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因比《历史研究》在华之传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在华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英国史学家汤因比（A.J.Toynbee，1889-1975）写了一部12卷本《历史研究》，在世界史坛享有盛名。1947年，他成为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其影响似超出史学界，俨然是一位国际性公众人物了。汤氏毕业于牛津大学，1912年担任牛津大学古代史教师，为希腊、罗马史和近东问题专家。“一战”期间，在英国情报部门任职。1919年作为英国代表团成员出席巴黎和会，同年被聘为伦敦大学教授，主讲东罗马帝国史和近世希腊史。1920年拟定了撰写多卷本《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的写作提纲。1925年被聘为伦敦大学国际关系史教授，兼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研究部主任。“二战”期间，任英国外交部情报司司长。战后，作为一位和平主义者和历史学家，活跃于国际政治舞台和学术领域。汤氏的鸿篇巨制《历史研究》分三批出版：第1～3卷出版于1934年，第4～6卷出版于1939年，第7～10卷出版于1954年。如此卷帙浩瀚之作，实非一般读者所能通读。汤氏名著在学术界广为流传，要归功于英国教师索麦维尔（D.C.Somervell）据《历史研究》前10卷所作的缩写本（牛津大学1946年出版前6卷缩写本，1957年出版后4卷缩写本），当时成为一种畅销书，被译成多国文字。
汤因比及其《历史研究》在中国学术界有长久的影响。《历史研究》出版之前，他在中国学术界已有一定的知名度。大著问世之后，1930～1940年代在华产生了较大反响。1950～1960年代，两岸三地同时出现一股“汤因比热”（对当时大陆学界而言，准确说是“批判热”）。1980～2008年，据中国知网（www.cnki.net）检索，国内刊物发表有关汤氏论文达90篇，说明时至今日国人对汤氏仍有兴趣。然而，先行研究论述《历史研究》在民国的传播和影响，则相当薄弱，除了关联及“战国策派”，其余所知不多。关于1949年后汤氏在华之情形，于沛“文化形态史观在中国的历史命运”（《西方史学的东方回响》第3章）作了初步梳理，颇有可取之处。汪荣祖《史学九章》第3章“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论述此书在欧美学术界之兴衰，兼及台湾学界的反响，甚有参考价值。本文拟发掘新史料，以期全面呈现汤氏及其《历史研究》在汉语世界中的传译过程。
一、名著出版之前
目前所知，汤因比论著的最早中译文是《德国蹂躏比利士全境之详情》，译者署名“剑函”，发表于《大战事报》1918年第3、4期。1923年译刊于《学衡》杂志的《希腊之留传》（The Legacy of Greece），系英国李文斯敦（R.W.Livingston）所编，网罗硕学名士撰文，“论希腊哲理、文章、艺术、科学之大要，并其及于后世之影响，陈义述学，引古证今，异常精湛”。第九篇《希腊之历史》，即由汤氏所作，郭斌龢译，发表于《学衡》第27期（1924年）。吴宓的“编著识”对汤氏作了简略介绍：“童璧Arnold Toynbee伦敦大学东罗马及近世希腊方言、文学、历史教授。”①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拓荒者”蒋廷黻较早关注汤氏的学术活动，“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他每年印发一份记录、分析世界大事的资料。他的语文造诣和观察力都很出众，对我来说，他简直就是阿克吞（Lord Acton）第二。他的学识的确渊博。但，一个人从事这样广泛的调查工作，自然在极细微的地方，也难免有疏漏的地方。详读汤恩比的著述，特别注意其中关于中国及远东部分，我发现不仅事实正确，而且了解的也极深刻”。1927年，汤氏《中国革新运动与日本、土耳其革命运动的异同》一文译载于《国闻周报》，蒋所作按语云：“陶恩培是英国专门研究近东问题的一个人，他著的《土耳其》一书，大为一般学者所称赞。”②1935年，蒋在英国会见汤，被其视为在短暂留英时期中一项重大的收获，那时“大家都谈论他的不朽之作《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该书证明他对各期历史均甚熟稔，正如《国际事务调查》能证明他对当代各国有充分的了解一样。他的智慧实在是英国和二十世纪的一项光荣”。③
《太平洋杂志》（Pacific Affairs）1934年3月第7卷第1期（pp.3～14），汤因比发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地——欧战乎？亚洲乎？》（“The Next War—Europe or Asia？”）一文，引起中国学者的留意。同年4月26日，胡适读到该文，认为汤氏意见与他颇相同。当时胡正准备为《大公报》作“星期论文”，不易得题目，后决定用汤氏的预言为题，写成《一个民族的自杀——述一个英国学者的预言》。此文系节译汤氏之文，末尾则加胡的结论，“写成后颇自喜”，④发表于《大公报·星期论文》（1934年4月29日）。胡指出，汤氏主编《国际事务概览》是“世界公认为最公平的记载”，“陀音贝先生是一个历史家，他爱用史事作比例，前四年我们谈中国中世史，他劝我用东罗马帝国的历史作比较”。⑤按，“前四年”之说应是误记，胡跟汤讨论中国中世史是在1926年。那年12月3日，胡在英国劳德埃（Lloyd）家中吃饭，汤亦在座，“谈甚久”；同年同月12日，汤请胡到家里吃饭，胡日记说：“此君论国际事最有见地，熟于史事，甚可敬。我与他谈起中国由中古变为近世，大似欧洲之由中古变为近世，其中相类似之点大有‘暗示’的作用。他劝我看看Byzantine的历史，也许更有类似之点。此意甚是。”⑥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地——欧战乎？亚洲乎？》发表的同年，除了胡适译介之外，署名“缪通”亦将此文译成中文，发表于《大道》1934年第2卷第3期。“译者附识”云：“原著者汤比氏（Toynbee），是英国史学泰斗，在伦敦大学国际史研究院当教授，同时又是国际政治皇家学会的研究部长，在Pacific Affairs这方面，是重要的通信编辑。他名不虚传，对于问题的见解，不同一班皮相之士，有独到之处，有真知灼见。”⑦
