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争论与亲英美派、亲日派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政府论文,英美论文,对日论文,政策论文,亲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03)01-0106-07
毛泽东1935年12月27日指出：“当斗争是向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过去这种狗打架的事情多得很。”[1]这是说，国民政府内部围绕着对日政策存在着亲英美派和亲日派之分，斗争很激烈。问题在于，亲英美派和亲日派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各有哪些代表人物？毛泽东所指的斗争到底是什么？对国民政府外交决策影响如何？下面，我们试对此加以探讨。
一、1931年9月至12月：是诉诸国联还是对日直接交涉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给国民政府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在事变爆发前后两三天里，大家都主张对日直接谈判。行政院副院长宋子文赞同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关于直接谈判解决双方悬案的建议，打算北上同张学良协商，然后到大连同重光葵会面，“再与新任满铁总裁内田康哉伯爵共同制订出解决满洲问题的草案”[2]，并提议由中日双方知名人士组成一个委员会来解决冲突。职业外交家顾维钧建议诉诸国联和直接交涉双管齐下：“诉诸国联只是为了引起世界注意和公众舆论，间接给日本某种压力，使之不再扩大在满洲的侵略行为”，而以直接交涉来解决双方悬案和冲突。[3]驻德公使、随后担任驻日公使的蒋作宾赞同宋、顾二人意见，称“两国亲善必须两国共谋之”[4]。
然而在9月21日以后，宋子文等人改变立场，主张诉诸国联，因为：(1)全国人民明确要求坚决抵抗，反对直接交涉。9月28日，北平各界240多个团体共20万人举行抗日救国大会，提出在日本未撤兵以前不能开始任何交涉。上海抗日救国会朱庆澜、史量才等人也连电国民政府提出同样要求。(2)日本的要求居心叵测。日方在宋提议成立中日委员会时声称：“除非该委员会解决一系列特定问题，比如东北朝鲜人的地位、铁路问题以及日本在东北地位的系列问题，否则日方不接受。”[5]并要求中方“尽可能地开辟出一条日华直接谈判的途径”[6]，先谈判，后撤兵。(3)国际间存在着一种共同遵守的以维系世界和平的公理即“国际道德”，其核心就是“一切国家要保持他领土的完整、主权的完整及行政的完整”。国联盟约、非战公约和九国公约规定不可用武力作为实行国策的工具，规定了各国“一致主张必须尊重中国领土主权行政的完整”，规定了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而日本的行动“很明显的破坏了这些规定”。(4)中日冲突不只是两国间的，而且是世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初是德国和法国两国的战斗，但后来各国都卷入了战斗旋涡”。日本侵略中国“也在于破坏世界和平，同当时的德国一样”[3]。(5)蒋介石的政敌两广方面企图在直接交涉上做文章，推翻他。
