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视野下西方文化输入对华影响的历史透视
王忠春，周晓晶
(山东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青岛 266590)
摘 要 ：中国文化自信的建构必须以透视、反省、检讨、批判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面对西方文化输入而上下求索的历程为文化奠基。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强势输入，推动我国在器物、制度、思想等层面均实现了现代化变革，但西方文化存在的内生性缺陷、道路敌视及文化侵蚀也给中国在误读或被误读中带来了社会发展的异化、道路认知的迷惑及民族精神家园的迷失等等问题。由此可见，只有在自主性的前提下应对并开展文化的全球化，才能在文化的解构与建构中永葆鲜活力量。
关键词 ：西方文化输入；文化自信；历史透视；自主性
文化自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应然面貌，也是中华民族与西方国家在文化交流中应然示之的姿态。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强大文化向心力，推动着民族的崛起，刷新着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认知，也聚焦了全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但由此也使中国更趋于成为西方国家文化输出的重点目标。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华民族文化对外辐射和防外辐射能力还稍显逊色，如何化解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误解，塑造良好国际形象，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时代课题，也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应有的责任。本文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谈起，就西方发达国家由外而内、内外兼备的文化输出对中国在器物、制度和思想等层面的深入影响进行全面、理性的透视，并从中反思其经验与特质，以期能对我国文化自信坚定心态的重塑与建构有所启示。
一 、西方文化输出 ：内涵及外延的界定
“西方”本是一个方位名词，但在这里赋予其文化属性。西方文化是世界多彩文化舞台上的重要一彩，指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实践过程中创造的、不断发展的文化。就文化输入的外延来看，从文化来源的方位以及近现代以来中国在“西学东渐”的进程中遭受的文化冲击及影响看，西方文化的输入意指包括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内的西方全部文化的输入与传播。由此决定了笔者在此对文化输入所产生的影响问题探讨，必然从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至深影响的“西学东渐”谈起，并从其历史影响的梳理中对接当下文化全球化造成的现代话题，思索其中的规律、特质及韵味。
而就文化概念而言，古今中外学者都基于自身实践与认识对其内涵和外延进行了界定。《易经》贲卦彖辞云：“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其理解中，“文化”即以 “人文”来“化成天下”的过程和表现，“人文化成”所指乃人类实践化的一切产物、对象化的所有意义世界。这一诠释与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奈(Joseph S.Nye,Jr)将文化视为“为社会创造意义的一整套价值观和实践的总和”[1]16的理解相契，可见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都存有对“文化”给予广义范围的解读，亦如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B.Taylor)的文化诠释，展示文化作为“复杂生活整体”的完整意义。而国学大师钱穆则把文化形态分为“物质的”“社会的”“精神的”三个层次[2]，这一界定，不仅赋予了文化理解的立体化视角，而且也与西方文化输入的路径、内涵基本一致。近代西方文化对外输出的整个过程及其对中国产生的突出影响，正是按照由器物而制度再到思想三个路径层面的次第展开，从而实现了对西式文明发展模式的输出。
由表3可知，对于反击闪络，接地极线路配置22片170 mm结构高度绝缘子，在反击雷电流290 kA时，极导线闪络接地极线路不闪络；接地极线路配置25片170 mm结构高度绝缘子，在反击雷电流370 kA时，极导线闪络接地极线路不闪络，其它大雷电流反击情况类似。该绝缘配置已接近甚至高于目前500 kV交流线路的绝缘配置水平，若要在接地极线路上实施经济代价相当大。根据已有±800 kV线路运行经验，由雷电反击引起单极闭锁事件极少，因此提高接地极线路绝缘配置以避免其反击闪络意义不大。
西方国家的现代文明肇始于工业文明的孕育，近代以来，在资本—利益扩张需要的驱使下，其对华文化输出以整个西式文明全盘推出的“优势”面貌呈现，将经济科技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有效结合，以优越而又坚不可摧的强势冲击着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的积弱积贫的现代化阵地，体现了工业国对农业国、现代对传统、霸权对羸弱展开全面冲击—覆盖的鲜明特质。时至今日，尽管许多后发国家如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发展强劲，但西方国家始终秉承“西方文明优越论”的价值观念和自我陶醉心态，依托其背后雄厚的资本支持和成熟的思想体制支撑，不遗余力地对西方文明模式进行完整统一的输出，甚至不惜以一副“救世主”的姿态，强行向不符合自身世界观、价值观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不发达国家进行从资本技术到自由市场、从民主法治再到意识形态的全面渗透甚至移植。从文化到文明、从冲击到覆盖的输出特点，决定了受其影响的中国发生的变革也必然是多层多维、全面深刻的。