《历史研究》出版之前，汤因比的名声虽没有日后那么响亮，但在国际政治及国际关系史领域却已有相当之地位。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刊行《国际事务概览》（A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汤因比系主编，从1920年起，每年出版一册，不但叙述欧洲政治，而且远东政治以及南美洲方面的国际事件，也加以说明。所搜集的材料不是以国家为单位，而以国际关系和国际问题为对象。是书以记载、分析世界重要国际事件为宗旨，范围颇广，论时限则一年，论空间却遍及世界各国。至于编制方法，一方面以问题为主体，另一方面则以地理区域为重心，经纬并重，条理明晰；书后附录重要文件，如国际公约、各国外交函件等，极便研究者参考；每年关于重要问题，皆附国际地图，指示国际现状一斑。《国际事务概览》在中国学术界有极高的声誉，蒋廷黻、胡适等名流皆交口称赞。1932年，吴颂皋详细介绍了《国际事务概览》，推许“记载确实，说明透彻，尤为此书之长处，值得我们的赞美”；而谓主编汤氏“对于国际政治的智识的丰富，和解剖各种国际问题的方法的精确，确可令人表示相当的敬佩”。⑧此书不仅是民国学者研究国际政治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资料，而且有的高校开设相关课程亦采为教学参考书。1929年天津南开大学开设的“欧洲近五十年外交史”，以及1933年中央大学文学院史学系开设的“西洋现代史”，所列参考书皆有A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⑨
此外，1929年太平洋国交会在日本京都举行，汤氏是英国代表团成员之一。会议闭幕后由日本取道朝鲜到中国东北、北京、上海等地旅行。1929年12月6日，汤氏在北平“中国社会及政治协会”（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发表演讲“从土耳其至远东之旅”（A Journey Through Turkey to the Far East）。⑩1931年，汤氏出版《中国旅行记》（A Journey to China），同年叶公超在英文版《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31年第15卷第2期撰文评论。凡此种种可以肯定的是，在汤氏大著《历史研究》问世前，他在中国学术界已颇有些知名度了。
二、首篇中文书评
《历史研究》前3卷出版于1934年，第4、5、6卷出版于1939年，随之即流传于中国学界，引起学者浓厚的兴趣。至1949年之前，中国学界至少出现三篇或略或详的书评：（1）陈受颐：《拓恩贝论西洋的正统史学》，《益世报·读书周刊》第29期，1935年12月19日；（2）顾俶南：《介绍汤因比氏〈历史研究〉》，《图书展望》第2卷第3期，1937年1月10日；（3）王绳祖在《星期评论》（1941年第26、27期）“书报春秋”栏撰文介绍《历史研究》前6卷。(11)
汤著最早的中文书评，是当时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陈受颐所写的《拓恩贝论西洋的正统史学》一文。英国科幻小说家兼业余历史学家威尔斯（H.G.Wells）在“一战”后出版的《历史大纲》（Outline of History），西方学者对其批评可谓“毁誉参半”，甚至讥讽其为“野狐禅”。在威氏之后，以一手一足之烈著新通史者，陈受颐认为汤著是“最有趣味与见地，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汤氏每年出版一册《国际事务概览》，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胡适称之为“当代春秋”。《历史研究》之目的，在乎以新时代的立场，利用新学术的工具，重新排比和解释人类过去的全部历史。毛子水称之为“新史学的《读通鉴论》”。陈氏认为，“著者是英国现代学问最称博洽，见解最为独立之闻人中的一个。以言著史的准备，比之韦尔思辈当然远胜，可不必论。但以个人的精力，想博通世界全史，亦谈何容易？所以，拓恩贝先生除了请教专家十三人之外，更征引了无数的各方面的史学专著为他新著的原料。他的语言文字知识，本甚可观，然因为范围太广泛了，有许多史实不能采自原文，而不得不依赖着转手的著述”。他已经预示汤著最大的弱点，恐怕在于许多史实不够精确，并指出将来各国史料有新发现，史学有大进步的时候，汤氏的见解和取材，都不免于更正。所以，这篇书评并没有细谈《历史研究》的内容，而着重于汤氏对西方正统史学之态度。
每一个时代的史学，总脱离不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因此，汤因比认为，西方近代正统史学受到两种时代制度的支配：一是工业制度，二是民族主义，两者都深刻地影响着史学工作的范围。
工业制度在人事方面为分工，在手段方面为利用科学以控制环境。实施方法是尽量采取分工的程序，化原料为制造品。现代的文史学工作已有工业化的情形，学报、期刊是制造品，素未谋面彼此兴味仅有些小关联的投稿者是分工的工人。许多史学家的意识也受到影响，如19世纪德国蒙森（Mommson）、兰克（Ranke）。他们最得意的工作，是变原料为制造品（编文）及半制造品（史料的汇集与注释）。修史的方式也采用工业的分工法，如英国剑桥大学的几套断代史，气象非不宏大，正如现代工程中的大铁路或大桥梁；主修人亦不朽，正如重要的工程师。但无论如何，施用工业方式于文史研究是不能绝无限制的，否则会把史学引向歧途。史学界对于工作的价值观念，已完全被史料所蒙蔽。史料较多的领域，人争趋之，为的是大家都想夺取原料去变成制造品，不问原料本身的价值多大。个人的聪明才力，变成了史料的奴隶，随史料多少而转移。
现代史学形成的背景，不仅是近代工业高歌猛进的时期，而且也是民治思想和制度发展的时期。“民治”的酵酸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的魔力在于以国家替代世界，把国家变做自给自足无待于外的一个单位。19世纪史学家在民族主义高涨之时，都走入了研究“国史”，或整理本国史料的道路。就以研究世界史而论，亦不能不以本国史为重心，不能不以本国的民族意识为立足点。于是，客观的史识常常为主观的爱国心所驾驭，一国的历史成了史家的世界，颂扬、辩护本国成了史家的先天职务。各国政府开始集中旧档，无意中便利了国史研究，无意中养成了国史专才。各据一方的局面既成，分工的程序自然变成必然的状况。于是完整的西洋史被分裂为互不相关或相关极少的国别史，国别史又被碎为若干断代史。由此而养成的陋习和成见，正是汤氏所深为叹息，视为病态。分国分期的史学研究，便于学者集中精力，汤氏自然不会不明白，但他所反对的是一班人视此为天经地义，把手段当作目的，眼见零碎的枝节而不看整个森林。