宋等人的主张遭到军政部长何应钦等人的猛烈批评。何声称“外交部即然不能办理外交，曷如撤消此一机关”[7]。蒋作宾认为虽然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正在抬头，但“稳健自由分子还能得到会议支持与天皇信任，军方高层主管犹属老成持重的军人”[8]，中国应该利用此机会尽快以谈判方式解决九一八事变。上海市长张群赞同此建议。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声称他虽然并不反对诉诸国联，但东北问题“迟早必须有两方自己解决，不能希望由国联一手包办”。怎么解决呢？他认为“日本国内军事、经济、外交各界人物，对东三省利益虽同抱侵略目的，而所取途径则颇不一致，我国似不妨利用此点”，以经济上的让步换取日本政治上的让步。
双方争论得非常激烈，各自提出的理由也有道理，但相比起来，诉诸国联的理由较为充足些，因而蒋决定：既然中国单独对日有许多顾虑，“中国自应信任国联，始终与之合作”。于是，颜惠庆奉令在国联大会上宣布：“在日本未撤兵以前，中国不能与日本作任何交涉。即在日本撤兵以后，中国对于日本之侵略与压迫，亦惟有信任国联。”但何等人对蒋也有影响，因而他又决定不排除直接交涉：“重大事件应令蒋公使与外务省接洽，一面仍通知重光（葵）；普通事件可与重光往来，并由张市长（即张群）随时就近与重光联络。”[9]这实际上确立了以诉诸国联为主、以直接交涉为辅的对日政策。
诉诸国联的主要政策并未取得实际效果。虽然国联9月30日、10月14日两次决议撤兵，但日本置之不理，扩大侵略，占领了全东北。主张直接交涉的人指责这正是由于诉诸国联的政策导致的。他们还批评了东北问题可以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一块解决的看法，说大战即刻爆发的可能性不大，因为“美国因为海军力量还不够充实，不敢战；英国因为经济不景气，不能战；法国因为持盈保泰，不欲战；苏俄素来喜欢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之间的冲突，在冲突未明显发生之前，不肯战”[10]。
接着双方对是否接受日本所提5条原则进行直接交涉展开争论。这些原则是：“(1)彼此放弃侵略政策及行为；(2)尊重中国领土完整；(3)凡有妨碍贸易自由及足以惹起国际间仇恨之一切有组织的举动，一概予以取缔；(4)日人在满洲全境内经营之所有和平事业，予以有效的保护；(5)尊重日本在满洲条约上之所有权利。”日方声称：“愿与中国开始谈判，以期恢复两国通常关系，而将东三省日军撤回铁路区域。”何应钦等人主张接受，认为“日方此举可能是一个机会，不妨间接提出几点，要求日方明白解释，籍以试探其真意，随后斟酌情形，作进一步之整理”。而且“甲乙两国既未绝交，甲国既有调整两国间通常关系的提案，如乙国不留余地的拒绝，即负决裂责任”。顾维钧等人则反对，他认为日方所谓“尊重条约”，是指“举国痛心、至今不忘”的“二十一条”[11]；考试院长戴季聊认为前3条虽然“说得冠冕堂皇，没有什么”，但后两条“便如毒药一般”，强调指出如果日方真正想“恢复中日间平常的关系”，就应首先找出目前不平常的原因所在。[9]虽然双方各有道理，但蒋害怕中国单独对日，决定不接受，于是11月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宣言指出：日方的所谓5原则，是日本明明欲在其兵力威胁之下，强迫中国承认其要求。
上述表明：(1)在1931年12月以前，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明显分为两个阶段。在9月21日以前，大家都主张直接谈判；以后，由于各自看法不同，出现了诉诸国联和直接交涉的争论。争论的实质是采取何种对日政策较为恰当。(2)正是以采取何种对日政策为标志，开始出现了亲英美派和亲日派的分化，但这种分化还不明显，而且限于蒋介石集团内。主张诉诸国联的人有宋子文、孔祥熙、顾维钧等这些留学英美的人，但也有被称为“知日派”的戴季陶。主张直接交涉的人，不但有留学日本的何应钦、张群和蒋作宾等人，也有被称为典型亲法派的李石曾。
二、1931年12月至1932年5月：坚决抵抗与对日妥协
