汉宋，能持平待之。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侵略日益加深，社会阶级矛盾尖锐，危机四伏。面临“三千年一大变局”，不论汉学或宋学，所面临的问题是“应变”，是“救时”，不可能也不允许继续争长短、立门户。这些构成了嘉道之际汉宋调和的倾向。
（二）今文经学的复兴
清代今文经学门径的开启者是乾隆年间的庄存与。庄存与治经不为烦琐笺注之学，重在发挥“微言大义”，“于六经皆能阐扶奥旨”，“独得先圣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14]。所著《春秋正辞》十一卷，是清代今文经学的第一部著作。但直到刘逢禄、宋翔凤，今文经学才卓然成家。刘逢禄是庄存与的外孙，他鲜明地地揭起今文经学的旗帜，认为《春秋》“垂法万世”[15]，能“救万世之乱”，“为五经之管钥”，而《春秋》三传中能够“知类通达，显微阐幽”的只有《公羊传》。所以，他重理了《公羊传》——胡毋生、董仲舒——何休前后相承的今文经学的统绪，以与古文经学派相抗衡。宋翔凤治今文经学，以为“《春秋》之义，天法也，其不随正朔而变，所谓天不变也”[16]。至于《左传》，只有史文，而于《春秋》褒贬之例，“阙而不言”，探索《春秋》之义，“舍今文末由”，“当用《公羊》”[16]，还写了《拟汉博士答刘歆书》来反对古文经学。
刘、宋之后，把今文经学大大向前推进的，是刘逢禄的两位弟子龚自珍和魏源。他们继承发展了刘逢禄“通经致用”的活泼学风，既鄙弃一味训诂形声的汉学，也藐视空谈心性的宋学，“以经术作政论”，在今文经学的大纛下开学人议政之风，倡变法之义，引导一代学子走向经世实学。龚自珍对晚清汉宋之学笼罩下的士林风气极为不满，他认为汉学家“琐碎饾饤”，文辞堆彻，脱离实际；理学家“坐谈性命”，也无益于社会。因此龚自珍向往今文经学，以此作为变革社会的理论基础。他以今文经学为“绝学”，援用《公羊》，议论政事，倡言改革，并将之作为讥切时政、诋诽专制、呼唤“更法”的思想武器。魏源十分推崇今文经学，认为它“承七十子微言大义”，能够“占变知来”[9] （P151），他尤赞《春秋》，认为董仲舒治《春秋》，“上下古今，贯五德、五行于三统，可谓穷天人之绝学”[9] （P135）。可见，魏源主张的是恢复西汉今文经学的传统，“以经术为治术”，通经致用，发挥所谓“微言大义”。经过龚自珍和魏源的创造性改造，嘉道之际复兴的今文经学逐渐脱离经学的束缚，而与改革封建弊政、变法图强的经世思潮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成为倡导经世致用学风的一支生力军，而肇始于嘉道之际的经世实学，也由于这支生力军的加入而蔚为大观，成为一股气势磅礴的时代思潮。
（三）经世之学的崛起
嘉、道之际，由于清朝统治出现了日益严重的内外危机，为了挽救当时的危局，“经世致用”之学开始为一些有识之士所提倡。1826年魏源代贺长龄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一书刊行，标志着晚清经世思潮的复兴，其影响随着社会危机的加深而愈演愈烈，遂成一种思想发展趋向和学术风气。
嘉道之际的经世致用之学，反对汉宋之学的烦琐空疏，主张通经致用，“以经术为治术”，要求治学以社会、国计民生为指归。主要代表人物有陶澍、林则徐、贺长龄、龚自珍、汤鹏、包世臣、姚莹、魏源等人。这批学人精研边防、漕运、海运、盐法、钱币、兵饷、刑名等实际学问，“举凡宇宙之治乱，民生之利病，学术之兴衰，风尚之淳漓，补救弥缝为术具设。”[17] （P28）他们力矫时弊，砥砺才志，究心世务，以经世治国匡济天下为己任，发议论，办时务，推动学术的转机。包世臣曾说：“士者事也。士无专事，凡民事皆士事也。”[18] （P46）他把研究和解决“民事”看作知识分子的任务，这显然与那些专钻故纸堆，只热衷于考据的一些考据学者迥然不同。姚莹“弱冠时即以经世自任”，“为学体用兼备，不尚空谈”[19]。汤鹏“慨然有肩荷一世之志”。龚自珍将道、学、治三者结合起来，“是道也、是学也、是治也，则一而已矣。”[20] （P5）魏源则明确提出了“以经术为治术”，“贯经术、政事、文章为一”的主张。这些先进的士大夫“皆慷慨激励，其志业才气，欲凌轹一时矣”[21]，开辟了新的经世致用的一代学风。