二 、西方文化输出对华影响的历史观照
不可否认，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话语霸权很大程度上牵制了中国崛起，加重了国际对中国形象的误读，使中国面临着话语无力甚至是“失语”的境地。但中国对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持充满了理性的坚定，邓小平当年对移植文明后果的警告至今震聋发聩：“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6]因此，争夺话语权力，抢占舆论阵地，从而发出中国声音，打造中国话语，论证中国道路，成为实现民族复兴的当务之急。
(一)科学主义输入与器物层面的变革与挑战
肇始于明朝末年的“西学东渐”，最初便以西方科学技术的大量传入为主要特色。及至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利用科技暴力强势破开中国国门，中国冷兵器毫无还击之力，身临日益被瓜分、奴役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西方器物的优越性迫使传统士人不得不放下华夏之尊，展现出由“夷”到“洋”、以“洋”(西)为用的思维转变，并由“君子不器”的达人理念和重道轻器的治国思维转变为对“道本艺末”的传统观念的反思性批判。从林则徐开始“开眼看世界”，到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从洋务派力主“西学为用”到维新派希冀变法图强，从19世纪末的实业救国思潮到新文化运动祭起“赛先生”的大旗，近代先进士人在一次次的思想交锋中，都表达了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强烈膜拜，希冀通过引进技术、创办实业企业、翻译西方书籍、派遣留学生、传播科学思想、探索科学方法，以“自强”实现“御辱”乃至奋发超越之目的。由此，西方科学主义在中国一路高歌猛进，给中国带来了从技术到经济结构，再到现代教育体系逐步建立的一系列深刻变革。在此当中，现代教育内容、教育形式、思维方式乃至学术话语范式方式都发生了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的时代性转换，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传统科举制度的废除、白话文运动的开展，为中国从封建专制向资本主义近代化转换提供了技术动能，积累了物质乃至阶级的力量，并为日后顺利步入社会主义奠定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
视觉传达设计是以某种目的为先导，通过视觉符号对信息进行传达，并对被传达对象产生影响的过程。视觉传达设计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非常广泛，如广告、包装等。作为表达地理、地形特征的水纹记号，也属于视觉传达研究的范畴。目前在我国现代水利建设中，所采用的地理水纹记号是传统的地理学的图例，这些地理图例在地理、地图中具有包含各种信息的优势，但是地理图例并不是专门针对水利建设所用，而且在水利建设中所采用的地理图例，没有视觉传达设计的系统整理凸显出比较凌乱的、不正规的、不系统的特点，其中水纹记号尤为严重，因此需要进行系统化的整理。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政策红利的释放加上其庞大的市场容量和发展潜力，催生了西方在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等方面对华进行输入的动力；而西方优越的发展效益也引发国人加强了对其先进技术的引进、自由竞争理念的输入、市场经验的借鉴及以资本扩张追逐剩余价值的膜拜。由此不仅带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高速开展、综合国力的突飞猛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改善，同时，科学技术对人类各方面能力的延伸也造就了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无限张力，造就中国社会出现经济单向度发展和技术工具主义无限扩张的趋向，科学内涵中的实用理性和工具价值在发展欲望的强势驱动下大行其道，其裹挟的单一价值的思维取向推动科学日益异化为单纯的科技，中华民族能干、肯干、敢干的精神动力一旦无限膨胀又使发展时刻面临缺乏敬畏约束的危险。从个人的生存方式看，生产生活中对科技尤其是网络信息的过度依赖，带来知识的碎片化、是非的模糊性、认知的浅层次和话语的极端化(为在网络过剩资源中博得话语权所致)，在全面的认识、深入的思考和理性的对话均难以建立的情况下，人最终为科学技术所奴役，对生活丧失了思考和创新的能力。
依据文章上述的内容可以得知，行为心理在建筑空间设计中所占据的地位极高。行为心理十分的复杂，建筑空间的设计内容以及涉及到的层面也比较广泛，设计的操作环节难度会比较高。无论是行为心理还是建筑空间的设计，其二者都存在着极强的客观性，在客观性的影响下，其之间的关系变得越发的复杂起来，其所产生的影响效应也十分的显著。想要真正的创设出优秀的设计作品，建筑设计人员需要以分析人们心理行为为基准，在其基础上创新建筑空间设计。
