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与时代精神——国学研究与中国的现代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学论文,时代精神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 本刊1995年第5 期发表了一组“国学与时代精神”的文章，并希望本院师生和学术界的朋友们就此进行深入研究和具体探讨。我们的倡议得到了响应，现再次刊登有关这一讨论的文章。希冀引起更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以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和国学（中国文化或特指中国传统文化），西学（西方文化或特指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化）三者的关系，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
国学，顾名思义，乃中国传统之学术；然而，某一时代有某一时代之国学。当印度佛教传入中国时，先秦诸子与两汉经学是国学；迨至隋唐以后，儒、释、道三教之学便已都是国学；近代以来，研究中国传统学术而卓有成就者，莫不兼综中西，西学实已渗入国学研究的范围。从国学研究范围的变化，可见中国传统之学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传统与现代并非势不两立，当代的国学研究是中国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题中应有之义，它应该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而在学理上疏通从传统向现代的文化转型。
继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研究热”之后，90年代出现了“国学研究热”。“国学研究”无疑是“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二者的区别在于国学研究更偏重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学术层面，或更注重文化研究的学术性；而二者与中国现实的密切联系，我想是没有或不应该有什么区别的。“文化”是一个大的范畴，无论从广义的“文化”还是狭义的“文化”而言，它所包容的范围都甚广。因此，文化研究总带有宏观的性质，而宏观的文化研究若不失于空泛和随意，必须以微观的研究为基础；学术层面属于狭义文化即观念文化的范畴，研究中国传统学术以观照中国传统文化虽有其局限性，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和精华确实比较集中地反映在中国传统学术之中。在80年代的“文化研究热”中，大部分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实事求是的分析的态度，把文化研究的学术性与现实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也有一部分学者表现了激切、浮躁的情绪，对中国传统文化本无深切的了解，而又借文化研究以表达某些现实主张，从而有失文化研究的学术性。我想，90年代的“国学研究”应该是80年代的“文化研究”的更加深入的继续，它要为文化研究做一些更加切实的基础性工作，它所要避免的是文化研究中的空泛、随意和情绪化、不实事求是。
在80年代，文化研究更多地与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相联系，而在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冲突比较突出。因此，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更易引起人们的共鸣，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因素的继承则易被人们所忽略。在90年代，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日益迫切，愈来愈受到人们的关注，而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学术中蕴涵着比较丰富的精神文明建设的资源。因此，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的肯定更易被人们所理解，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已难被人们所认同。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从事国学研究本身已是一项高雅的文化活动，而国学研究所要发掘的现代精神文明建设的资源更能引起人们的重视。在80年代，“全盘西化论”曾经成为一种时髦；而在9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似亦成为一种时尚。然而，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毕竟是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一套系统工程，中国传统文化或中国传统学术在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都具有正负作用，而不能一概否定或肯定。文化研究或国学研究如果不失于片面，仍应对中国传统文化或中国传统学术的优劣成分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实现东西方文化的合理因素的创造性综合，这是文化研究当然也是国学研究的正确道路。
“国学”是一个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相对的范畴。因此，国学研究应该是开放的。它要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一方面对“国学”本身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另一方面要正确处理“国学”与“非国学”的关系，致力于国学的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近代以来中西方化的冲突与融合，是当代国学研究的大背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固守“国学”的门户而对西学深闭固拒者。但历史昭示人们：中西文化际会不仅是中西之争，而且是古今之争；拒斥西学不仅是思想文化的保守或门户之见，而且其拒斥的是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前程。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逐渐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和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精华相结合，并且由于它解决了中华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除台湾省和港、澳外）的任务，遂在1949年后成为国家的和民族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如何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而发展，如何进一步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并且吸收西方文化的合理因素，这还是一个长期的文化发展和创造过程。马克思主义已经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由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还没有结束，所以，马克思主义与国学仍可说处于相对待的关系中。
马克思主义者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上，有正确和成功之处，也有失误和严重失误之处。就后一方面而言，现代新儒家对儒学和传统文化的继承和现代阐释，可以引发人们进行反思并且吸取其教益。但是，现代新儒家的某些代表人物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也有两种错误的倾向：一是以“唯心”拒斥“唯物”，二是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持“夷夏之辨”的观点而排斥马克思主义。就前一点而言，现代新儒家的“唯心”之说更多地吸取了佛教的思维方式。就后一点而言，“夷夏之辨”是中国古代的一种落后的、不利于中国文化发展的思维方式。而且，这两点是相互矛盾的，“吾儒本天，释氏本心”，现代新儒家既吸取了外来佛教的思维方式，又以“夷夏之辨”排斥马克思主义，岂能说不矛盾？我认为，在当代国学研究中，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国学的关系是一严肃的问题，而现代新儒家的两种错误倾向应该引起警惕，予以反驳。
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中，有两次大的文化输入，一次是佛教的输入，一次是马克思主义和其他西方文化的输入。佛教的输入，满足了中世纪需要有一定的宗教情绪和宗教生活的文化要求。但佛教的出世的价值取向与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是有矛盾的，这一出世的取向在南北朝和隋唐时期虽曾有繁盛之势，但终被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所遏制，它一方面产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各宗派（以禅宗为主要代表），另一方面，其一部分精华被宋明新儒学所吸收。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西方列强的侵辱，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实现现代化；而欲实现现代化，必须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上实行改革和转型。由于历史的机缘和儒学等自身的缺陷，中国传统的学说没有能够担当起这一复兴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马克思主义不是像佛教、基督教那样由传教士传到中国来的，而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先进分子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实现民族的复兴和文化的转型而自己选择的。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传统的对大同世界的向往有着契合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对现实世界之真实性的肯定，对现实社会生活，群众性历史活动的极大关注，也与中国传统的人文价值取向有着契合的关系。中国近现代的文化转型，一个关键之点是要把被绝对化了的儒家的政治伦理之“体”转变为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变化的社会之“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正可为此提供理论依据。从一定的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国文化，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合乎历史逻辑的发展。国学研究固然是一种突出了学术性的文化研究，但它对于深入认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展望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未来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国学研究不能固守国学的门户，而应该是开放的，进一步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宏扬中国文化、中国学术的优秀传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从而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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