嘉道之际汉宋调和、今文经学的复兴及经世之学的崛起，反映了晚清学术的变向。但是，从本质上来说，这种变化仍然是传统儒学的自我调节。因为无论是汉宋调和，还是今文经学，抑或是经世之学，都只是传统学术以不同形式的变异，也是学术史上不同流派在新的条件下的反映。这种现象也说明，传统学术已经走到了尽头，这种学术形态的复兴或改造也不能挽救传统学术的命运。然而，嘉道之际的学术变向对晚清学术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它已经预示了晚清学术发展的基本路向。在鸦片战争以后，由于社会的巨变，西学的传播，汉宋学开始走向消亡。但从学术渊源来看，晚清的士人，大抵都深受嘉道间的上述三种学术思潮的影响，并以此三种学术思潮为学术价值取向。因此，晚清学术的发展，大抵是这三种路向而发展的，并且在不断变化的形式下，改造或扬弃着传统学术的内容，从而逐步促使传统学术走向转型与终结。
三
湖南自古以来为蛮荒之地，“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加之“重山迭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所沾被。”[22] （P1）所以少有名人学者出于其间。人评曰：“湖南人物，罕见史传，三国时如蒋琬只一二人。唐开科三百年，长沙刘蜕始举进士，时谓破天荒。”[23] （P105）文化之衰，可以想见。但到北宋庆历年间，情形为之一变，湖南始出一大思想家周敦颐。他援佛、道入儒，融合《易传》、《中庸》与佛、道思想，提出一系列重要范畴，为宋明理学奠定了理论框架，被后人尊为理学祖师。但他传授学术的主要活动区域并不在湖南，对本土的影响也不大。所以直到宋末湖湘学派的创立，湖南传统学风才真正得以奠定。
由周敦颐肇始的理学通过二程的弟子杨时与谢良佐影响胡安国、胡宏父子。北宋末年，胡安国父子“避乱荆门”迁居南岳，筑碧泉书院，讲学授徒，传播周敦颐、二程理学。胡安国死后，胡宏继承父业，游悠衡山20余年，先后讲学业于碧泉、文定、道山等书院，远邦朋至，近地风从，“卒开湖湘之学统”。胡宏弟子中以张栻最为著名，是南宋时与朱熹齐名的理学家。张栻遵从父命从胡宏问学，后来在长沙创设城南书院，又掌授岳麓书院，传授理学。尔后，朱熹到长沙，访张栻，讲学城南、岳麓两书院，二人相互敬佩，切磋触发，学术益进，从学者风云而至。因而奠定了湖湘学派的规模。以此肇始，湘学一度大盛。仅有宋一代，湖湘学派中涌现的著名人物就有彪居正、胡大时、彭龟年、吴猎等，人才济济，学术远传四川、江西诸省，“后学者多从之”，声闻天下，人称“方今学术源流之盛，未有出湖湘之右者”[24]。湖湘学派，在宋代一度称盛，尔后在元明数百年间由于各种原因而消亡不彰，直至晚清才始抬头。但是，它尊奉程朱理学，包容众家之长，注重经世致用的传统学风，即衍化成湘学的基因，氤氲于三湘四水之间，历千年而不竭，从而对晚清湖湘学术传统的变迁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一）尊奉程朱理学
