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知识经济若干问题的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经济论文,若干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国内外掀起了不大不小的“知识经济热”，先后出版了不少论著。然而仔细思索一下，就会发现连一些基本概念（范畴）和原理都还模糊不清，比如：何谓“知识经济”（Knowledge based economy）？知识经济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如何？如何向知识经济迈进等等。本文拟就上述基本问题进行初步探索。
一
何谓知识经济？目前主要有如下几种表述：一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认为在知识经济中，知识积累和创新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综合国力的决定力量，不再是资源、财富，而是知识之本。二是后工业经济论，认为知识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新型经济。三是认为知识经济是知识经济化、经济知识化的经济，即知识与经济融为一体的经济（这一看法是我在1998年发表的短论中提出来的，但当时未曾论证）。
我认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提法虽然揭示了知识经济的一些重要特征，但没有表明知识经济与过去科学技术革命的区别，因而未能揭示知识经济的本质。“后工业经济”的提法，把科学知识与工业经济、农业经济等割裂开来，有很大的片面性。
众所周知，在廿世纪六、七十年代前和十五、六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时期，曾经发生过三次大的技术革命，给经济、社会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或者说起了决定性作用，因而那时的经济也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科学知识与工业经济、农业经济等也有不同程度的结合。我们不妨简要回忆一下三次技术革命的梗概。据科学史专家研究（参阅张华夏、杨维增合著《自然科学发展史》，中山大学出版1985年版），第一次技术革命，是以蒸汽机的发明与改进为标志的。1764年詹姆斯·哈格里沃斯（John Hargreaves）发明了珍妮纺纱机，1768年， 理查·阿克莱（Arkwright）发明水力纺纱机，1776年塞米尔·克伦普顿（Comptom）发明骡机等等，迫切要求提高工作机的能源问题。如同马克思说的：“正是由于创造了工具机，才使蒸汽机的革命成为必要。”（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2页。 ）英人詹姆斯·瓦特（Jamcs Watt,1736－1819）在前人发明的蒸汽机的基础上，对纽可门（Thomas New-Comen）机进行了关键性改进。1781年瓦特为了使蒸汽机的动力能成为“大工业普通应用的发动机”，他设计出一种机械装置（曲轴）和汽缸活塞相连，把活塞的直线运动转变为圆周运动，从而带动各种工具工作。为了使转速稳定，他又发明了自动飞球调速器，以调节汽门大小。1782年，瓦特又将原来蒸汽从一面进入汽缸改为轮流从两面进入汽缸，即为往复式蒸汽机。从此，大大推动生产的发展，1785年建立了第一座蒸汽纺纱厂，到了1800年，英国出现“蒸汽工厂狂”，工业城市兴起，宣告了蒸汽时代开始。正如恩格斯所说：“分工，水力，特别是蒸汽力的利用，机器的应用，这就是从十八世纪中叶起工业用来摇撼旧世界基础的三个伟大的杠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00页。）第一次技术革命，是有科学理论为其基础的。从伽利略到牛顿力学革命为其奠定了理论基础。玻意耳定律（pv＝k，即一定质量的气体在温度不变时， 它的压强与体积成反比），推动了大气压力的研究和抽气机的发明，推动气体物理学的诞生。
如果说第一次技术革命，以蒸汽能发明为标志，那么第二次技术革命则是以电能发现为其标志的。从法拉第（M·Faraday）到麦克斯韦（J·C·Maxwell）的经典电磁理论的建立， 比从伽利略到牛顿的力学革命又前进了一步，它突破了经典力学的规范，不仅预言了电磁波的存在，而且揭示了光、电、磁的统一，引起了以电力应用为标志的近代第二次技术革命。十九世纪伟大英国物理学家和化学家法拉第对丹麦物理学家奥斯特（H.C.Oersted ）的发现（电能产生磁）进行了思考：磁能不能产生电呢？他经过多次试验，终于提出电磁感应定律，为电动机的发明奠定了基础，推动了发电机的发明。后来，他又进一步揭开电和磁传递方式和机制，打破了牛顿“超距作用”（与介质无关）的概念，认为电磁作用通过介质（以太）的有限速度传递，并用电力线、磁力线来表示电场与磁场的空间分布。19世纪英国另一位伟大物理学家麦克斯韦，深入研究了奥斯特电流磁效应原理和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出版了《电学和磁学论》专著，集电磁学之大成，提出了麦克斯韦方程，完成了电磁学革命，为近代电力工业、电子工业、无线电工业打下了坚实的科学理论基础。
第三次技术革命以原子核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等为其主要标志，其科学理论基础是爱因斯坦（A.Einstein）相对论、 普朗克（MaxK.E.E.Planck）等人的量子论以及十九世纪末物理的三大发现（电子、X射线和放射性发现）。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 把时间空间与物质运动统一起来，突破了牛顿的机械的时空观。他的广义相对论促进了现代宇宙学的发展。他的质能关系式（△E＝△mc[2]）预示了原子能的巨大潜力和原子核能的利用，促成了原子核能的技术兴起。普朗克等人量子物理学、 量子化学的创立和发展， 极大地推动了微观世界的研究。 1896年德国物理学家伦琴（W.C.Rontgen）发现了X射线，1896年法国物理学家贝克勒尔（A.H.Becqnerel）发现铀盐有放射性， 法国物理学家皮埃尔·居里（P.Curie）和玛丽·居里（M.Curie）夫妇先后发现了钍（Th）、钋（Po）、镭（Ra）有放射性，打破了量子不可分的旧观念，使物理学研究深入到微观领域。电子计算机（电脑），是二十世纪最重大的技术成果之一。从第一代的电子管计算机（1946—1956年），到第二代晶体管计算机（1956—1962 年）， 到第三代为集成电路计算机（1962—1970年）到第四代大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1970年之后）等等的发展，既是现代科学的结晶，又大大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现代空间技术的发展，人造卫星上天、人造飞船登月，人造探测器进入火星，等等，标志着人类探索宇宙奥秘揭开了新的一页，为人类社会、经济的飞跃发展开辟了无限美好的前景。第三次技术革命，与第一次、第二次技术革命相比，更具有科学的高度性、知识的密集化和技术尖端性等特点。