对于汤氏的史学见解，陈受颐认为：“我们虽不能完全的混论吞出般的接受，大体说来是颇有参考的价值和不少有益的暗示的。我国文史学之新工作方始萌芽，国家民族的观点，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分工的治学与撰述，只恐其不及，不怕其太过。则所谓正统的史学的努力，尚有待于当代学人，然一面亦正不妨如胡适之先生所常言的‘异端左道并蓄兼收’，以求加速的进步与多方面的发展。我们虽不必与拓恩贝见解从同，拓恩贝的史实知识，虽不见得全无破绽，而此书体大思精，远在韦尔思《历史大纲》之上，终有一读的价值也。”陈受颐对汤著之态度，大体可谓“敬而远之”，这不仅是陈氏个人的看法，恐代表了当时中国史学界主流的观点。陈是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兼主任，与傅斯年、胡适、毛子水等人过往甚密切。书评提及胡、毛二氏对汤著的正面评价，但并不意味着他们认同或追随汤氏所倡导文化形态史观的治史方法，胡适也没有实践汤氏劝其将中国中世史与东罗马帝国历史作比较研究的主张。更何况，汤因比《历史研究》在西方学术界的兴衰之旅，说明他从未被学院派专业史家所接受，因为他的治史取向违反了史学的“纪律”，(12)正如曾受过汤氏影响的“战国策派”一样，昙花一现，不会有长久的学术生命力，他们成果的价值主要在思想方面而不是史学。陈受颐立足于中国现代史学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鼓励汤氏所极力批判的“国家民族的观点，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分工的治学与撰述”，这正是一种“符合国情”的理性选择。西方史学界所流行的新事物，并不是样样适合移植到中国这片土壤；盲目追随西方所谓新思潮，并不会促进中国现代史学之进步。民国时期以胡适、傅斯年为首的新历史考据派，主张以兰克的科学史学作为中国现代史学建设的典范，并不意味着这些学者对当时西方史坛最新动向一无所知，“趋新反入旧”；而是因为中国史学专业化起步比西方晚，中国史学界最需要的是“补课”——以兰克的科学史学观念系统搜集、整理史料；否则中国现代史学必将建立在沙滩上，而不是坚实的磐石上。所以，傅斯年才用心良苦地倡言“史学只是史料学”，诚如陈氏所言“只恐其不及，不怕其太过”。如果我们因此简单地认为傅斯年不明“史学”与“史料”之别，他所标举的在西方史坛已不时兴的兰克史学为旗帜，乃其昧于西方史学发展之大势，则实低估了先人的智慧。
三、学者群体之引介
《历史研究》出版后，中国学者时常引征，尤其“战国策派”借鉴斯宾格勒（O.Spengler）和汤因比“文化形态史观”，更是人所共知。中国学者最早在著述中引征《历史研究》相关论述的是张君劢。1935年，张在广州明德社学术研究班和青年会作“中国与欧洲文化之比较”系列讲演，对《历史研究》之思想作了介绍。这些讲演又题名《明日之中国文化》，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陶尹皮”认为创造世界文化的有21个单位，张认为其中重复颇多，可减而损之者很多。文化的起源，通常有二说：一为地理说，二为人种说。汤氏既反对独以地理或独以人种解释文化发生原因，乃创“挑战与反应说”，谓环境向人类挑战，人类必须谋所以应之，然后方能发生文化。张谓此说较地理说、人种说“合于事理”。(13)事实上，张君劢宣扬汤因比史学方面作了许多努力，他不仅在各大学、学术团体讲演中，不时向人们介绍汤氏，而且1950年代台湾翻译出版的《历史研究》前6卷节本，也与他有关。张为钟建闳译的《历史之研究》节本所作序文中说：
我于陶氏书辗转反侧以求之者，亦几有年。始也偶得之于沪上书肆，当讲学学海书院，为诸生讲授东西文化比较之日，始引其说而著之于《明日之中国文化》讲稿中。此时陶氏书方成三册。嗣抗日战起，由宁而汉而渝，西方新书来源断绝，乃托友人求之海外。则以战时邮寄不易为辞。一九四四年抵纽约之日，搜求年来所未读之书，首及于陶氏，美书贾答以此书在美无存者，惟有去函英国询之，隔一年之后，我已由美返国，方由伦敦寄到。一九四五年由美返国之际，因陈伯通之介，晤平日所心仪之陶氏。……我所得于陶氏之印象，为人沉默寡言，谦谦君子，千百万言之大著，均自抄写，不假手于字机，可谓精勤极矣。去岁游印之日，将美人桑马威尔氏摘要而成之陶氏书节本，属钟介民先生译之。介民先生译述之富，为国人之冠，近得来书，知译事已竣，于是我十余年来所以为国人介绍陶氏书之心愿，可谓庶几达矣。(14)
由此可见，张君劢为了能读到汤著，引介于国人，几经周折，从中也说明了《历史研究》对张氏有极大的吸引力。
1948年，张君劢在武汉大学讲演《我国思想界的寂寞》，专门论及《历史研究》，谓之“二十世纪第一部大著”。张批评中国对汤著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试问世界上有如此一本伟大的巨著，我们的思想界中，把这本书提起过的有几个人？把这本书的内容详细来讨论的有什么人？把陶氏议论的是非，加以批评的，又有什么人？或以陶氏的方法，应用于中国历史的各时代，又有什么人？这是我所谓我国思想的麻木”。(15)张的批评或言之过甚，《历史研究》出版后，中国学者回应迅速，报纸杂志以及学人论著时常提及汤著，1937年中山文化教育馆还计划翻译出版这部书，名《历史之研究》，系“中山文库”之一种，(16)可见学界对它的重视。事实上，张君劢的感叹恐怕是出于中国学界主流对《历史研究》的漠视。中国现代史学的取向与汤氏风格实有隔膜，此决定《历史研究》这样一种历史哲学体系，不可能在中国主流史学界引起热烈的讨论，其影响主要限于思想界或史学理论界。张君劢之所以如此器重汤氏，想必他们之间治学取向颇有些共鸣，乃志同道合者，但一相情愿要求用汤氏方法研究中国历史，不仅不切实际，而且也并非是一种远见的主张。
1930～1940年代，以雷海宗、林同济为代表的“战国策派”在张君劢倡导之前即已作了尝试，但事实证明他们的努力最后失败了。斯宾格勒、汤因比的理论极大影响了雷、林二氏的“文化形态史观”。1942年，林同济在昆明一次讲演中说道：
历史形态学或统相学是利用一种综合比较方法来认识各个文化体系的“模式”或“形态”的学问。各个文化体系的模式，有其异，亦有其同。我们研究应于异中求同，同中求异。斯宾格勒曾应用这方法写出他的《西方的没落》的杰作。最近英国史豪汤贝的《历史研究》一巨著（二十一个文化体系的研究）也是这个方法的另一应用的结果。在中国方面应用这个方法而有卓著成绩的，恐怕是畏友雷海宗先生。他的《中国的兵与中国文化》一小书，国人应当注意。(17)
1948年，雷海宗在清华大学讲授西洋文化史，让学生讨论两年前刚刚出版的《历史研究》节本。(18)华裔学者林同奇回忆20世纪40年代与林同济一起生活片断说：“他和我之间就像导师和学生的关系。他让我制定一个学习计划，从西方历史开始，然后续学西方哲学史。但是他从未检查过我学习的进展情况。他只是让我阅读书架上任何一本令我感兴趣的书。我那时很贪心，曾埋头苦读施本格勒大部头的《西方的没落》，最终半途而废，也没读懂多少。后来同济就向我推荐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的缩写本。我之所以研究这两个作者，是因为他们都极大地影响了同济的历史方法论，即所谓的‘形态历史观’。”(19)1946年，林同济将战国策派的一些论文编辑出版，直接冠之以“文化形态史观”，指出：“关于方法论—— 一个根本又根本的问题——我以为中国学术界到了今天应当设法在五四以来二十年间所承受自欧西的‘经验事实’与‘辨证革命’的两派全套外，另谋开辟一条新途径。憧憬展望之中，我把它名叫‘文化统相法’。……大凡对欧美三四十年来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发展略加留意之人，恐怕都晓得他们各科门的权威学者正在如何不谋而合地朝着我所指出的方向迈进。其中尤堪参照的，我认是所谓‘历史形态学’（morphology of history）者。”(20)遗憾的是，“文化形态史观”这套理论学说虽曾在西方学术界引起很大的争论，热闹非凡，但从来没有在西方学界形成典范，林同济似没有真正把握西方学术发展的趋势。