湖南士人自宋代湖湘学派创立就是坚奉程朱理学为正统。胡安国私淑二程，自称：“吾之得于《遗书》者为多。”胡宏继承父学，且从学程门高弟杨时。张栻之学，“亦出程氏”，并和朱熹相互切磋博约。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自福建抵湘，与张栻会讲岳麓，盛况空前，使理学在湖南大倡。此后，湖南士人和朱熹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学术联系。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就任湖南安抚使期间，致力于振兴岳麓书院。据载，他当时经常是“常穷日之力治郡事，夜则与诸生讲论问答，略无倦色，训以切己务实之学，恳恻周至”[25]。自此，程朱一派理学在湖湘广为流布，占据了学术主导地位。虽然以后南宋事功学派、明代阳明心学、清代汉学都先后在湖南有所流传，但直至晚清，都始终未能动摇程朱理学在湖湘的宗主地位。
清乾嘉时期，汉学在全国“风靡一时”，直驾程朱理学而上，但湖湘士人仍是极力维护程朱理学，“湖湘尤依先正传达，以义理、经济为精闳，见有言字体音义者，恒戒以逐末遗本。传教生徒，辄屏去汉唐诸儒书，务以程朱为宗。”[26] 这固然与汉学的治学方法“非师友言传身教，不易窥其堂奥”[27] （P21）有关，也因为省内有影响的学者和书院大都奉程朱理学为圭臬，排斥其他异端。岳麓书院在这方面居于特别重要的地位，岳麓书院是有名的四大书院之一，也是湖湘学派的重镇。宋以来，特别是清代的统治者都多方加以扶植。事实上，岳麓书院已成为省内固守程朱门户的堡垒，在学术和思想上有着巨大的影响。岳麓书院的历代山长大都是程朱之徒，“皆以洛闽正轨，陶铸群弟子”，并孜孜教诲士生“务以程朱为宗”。如乾嘉间的山长罗典“倡明道术，衍朱之传，湖湘间翕然宗之”[27] （P22）。岳麓书院作为一个理学的阵地，在学术和思想上对湘人有着巨大的影响。此外，地位稍次的城南、石鼓两书院也无不是理学的阵地。这种情况使湖南士人长期囿于程朱之学，当然后来也有少数人开始治汉学，但他们并不放弃、更不反对宋学。这充分说明，程朱理学在湖南士人中的影响。
嘉道年间深受湖南士人敬重的陶澍、贺长龄、贺熙龄、唐鉴等都深受这种学术氛围的浸染。贺长龄一向“笃宗理学”，强调“逖观曩哲从程朱入门者，文章不期佳而自传”[28]。唐鉴更是名重一时的理学大师，他自少研读理学性道，独宗洛闽程朱，认为理学要义只要八字即可概括，“检摄于外，只有整齐严肃四字；持守于内，只有主一无适四字。”[29] （P23）又认为“经济之学也在义理之内”，常言“圣人之学，格致诚正，修齐治平而已。离此者叛道，不及此者远于道也。”他撰《清学案小识》十五卷，概述了清初程朱理学的发展，是当时权威性的学案著作。
由于岳麓书院和贺氏兄弟及唐鉴等人的激荡张扬，晚清的湖南成为理学气氛最浓厚的省区之一。在这种学术氛围的感陶下，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罗泽南、刘蓉等湘军人物无一不是坚定的理学信徒。曾国藩早岁就研习理学，授翰林院编修后从唐鉴学。唐鉴诫曰：“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曾国藩从此“一宗宋儒”，并按理学要求严格的身心修养训练。此后，曾国藩即使在戎马倥偬之时犹取《理学家传》等书披览，“自谓身心一日不得闲”[30] （P252），对程朱理学的虔敬态度可谓终生不改。左宗棠六岁起就攻读朱熹《四书集注》，达到“一字不许放过”的程度。并手抄陆陇其《读朱随笔》一册，力行“寡言”、“养静”功夫。中年主讲醴陵渌江书院时又以朱熹《小学》为书院学规，日间著录，朔望月讲，都以阐发理学为主要内容。罗泽南家居时“究心洛闽之学”，终生崇奉程朱理学，著《人极衍义》、《周易朱子本义衍言》等书以发挥理学要义。刘蓉早岁“潜心理学”，对程朱理学尊奉到了迷信的程度，他认为“夫程朱不可议，议程朱者非亡则诞。”[31] （P129）由于曾国藩等人的提倡，程朱理学在道咸之际得以重张其帜。后人梁启超评述说：“自此以后，学人轻蔑宋学的观念一变。”[7] （P120）
