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全球化及其不满意者》一书是那些构思“新马克思主义”或“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左翼知识分子中最流行趋势的一个最好的实例。该书作者把他们的理论思考归结为“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其论著的一个特点就是着重强调全球化。该书介绍了20世纪后期世界资本主义的主要进展，涉及了西方社会准则的危机、全球化以及第三世界、美国和俄罗斯的最新发展成就。尽管伯贝奇、努涅斯和卡加利茨基并不是在所有讨论的问题上意见都完全一致，但在关于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的性质这一问题上有着共同的理论观点，并且拟定了一项特别政治方案。他们共同的理论观点和政治方案是在两个前提下建立起来的。第一，如后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其他人一样，伯贝奇、努涅斯和卡加利茨基坚持认为，苏联共产主义的崩溃已经在完全混乱中背离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 认为“20世纪后期决定性的历史事件是共产主义的崩溃和西方资本主义的胜利”，因此“由《共产党宣言》发端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宣告死亡”。第二，作者坚持认为，作为“无国籍”的流动工业、商业和金融大企业的产物，世界经济已经被“全球化”了。第一个前提显然使他们抛弃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宗旨，因此他们认为，在跨国公司支持下的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已经（1）大大削弱了民族国家的权力；（2）大量地消灭了原有的帝国主义统治集团；（3）导致了全世界阶级斗争的停止。 国家和民族国家已不再是政治活动的中心，同时由于它们已经被一种“全球化的转移经济”所取代，因此也不再被作为政治、社会和经济分析的单位。“外围部分的一般化”消除了居于世界经济中心的帝国主义势力和其周围被统治的社会结构之间的界限。跨国公司的全球统治使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分裂、瓦解，因而劳资之间的紧张关系已不再是世界经济的核心问题。
由于以阶级为基础对抗世界资本主义不再可行，因此，对抗不可能来自体系的内部，而只能来自其外部，于是非经济的、文化上的问题被推到了最前沿。也不再像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模式那样，以在反资本主义的革命中推翻世界资本主义制度为目标，而是要在资本主义的位置上，甚至是在“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体系保持完好无损的情况下，通过慢慢建立起一种新的后资本主义文化和经济体系来把资本主义远远抛开。作者认为，三种不同但又部分一致的社会力量已经正在沿着必经的后现代、后资本主义的道路前进，它们是：“全球化的不满意者”、今日“社会”运动和“后现代经济”。
“全球化的不满意者”——作者对“反制度”的社会力量（种族和民族基础上的种族运动，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和自发的城市反抗运动的参与者等）进行分类所用的术语——被认为正在从“根本上动摇资本主义”。社会运动“是后现代社会主要意识形态的倡导者”。这些运动和组织——妇女、种族权利、同性恋者、残疾人、印第安人和环境保护论者等等——都要求从根本上进行变革，这样人类才能够从所有的剥削中解放出来，获得自由。结果是，“已成为西方文明精髓的统治和剥削的大部分准则现在正受到围攻”。趁西方社会准则发生严重危机之机，社会运动正在创造一种新的“后现代”文化来取代西方正在衰败的“权力文化”。
后现代经济可能将由以下几部分构成：（1）由街头小贩、 跳蚤市场、小型家庭商业甚至垃圾清扫工所构成的非正规经济；（2）钢铁、 航空公司之类正在衰落的工业。由于这些工业不再能获得高额利润，因此资本家将它们廉价处理给工人；（3 ）发达国家那些因企业缩编而被解雇的技术人员，他们原来的企业将转向为“全球化的”大资本家服务。这样，一种新的、改进了的经济将以资本主义从封建主义内部产生的相同方式发展起来。实际上，没有必要夺取国家政权去实现后资本主义革命。在全球化不满意者的对抗行为削弱了跨国公司权力的同时，后现代经济中的社会运动及其参与者，在全球化和西方社会准则危机为其在资本主义的边缘和国家权限之外所开辟的空间里，正在创建后现代和后资本主义的文化和经济。
