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谦益诗学批评中的义山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批评论文,钱谦益论文,义山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2016)04-0001-05 [DOI]10.16164/j.cnki.22-1062/c.2016.04.001 与中国文学史上其他的诗歌名家相比，后世对李商隐诗的接受、批评一直存在来回摇摆的现象，这正如刘学锴指出的所谓“李商隐现象”[1]215-216：长期以来对义山诗的感受、理解、把握、评价不一致、不确定，乃至相矛盾、相对立。究其原因，一是李商隐卷入牛李党争，被诬“诡薄无行”、“放利偷合”。《旧唐书·文苑传》称其“背恩”，并将温庭筠、段成式与其一同指为“俱无特操，恃才诡激”。由于受到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诗品与人品相联系的传统影响，义山诗长期受到贬抑。再是由于义山诗情感丰盈，逸出传统诗教“哀而不伤”、“发乎情止乎礼”的轨迹，而在意象的象征化上又难于为人理解。因此，李商隐诗歌于后世的接受，并不如元遗山所言那般“诗家总爱西昆好”。 然而在清代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李商隐诗受到了空前的关注，先后出现了一批注本、笺评，在大量的诗话、笔记、文集中也有诸多对义山诗的鉴赏、评论。朱鹤龄《李义山诗集笺注》、吴乔《西昆发微》、陆昆曾《李商隐诗解》、姚培谦《李义山诗集笺注》、屈复《玉溪生诗意》、冯浩《玉谿生诗笺注》等即是其中比较著名的。但与此颇有渊源的钱谦益，在李商隐诗歌接受史上却并未受到足够的关注。如道源《义山诗注》、钱龙惕(钱谦益之侄)《玉谿生诗笺》、朱鹤龄《李义山诗集笺注》均与钱氏有密切联系。朱鹤龄在《笺注李义山诗集序》提到笺注李商隐诗的缘由，正是“申酉之岁，予笺杜诗于牧斋先生之红豆庄。既卒业，先生谓予曰：‘玉谿生诗，沈博绝丽，王介甫称为善学老杜，惜从前未有为之注者。元遗山云‘诗家总爱西昆好，只恨无人作郑笺。’子何不并成之，以佳惠来学？’”[2]241此外，钱谦益还为朱鹤龄提供道源注遗稿以供参考。 钱谦益在明朝列名东林党人，仕途浮沉。甲申(1645)明亡，钱谦益于弘光朝谄事权臣马士英、阮大铖。顺治二年(1645)，钱谦益率先降清，被授以礼部右侍郎管秘书院事，不到半年即以疾告归，此后暗中帮助抗清复明活动，颇有失节愧恨之情。其人功过是非，历史上评价不一，但在文坛的领袖地位却为世公认。著有《初学集》一百十卷、《有学集》五十卷、《投笔集》二卷、《苦海集》一卷及《外集》、《补遗》等。钱氏以其诗坛宗主地位，对于义山诗可谓不无发覆之功，清人注评义山诗从某种程度上都是沿着钱氏指出的“忠愤蟠郁，鼓吹少陵”、“风人之博徒，小雅之寄位”的基调进行的。 同时，钱谦益于唐人最是推崇杜甫，平生治杜诗用力最勤，在杜诗接受史上影响重大。其文集中不时提及义山诗与杜诗之关联。义山诗与杜诗的关系本是李商隐诗歌接受史上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这源于推崇杜甫的王安石对李商隐的再发现。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二引《蔡宽夫诗话》，提到“王荆公晚年亦喜称义山诗，以为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唯义山一人而已”。