考究这一异化现象出现的根源，首先与西方文化输入的先天不足，即与现代西方科学主义的发展缺陷不无关系。在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最初认知里，科学本来是兼具知识与智慧、知性和德性的统一体。但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中，在科学渐成“主义”的狂飙中，科学的内涵也渐渐发生蜕变：从古希腊苏格拉底的“知识就是德性”，到近代培根宣扬的“知识就是力量”，再到当前知识经济时代人们对“知识就是金钱”“知识就是效益”的推崇、膜拜，人类已将科学的理性“由全面的、普遍的理性蜕变成片面的实证理性、工具理性”[3]。其次，作为文化输入对象的中国对西方科学理性发生这种嬗变的反思明显不够，甚至在最初就根本不会想到去分析或反思。对积弱积贫的近代中国来说，在饱尝了落后挨打的百年苦难后，我们对西方科学的先进性膜拜总感不及，吸收总觉不够，对其德性的先天缺陷自然无从认知、无力辨识，也无暇反思、无能批判，对这种科学—工具主义理性的全力贯彻必然会导致经济发展的单向度问题。而且，为致力于追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中国以经济为中心的发展思路在功利主义影响下，一度导致其他建设越发陷入边缘化的境地，尤其在市场经济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面前，精神文明建设更容易被长期忽视，中国文化自信的问题不要说坚定，就连建构都曾缺乏被关注。由此不仅造成对科学价值合理性反思的继续忽视，甚至造成对人生存的本质、社会发展的目标等一系列理性价值追求的迷失，应然的全面发展渐趋变质为追求实用工具和价值工具的实然状态。伴随理性的嬗变，“超我”丧失管制作用，“自我”分离现实情况倒向“本我”，使人类制造的工具反身同化人类为工具性质。这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关系的背离与紧张，彰显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发展困境，因而实际是对守成国家发展窘局的重蹈。
(二)道路探索与制度层面的变革与挑战
近代，西方国家不断通过经济掠夺、军事征服、政治控制、外交打压甚至文化殖民等手段将中国步步推入殖民地半殖民地境地，身陷其中的中国各个阶级力量在此当中不断找寻、调整、尝试和变更着各种关乎中国出路的道路方案。继《资政新篇》为中国提出第一个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后，早期维新派批判洋务派“考求洋人末务而忘其本”，主张“采西国之政”(郭嵩焘)、学西方“议政于议院”(张树声)，推动中国将对西学输入的关注由技术逐渐转到制度及其理念，从百日维新到辛亥革命，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从和平改良到暴力革命，都再现了资产阶级通过谋求上层建筑变革来挽救民族危亡的努力，民主共和观念由此不断深入人心。但旋即，一战的爆发及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统治的乱局，各种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却使资本主义道路及其意识形态话语权优势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群体的认知中逐渐丧失。随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无产阶级的壮大及其推动下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师从西方的重心和模板也发生了从欧美到苏俄的转向。此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展尤其是井冈山道路的开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成功及其后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完成，都逐步推动中国最终走向社会主义，为中国日后的一切进步提供了制度基础，并指明了建设和发展的科学方向。
然则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开创的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毕竟背离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方向，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从一开始便被西方列强视为眼中钉，成为其和平演变的重要靶向。随着四十年来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国在国家自主性的前提下以更积极、更主动的态度面对西方文化的输入，通过充分借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验、公平竞争和法治理念，推动适合自身国情的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得到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而这种制度优势的发挥不仅推动中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它更具有世界的意义：从理论意义上言，它“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从实践意义上讲，它“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4]。
救亡与启蒙，是近现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在经历了由器物到制度的变革后，近现代中国新陈代谢的历史实践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最终将“西学东渐”的关注视角转移到思想层面变革上来。在“打倒孔家店”的呐喊中，他们坚持“道与世更”的原则，在“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变革中高举“民主”“科学”旗帜唤醒对国民性的改造，将孔学封建教条式理论“拿下来，捶碎，烧去”(胡适)，推动近代变革层层深入。在各种西方思潮的输入引介中，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日益引起先进知识分子的关注，而这正是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使然，毕竟，在时代转换及救亡洪流袭来之际，“中国文化发展不是一般地仅仅需要马克思主义，而是需要一种外来的文化能激活它的已经懒惰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恰恰迎合了这样的需要”[8]，由此为中国未来出路提供了最为科学的发展思路，从革命到改造再到建设、改革，马克思主义都为近现代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引。