1931年12月下旬，宁粤双方“共赴国难”，蒋介石下野，宁方人物孙科任行政院长，陈友仁任外长。1932年1月28日，即在日本发动一二八事变的同一天，国民政府又进行改组，汪精卫上台任行政院长，宋子文担任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司法行政部长罗文干兼任外长。可见，由于日本侵略国民党的统治中心上海，国民政府迫切解决的问题从东北转到上海问题上来，争论中心从是诉诸国联还是直接交涉上面转到是抵抗还是妥协的上面来，争论的阵容也从蒋介石集团扩大到汪精卫集团和孙科派。
孙科提出“革命外交”的主张：“统一政府成立后，同人等相信必能尊重民意，与人民同心合力，发挥革命外交之精神，运用革命外交之策略，以恢复东三省之领土主权。至不得已时，同人等相信政府亦必下最大之决心，决不致有负国民之期望也。”[12]行政院秘书长梁寒操提出，如果要想得到人民的信任，就必须发扬黄花岗72烈士的精神，“誓复东省”。陈友仁提出，必须对日绝交抵抗，否则军心民心就会全失，将来要想抗日也不会成功。可见孙科集团“革命外交”的含义是绝交抵抗，既反对直接交涉，也反对诉诸国联。一二八事变的爆发，使要求抵抗的阵营扩大。冯玉祥强烈谴责主和派，指出：“战则生存，和则灭亡。未有作城下之盟，犹能保全中华民族之独立自主与争取中华民族之解放也。”[13]于右任、吴敬恒和张静江等国民党元老也“颇主抵抗到底”。宋子文等人也从抵抗有利于开展外交的角度，强调必须抵抗。
何应钦、张群和司法院长居正等人则主张以妥协换“和平”。事变爆发前，他们就“决采避免方法以应付之”。事变爆发后，他们进一步主张妥协退让。2月2日，何致电蒋汪和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声称他们之所以主和，是因为“内部军队均为‘匪’牵制，不能调动。饷糈、弹械缺乏，交通均被日人制止。以如此情形，欲与人战，真所谓自取灭亡也。况各处‘匪共’蜂起……恐不亡于敌人，而即亡于‘匪共’也”[4]，批评主战为儿戏。可见抵抗和妥协退让的争论非常激烈。由于日本侵略上海严重威胁到国民党的统治中心，蒋不得不作出一定抵抗的表示，派张治中率第5军加入抗日战斗，有限度地采纳了抵抗的主张。
在蒋作出有限度抵抗后，争论焦点就转到是解决包括东北在内的整个中日冲突还是先解决沪案的问题上来。2月2日，英美等国向中日双方提出4条建议。前3条分别为停止敌对行为、双方军队撤出上海和设立中立区，后1条说，假如前3条被接受，就“劝告双方不预先提出要求或保留并且在中立的监督者或参加者的援助下，为解决两国间现存的一切纠纷而促进其谈判”[14]。日本以涉及到东北问题而拒绝，并增兵上海，施加压力，上海问题有旷日持久之势。
主和派紧张起来，提出“先决沪案”。2月6日，何应钦声称，如果继续抵抗，日本必然全力进攻，甚至占领上海，到时“门户洞开，战区扩大，以后和战均难，长江领域不堪设想”。8日，他提出要“适可而止”，称如果再“坚持强硬并依赖国际或列强之帮助，势必迂缓迁延，牺牲我19路军净尽而后已，不但丧师，抑且失地”[15]。可见，“先决沪案”就是对日妥协。
宋子文等人强烈反对，指出必须利用英美等国出力调停机会“解决全部悬案，倘局部先决沪案，时机一去，沈案益将棘手”[9]。罗文干公开谈话指出：“中国领土主权是整个的，……决无在整个国家之领土主权范围以内，东三省问题与上海问题可以分别解决之理；况且日本对中国的武力政策亦系整个的。”[16]很明显，反对“先决沪案”，实际上就是反对妥协。
蒋担心上海问题拖延下去影响到“剿共”政策，决定“先决沪案”。13日，他把主和派和主战派召集起来决定：如果日军答应不再进攻闸北、双方军队撤退至相当地点，就可先决沪案。如何推行这一政策呢？16日，蒋同汪精卫、蒋作宾等商定“谋直接谈判之机会”。蒋的这一决定基本上否定了主战派抵抗和不对日直接交涉的主张。主和派大为高兴，称赞他“颇能了解一切”[4]。在汪自愿表示“负责速了”的情况下，《淞沪停战协定》出笼了。