民国时期史学理论研究领域，朱谦之是比较突出的一位学者，像汤氏那样的大著，自然会引起他的注意。朱氏认为《历史研究》第1册把世界文化分为21种单位，“这是很值得我们去讨论”。(21)1942年，他在中山大学文学院向全体师生发表演讲，“余于本年3月间呈请休假，研究题目为《比较文化史》，盖比较文化史一题目，今之研究者甚鲜。外人之研究者亦远不如比较语音学、比较文学、比较教育、比较法律等为多，最著者如德人斯宾格勒（Spengler）所著《西欧的没落》在1918至1922年出版，次为英人托因比（Toynbee）所著《历史研究》一书，从1934至1939年（战前）已出版六大册，都可算是比较文化史的体裁。……英人托因比认为人类创造文化不过六千年，人类文化最多不过三十万年，他分文化单位为21种，而认中国文化也是僵化的文化，已走向停顿的阶段，都成过去。……对中国文化的观察都是错误的，都是有损无益的，于事实也大相违背。……余反复思惟，乃有《比较文化史》之拟作”。(22)写一部“比较文化史”是朱谦之的一个夙愿，至1949年他还说《西方的没落》、《历史研究》都是“鸿篇巨制，可称比较文化学中不可多得之名著”；但他又认为，“陶因贝的《历史研究》前册实最为精彩，但其根本观点，虽有科学的基础，却甚平庸，以较斯宾格勒世界之历史哲学的构想，则未免逊色”。最后计划“如果环境稍微安定，在最近的将来，我愿竭力贡献一部完整可观的《比较文化学》，以求与Spengler、Toynbee之著作并驾齐驱”。(23)
最早比较斯宾格勒与汤因比史学思想之异同的，是1945年施子愉发表于《东方杂志》的《斯宾格勒与陶因比》一文。以文化是有机体这种观念为出发点，斯氏在纵向方面反对历史进化论，在横向方面驳斥文化一元论。他要斩断希腊、罗马与西方文化一线相沿的历史观，拆散“上古—中古—近代”式的分期图案。因此，他反对以欧洲历史为世界历史中心的观念，这一点与汤氏完全一致。斯氏提出自古至今地球上所发生的文化共有9个，而汤氏则认为有21个；两人之所以有不同的“文化名单”，一方面是因为斯氏所谓的“文化”，较汤氏完整和有规律，一方面又因为汤氏对文化有一种“启承”之说。照斯氏的说法，文化是“及身而止”，不能延续的，西方文化之于希腊、罗马，根本是另起炉灶，并非一脉相承。汤氏则以为文化也像人类一样，可以有亲属关系。文化与文化之间何以知道有启承关系存在？他认为有三种迹象可寻：大一统帝国、大一统宗教和蛮族入侵。大一统帝国结束了旧文化，而大一统宗教一方面是行将衰亡的旧文化人的遁世之所，一方面又孕育了下一代新文化的种子。这种大一统宗教有由外输入的，如中国的大乘佛教、西方的基督教；也有本土产生的，如印度的印度教、阿拉伯的伊斯兰教。大一统帝国的崩溃不是由于也不是始于蛮族入侵，但形式上的表现往往是蛮族入侵。蛮族入侵以后，纷纷在帝国旧址上建立起许多部落国家，这些国家旋起旋灭，不能作为下一代承先的文化基础，不过是新旧文化交替的一种现象而已。因为汤氏有文化的“启承”之说，所以他与斯氏对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解释有很大的歧异。(24)
《历史研究》在民国时期虽没有出版中译本，但英文本或缩写本在知识分子间传阅颇广，留下了一些评论文字。1937年，齐思和在《研究中国社会史应注意之点》提到，“Arnold Toynbee近著A Study of History一书，已出三册，志在创造一新历史哲学，颇饶兴趣。……最近汤俾氏之解释较远之史事，其事较易，尚可自成一家之言”。(25)1947年，傅统先说：“近来在家里读到两部关于世界文化史的巨制：一本是英国托因比（Toynbee）的《历史之研究》，一本是美国杜伦的《文化的故事》。前书是研究历史哲学的，共分十三大部分，现已出书六大册，尚仅及全书之第五部分，将来预备另文介绍。”(26)据杨绛女士回忆，1940年代“陈衡哲正在读汤因比（Toynbee）的4卷本西洋史，已读到第三册的后半本，但目力衰退，每到四时许，就得休息眼睛”。(27)此处“西洋史”疑是《历史研究》。陈氏乃民国著名女性史家，从事西洋史的教学与研究，视力虽衰退，然仍坚持研读汤著，说明在她看来，《历史研究》是一部非常值得一读之书。1948年，黄文山在《文化学的建立》指出：“汤氏的《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London，1934-1939，已出六册）实质上是应用文化个案的方法，来研究文明的发生、长成、衰老与律动的原因，并根据所获得的原则，来判断当代西方文化的前途。汤氏对于文化的哲学的洞见，颇与斯宾格拉（Spengler）在《西方的没落》一书的见解相同，不过汤氏有特独的天才，广博的学问，这点似又超出斯宾格拉的能力以外。”(28)
作为地理学、气候学家竺可桢也有心留意汤著，日记中多次提及。如1943年10月26日记英国大使向他赠书77本，均为牛津大学出版，“其中有阿诺德·汤因比之《历史研究》，凡四、五、六卷三本，系近时大著也。其第一、二、三卷乃述世界各国之组成，四、五、六则述各文化国家之如何进化。其中对中国、巴比伦、印度、希腊、罗马均有详述”；1949年3月28日记“晚阅Arnold J.Toynbee汤因比Civilization on Trial《文化在审判中》”；1949年3月30日记“上午阅《文化在审判中》……Toynbee又信世界十九种文化仅存其五，即西欧文化、东欧文化、回教文化、印度文化与远东文化。目前西欧文化虽占优势，但日后殊难逆料。以为将来除非人类同归于尽，中国文化必能生存”；1949年4月1日记“第一次大战时德国哲学家Oswald Spengler施本格勒著有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西方文化之末运》，以为一种文化有其盛衰兴亡的必然性，如同天然的定例一样。李仲揆先生读了这书以后，就做了一篇自汉以来两千年历史的分析，以为有三个循环，各七百年，每次均有初盛时期，继以中落，继以小康，最后有外族侵入而灭亡。汉之文、景、武、昭，唐之贞观、开元，明之永乐、洪武为盛世；王莽、五代与李闯之乱为中落；东汉光武、北宋及清之乾、嘉为小康；而五胡十六国、契丹、金、元与今日西洋人之侵入为大乱。此种历史上可称之为定命论。英国历史学家Arnold J.Toynbee所著A Study of History《历史研究》，最先六本出版，亦主张历史上之有循环，自 universal state break down统一的国家崩溃而有universal church统一的宗教，最后为异族侵入而灭亡。但因宗教上新之力量而产生新的文化”；(29)1949年12月10日记“阅Science & Society《科学与社会》关于Toynbee汤因比所著《历史研究》一书之批评，系用唯物辩证法出发点者”等等。
四、学生群体之印象
饶有兴味的是，《历史研究》吸引了一批学生群体的注意力。一方面，汤著以宏观的视野，纵论古今中外各大文明之兴衰，这种新奇的历史著作与当时我国史学界主流所奉行“非考据不足以言学术”学风，形成鲜明对比，在学生间颇受欢迎；另一方面，中国学者的积极引介，尤其如雷海宗、王绳祖在课堂上积极推介汤氏史学，直接引导了学生对《历史研究》的兴趣。