西方文化在对华输出中，遵循着器物层面、制度层面、思想层面的输出规律，由外而内层层推进，这种输出导致了中国从发展动力到经济结构、发展体制、目标蓝图乃至思维方式都发生了一系列变革，同时也在发展中产生了新问题、新挑战。
(三)思潮输入与中国近现代思想的革新及挑战
自2015年加钾公司与广东天禾开展合作以来，双方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为了进一步加强战略合作，双方将2018年定义为“天禾加钾年”，今后将在业务规模、服务推广等各个方面不断加强合作和投入，天禾加钾平衡施肥项目作为其中的一个公益性活动，双方将坚持不懈地在不同地区、不同作物逐年开展。
思潮输入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输入中国与其文化侵略政策相携而行而又相辅相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政策除了抢掠、破坏他国文化资源这些简单粗暴的直接行为外，其迂回柔性的间接侵略行为则聚焦于“教育”和“宗教”，如传教、开办教会学校、实施殖民奴化教育等；而文化思潮的输入，不仅是其文化教育的一部分，而且也是西方价值观得以渗透的重要环节，二者在一定程度上都涵纳和承接了传统安全领域转嫁过来的“热对抗”与“硬冲突”，它们努力弥补、抹平后者因以文化龃龉表象呈现而给殖民地国家和民族造成的抵触情绪，并“将政治军事的不平衡延伸至文化领域并予以加强”[7]。只是在此当中，文化侵略与军事侵略、政治控制等各种“硬冲突”的殖民行径共同引发了被压迫民族的救亡，而在救亡引发的启蒙中，可庆的是，思潮输入助推了启蒙。
“不幸”的是，中国道路的成功探索及中国方案的独树一帜不仅使西方欲将中国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企图成为泡影，而且因为这一有别于西方文明的发展版本挑战了由其主导的传统世界秩序，自然引起西方国家对这种特色道路的质疑和恐惧。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对中国崛起及其地缘政治影响作了令西方最为恐慌的断言：“中国未来给世界带来的影响，将可与20世纪的美国媲美，甚至有可能超越美国。”[5]他甚至在经济威胁、政治威胁、军事威胁等传统威胁论版本外抛出了以中国为中心的 “文明威胁论”。在他看来，中国的崛起将改变的不仅仅是世界的经济格局，还将彻底动摇西方人的思维和生活方式。至少，如果中国崛起为挑战美国的世界大国，“西化”将不再是现代化的唯一标签，现代化范式将可能成为双行道甚至多行道，对现代化的不同解读也将并行不悖。马丁·雅克此论尽管在西方饱含争议，但所有分歧都反映了欧美守成国对中国道路及其方案的恐惧与担忧，促使后者不惜一切手段牵制中国崛起，除金融称霸、技术封锁、经济摩擦、武器禁运、军事遏制、外交围堵外，在宣传上更是推动和平演变的手段在扩张中升级，借助各种融媒体技术不断解构中国发展模式。在“中国威胁论”宣传方面，西方国家抢占全球舆论制高点，不断散布不利于中国国际形象塑造的言论，污蔑中国经济体制是“强制性经济力”，中国的崛起是“带刺”的崛起，是“债权帝国主义”“新帝国主义列强”，中国正在用“锐实力”影响世界、中国推行门罗主义保持影响力等等，造成国际舆论对中国发展的恐慌。在“中国威胁论”从未平息的同时，各种版本的“中国崩溃论”在崩溃中不断改头换面，他们或直接从意识形态角度以消弭差别，或以结论宣判的行为方式断言社会主义的“末路”，如雷蒙·阿隆、丹尼尔·贝尔等几番宣告的“意识形态终结”及法兰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都以“终结”之名行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攻之实，力图以西式“全球观念”和“普世价值观”代替马克思主义；或借各种时机以经济学、社会学的“数据”分析从经济角度断言中国发展的崩溃——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改革受挫、苏东剧变，到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从中国2001年入世到2008年后中国的救市，各种版本的“中国崩溃论”都此起彼伏，其最终目的都是以西式意识形态的原教旨主义直接围剿和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从而混淆部分意志薄弱的中国人的视听，危害我国政治文化安全。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9]纵观近代以来的中西方文化的交锋史及其影响下中国纷纷涌现的各种思潮，无一不是对近现代中国时代转换的反映。西方思潮的输入总是不断在开启着启蒙思想洪流的闸门，涤荡着封建主义旧思想的影响，但同时，在以批判为主流的思潮冲击下，西方文化的输入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以儒学为主流的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家园的迷失，使文化自信一度出现“真空”状态。以至于，面对西方文化的横行肆虐造成的传统文化式微，现代新儒家不得不以“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命担当，在时代转折之际展开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重新整理、挖掘和认识。即便是如胡适这样的新文化运动健将，其“全盘西化”主张中也内涵着对文化惰性的充分考量，旨在从“整理国故”入手实现“再造文明”，以“全盘”西化的手段收取“半盘”文化的效果。由此可见，不论是文化保守主义(包括后来的港台新儒家)还是近现代自由主义，他们的话语都是承接五四话语继续说的，其思想研究与文化整合工作，目的都在推动传统文化实现创新型发展和创造性转化[注] 胡适发起整理国故运动意在以西方学术为参照，通过对国学优劣的整理、重评，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可以有机地联系现代欧美思想体系的合适的基础”(《先秦名学史·导论》)，进而在此基础上融合中西思想文化，实现“再造文明”。在此用意下看胡适穷其一生的“整理国故”工作，显然是在西方学术文化的参照下对中国文化实现创新型发展和创造性转换的努力。 ，只是最终的文化旨趣和落脚重心不同而已。