这一对义山诗的极高评价在有清一代得到了呼应，例如清代薛雪《一瓢诗话》谓：“有唐一代诗人，唯李玉溪直入浣花之室。”施补华《岘佣说诗》云：“义山七律，得于少陵者深，故浓丽之中时带沉郁，如《重有感》、《筹笔驿》等篇，气足神完，直登其堂入其室矣。”那么，在同时师法杜诗与义山诗的钱谦益眼中，义山诗在哪些方面与杜诗相贯通，而这又如何与钱氏的诗学观念相契合？我们不妨先由钱谦益对杜诗的批评入手，构建一讨论之框架，再将钱氏对义山诗的批评置于这一框架下进行对照。 钱谦益对李商隐诗歌的认识、接受有一个发展过程，入清前的《牧斋初学集》卷三十二中载有阐发其诗学思想的多篇序文，其中提及李商隐的有《曾房仲诗序》、《邵梁卿诗草序》、《徐元歎诗序》、《冯定远诗序》四篇，又以前两则为主，兹引四则于下： 自唐以降，诗家之途辙，总萃于杜氏。大历后以诗名家者，靡不繇杜而出。韩之南山、白之讽喻，非杜乎？若郊，若岛，若二李，若卢仝、马异之流，盤空排奡，横纵谲诡，非得杜之一枝者乎？……以佛乘譬之，杜则果位也，诸家则分身也[3]928-930。(《曾房仲诗序》) 唐人之诗，光燄而为李、杜，排奡而为韩、孟，畅而为元、白，诡而为二李，此亦黄山之三十六峰，高九百仞，厜直上者也。善学者如登山然，陟其麓，及其翠微，探其灵秀，而集其清英，久之而有得焉[3]936。(《邵梁卿诗草序》) 数跨代之才力，则李、杜之外，谁可当鲸鱼碧海之目？论诗人之体制，则温、李之类，咸不免风云儿女之讥[3]924。(《徐元歎诗序》) 其为诗，沈酣六代，出入于义山、牧之、庭筠之间。其情深，其调苦，乐而哀，怨而思，信所谓穷而后能工者也[3]939。(《冯定远诗序》) 最后一则原是褒扬门生冯班之辞，非直指义山诗，然从中可窥见其心目中义山诗所共有的特征：情深调苦、穷而后工。另外三则除见出钱氏于杜诗倍加尊崇外，亦可知入清前的牧翁对李商隐的评定关键在“谲诡”一词。将李贺与李商隐统而言之，冠以“诡”名，事实上沿袭了《新唐书·文艺传序》“言诗则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刘禹锡，谲怪则李贺、杜牧、李商隐，皆卓然以所长为一世冠”的说法。(《新唐书·文艺传序》此种说法，乍看似肯定二李，但仔细玩味，于诗彰李、杜、元、白、刘五家，有将长吉、牧之、义山打入别册之感。)联系第三条中“不免风云儿女之讥”等语，此一阶段的钱谦益对于李商隐诗的价值评判尚不高，虽不至贬，也并非青眼有加，但他已经认为李商隐诗确得“杜之一枝”。 钱氏评价李商隐诗最重要的《注李义山诗集序》和《朱长孺笺注李义山诗序》二义均收于入清后所作的《牧斋有学集》第十五卷，再加上集中另四处品评，反映出陵谷沧桑的背景之下钱氏对义山诗更深入的同情和体认。 明末清初是义山诗批评研究鼎盛期的一个序幕，以道源的《义山诗注》为先导，强调义山诗感时忧国的精神，此后出现了钱龙惕《玉谿生诗笺》、朱鹤龄《李义山诗集笺注》等与牧翁颇有渊源的义山诗研究重要著作。钱谦益将道源遗稿交付朱鹤龄，遗憾原稿早佚，仅部分保存于朱长孺的《李义山诗集笺注》中，且少有对义山诗的总体评价。《牧斋有学集·卷十五序二》的《注李义山诗集序》，就是钱氏为道源《义山诗注》所撰之序[4]703-704： 余问之曰：“公之论诗，何独取乎义山也？”公曰：“义山之诗，宋初为词馆所宗，优人内燕，至有撏撦商隐之谑。元季作者惩西江学杜之弊，往往跻义山、祧少陵，流风迨国初未变。然诗人之论少陵，以谓忠君忧国，一饭不忘，兔园村夫子皆能嗟咨吟咀，而义山则徒以其绮靡香艳，极玉台香奁之致而已。吾以为论义山之世，有唐之国势，视玄、肃时滋削；涓人擅命，人主赘旒，视朝恩、元振滋甚。义山流浪书记，洊受排笮。乙卯之事，忠愤抑塞，至于结怨洪罏，讬言晋石，则其非诡薄无行、放利偷合之徒，亦已明矣。少陵当杂种作逆，藩镇不庭，疾声怒号，如人之疾病而呼天呼父母也，其志直，其词危。义山当南北水火，中外箝结，若喑而欲言也，若魇而求寤也，不得不纡曲其指，诞谩其辞，婉娈托寄，