本书有两个重要的缺陷：分析判断和预测都存在问题。当前社会主义左派的衰落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想要用苏联的解体来证实左派目前的困境是没有远见和自我拆台的，因为左派目前存在的问题比去关注这一事件更为深奥、更加复杂。而且，作者们的全球化论点从社会发展史中删去了跨国公司和世界市场，他们把全球化作为当今社会和经济现象最重要的诱发因素。这样，就从根本上忽略了社会历史现实的阶级本性。自一开始，阶级和阶级斗争就被从他们的研究范围中去掉了。在认为全球化是主要诱发因素这一前提下——即使不是结论性的——资本主义运动的根源（持续不断的积累竞赛、资本竞争和阶级斗争）被忽略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过剩的生产力和严重的金融危机在全世界蔓延之类的事实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分析的正确性的时候，作者却抛弃了马克思主义。
他们的理论不仅排除了阶级斗争，而且还废除了国家，认为民族国家可能已被一种“转移的全球经济”所取代。而实际上，资本家们需要利用民族国家，对于处在经济体系中心的那些国家来说，情况尤其如此。这些国家的“权力”与以前相比没有任何增加，或者说比以前更小了，即使是帝国主义的统治集团，情况也是如此。纵观资本主义的历史，由于受到经济形势变化和来自下层压力的影响，国家的作用不时地在发生变化。近半个世纪以来所发生的形势变化中就有外围部分的非殖民化。为了应付这种变化（同时也为外国投资提供更多的机会，为跨国公司提供更大的市场），就出现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新事物。它们不是作为大资本的民族国家的代替物，相反，其任务是为主要的全国性资本核心的利益提供服务。即使面对正日益加剧的金融国际化，主要民族国家的权力也没有被削弱。事实上，这种国际化是与投机买卖和广泛的冒险联系在一起的，因此，金融体系已经变得日益脆弱，反过来要求一种更加积极的、主张进行干预的国家来保护银行和货币市场。
如果跨国公司的兴起没有使阶级斗争停止，相反却造成了阶级斗争的普遍化，如果今天的新自由主义国家仍是一种资本主义的阶级国家，如果帝国主义仍然基本保持完好无损，那么，伯贝奇、努涅斯和卡加利茨基关于社会运动、“全球化的不满意者”和“后现代经济”已在“全球化的”世界资本主义的毛孔里创建一种全新的、更加自由的社会的观点则是一种正危险地把人引入歧途的错觉。近些年来，妇女运动、同性恋者运动和种族权利运动实际上已经担当起社会变革的“意识形态的主要倡导者”的角色。通过揭示压迫的变化多端和阴险狡猾，这些社会运动已经拓宽了左派的政治活动范围；通过暴露许多隐藏的缺点，他们改变了左派的整个世界观。但是，由于蓄意地偏袒和自我限制，在没有直接或间接地向资本的统治挑战的情况下，社会运动至多只能够发动部分的、有限的对抗。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作者突兀地提出的“后现代多中心主义”及其对一般概念的怀疑。可以肯定的是，必须进行斗争去反对所有形式的种族、性别和文化沙文主义。但是，从作者迫不及待地接受一种多文化的多中心主义来看，他们已经完全失去了对一般性原理的关注。由于对逻辑、理性、科学合理性、民主、人权和自由等是西方“权力文化”的所有表现形式这一观点持怀疑态度，作者陷入了一种危险的虚无主义相对论中，因此也迷失了道德和政治方向。他们变得易受道德机会主义的影响，这种道德机会主义被用来作为“全球化的不满意者”也许是他们的同盟者这一信念的例证，而这种信念则是建立在西方资本主义的敌人是他们的朋友这一脆弱基础上的。对于包括“全球化的不满意者”在内的社会力量而言，并非一定是反制度的或是进步的。城市犯罪行为只是资本主义野蛮行为的一种症状，同时，如近来在波斯尼亚和卢旺达发生的事件所表明的那样，基于种族和民族的运动能够轻而易举地造成种族灭绝。正如伯贝奇、努涅斯和卡加利茨基想要使我们相信的那样，并非是构筑一种新的“后现代经济”，而是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中都存在的“反现存体制”经济的增长、在垂死的工业中工人所有企业的出现和随着企业缩编而形成的转包工作及其相应的家庭型工作的蔓延，是当前资本主义统治下正在发生的经济危机的所有症状。不管被世界资本主义抛弃的个人、民族乃至整个国家如何勇敢地努力保卫自己，抵御经济危机的打击，只要资本主义及其运动规律还居于控制地位，那么他们的努力所取得的成效就将大受影响。
由于对作为一种普遍性阶级制度的资本主义缺乏了解，因此，伯贝奇、努涅斯和卡加利茨基转向了改良主义。为了促进后现代经济的发展，他们把“个人积极性、创造力和自信心作为新方案的核心”，倡导一种“新经济哲学”，这种“新经济哲学”利用个人的动力去促进和发展一种更宽容的、旨在促进共同利益的政治思想。对自由资本主义的赞美也接踵而来：“与（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经济形成对比，突现的后现代经济的本质是，它们不是国家的产物。它们是建立在个人或团体的积极性基础上的。”不要沉湎于这些好听的话语所作的大量分析，关键是，即使我们对摆脱贫穷、不安全和世界半数以上人口的痛苦表示关注，对他们也是没有实质意义的。
总而言之，作者一味地拉长他们的理论，这些理论在某些知识分子圈子里也许仍然流行，但是远远地脱离了现实世界。
标签：全球化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政治论文; 社会论文; 经济学论文; 后现代主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