从以上几百年世界三次大的技术革命说明什么问题呢？
第一，它说明自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以后，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基础。“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生产率，这是一目了然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版，第424页。 ）那种把知识经济界定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抹煞了知识经济独有的特点，未有揭示其真正的内涵。
第二，它说明科学技术和工业、农业、交通运输等生产部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们之间不能分割的。科学技术只有物化在经济、生产之中，才能变为现实的生产力；如果只停留在科学理论上，那还只是潜在生产力。难怪马克思这样说：“自然界没有制造出任何机器，……它们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 219页。）那种把知识经济界定为后工业的经济，即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经济，那就把科学知识与工业、农业等生产部门割裂开来，把知识经济看成是知识与工业、农业等分离的经济，科学知识不用物化到生产、经济实体中去，或者把知识与财富、资源对立起来，这些看法显然是片面的，错误的。
我之所以提出知识经济是知识经济化和经济知识化这个命题，是出自如下几点理由：
一是揭示了知识经济与过去经济形态的联系与区别。知识作为经济、生产的基础，这是一切经济形态的共性，因为任何经济、生产的发展，都必须依赖科学知识的进步；任何科学知识的重大进步，都将大大推动经济、生产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每一项发现都成了新的发明或生产方法的新的改进的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70页，重点号是作者加的。 ）知识经济与过去经济形态的区别，不在于科学知识是经济、生产的基础，而在于知识经济化和经济知识化，即知识与经济融为一体。所谓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一般来说，科学知识与经济、生产融化率起码要在90%以上。难怪江泽民总书记说，现在只见知识经济端倪。
二是揭示了知识与经济的互相交换、相互融合的特点。知识经济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知识与经济双向流动，互相变换，融为一体，也就是说，科学知识已经不是停留在理论研究或实验室里，而是彻底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现实的生产已经不是停留在经验阶段或过时的、零碎的知识之中，而是以最新、最高的科学知识武装起来。譬如现代农业生产，完全与现代物理学、现代化学、现代生物学、现代气象学、现代信息论等等融合在一起。社会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劳动资源和劳动力（智力与体力），决不能把资源财富与智力（科学技术）对立起来。
三是预示了社会发展方向和规律。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就是知识与经济的结合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如果说，廿世纪前，经济、生产主要是与传统的力学、电学、化学等学科相结合，那么到了知识经济时代，则与现代的高能物理学、高分子化学、宇宙学、生物工程、信息论、社会科学等等学科相结合，而且知识与经济结合的深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不同，达到了全新的境界。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又将成为今后社会、 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驱动力。 马克思早在100 多年前就深刻地指出：“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 ”（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 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64页。）
二
小平同志于1988年发表了一个重要的科学论断：“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274页。）他在1992年春巡视南方的谈话中，又一次重申了这个论断。多年来实践证明，马克思和小平同志的科学论断，已经成为我们“科教兴国”的重要理论基础。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命题与“知识经济”的命题有什么关系呢？目前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有待深入探讨。我认为，这两者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
它们相互联系之点在于：第一，两者都强调科学知识的重要，都把科学知识作为经济、生产发展的主要的、决定性的力量，都认为经济、生产随着科学知识的发展而发展。第二，两者都强调科学知识与经济、生产必须结合。科学知识指导、驱动经济、生产的发展；经济、生产又推动科学、知识的进步。两者合则兴，离则衰，这已为人类社会历史所证明。第三，两者都用发展的观点看待知识和经济，不把它们凝固化，认为科学知识与经济、生产总是处在不断的变动状态中，因而人们要用辩证发展的历史观察不同时代的科学知识与经济、生产之间的关系。