主战派对此非常愤怒。罗文干大骂何应钦等人不抵抗：孙科等人通电要求“决定彻底抵抗政策，毋再游移”[17]；在3月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上，主战派更是“竭力指斥政府不援泸之是非”[18]。虽然主战派强烈反对，但也无法改变蒋的决定。
上述表明：(1)争论的焦点从是诉诸国联还是直接交涉转到是抵抗还是妥协的问题上来，争论的实质是要不要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主战派要求抵抗，解决整个中日问题，实际上就是要求改变以“剿共”为中心的政策，代之以抗日。蒋由于决意“剿共”，采纳了主和派的主张。(2)主张抵抗的，除了孙科派和张静江、于右任等这些国民党元老之外，基本上是此前主张诉诸国联的宋子文等人，他们提出利用英美进行抵抗；主张采协的，除了汪精卫集团和元老居正之外，基本上是此前主张直接交涉的何应钦等人，他们反对利用英美，提出同日本直接交涉解决沪案。这样，亲英美派和亲日派的分化开始明显起来。
三、1932年5月至1933年2月：诉诸国联与对日直接交涉
《淞沪停战协定》鉴定后，争论中心又转到东北问题上来，回到是诉诸国联还是直接交涉上来。主张诉诸国联的人为了使自己主张得到推行，发起了一场政争。于右任以监察院长的名义，弹劾汪“不将上海停战协定先请立法院通过为违法”，要求惩戒。1932年6月5日，宋因“与某方因争论剿‘匪’军费不能增加，以免打破适合收支现状”，同交通部长陈铭枢一块“愤而求去”。[19]20日，罗文干公开“劝汪早些走开”[13]。在这压力下，汪被迫于8月6日要求辞去行政院长职务。但由于蒋不作裁决，双方从8月6日到9月下旬一直处于僵持状态。
蒋未作裁决的原因在于他拿不定主意是推行诉诸国联政策还是直接交涉。淞沪协定虽然是在英美等国介入下出笼的，但主要是直接交涉的结果；况且，日本之所以让英美等国能介入谈判，原因之一是上海为国际大都市，而东北与此不同。因此，蒋在6月一度打算起用蒋作宾担任外长，同日方直接交涉解决东北问题。到李顿调查报告书9月初出笼、东北问题又将成为国联讨论的中心之一时，蒋终于决定继续推行诉诸国联的政策。这样，他对上述政争作出裁决：汪的行政院长之职保持不变，但在其“病”重期间，职务由宋代理。28日，宋正式宣布代理。11月21日，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刊载了外长罗文干和中国出席国联大会代表顾维钧、郭泰祺等人的简历。这一切，向世界表明了国民政府继续推行诉诸国联的政策。
罗文干等人为何要诉诸国联？是不是完全依靠英美等国呢？他指出：“吾之诉诸国联，亦不过呼请伸张正义，在道德上获一胜利而已。”国联1933年2月14日通过《李顿调查报告书》就使中国“于道德上已获得完全之胜利”[20]，此后就应该执行抵抗政策。顾维钧、颜惠庆和郭泰祺17日联名致电国民政府也提出：“报告书的通过，达到了我国向国联呼吁的主要目标，并给我方以行动的自由。”这个自由就是中国“可以采取主动措施”[21]，包括对日断交和宣战。3月2日，顾等人又明确提出召回驻日公使、接管日租界和彻底断绝经济关系的对日政策。可见，他们诉诸国联是为了表示尊重国联，如果日本不服从国联的处理，中国可以而且应该根据国联盟约对日抵战、宣战，这在国际上可以得到各国的同情和支持。