谜连比，此亦风人之遐思，小雅之寄位也。 余曰：“是则然矣。义山《无题》诸什，春女读之而哀，秋士读之而悲。公真清净僧，何取乎尔也？”公曰：“佛言众生为有情。此世界，情世界也。欲火不烧然则不干，爱流不飘鼓则不息。诗至于义山，慧极而流，思深而荡，流旋荡复，尘影落谢，则情澜障而欲薪烬矣。春蚕到死，蜡炬灰干，香销梦断，霜降水涸，斯亦箧蛇树猴之善喻也。且夫萤火暮鸦、隋宫水调之馀悲也；牵牛驻马、天宝淋铃之流恨也。筹笔储胥，感关、张之无命；昭陵石马，悼郭、李之不作。富贵空花，英雄阳燄，由是可以影视山河，长挹三界，疑神奏苦集之音，阿徙证那含之果。宁公称杼山能以诗句牵劝，令入佛智，吾又何择于义山乎？”文中钱谦益引述道源论义山之语，采用问答形式，“是则然矣”四字实际上也表达了自己相同的看法，主要从艺术特征、达意方式、人格志义和佛教意涵四个层面来评论义山及其诗作，其中也有很大篇幅涉及杜甫与李商隐的比较和关联。 从最浅层来看，义山诗“使事奥博，属辞瑰谲”，这承继了钱氏在入清前对李商隐的评定。也正是由于义山诗獭祭式的用典和瑰丽奇谲的辞藻，使得宋初西昆体末流仅得其华美秾丽，以致有宋人刘颁《中山诗话》中记载的“祥符、天禧中，杨大年、钱文僖、晏元献、刘子仪以文章立朝，为诗皆宗尚李义山，号‘西昆体’，后进多窃义山语句。赐宴，优人有为义山者，衣服败敝，告人曰：‘我为诸馆职撏撦至此。’闻者懽笑”这般的戏谑情景。而“跻义山、祧少陵”也是用所谓的“昆体工夫”，借由李商隐的锻炼精粹、长于用典来“造老杜浑成之地”。此种学杜方式，在钱谦益看来甚为谬误，乃“旁门小径”。 在达意方式这一层面上，非常值得关注的，是对义山诗“纡曲其指，诞谩其辞，婉娈托寄，
谜连比”的高度认可。以及在达意方式上对义山和杜甫的分析比较。在这篇序文和后一篇为朱长孺《李义山诗集笺注》所作序文中，都称义山诗为“风人之遐思，小雅之寄位”，故不但能使春女哀，亦可令秋士悲，实在极尽褒奖。而他对杜诗的“志直词危”也予以肯定，并将两种达意方式放在两位诗人所处的历史背景中进行比较：指出“婉娈托寄”的达意方式，是在当时党争倾轧、宦官专权、内忧外患的恶劣政治环境下，义山作为一备受排挤、身份低微的“流浪书记”不得不选择的讽时刺君的方式。如清人沈德潜云：“义山近体，襞绩重重，长于讽喻。中多借题摅抱，遭时之变，不得不隐也。”(《说诗晬语》卷上)前文已提到，钱谦益在《初学集·卷三十二序五》的《王元昌北游诗序》中，也指出过杜诗之善用微词，这在他眼中即是义山诗与杜诗共同的达意方式，也是“重新强调了发扬赋、比、兴完整的诗歌创作传统的重要意义”[5]79-85。义山诸多云遮雾掩、幽微要缈的艳诗和无题诗是否皆为寄托之作尚待讨论，但在钱氏看来确是别有深意，这实际上与其宦途坎坷、改朝失节而自有隐衷不无关系，其中蕴含的政治意味颇深。故吴调公认为钱谦益“寄托遥深”的诗风，渊源于义山的“楚雨含情皆有托”[6]214。毋论全以“寄托说”来解义山诗是否牵强，但钱氏对此极有感触——《有学集·卷四绛云馀烬集·读梅村宫詹艳诗有感书后四首》的小序说[4]115： 余观杨孟载论李义山无题诗，以为音调清婉，虽极秾丽，皆托于臣不忘君之意，因以深悟风人之旨。若韩致尧遭唐末造，流离闽、越，纵浪香奁，亦起兴比物，申写托寄，非犹夫小夫浪子沈湎流连之云也。顷读梅村宫詹艳体诗，见其声律妍秀，风怀恻怆，于歌禾赋麦之时，为题柳看花之句。傍徨吟赏，窃有义山、致光之遗感焉。 孟载乃明初十才子杨基的字，“尝读李义山无题诗，爱其音调清婉，虽极其秾丽，然皆托于臣不忘君之意，而深惜乎才之不遇也。