但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命题与“知识经济”的命题又有所不同，它们的区别主要有：一是在内涵方面。“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命题从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方面揭示了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作用。正如小平同志所说：“历史上的生产资料都是同一定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同样，历史上的劳动力都是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力。”（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8页。）而“知识经济”这一命题虽然强调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但没有深入到生产力基本要素去分析。二是在外延方面。“知识经济”强调现代自然科学技术的作用，而对社会科学的作用有所忽视，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命题却对科学技术的外延比较广泛和全面，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马克思早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就指出：“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是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9—220页。）小平同志也明确地指出：“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8页。）根据以上分析，我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命题更深刻，更全面，应当成为“知识经济”的理论基础。只有这样，才会使“知识经济”朝着正确方向更广泛、更深入地发展。
说到这里，有必要提出一个问题探究一下，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科学技术的作用的估计是否充分？ 有的学者引用《资本论》第1卷第1章这样一段话：“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的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页。）然后批评马克思只是把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一个因素，而不是把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等等。我认为这一批评有点无的放矢，恐怕没有读懂马克思这段话，或者没有把这段话与马克思其他论述联系起来，有些断章取义的味道。马克思上述那段话是针对什么问题来说的呢？他是在讨论商品价值量与劳动时间量之间的关系时说的。在马克思看来，商品价值量与劳动时间量成正比，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如果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不变，商品的价值量也就不变，但是生产商品所需的劳动时间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每一变动而变动。接着，马克思提出了影响劳动生产力的五种情况：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应当说，马克思这一分析是非常全面和深刻的，既包括自然条件，又包括社会条件；既包括客观物质因素，又包括主观智力因素。拿客观自然条件（自然资源）来说，良好的自然条件、自然资源比恶劣的自然条件、自然资源，对生产力发展具有重大的作用。劳动者的素质、社会的分工和组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对生产力发展同样有重大作用。这些都是为现实生活所证明了的。马克思在这里把“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作为其中一个因素，并不是贬低科学技术的作用，更不是否定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是全面考察各种因素对生产力的作用。至于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的独特作用，马克思在其他地方比任何前人，都作了更充分、更深刻的论述。我们在本文第一节引用过不少马克思的有关论断， 下面再补充一些重要内容：（a）高度评价科学知识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随着工厂制度的发展和随之而来的农业的变革，不仅所有其他工业部门的生产规模扩大了，而且它们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机器生产的原则是把生产过程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并且应用力学、化学等等，总之就是应用自然科学来解决由此产生的问题。这个原则到处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5页， 重点号是作者加的。）马克思对中国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三大发明”评价很高，认为“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27页。）（b）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马克思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问题，把科学技术概括为知识（智力）形态生产力、直接生产力、生产力等。当科学技术尚未转化为生产过程时，它是“知识”、“智力”形态生产力；当科学技术与生产过程结合在一起时，它就“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9—220页。）（c ）深刻地揭示了科学技术渗透到各种生产要素中去发挥它的特殊功能和作用，“自然因素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自然因素被列入资本的组成部分——是同科学作为生产过程的独立因素的发展相一致的。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70页。）（d）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对科学技术发展的作用和局限，指出科学技术为资本家所占有，与劳动者相异化，“科学分离出来成为与劳动相对立的、服务于资本的独立力量，一般说来，属于生产条件与劳动相分离的范畴。并且，正是科学的这种分离和独立（最初只是对资本有利）成为发展科学和知识的潜力的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98页。）这就是说， 资本主义社会对科学知识的发展，既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又有很大的作用和潜力，我们应当扬长避短，使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发展得更快更好。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深刻地分析了科学知识与经济社会的内在关系，明确地把科学作为生产力，充分揭示了知识与经济相互推动的辩证规律。那种认为马克思没有充分估计科学、知识的作用是毫无根据的。