这遭到黄郛等人的强烈反对。6月29日，曾经担任过外长和上海市长的黄郛公开指责依赖英美的政策：“我不自助，他人何能助我。而且时至今日，东邻是虎，西邻是狼，联狼拒虎，宁有侥幸。”此后，他多次论述直接交涉的必要：“夫立国于世界，国与国之间势必发生接触关系，焉能离世而独立。我国与日本接壤密迩，决不能与日本相隔绝；且日本之言动，对我国之利害关系，较其他各国为尤切。果双方能树立一种平等之协调关系，则可同蒙其益，否则两败俱伤，尤为我国受害为甚。”[22]蒋作宾也施加压力，当蒋介石要他返回驻日公使任上时，称：“须有办法始可前往，否则仍为坐食之公使。”这一切对蒋介石产生了影响。7月初，他指示蒋作宾设法使中日两国“渐渐接近”[4]。8月25日，又指示黄郛“如日方有可与接洽之人，不妨先与接洽”[23]。蒋介石的表态反过来又鼓励了黄郛等人的行动。蒋作宾7月8日返任后，即接连拜访首相近卫文磨等日本各政要，讨论东北问题。黄郛10月15日同少壮军人铃木真一大佐大谈中日“提携”的必要。这样在1932年下半年又盛传着中日间要直接交涉的消息。
主张诉诸国联的人强烈反对。10月13日，施肇基认为在日军未退出中国境内及赔偿损失以前，中国绝对不能同日本直接交涉。同月下旬，日本驻法大使长冈向顾维钧提出：中日两国应当早日进行谈判，除“满洲国”的存在和日本对之承认这两点外，没有什么不可以讨论的。顾明确拒绝：这两点正是构成整个问题的核心，如果不谈，那就难以得到任何成果。他们要求蒋介石断然否认要直接交涉。在这反对之下，蒋不得不在12月初否认他赞成直接交涉。
上述表明：(1)争论的焦点虽然回到是否诉诸国联的问题上来，但是宋等人明确提出了抵抗的主张；这是1931年11月前所没有的。汪等人则提出在《淞沪停战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直接交涉解决东北问题，而不是抵抗。蒋诉诸国联，是因为当时国联讨论处理东北问题是世界的焦点之一，他期望国联能解决东北问题，也不想抵抗。(2)对日政策之争又加上了政争，宋等人公开提出赶走汪。正是由于政争的激烈，使得亲英美派和亲日派的划分更加明显。
四、1933年1月至8月：是抵抗还是妥协
1933年初，日军进攻山海关、热河和长城各口，华北局势危急。如何处理华北危局，成为国民政府当务之急。是抵抗还是妥协？国民政府内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如前所述，顾维钧等人提出了绝交抵抗的方案。该方案一提出，就遭到反对。4月上旬，汪连电顾等人，声称在“军数复杂、防备空虚”、“一切反攻收复失地均谈不到”的情况下，只能“宽予准备期间”，在此期间有“必要暂时采取对日安抚政策”，而召回驻日公使、断外对于“日只损面子，对我无大利益”[23]。如何处理华北危局呢？黄郛、张群等人回答说，在东北问题上尚可以不直接交涉，在华北问题上则不能不如此，因为东三省在地理上“向称关外，有长城相隔”，在政治上“素为中央势力所不及”，“还可以等待国联机会，暂以不承认敷衍一时”，而华北“非东北可比”，其得失“立刻要影响到全国”。华北的得失又“系于平津之守不守”；而当时的平津“已不是军事上能守不能守问题，而是政治上欲保不欲保问题”。欲保平津，则不能不停战；要停战，就“必须与日本人交涉”[23]。很明显，这里的“交涉”实际上就是妥协，汪等人就是妥协派；反之，宋等人就是抵抗派。
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采纳了妥协派的建议。在这情况下，国民政府势必发生人事和政策变动。1932年10月22日出国休养的汪精卫1933年3月17日回到南京。蒋亲自出马“力劝汪复职”，两人在“剿共重于抗战”的问题上“协调一致”。29日，汪正式复任行政院长。这是推行妥协政策的公开信号，因而从4月起出现了直接交涉的两条线：一条线是张群幕后主持、军政部次长陈仪直接出面同日本驻华使馆武官岩松和根本博之间进行的谈判。这条线是辅助线。双方在27日达成了中国军队退至密云日军炮弹“不能射到之地”、日军退至长城不进攻平津的协议；另一条线是主线，由行政院驻平政务委员会委员长黄郛等人在华北亲自主诗，同日本关东军将领冈村宁次等频繁协商达成《塘沽协定》。