客窗风雨，读而悲之，为和五章”，是他《无题和唐李义山商隐》的前序。这不免有抬高香奁艳诗之嫌，而钱氏深有同感，效法商隐和诗四首并为序。吴梅村自己对此倒称“此老殆借余解嘲”(《梅村诗话》)，但在牧翁却绝非解嘲玩笑，而是以“起兴比物”大发黍离之悲，如四首其一“凄断禁垣芳草地，滴残清泪到蘼芜”，其二“袖上唾看成绀碧，梦中泣忍作琼魂。可怜银烛风前泪，留取胡僧认劫灰”，其三“衔壁金缸怜旖旎，翻阶红药笑娉婷。水天闲话天家事，传与人间总泪零”[4]116-119，等等，大抵类此。 回到《注李义山诗集序》，不难看出达意层面是钱氏评定李商隐诗非常重要的关注点，此亦为杜诗共有的手法。此中关节在于由这种方式所达的“意”，也就是人生志义的层面。序文一反前人对义山的恶评，赞其“为人激昂奡兀”，“推原其志义，可以鼓吹少陵”。老杜与义山，只是所处环境不同，达意方式有别，而旨趣大致相类，前者是在盛唐余音下的疾声呼号，后者是于晚唐颓势中的无奈低吟。人生志义其实就是由诗歌透露出来的精神，这是把握钱谦益对义山评价的核心所在。 最后的佛教语乃是从道源的角度来谈，言义山诗极消耗情感，达到一极致或可看穿世相无常，情欲空花。这在义山来讲却是往而不返，他绝不是“先以诗句牵，后令入佛智”①，即使到了薪尽水涸的地步，也要用杜鹃啼血的方式执著于幻灭中的追求。过人充沛的情感也是使人将义山与老杜联系起来的一个因素，如叶嘉莹先生剖析的：“杜甫是以其博大溢出于事物之外，义山则是以其深锐透入于事物之中；杜甫之情得之于生活经验者多，义山之情得之于心灵之锐感者多。而至于其以过人的感情的浸没，泯灭了事物外表之拘限的一点，则二人却是相同的。”[7]1-56 在同出于《牧斋有学集·卷十五序二》的《朱长孺笺注李义山诗序》中，钱谦益再次申发前篇序义观点并补前序之阙曰[4]705-706： 余往为源师撰序，推明义山之诗，忠愤蟠郁，鼓吹少陵，以为风人之遐思，小雅之寄位，其为人诡激历落，厄塞排笮，不应以浪子嗤点，大略如长孺所云。又谓其绮靡秾艳，伤春悲秋，至于春蚕到死，蜡炬成灰，深情罕譬，可以涸爱河而干欲火，此盖为源师言之，而其援据则有未尽者。义山赞佛一偈，驰誉禅林。晚从事河东、梓潼幕，师事悟达国师知玄，以目疾遥礼禅宫。明旦得天眼偈，读终疾愈，卧病语僧录僧彻，誓愿多生削染，为玄弟子。凤翔写玄真，义山执拂侍立，集中《别智玄法师诗》云：“东西南北皆垂泪，却是杨朱真本师。”智玄即知玄，故云本师也。又有《寄安国大师诗》，知玄与弟子僧彻，皆住上都大安国寺，号“安国大师”。玄归老九陇旧山，而义山罢归郑州，故其卧病与僧彻语云云。又寄书偈与玄决别。《唐书》载义山终于郑州，其踪迹亦略可考见。书此贻长孺，聊以补前序之阙。此序与《注李义山诗集序》之意大致相同，特别处唯在于见出钱氏于史实考订之严谨。 《有学集·卷十七序》有《周元亮赖古堂合刻序》，于阐明其诗学“有本”思想和评义山、老杜均有牵涉，节录于下[4]766-767： 古之为诗者有本焉，《国风》之好色，《小雅》之怨诽，《离骚》之疾痛叫呼，结轖于君臣夫妇朋友之间，而发作于身世偪侧、时命连蹇之会，梦而噩，病而吟，舂歌而溺笑，皆是物也。故曰“有本”。唐之李、杜，光焰万丈，人皆知之。放而为昌黎，达而为乐天，丽而为义山，谲而为长吉，穷而为昭谏，诡灰奡兀而为卢仝、刘叉，莫不有物焉，魁垒耿介，槎枒于肺腑，击撞于胸臆，故其言之也不惭，而其流传也，至于历劫而不朽。今之为诗，本之则无，徒以词章声病，比量于尺幅之间，如春花之烂发，如秋水之时至，风怒霜杀，索然不见其所有，而举世咸以此相夸相命，岂不末哉!钱氏“有本”的诗学思想原是建立在对明代诗坛流弊“无本”的破上，其抨击的主要对象是“学古而赝”的前、后七子和“师心而妄”的竟陵派。周元亮在此点上与牧翁相契合。