现代散文学家徐迟1934年就读于苏州东吴大学文学院，该校开架图书馆给他印象深刻，回忆说：
燕京的书比较多而不太起作用，不如东吴的图书馆书虽不多然而都能起一定的作用。有许多著名的书，诸如《历史学研究》的名家汤因比（Arnold J.Toynbee），《金枝》的作者富莱塞（J.G.Frazer）和《智慧的七根柱子》的作者劳伦斯（T.E.Lawrence）等等，我虽还读不懂它们，但是这一类的书我都浏览过不止一次，并能欣赏他们的一些文笔，甚至从汤因比我还受有一些受用了一辈子的概念。(30)
金陵大学历史系王绳祖对《历史研究》曾作过积极的推介工作。1936年他通过中英“庚款”留学英国考试，进入牛津大学研究院攻读世界外交史，1938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1939年秋回国后一直任教于金陵大学。1941年，王绳祖在《星期评论》发表书评，详尽评论了《历史研究》。嗣后，刘节阅读到王介绍汤著之文，作了摘录，认为“其中颇多新见解”。(31)当年金陵大学历史系学生章开沅后来回忆，“我还要感谢金大另一位已故老师王绳祖教授，是他在动荡不安的南京为我们开设汤因比史学介绍讲座，使我们对这位大师的思想体系兴味渐浓”。(32)
中国武侠小说家金庸对历史兴趣由来已久，青年时代读过《资治通鉴》和威尔斯《世界史纲》等；尤其是1946年在上海买到的汤因比《历史研究》节本，对他影响很大。半个多世纪之后，他在与日本池田大作对话录的“序言”（《不曾识面早相知》）回忆当时惊心动魄的感受：
抗战胜利后，从西南回到故乡，在上海西书店里买到一本 A.Toynbee（汤恩比）大著A Study of History（《历史研究》）的节本，废寝忘食地诵读了四分之一后，顿时犹如进入了一个从来没有听见过、见到过的瑰丽世界，料想刘姥姥初进大观园，所见所闻亦不过如是。想不到世界上竟有这样的学问，这样的见解。汤恩比根据丰富的史实而得出结论：世界上各个文明所以能存在，进而兴旺发达，都是由于遇到了重大的挑战而能成功应付。我非常信服这项规律。这本书越是读下去，心中一个念头越是强烈：我如能受汤恩比博士之教，做他的学生，此后一生即使贫困潦倒、颠沛困苦，甚至最后在街头倒毙，无人收尸，那也是幸福满足的一生。
1940年代末，金庸来香港《大公报》工作，工余着手翻译《历史研究》节本。因西洋史修养不足，困难重重，后又因工作上的需要，转而翻译其他书籍，便把《历史研究》搁下了，后见到陈晓林中译本在台湾出版，年轻时开始的这份努力就此永久放弃。此后数十年，凡是汤因比的著作，只要能买得到、借得到的，金庸一定拿来细读，包括《文明受考验》、《战争与文明》、《从东到西——环游世界记》、《对死亡的关怀》等，以及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活录》英文本。(33)
1948年3月始，北京大学史学系这学期“西洋上古史”，由美国人 Charles West讲授。据早年毕业于北大史学系罗荣渠回忆，4月27日，史学系学生组织讨论西洋上古史，要求罗氏通述“史观”一段，因为时间仓促，准备不及，只是临时抱佛脚看了看West讲义就跑去了。“通叙由希腊人的思想谈到以色列基督教，再从近代的进步派说到马克思，最后以 Toynbee结束。因为时间太短，效果不如预期之好，临时几乎乱了枪法。”借此似可推断，West讲西洋上古史或许介绍了汤著。4月3日晚，北大史学系请雷海宗讲“总论西洋中古史”，作为“西洋中古史”第一课，也有可能论及汤著。4月13日，罗便去图书馆“借出Toynbee的书来乘此罢课时间一读”。接着他计划在暑假准备阅读之书中就有一种《历史研究》。此后留下了罗氏阅读汤著的一些片段：（8月3日）“继续念A Study of History，心浮气粗，旋读旋缀”；（8月5日）“Toynbee论‘静’的原始社会（primitive societies）与‘动’的文明社会（civilizations）很有意思”，译了《历史研究》第2卷第49页一段文字，“这段话给我一个启示，使我恍然大悟，所谓现在论中西文化之异同之一大关键在此。近代西欧文明进步之飞速，与两千年来中国文明之停滞化恰成一尖锐之对照，其原因就在别人朝前创进，而我们朝后直追。中国人的祖宗观念重，老是幻想‘炎黄世胄’、‘追怀汉唐’，其实这些‘死文明’把我们害了。别人憧憬着未来的远景，而我们却迷恋死人的骸骨；别人努力向新世界迈进，而我们却拼命地开倒车，至今而执迷不悟者多矣”!（11月26日）罗氏在北平图书馆西文新书目录中看到两本书，一是汤因比的Civilization on Trial，另一是索罗金（Sarokin）的Man and Society in Calamity，“只看书名，也令人蹙眉感慨”。(34)于此可见汤氏影响之一斑。
五、“汤因比热”
汤因比在西方学术界大红大紫主要是在1940年代，在美国媒体如《生活》（Life）、《时代》（Time）等杂志的炒作之下，他居然成为《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被誉为超越马克思的思想导师，声名大噪。正是在此光环辐射之下，中国学术界也出现了一批汤氏的追捧者，但尚未达“热”的程度。1949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年份，此后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时代，国内学术界之气象与此前截然不同。194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对汤因比兴趣逐渐升温的趋势，因政治鼎革，在1950～1960年代大陆和港台学术界出现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在大陆学界，汤氏被视为“资产阶级历史学界里一面大白旗”，而大受批判，惨不忍睹；而在港台学界，他则春风得意，如日中天，备受追捧。这两种不同的景象几乎同时发生在海峡两岸三地，此“白”彼“红”，异常热闹。汤因比是当时大陆和港台学术界共同关注的一位人物，隐然有一股“汤因比热”，这是不争的事实。正当中国学者热烈讨论汤著之时，1950年代中后期西方学术界出现了较多对汤著的批评声音，渐显冷淡，1960年代美国学术界已对汤氏兴味索然了。(35)
1950～1960年代，大陆学术界为什么要批判汤因比？早年视汤著为“空前杰作”的王绳祖在一篇文字中回答了这个问题。第一，汤氏是现代资产阶级历史学界里一面大白旗，非把它拔去不可；第二，汤为英美垄断资本服务，以“大学者”身份，进行反苏反共宣传；第三，汤的反动历史观点在抗日战争期间的中国，找到一个市场。右派分子雷海宗、林同济等贩卖汤氏的思想毒素，大肆宣传，标榜为历史形态学家。“当时革命形势的发展使这种反动学说在全国知识分子中销路不大，但是它不可能没有留下坏的影响。因之，在今天历史科学的两条道路斗争中，我们进一步挖掉右派反动思想的老根，还是有积极意义的。”(36)
质言之，当时之所以批判汤因比，与两个事实有关：(37)