（二）主张兼收并蓄
湖湘士子虽极尊程朱理学，坚奉千年不移，但他们治学门户之见不深，对于不同学术派别均能兼收并蓄。湖湘学派的奠基者周敦颐的学术思想就体现兼收并蓄的特点，他之所以能为儒家伦理而完成“推本太极”的任务，显然离不开大胆吸收、引进道家、佛家的宇宙理论和修养方法，用“无极”、“主静”等思想和范畴来建构新的学术思想体系。胡安国是《春秋》之学大家，他的学术成就是由于他“遍览诸家”，“遂集众传”的结果，即所谓“事按《左氏》，义采《公羊》、《谷梁》”，而不局限于义理一派。张栻之学则和当时的各家各派有兼容关系，他和朱熹是最亲密的“道友”，其学术交流最为密切，他又重视“心”的修养功夫，和陆九渊之学又十分接近。这使湖湘学风在创立之初便在学术上形成了一种比较开放的心态，对不同学派和外来文化善于兼收并蓄，广收博采，给后世湖南学者以深刻影响。
清乾嘉以后，注重考据训诂的汉学风行天下，但湖南学者研治汉学决不像吴、皖等地的汉学家那样，把汉学与宋学对立起来。相反，他们仍坚持以义理之学为本，肯定宋学与汉学的统一。道光年间创办的湘水校经堂是湖南汉学的主要基地，但创办者吴荣光认为校经堂的学术主旨是汉宋并重，主张“奥衍总期探郑（玄）许（慎），精微应并守朱（熹）张（栻）”[32]。理学名家曾国藩虽笃信宋儒却也不废汉学，主张“通汉宋二家之讼，而息顿渐诸书之争”。郭嵩焘治学不立门户，主张“一准之《经》以校注之”[33] （P23）。湖南少数汉学家之一的邹汉勋，一生致力于考证典礼，但除汉学外，又自称“于心性之学则恪守宋儒”。
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本来也属于对立的学派。晚清湖南学者却也多“笃守程朱，不废陆王者”。早岁从罗泽南习理学的湘军大将王錱就推崇陆王学说，追认王阳明为师；刘长佑晚年取王阳明语将自己的书斋题为“求心斋”；曾国藩青年曾一度非议王学，但晚年改而认同朱陆同出一源流说：“朱子主道问学，何尝不洞达本原？陆子主尊德性，何尝不实徵践履。”
嘉道以后，湖湘兼容并蓄的学术风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就是坚持以中学为主体的同时，努力兼容西学。在目睹西方列强的船坚利炮后，魏源首倡“师夷之长技”，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魏源等人倡言“师夷之长技”，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等则以自己的社会政治实践将“师夷之长技”的思想付诸实践，他们在中国创办了最早的近代军事工业、近代学校，并首先建议、实施派遣留学生到西方学习近代科技知识。郭嵩焘在出使欧洲时，对西学的学习由科技扩展到政教。
（三）强调经世致用
湖湘学风对义理之学的关注从未与经世致用传统割裂开来。从胡宏、张栻等人创立湖湘学派之初，就强烈反对为学“不充实用，平居高谈性命之际，叠叠可听，临事茫然”的“腐儒”学风，而主张“通晓时务物理”，“留心经济之学”[34]。胡安国的《春秋传》开启了湖湘学派把义理之学和经世致用相结合的传统，他以“康济时艰”作为自己的治学宗旨，尽毕生之力治《春秋》，意在“经世”。张栻讲学于岳麓时，曾明确宣称其办学宗旨是为“造就人材，以传道而济斯民也”[35]，他的治学宗旨为“发明天理而见诸人事”，强调力行。所以当时就有人评价说，湖湘弟子都是“有用之才，固不徒以文章，亦非迂谈道学者可比也”[36]。