这段序文中提到的诗人，与《曾房仲诗序》中所列举的“得杜之一枝者”基本一致。此处对义山诗特点的概括是“丽”，“丽”一方面是义山自我发展而突显出来的特点，另一方面也有义山得老杜之“前辈飞腾，余波绮丽”的影响。一般谈风格，杜诗常称沉郁，义山诗则是秾丽。但需要看到的是，一则杜涛有其辞采茂美、声韵流丽的方面，二则如袁枚之言“义山似厚，飞卿似薄”②，商隐实则丽而不薄。 此外，钱谦益在这里将杜甫与李商隐诗歌都归为“有本”，也即“有物”。我们理解这个“有本”就是有感而发之真情真性。这也符合钱氏在多篇序文，如《曾房仲诗序》、《范玺卿诗集序》等，对“诗言志，歌永言”、“诗者，志之所之也”的赞同与维护。其中最为精彩的是其《初学集》第三十二卷的《虞山诗约序》曰：“古之为诗者，必有深情畜积于内，奇遇薄射于外，轮囷结轖，朦胧萌折，如所谓惊澜奔湍，郁闭而不得流；长鲸苍虬，偃蹇而不得伸；浑金璞玉，泥沙掩匿而不得用；明星皓月，云阴蔽蒙而不得出。于是乎不能不发之为诗，而其诗亦不得不工。”[3]923结合上文看，牧翁认为诗文应本性情，导志意，由动荡时事、蹇涩际遇中自然进发。这个“本”，是“千容万状的身世淬厉，潮卷心魂的世运蛰启，性情与学养、知识与体验的交互溶铸”[8]67-71。将这一点放入杜甫和李商隐的身世际遇和文学创作中，就豁然可解了。如少陵，家学世代奉儒，幼年丧母，成年后屡举进士而不中，困于长安，仕途不顺。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杜甫亲历战乱流离。晚年又多处漂泊、生活窘迫。而他在这一过程中诗歌创作愈发臻于圆熟醇正，感时忧国之情愈深，气象愈大。至于义山，早年丧父，生活需要亲戚接济，自己则“佣书贩舂”贴补家用。19岁时因文才受牛党要员令狐楚赏识入其幕府。屡次应试不第，历经自文宗太和二年(828)至文宗开成二年(837)前后十年应举之路。而中进士当年，奖掖他的牛党要员令狐楚即去世。不久他入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墓并娶其女，王茂元被视为李党，从此义山便在牛李党争中受到排挤，仕途坎坷。两人秘书省都落寞而终后，义山辗转于各幕府，始终郁郁不得志。“古来才命两相妨”的命运却让商隐孕育了深情绵邈、包蕴密致的诗篇。 与钱牧斋、吴梅村并称“江左三大家”的龚鼎孳有《定山堂诗集》，前有吴伟业、周亮工、钱谦益等人的序。钱氏在《定山堂诗集旧序》也强调了诗文应本性情：“今之论诗者刌度格调，劌鉥肌理，奇神幽鬼，旁行侧出，而不知原本性情。言古诗，则曰《十九首》，亦知其惊心动魄，一字千金者乎？言今体，则曰杜陵，亦知其‘语必惊人’、‘余波绮丽’者乎？义山之《隋宫》、《马嵬》，长吉之《铜仙》、《辽海》，长庆之《长恨》、讽喻，一言半句，色飞灰死，连章累什，心折骨惊，有能唱叹吟咀，深知其旨意者乎？”[2]215 钱谦益《有学集》另有一处论及李商隐，是在卷四十八的《题冯子永日草》[4]1576： 今称诗之病有二：曰好奇，曰好艳。离岐以为奇，非奇也；丹华以为艳，非艳也。《十九首》，五言之祖也。亦奇亦艳，惊心动魄。自是以降，左之《咏史》、阮之《咏怀》、陶之《读山海》，奇莫奇于此矣。郭弘农之《游仙》、谢康乐之游揽、江记室之《拟古》，艳莫艳于此矣。而人不知也。搜卢仝、刘义以为奇，猎玉台、香奁以为艳，问其所以为奇为艳者而懵如也。嗜奇之病顷少为士友发之。又尝谓李义山之诗，其心肝腑脏，窍穴筋脉，一一皆绮组缛绣排纂而成。泣而成殊，吐而成碧，此义山之艳也。古之美人，肌肉皆香，三十三天以及香国毛孔皆香。刘季和有香癖，熏身遍体，张坦斥之曰俗。今之学义山者，其不为季和之熏身者尠矣，而况不能如季和者乎？