妥协派的求和活动遭到了抵抗派的坚决反对。从4月中旬起，罗文干连电在北平的外交部次长刘崇杰，指出“绝对不能直接交涉，即停战亦须在国联盟约及（国联）迭次决议案范围之内。不论外交或军事当局，均不宜向任何方面乞怜求和”[24]。他针对中日已达成停协议的传说指出：“我决不直接谈判，决不签定停战协定，决不设立缓冲地带，亦决不邀请第三国帮助促成停战协定。”[21]当时出席世界经济会议的宋子文，同顾维钧、郭泰祺等人也在公开场合屡次表示反对向日本屈膝投降。虽然上述两条直接交涉线完全撇开了罗文干等人，但是《塘沽协定》要签订时不可能不让抵抗派知道。5月27日，蒋、汪将孙科、于右任、罗文干等人召到庐山，告知协议内容。孙等人立刻反对认为：“该协定无第三者居间作证，并准许敌以飞机迫我撤兵，既许其破坏我领空权，更须予以保护与便利，未免太过。”[25]顾维钧等人致电指出：“对日本采取消极政策实在是太危险了。这不仅意味着向全世界表示中国自愿放弃东北四省，而且有导致实质上被瓜分的可能。”[21]于决定要弹劾妥协派，孙表示立法院不会通过任何妥协协议，罗称外交部决不同意停战。这样从5月27日到6月2日，由于反对强烈，协定未获通过。
在这情况下，汪等人竭力说明妥协的必要。汪声称：继续抵抗没有把握，有导致黄河以北各省陷于沦陷的危险。虽然宋等人正在寻求英美等国的支持，但“即使有望，亦缓不济急”。黄郛强调说：“平津为北宁、平缓、平汉、平浦四大干路之枢纽，数千年文化之所寄托，中央税款之征于此者年达亿元以上。一旦有变，黄河北岸将无法支撑。”[23]何应钦致电各省政府主席、各绥靖主任，列举求和的原因在于敌强我弱，即使背城一战，亦难守平津，而平津若失，华北军队“粮饷无着”。总之，妥协派强调英美等国不会伸出手来，中国只能妥协求“和”。即刻要进行第五次“围剿”的蒋介石决定妥协，6月1日致电各方称协定事先未经各方讨论的原因在于“前方迫于事机，有不得已之若衷，中央应予谅解，请加追认”。对此，抵抗派无能为力，“监察院亦不再提弹劾案，立法院亦无异议”[25]。
从上可见，双方的争论同一二八事变时期具有相同的一面，即是抵抗还是妥协。由于“政府首先解决江西共产党问题的决心较全力遏制日军对华北不断入侵的决心为大”，蒋决定妥协。以《塘沽协定》的签定为标志，将推行“避免与日本冲突的完全消极之政策”[21]。而妥协政策的决定反过来又影响了人事变动，10月28日，宋丢掉了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之职；12月2日，罗的“辞职”被明令批准，汪正式兼任了外长。日方对此大为欢迎，认为“华方有意改变对日政策”[20]。西方也认为：“宋子文的辞职可以充分解释为那些早已致力于消除中日分岐的官员们的极大胜利。”[26]这一情况连同1932年政争情况，证明亲英美派和亲日派已经形成。
五、小结：从对日政策的争论中来看亲英美派、亲日派
首先看看亲英美派和亲日派的名称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两派虽然开始分化组合，但还不固定，而且限于蒋介石集团。当时主张诉诸国联的不只是宋子文、顾维钧等留学西方的人物，还有同日本有密切关系的所谓“知日派”戴季陶；主张直接交涉的人物，也不限于何应饮、蒋作宾、张群等这些留日人物，还有留法的李石曾。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两派的界线不但明显起来，而且扩大至汪精卫集团，汪本人开始成为对日妥协的表面主角。宋子文等人和蒋作宾等人各自坚持原来的主张，而戴季陶则由于对国联失望而改变了主张，支持直接交涉；李石曾却因日本进一步侵略而要求抵抗。《淞沪停战协定》的签定，是国民政府内一个妥协集团出现的一个标志。其后在1932年下半年至1933年初期间，以国民政府投入国联调查报告书的讨论和通过为标志，一个亲英美派明显地出现。围绕着《塘沽协定》的签定与否，这两派非常明显地形成了。这个过程表明，亲英美派和亲日派的名称是在《淞沪停战协定》谈判过程中出现的，两派是在《塘沽协定》签定后完全形成的。