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是凝心聚力的文化，是开放包容的文化，但一直以来西方国家通过市场机制输入、国家战略依托、现代传播手段动用、教育交流“倾轧”、国际文化标准垄断等策略对中国实施文化价值扩张、普世价值渗透、信息流通控制，力图弱化其政治认同、剥夺其话语权力[10]。在政府、社会和个人的共同参与下，西方国家通过单边主义外交战略主导、学术界的理论导向、社会的积极响应等路径形成全方位的文化输出网。在失去物质文明的较量优势的支撑下，很久以来中国对西方文明输入的应对都是被动的、仓惶的。以至于随着西方文化思潮的涌入，多元文化思潮不断解构着国人文化—心理结构中的传统文化因子，而本土力量也在与其交织中不断展开抗争。如根据人民论坛杂志社的调查研究，2010-2016年影响中国最大的社会思潮中，新自由主义三次当选(2010年、2013年、2014年)，民族主义当选2次(2012年、2015年)，普世价值论(2011年)、民粹主义(2016年)各占1次[11]，2017年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排国内思潮的前两位，两者合流表现出的“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极端民族主义”[注]民粹主义以民为“粹”，反对精英、政府和权威，强调人民同质性，决定了其保守排外、反对多元文化的态度，在这一点上，民粹主义极易和极端民族主义合流。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极端民族主义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然抬头，如英国公投“脱欧”等，且这种色彩极具传染性，容易在全世界扩散开来。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度转型期，面临着日趋激烈的国际国内博弈环境，这一系列的条件为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合流提供了滋生乃至扩散的社会土壤。(参考欧阳辉：《警惕民粹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的合流》，人民日报，2016年12月18日) ，张扬了排外反美、质疑改革的戾气[注] 参考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国内社会思潮——基于2017及当前的社会判断》，人民论坛，2018年2月23日。 ，由此更可见当下中西文化交锋、对撞程度之激烈。在西方文化对主流文化的冲击之下，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严重侵蚀着人们的传统价值观，审美变成审丑，文化庸俗化现象一度泛滥，革命文化合法性遭受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被无情污蔑，意识形态的根本性、战略性和全局性地位遭到威胁。
中国话语阵地尤其是意识形态话语阵地遭受的诸上冲击，推动人们重视传统优秀文化双创性工作的开展，关注革命文化的弘扬和承续、先进文化的建设和引领，尤其是意识形态阵地领导权的掌握等问题，而如此种种均成为当前中国坚定文化自信、建构当代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
三 、“史海钩沉 ”的意义世界及其理性透视
近代以来西方文化输入无论在广度、深度还是强度上都对中国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在西方文化输出的强势冲击面前，我国在器物层面上的主动学习推动了自身的现代化进程，但西方科技理性发展的内在缺陷也助推了发展的单向度问题；在制度层面的借鉴最终为中国问题的出路找寻到了社会主义的解决方案，但西方文化对其实践的敌视、污蔑又给中国历史走向认知带来迷惑；在思想层面的积极吸纳推进了现代思想的启蒙，但又在颠覆传统、侵蚀主流中造成了民族精神家园的迷茫与迷失。从文化输出国来看，无论是国家、社会、个人的输出网，还是软硬兼施的文化输出战略，都透露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丑恶、霸道面目和“单纯坚贞”的目的，更暴露了西方国家自身无法摆脱的发展困境和恐慌。因此，中国文化自信的建构必须以透视、反省、检讨、批判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面对西方文化输入而上下求索的历程为文化奠基。这种奠基有着给予中华文化终极关怀的深厚意义：它在直指并反思发展动力、道路选择、文化安全等现代问题之后，继而，在文化自信的考问中，立足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桥头，将近代以来的文化输入—承接问题引向对当今中国文化安全的忧患，以及对当今世界文化话语权争夺问题的自觉。而“文化安全的核心是国家意识形态安全”[12]，就二者关系看，文化安全是意识形态安全坚固的“护城河”和“防火线”，意识形态安全是维护文化安全的关键和核心[13]，因此，对近现代以来西方文化对华输入影响的历史透视不仅具有文化安全的探讨意义，而且也有助于安全观视域下的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建构。意识形态话语权内涵文化和政治两个维度，文化领导权和政治领导权都是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两种不同的形式[14]，西方文化对中国道路的敌视意在消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权，文化思潮对革命文化、先进文化的侵蚀则重在解构意识形态工作对文化建设的主导权、领导权，而器物问题的发展潜力及优劣表现作为对先进文化的重要支撑和检验坐标，则直接关乎意识形态话语的认同度，因而从器物、制度、思想三个层面对西方文化输入进行基于史海钩沉的反思，有助于在历史性反思、经验性总结和规律性把控的基础上，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找寻与历史相统一的逻辑探索起点。