牧翁批驳当时诗坛只追求表面字句的奇、艳，而不明真正的奇、艳和所以奇、艳的缘由，特别以义山诗举例，认为义山诗不单文辞谋篇能见其锦心绣口，而且诗歌的气脉、内核无不绮丽，以美人作比，就不单是肌肤生香，更是香入毛孔、骨髓。钱氏用“泣而成珠、吐而成碧”八字来形容“义山之艳”。李商隐《锦瑟》：“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钱锺书先生鉴赏此诗道：“虽化珠网，仍含泪热。”不妨引义山《天涯》一诗来解释钱氏这里所指的诗歌内核上的“艳”：“春日在天涯，天涯日又斜。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这首诗是玉谿白描，文字平易，在辞藻上谈不上绮丽华美，何以使人读之心折骨惊？“最高花”乃指“花之绝顶枝也”，花开到此乃尽。莺啼如果也有泪的话，诗人请求小小的啼莺为自己沾湿最高的花。这只有情的啼莺实是诗人的化身，是“伤春”的诗魂。短短二十字，字字血泪。屈復笺评曰：“不必有所指，不必无所指，言外只觉有一种深情。” 再来看钱氏列举出“艳莫艳于此”的郭璞、谢灵运等。郭璞有游仙诗十九首，捕绘出神秘绝美的仙境，在东晋“淡乎寡味”的玄言诗中，可谓独树一帜。关于这些诗作的思想内涵，钟嵘称“乃是坎壈咏怀，非列仙之趣也”，正是其仕途偃蹇、人生短暂的抒怀之作。谢灵运的山水诗一般被认为是由感性的山水入手来体悟玄道，在艺术特征上典重富丽。至于其中深味，《宋书·谢灵运传》或已道出：“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自谓才能宜参权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愤”，这可以说是谢灵运纵情山水很重要的动因。由此来看，不论是义山诗，还是钱谦益标举的郭弘农、谢康乐等之诗歌创作，所以归其为“艳”，绝不仅仅是艺术手法上的，而是有所用情、有所寄托，绮丽外表下有精神和思想作为支撑。 以上整个探讨乃是建立在钱谦益“有本”的诗学观念之上，也是由这点出发来把握义山诗与杜诗最重要的贯通——诗歌之“灵心”。延续着钱氏的思路，清人“把义山诗的词难事隐看作是兴寄所至，如纪昀所说的那样‘义山诗盛事托讽，运意深曲，佳处往往逼杜。’……对于李商隐的学杜，清人也不再限于‘某诗某句从杜诗出’的钩沉，而是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善学少陵七言律诗者，终唐之世，唯李商隐一人。胎息在神骨之间，不在形貌……义山当朋党倾危之际，独能乃心王室，便是作诗根源。其《哭刘赘》、《重有感》、《曲江》等诗，不减老杜忧时之作。’这就是说，李商隐的学杜，不仅仅限于诗法和风格上的规摹，而是精神上的相通。”[9]42-52 清人包括钱谦益之所以如此诠解李商隐，也透露出自己所处的历史时代背景和失意的士大夫心态。但无论钱氏如何解说义山诗、所指义山诗与杜诗贯通处是否完全妥贴，两位诗人将己身之情志，尤其是一份沧桑悲感寄寓于镂金错彩的诗歌之中，使后世读者代代为之“心折骨惊”，并体味感慨于其中血泪凝结、千古常新的人之情感和价值。这本身即是历代诗人孜孜以求，同时也是经典诗歌最摄人心魄的原因所在。 [收稿日期] 注释： ①白居易《题道宗上人十韵》云：“如来说偈赞，菩萨著论议。是故宗律师，以诗为佛事……先以诗句牵，后令人佛智……” ②袁牧《随园诗话·卷四》四二：“……古人之诗，少陵似厚，太白似薄；义山似厚，飞卿似薄：俱为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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