如果说，湖湘学派创始人的经世学风还不很突出。那么，到了明清鼎革之际，王夫之长期在湖南著书立说、讲课授徒，提倡经世实学，“言必征实”、“义必切理”，创立起一个“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的思想体系，从而使“即事穷理”的经世实学思潮盛行于湖南。到了嘉道之际，由王夫之倡导的经世观念，随着其思想著述的流传，形成了一股经世致用思潮。在这股思潮中，陶澍、贺长龄、贺熙龄、汤鹏、魏源等湘籍经世派尤为显目。他们主张治经只要通晓大义，“止以经文汇观”就可以了，关键在于致用，也就是治国平天下。同时他们强调“有实学，斯有实行，斯有实用”[34] （P99），探究边疆史地，研讨钱谷兵刑、漕盐河农等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经世实政。在这些关系国计民生的具体问题上，魏源、汤鹏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而陶澍、贺长龄等更以地方大吏的身分作了许多实际工作。他们编撰了《皇朝经世文编》、《浮邱子》、《圣武记》、《海国图志》等一批经世实学著作，开启了晚清务实学风；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口号，开学习西学以致诸用的一代新风，开启了通向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的闸门。
清咸同年间，社会危机像火山喷发般地展现出来，使知识分子纷纷从书斋中走出来，拿起经世之学治国平天下。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罗泽南、刘蓉等为代表的湖湘士人拔起寒乡，他们学宗程朱，却又强调务实，讲究“事功”，为挽救封建末世、中兴王朝、实现经邦治国的宏愿而特起乡闾。钱基博是这样描述这一群体的：“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刘蓉、郭嵩焘，一代名臣，声施四海；王闿运、阎镇珩，老儒暗修，独抱遗经。遭际不同，出处攸异。然学不仅占毕，志在匡俗；通经欲以致用，文章蕲以经国，则固不同而同。”[22] （P54）曾国藩是湘军集团的领袖人物，也是这一经世实学派的思想代表。他以清醒的政治眼光洞察到清王朝的统治需要经世实学的扶持，提出了“义理、词章、经济、考据”四学并举的观点，虽一心浸淫于理学却孜孜不倦“讲求经世之学”。左宗棠深受魏源、陶澍经世思想影响，力排“制艺帖括”，提倡“穷经将以致用也”，主张“多读有用之书，讲求世务”。罗泽南家居时一面反复研读“性理”，一面“究心水利边防河患等书”。通过在家乡坐馆授徒，他又带出了一批关心时政、醉心实学的弟子，如曾国华、李续宜、李续宾、蒋益澧、刘腾鸿等。
湖湘务实学风，经咸同湘籍士人的发扬，到了维新运动期间，便在湖湘大地上生发出一股强劲的务实学风，涌现出了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沈荩等先进人物。由于经世致用的湖湘文化的影响，使得湖南学人热衷于投身社会政治活动，最终成为有影响的政治家、革命家。上述进步人士如此，那些守旧的文人学者亦莫不如此。如站在维新运动对立面的王先谦、叶德辉以及岳麓书院在院学生宾凤阳、苏舆等人，虽然对于考据训诂有兴趣，但他们决不甘心于故纸堆中，而是针锋相对地和维新派在政治领域展开激烈的斗争。这一切，皆足以体现经世致用的湖湘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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