文化发展有其相对独立性，需要共时态和历时态存在的各种文化在交互对话与对峙中实现其独特的传承，“现在”只有处于“过去”与“未来”之间，才有意义，尤其是“过去”更是“现在”与“未来”的基础[15]。因此在文化全球化过程中，文化建设必须以自主性为前提，西方文化中心论及其影响下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必将被历史实践所淘汰。时至当下，伴随着中国的崛起，在中西文化—文明交流对峙的窗口下，我国的文化与文明的解构—建构都发生了时代性巨变：“身体”由国破山河到锦绣河山，“心理”由自卑盲从到自信觉醒，“天命”由被动屈从到主动掌控，无不展现着中华民族文化解构和建构的更上一层楼。但另一方面必须看到，在当今中西文化交流中，西方为主导的文化输出格局并未改变，中国文化建设必须以着眼于解决“不平衡、不协调、不充分”的文化现状格局为发展新视野和历史新方位，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计为理想与目标，做到“有张有收”，中华民族文化才能在有效应对西方文化的不利冲击下脱颖而出，才能在文化的解构与建构中永葆鲜活力量，让文化在增强中华民族自信时，更为世界多彩文化作出中国贡献。
政产学研合作背景下的专利共享机制——基于材料基因组工程研究的分析······················································刘 艳 范小军 (5,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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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istorical Insight of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Cultural Input o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onfidence
WANG Zhong-chun1，ZHOU Xiao-jing2
(College of Marxism,Shan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handong 266590，Qingdao，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must be based on its perspective,introspection,review and criticism in facing with modernization reforms caused by the strong Western cultural input in terms of implements,systems and ideas.Meanwhile,it also has to be faced with the alienation of social development,confusion of road cognition and loss of national spiritual homeland brought about by western culture in terms of inherent defects,road hostility and cultural erosion,which are misreading or being misread in China.It can be seen that only under the premise of autonomy can we cope with and carry out the globalization of culture,and maintain its vitality in the deconstruction and construction.
Key words ：Western cultural input;cultural self-confidence;historical perspective;autonomy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3571(2019)01-0019-07
收稿日期 ：2018-11-06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西方文化输出对我国文化自信的影响及应对研究”(17BKS089)
作者简介 ：王忠春(1972- ),女，山东泗水人，山东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方向的研究；周晓晶(1993- ),女，山西吕梁人，山东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的学习与研究。
引文格式 ：王忠春，周晓晶.文化自信视野下西方文化输入对华影响的历史透视[J].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4(1)：19-25.
(责任编辑 孔凡涛)
标签：西方文化输入论文; 文化自信论文; 历史透视论文; 自主性论文; 山东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