（1）汤氏是反苏反共的，所以苏联学者自然不会放过他，发表了不少批判汤氏的文章。当时国内，“向苏联学习”成了全民的口号，当然在学术领域也要向苏联学习。因此，苏联学者批判汤氏的文字有的被译成中文介绍到中国，如科斯明斯基《汤因比的历史理论》（《史学译丛》1957年第4期）、奥格雷《阿诺尔德·汤因比的文化史观》（《学习译丛》1958年第3期），被许多中国学者所接受。如科斯明斯基说：“汤因比的作品不是历史，不是科学，而是关于地球上人类命运问题的神学和形而上学的幻想，是由不计其数的姓名、名称、年月、引文、附录、注释、离题话、未经考证的事实、毫无根据的假说、历史上的奇谈逸事、神秘的幻想、时髦的字眼等等堆砌起来的幻想；这种幻想某些地方是引人入胜的，但是从科学的观点看来是毫无结果的。”对此，有国内学者认为这是“对汤因比那卷页浩繁的《历史研究》一书所下的正确评论”。(38)曹未风、王绳祖、郭圣铭、袁英光等批判汤氏，均接受苏联学者的观点。
（2）1957年开始反右派斗争，雷海宗、林同济均划为右派分子，因批判雷海宗或“战国策派”而祸及汤因比。曹未风提示：“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的名字一年多来已经在我国的报纸书刊上出现了好多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个名字是和右派分子雷海宗、林同济等人连在一起的。汤因比是他们的一个祖师爷，我们批判右派，和右派的猖狂进攻做斗争，当然是要挖到他们的洋祖宗。于是汤因比就在我国1949年以后的历史学界获得了一点‘名声’。”(39)当时，“汤因比”名字总是与“雷海宗”联系在一块，批判汤氏少不了批几句他在中国的“徒子徒孙”，同样的，批判雷海宗也缺少不了他的“洋祖宗”。当年大陆学界发表了不少批判雷海宗的文章，(40)有人说，“在解放以前，雷海宗就是一个一贯敌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进行攻心战的人。他的反动言论有它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便是所谓‘历史形态学’。在这方面，斯本格勒和汤因比是他的老师……汤因比在其‘博大精深’的学术外衣下面，为没落的，在垂死之前力图挣扎的国际资产阶级‘制造’了一套诋毁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无怪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汤因比就成为国际资产阶级最得意的宠儿之一了……在解放以前，雷海宗是斯本格勒、汤因比的反动理论的狂热的宣传者，雷海宗自己的‘历史形态学’（又名‘文化形态史观’）实际上是斯本格勒和汤因比（主要的是汤因比）的‘历史形态学’的中国修订版”。(41)
为便于批判汤因比，大陆学术界翻译出版了《历史研究》节本，以及欧美学者批评汤著的文章。曹未风(42)等翻译索麦维尔2卷《历史研究》节本，分上册1959年出版、中册1962年出版、下册1964年出版，原为内部使用。书首附一长篇批判文字，即曹氏撰写的《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批判》，(43)1986年中译本重印时，此文被删。中国学者不仅接受苏联学者的观点，而且选译了一些欧美学者批评汤著的文章。(44)在批判汤氏的带动下，汤文在这个时期也经常被译刊。(45)需要指出的是，在当年政治环境之下，有关汤的书籍或论文流通似不太广，《历史研究》中译本也仅限于内部使用；“汤因比”大名虽不时出现于一些批判文章，但一般读者恐怕很难接触到汤著。据说，1952年穆旦（诗人、翻译家）从美国留学回国，随身带了一本汤因比的小册子，便被海关扣下；(46)可见那时中国政府对西方书刊管制已相当严格。
1950～1960年代大陆学界，对西方现代史学的了解，相对而言较贫乏，大体是从苏联间接输入。汤氏大著“有幸”被翻译出版，大概也是出于批判的需要。当年批判汤氏被赋予很高的政治意义，“在我国学术思想界更进一步地揭露他的反动实质和彻底加以批判，对于开展我国学术界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消灭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历史学界插红旗，还是非常必要的。同时这也是我国历史工作者在全世界的范围以内，参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学术斗争的一个重要责任”。(47) 毋庸讳言，批判汤氏之文大多使用政治性话语，缺乏客观严谨的学术批评。不过，此类文章并非毫无学术价值，如果撇开政治的外衣，绎出某些学术观点，仍不乏深刻性。如曹未风指出，汤著在行文取材上耍了许多花招，引用的许多材料并不可靠，思维逻辑并不严密，自相矛盾的地方很多，尤其揭示汤氏实为“欧洲中心论”者，此论均具卓识。
在港台地区，这一时期主流史学界仍延续胡适、傅斯年所开创的科学史学传统，尤其涉及唯物史观这一敏感话题，学术界更加不愿多谈史观问题。然而，科学史学从1930年代末便不断受到挑战，移植到台湾已是强弩之末。万马齐喑的局面已被打破。恰逢1950～1960年代汤氏先后在美国和日本走红，影响迅速波及岛内，奉为大师，尊礼有加，写专文以介绍其史学理论与方法者，不可殚数，据说是台湾岛上50年来知名度最高的外国史家。(48)
汤因比在港台的影响涉及学术界和文化界。
受科学史学余风流韵之影响，当时港台学界较倾向于接受专而深的专题研究，当然也不排斥“异端左道”，汤氏受到主流学界的关注便是一例证。这种情形与1930年代陈受颐对汤著仅表示“终有一读的价值”，已今非昔比。1951年7月19日，台湾官方曾举办了题为“世界文化的前途”座谈会，从大陆迁往台湾的学界名流大多出席。朱家骅主持，张贵永作了“文化的起源——介绍陶恩培的《历史研究》”长篇主题发言，(49)谓汤氏是一“伟大史家”，《历史研究》是一部“有价值的著作”。当时汤著才出版6卷，张氏讲演即介绍前6卷之大意，嗣后他还发表三篇推介汤氏之文。(50)1956年7月6日，张在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讲演“陶恩培的政治史学经验”。(51)张贵永是1950年代台湾学界全面引介汤氏史学思想“第一人”。张对西方史学素有研究，1933年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1947～1948年受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 Council）之邀，赴英讲学，在伦敦大学史学研究所及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与汤氏诸名家上下其议论。(52)因此，由张氏担当传介工作，十分合适，或最能准确理解汤氏。他曾批评台湾学界不太注意汤著，“断章取义，间或有之，忠实地、系统地介绍，迄今未见。这是我们学历史的人应该引为遗憾的”。(53)