其次，我们来看看两派的代表人物。这两派的代表人物到底有哪些，同是否有权参与对日政策的讨论制定联系在一起的。从争论中看出的，虽然亲英美派基本上是留学欧美的人物，亲日派基本上是留学日本的人物，但是参与讨论制定对日政策的核心人物基本上是蒋介石集团内的。亲英美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宋子文和被称为外交系的顾维钧、罗文干、郭泰祺、颜惠庆等人，首领自然是宋；亲日派的代表人物是汪精卫、何应钦、张群、黄郛、蒋作宾等人。汪只能被视为亲日派的典型代表，不能称为头子，因为后几人都是属于蒋介石集团里的人物，他们当然只听从蒋。不但汪精卫集团的核心人物陈公博、顾孟余等人在权力之争的情况下无权参与对日政策的讨论制定，就是汪本人也成为蒋棋盘上玩弄的一颗棋子。至于蒋本人，很难把他称为亲英美派或亲日派。在很大程度上，蒋常常是根据两派主张的理由来决定取舍。他一般不参加争论，是凌驾于两派争论之上，两派最终要听从他的决定。
再次，我们来看两派的主张及各自的定义。亲英美派主张诉诸国联和抵抗，反对直接交涉。他们诉诸国联，虽然抱有幻想，但主要是利用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为我所用；他们要求蒋抵抗，并且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上同蒋发生了严重的分岐，要求蒋改变这一政策，以抗日为重。因此，亲英美派主张的实质是很清楚的，诚如后来1936年12月21日西安《解放日报》发表的一篇评论《正告宋子文》所指出：“我们还当记得，在热河战役发生之后，宋先生对于抗战的主张亦是非常积极的，并曾在抗战的过程中增加了不少的力量。……我们相信宋先生运用了欧美外交路线，无时不在作着反日的工作，无时不在计划着破坏汉奸们的亲日路线。”因此，亲英美派的定义可以作这样的概括：亲英美派是国民政府内存在着的一个政治派别，它在对日抵抗的基础上，主张利用欧美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来遏止日本的侵略，反对向日本妥协。以此来看，他们同亲日派的斗争是值得肯定的。
至于亲日派，必须把汪精卫同何应钦等人分开来。就汪来说，他是汪精卫集团的头子，竭力争做国民党的领袖，其对日主张是权力之争的一种策略手段，幻想依靠日本的支持达到目的；这是他向日本献媚的原因。在投日以后，他追述他担任行政院长以后，就反对“所谓主战派”，“试问以一个刚刚图谋强盛的中国，来与已经强盛的日本为敌，战的结果会怎么样？”[27]因此，汪其亲日的含义等于投日，用陈公博1936年时所说的话来说就是：“我现在翻开历史，承认泰桧也是一个好人。”[28]因此，把汪精卫称为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是非常恰当的。
何等人与汪不同。他们是蒋介石集团内的核心人物，是蒋用来同日本打交道的人物。他们由于同日本有一定的关系，认为应该直接交涉，在中日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在中国内部存在着工农红军的情况下，认为中国应该以妥协求缓和。正是由于他们的错误主张，毛泽东对他们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不过，他们决非投日，他们所讲的中日亲善同日方的也不同，认为日本真想亲善，就必须放弃对华侵略。因此，这些人所组成的亲日派含义可以这样下：蒋介石集团内存在着一个主张同日本直接交涉、以外交方式解决中日冲突的派别，他们也被称为亲日派。
收稿日期：2002-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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