三
在即将告别20世纪和进入21世纪之际，我们很自然会考虑在新世纪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景和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世界上许多科学家和未来学家作了不少预测，提出了好多精辟见解。本文拟从另一角度，即从思维方法方面提出一些看法。
扎扎实实研究科学技术现状，了解当代科学技术发展前沿，预示科学技术发展前景，这是首先必须考虑的问题，如果对现状的（包括中国的和外国的）认识漆黑一团，或若明若暗，那就不可能提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科学技术发展方案。只有情况明，才能决心大。“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注：《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袖珍本）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163页。）我们要认真的、深入的调查国内外研究情况， 切忌浮躁心理和满足于搞一些不着边际的活动。对于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前沿和发展前景，要汇同各学科专家，进行潜心的、过细的调查研究和跟踪探索，要有一支专门队伍和经费专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那怕是它一时出不了成果，或与当前经济、生产没有那么直接、密切的联系。
正确处理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的关系，这是必须注意解决的重要问题。科学技术要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要为经济、生产服务，这是毫无疑义的，因为只有这样，科学技术才能发挥它应有的功能和作用，也才可能获得自身发展的动力和源泉。然而绝不能由此否定基础理论研究的战略意义。基础理论某方面的突破，往往会引起一系列技术革命，强烈地推动生产的发展，例如相对论、量子论、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价值论等等基础理论的发现或突破，引起了社会、经济巨大的变化和发展。恩格斯早在1883年就卓有远见地指出：在马克思“这位科学巨匠”“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每一发现，即使它的实际应用甚至还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的喜悦，但是当有了立即会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产生革命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完全不同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4页。）
全面地理解各门科学的内在关系，充分发挥诸学科的各自作用，这是需要解决的又一个重要问题。各学科之间的关系，是互相渗透、互相补充的，只有协同作战，才能更好地攻克自然界和社会中的堡垒。这正如军事战斗一样，只有充分发挥诸兵种独特作用并协同作战，才能克敌制胜。可是我们目前往往存在这样或那样片面性，一说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或知识经济，就只想到自然科学的作用，撇开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的作用。他们以为，只要懂得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就可以万事大吉了。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庞大系统，它是自然和人的有机统一体。马克思曾经说过：“社会性质是整个运动的一般性质；正象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自然界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说来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实现了的人道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1、122页。）这就深刻地说明：社会是自然界与人的统一，社会、自然界与人三者是不可分离的。我们既要了解、熟悉自然科学，又要了解、熟悉社会科学、思维科学，才能够顺利解决自然、社会和人的问题。如果只懂自然科学，才懂社会科学、思维科学，那还不算知识完全的人，顶多只能说了解一半的知识。因为他不了解社会各方面、各系统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不了解人的心理状态和思维规律，他就管不好社会，管不好人，最终也管不好经济。作为一个领导者，他要出主意、用干部，如果不懂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就难免决策失误，甚至犯全局性的错误。因此，我们提倡要做一个知识完全的人，既懂得自然科学，又懂得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只有这样的人，才能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肩负新世纪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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