此外，王德昭发表《陶恩培论文化起源与生长》、《陶恩培论文化的中衰与解体》（《大陆杂志》1951年第3卷第3期，第3卷第8、9期），胡秋原发表《历史哲学基本问题兼评东比之（历史研究）》（《大陆杂志》1951年第3卷第10、11、12期）。《历史研究》在港台地区出现汉译本和节译本。汉译本乃汤著节本，钟建闳译，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7年出版；1951年，香港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于平凡节译《文明是怎样创造的？》，是掇取汤氏《历史研究》节本，并参照原著而写成。这个“节本之节本”分五部分：怎样去研究历史，文明是怎样发生的，文明是怎样成长的，文明是怎样破落的，文明是怎样解体的。
在张贵永、王德昭、胡秋原等人的推动下，汤氏在台湾的名声可谓如日中天，影响了一大批学生。台湾学者王尔敏追忆业师张贵永在台湾讲述汤氏史学，“给当时学界带来新的启示，尤其是对于我们初入门之人，可说是大开眼界，获益良多”。他进一步指出，“50年代台湾史学界，已进入新的思想风气。我们当时都在这一潮流中感受、熏陶、实践，以入于治史途径，就是在史学问题上注重挑战与反应，尤其我们在南港研究近代史的全部同道同人，在论著中都表现这一理论的影响。直接传授，即出于张贵永老师的调教”。专攻中国近代史李国祁受业师张贵永等人的影响，对汤氏理论亦大加讲述介绍，为研究生所开“史学理论”，前后主讲十余年之久。因此，亲身经历过那个“汤因比热”年代的王尔敏坚信：“自50年代以来，史学界是颇受陶恩培的影响，同时亦亲自看到科学主义史学派没落。”(54)有学者认为汤因比在1960年代台湾风行于文化界，并未盛行于知识界，(55)此说似低估了汤氏在台湾学术界的影响力。
港台地区“汤因比热”的形成，离不开文化界人士的积极鼓吹或批评，如张君劢、于平凡、胡秋原、金庸等。文化界人士评论汤著常超出学术范围，或借题发挥，不同程度带上了意识形态色彩，这方面与此时大陆学界颇有相近之处。张君劢虽不是一位纯粹学者，但热心向国人引介汤氏史学，无出其右。他对汤著推许至极，“陶氏为书至浩瀚，征引至繁富，于文化兴衰，由显著之迹以求其隐微之故，谓为二十世纪初期第一鸿篇巨著可矣”。1950年，张氏在钟译《历史研究》序文发了一通感慨：“今共产党称霸中原，而全国人心咸知以反共为事矣!所当扪心自问者，则自信而自树立者何在，政治上之民主制度何在，宗教上培植信心者何在，社会上结合团体相待以诚者何在？此精神条件不先具备，而空言民主，空言文化，空言文化传统，我见其徒为口耳之谭，无补于民国中兴之大业耳。呜呼国人，其亦有闻陶氏文化自决力之说，矍然以起而翻然改图者乎。”于平凡节写汤著之用意在于，“当时我只想拿它来做一剂救急药方，专治那些沉迷于历史唯物论的朋友们的心病”。而且对汤著几乎达到了顶礼膜拜之程度，谓之“人类智海中一颗光芒万丈的巨星。廿世纪的英国出了这位天才，这不仅是英国的光荣，廿世纪的光荣，该是人类的幸运”。(56)台湾《自由中国》1951年第5卷第7期对于平凡节译本发表书评，谓“我们读了它，不仅可以获得一个广阔的历史概念，而且可以清醒自己底灵魂，扩大自己底襟度，我们有了这一点点历史的涵养，便会在这赤流滚滚，瘴气弥漫的当前，有勇气为未来而作长远的努力”。(57)论者似以汤著为消除唯物史观的一贴良药。然而，胡秋原则与此截然异趣，批评汤著“实则足以引起极不利于民主国家之暗示”；(58)在当时港台学术文化界，像他那样对汤著提出质疑，或为极少数者。平心而论，《历史研究》如此卷帙浩繁，哪怕索麦维尔节本也相当厚重，学者细心研读并不奇怪；可是文化界人士却也兴致勃勃讨论汤著，其原因或许是因为在海峡两岸对峙的冷战格局之下，“简易认知了汤因比《历史研究》所提的‘挑战与反应’观念……似乎也暗合了台湾当时现实环境中，文化认同与政治动员的需求”。(59)
1970年代末以来，中国大陆和台湾学界都发生了一些新变化。1980年代大陆出现了“文化热”，相隔十多年之后，汤著又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饱受“文革”乏味口号摧残的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在汤著里发现新的价值，发表了不少研究论著，《历史研究》中译本又再版，汤氏其他著作也相继出版。据“读秀”（www.duxiu.com）搜索，1980年代以来，研究汤因比的硕士论文有5篇、博士学位1篇，其他相关论著更是数不胜数。有论者认为“多数研究者虽然欣赏和推崇汤因比的理论，但并没有像自己的研究对象一样，对研究有一种总体的把握，或进行一番对比研究；而是管窥蠡测，囿于一己之见，对汤因比的思想进行了过度阐释，并得出了一些迥异于西方学者的结论”。(60)窃以为，这是对国内学界研究汤因比现状坦率而又中肯的批评。如此众多的研究论著，真正有学术价值者并不多，大多或闭门造车，或炒冷饭，或盲目颂扬，于学术推进毫无贡献。在台湾，1976年出版《汤恩比与历史》，收录21篇论文；陈晓林重译《历史研究》，台北桂冠出版社1978年出版。然而，汤氏在台湾如日中天的时代则早已不在。总体而言，进入21世纪的今天，虽然还有少数学者钟情于汤氏，但这位喜好预言的史学家已失去往昔光环，逐渐淡出历史学界；不论在大陆还是在港台，一般历史学者很少再阅读《历史研究》。就历史学本身而言，《历史研究》很少能经得起事实的经验，其在西方史学史上的地位也不会太高，(61)汤因比的贡献主要是在思想层面而不是历史学。
注释：
①《希腊之留传》第一篇《希腊对于世界将来之价值》“编著识”，《学衡》第23期，1923年11月。
②《中国革新运动与日本、土耳其革命运动的异同》，《国闻周报》1927年第4卷第41期。
③《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2003，第174～175页。
④《胡适日记全编》第6册（1931～1937），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第374～375页。
⑤胡适：《一个民族的自杀——述一个英国学者的预言》，1934年4月29日《大公报·星期论文》。
⑥《胡适日记全编》第4册（1923～1927），第445、461页。
⑦Toynbee著《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地——欧战乎？亚洲乎？》，缪通译，《大道》第2卷第3期，1934年7月20日。
⑧吴颂皋：“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外交评论》1932年第1卷第1期。
⑨《天津南开大学一览》（1929年2月），第21页；《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史学系课程指导书》（1933年上学期），第91页。
⑩Toynbee，“A Journey Through Turkey to the Far East”，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14，No.1，January 1930，pp.121-128.
(11)关于顾、王二氏的书评，拙著《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1882～1949）》（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282～283页略有述及，于此不赘。
(12)王荣祖：《史学九章》，三联书店，2006，第58页。
(13)张君劢：《明日之中国文化》，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第11～14页。
(14)此序文原发表于香港《再生》杂志第2卷第2期（1950年12月），后收入《中西印哲学文集》（下），台湾学生书局，1981，第1412～1413页。按：陈伯通，即陈源，笔名陈西滢；《历史研究》节本作者D.C.Somervell是英国人，并非美国人，现今大多数论著说是美国人，可能是以讹传讹之故。
(15)原载上海《再生》第238期，1948年11月7日；又见《中西印哲学文集》（上），台湾学生书局，1981，第198、199页。
(16)《中山文库世界名著译丛书目》，《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4卷第2期，1937年夏季号。
(17)林同济：《民族主义与二十世纪—— 一个历史形态的看法》，见许纪霖、李琼编《天地之间：林同济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18)齐世荣：《一代名师——雷海宗先生》，见《清华旧影》，东方出皈社，1998，第342页。
(19)林同奇：《“我家才子，一生命苦。可叹!”——与同济一起的日子》，见许纪霖、李琼编《天地之间：林同济文集》。
(20)林同济：《形态历史观》，见《时代之波：战国策派文化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第5～6页。
(21)朱谦之：《哥仑布前一千年中国僧人发现美洲说·自序》，《朱谦之文集》第7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
(22)朱谦之：《世界观的转变》，《朱谦之文集》第1卷。
(23)朱谦之：《比较文化论集》，《朱谦之文集》第7卷。
(24)参见施子愉《斯宾格勒与陶因比》，《东方杂志》第41卷第8号，1945年4月30日。
(25)齐思和：《研究中国社会史应注意之点》，《大公报·史地周刊》第125期，1937年2月26日。
(26)傅统先：《文化的故事》，1947年12月11日《申报》。
(27)杨绛：《怀念陈衡哲》，见《杨绛作品精选·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28)黄文山：《文化学的建立》，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社会科学论丛》1948年抽印本，第25页。
(29)按：李仲揆即李四光，竺可桢所提到那篇文章为李四光写于1932年《战国后中国内战的统计和治乱的周期》一文。
(30)徐迟：《我的文学生涯》，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第95页。
(31)刘显曾整理《刘节日记》（上册），大象出版社，2009，第232页。
(32)章开沅：《我与辛亥革命研究》，《家学与师承——著名学者谈治学门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112页。
(33)《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金庸/池田大作对话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8页。
(34)罗荣渠：《北大岁月》，商务印书馆，2006，第286、279、338、341、405页。
(35)参汪荣祖《史学九章》，第39、40页。
(36)王绳祖：《批判汤因比的历史观点》，《南京大学学报》1959年第2期。
(37)参于沛《文化形态史观在中国的历史命运》，见鲍绍霖编《西方史学的东方回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第110页。
(38)郭圣铭：《批判阿诺德·汤因比的反动史观》，《文史哲》1962年第1期。
(39)曹未风：《对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批判之一》，《学术月刊》1958年第9期。
(40)胡钟达：《揭露和批判雷海宗的反动历史观》，《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第3辑，科学出版社，1958；梁萍：《雷海宗的反动“历史形态学”观点批判》，《历史教学问题》1958年第2期；袁英光：《“战国策派”反动史学观点批判——法西斯史学思想批判》，《华东师大学报》1958年第2期；郭圣铭：《雷海宗的反动历史观点批判》，《华东师大学报》1958年第4期。
(41)胡钟达：《揭露和批判雷海宗的反动历史观》，1957年9月12日《光明日报》；又见《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第3辑，科学出版社，1958，第133～134页。
(42)曹未风（1911～1963），翻译家，原名曹崇德。浙江嘉兴人。20世纪30年代曾任上海培成女中教务长、大夏大学教授兼外文系主任，并在暨南大学、光华大学执教。抗日时期来到贵阳，任贵阳师范学院、贵州大学教授，被文通书局聘为编审委员，同时致力于莎士比亚剧本的翻译工作。日本投降后回上海，曾担任商务印书馆出版部部长。1949年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高教处副处长、上海市高等教育局副局长、上海市外国文学协会副会长。
(43)发表于《学术月刊》1958年第9、10期，1959年第1期。
(44)索罗金：《论汤因比的历史哲学》（《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61年第3期）、希尔（Christopher Hill）评论《历史研究》第12卷（《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61年第8期）。
(45)如《我的历史观》（《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61年第3期）、《种族战争能把世界变成废墟吗？》（《外国史学动态》1964年第1期）、《文化概念和定义述评》（《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65年第4期）、《英国和阿拉伯人的关系需要从新开始》（《亚非译丛》1965年第3期）等。
(46)鲲西：《推窗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8页。
(47)曹未风：《对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批判之一》，《学术月刊》1958年第9期。
(48)汪荣祖：《史学九章》，第39页。
(49)后发表于《大陆杂志》第3卷第2期。
(50)评介《历史研究》第7～10卷，刊登于台湾《中央日报》“学人”专栏；《史家的灵感——兼论陶恩培的治学经验》发表于《自由中国》1956年第15卷第11期；《陶恩培〈历史研究〉的第十二本》发表于《新时代》1961年第1卷第9期。
(51)王尔敏：《20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121页。
(52)张其昀：《代序——敬悼张贵永教授》，《张致远文集》，台北，中华大典编印会，1968。
(53)《张致远文集》，第376页。
(54)王尔敏：《20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第119、120、178页。
(55)林正珍：《台湾五十年来“史学理论”的变迁与发展：1950～2000》，《汉学研究通讯》2001年第20卷第4期。
(56)于平凡节译《文明是怎样创造的？·改写的话》，台北大林出版社，1988。
(57)于平凡节译《文明是怎样创造的？》附录，第102页。
(58)胡秋原：《历史哲学基本问题兼评东比之〈历史研究〉·作者附志》，《大陆杂志》1951年第3卷第10期。
(59)林正珍：《台湾五十年来“史学理论”的变迁与发展：1950～2000》。
(60)杨晓敏：《近二十年国内对汤因比及其著作之研究评述》，《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61)汪荣祖：《史学九章》，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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