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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编辑的传统工作方式，用“做”书这一字或许更能体现当下编辑所担当角色的特定要求。它体现了编辑工作的主动性，是编辑对选题准确的预见，是对编辑案头工作技术含量高低的折射，是编辑对图书亮点转化为卖点而主动全程介入各个环节的有机组合过程。一本图书运作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编辑“做”书意识的强弱。
如何强化编辑的“做”书意识，提高“做”书的成功率？除编辑要善于学习、勤于思考、开阔视野、灵活应变等等外，具体可按以下几个思路来操作。
一、紧贴时代热点与另辟蹊径
现实社会生活的多元化，图书市场需求的周期变化日益与国际接轨，甚至同步化，一般社科类图书的市场生命周期越来越短等等，给编辑制定选题时带来的不可预知性的因素越来越多，难度越来越大。因此，既有的传统的选题思路模式的可借鉴性越来越弱，特别是对身处内地和文化资源、经济实力都不占优势的出版社的编辑来说，紧贴时代热点的选题思路，便是一种低成本经济实用的运作方式。
“紧贴时代热点”含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编辑对国内外形势、国家大政方针政策、时尚潮流的跟踪和深刻理解，并找到与之相对应的图书市场热点；二是对图书市场中业已形成的热点进行快速跟踪。这就如同股市中炒热门股一样，先知先觉者胜，快速跟进者赢，盲目跟进者挨套。
纵观近十年的图书市场，似乎每年都有些或大或小的热点产生。从苏东解体和小平南巡，到市场经济、改革开放20年，信息高速公路，建国50周年，建党80周年，新世纪新千年等等，无一不激活起图书市场的热点，其中《老照片》系列、《陈寅恪的最后20年》、《数字生存》、《绝对稳私》等便是代表。
按此思路，我社先后策划了《王国维学术经典集》、《叔本华文集》、《谁能当中国的企业家》、《21世纪资本丛书》等一批热点图书，其中《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因较为及时捕捉到热点，成为图书市场上的领先之作，一时间被冠以“×××亲历记”的图书而热销。
另辟蹊径是相对于跟踪热点而言，其一是对眼下冷点的挖掘，等待冷点变为热点；其二是对当下热点中的主基调进行及时的切换。这需要编辑眼光独到，犹如股市中的寂寞高手，善于挖掘潜力股，能耐得住寂寞，等待时机，一旦爆发，其力度和效果都会较好。
对于描红式的模仿，另辟蹊径更能体现编辑自身的文化内涵，体现出出版社的文化特色。我社策划的《晚年毛泽东》便是照此思路实施并获成功的。这主要依据当时书市中从负面角度反思建国以来这段历史的图书比较多（如《牛棚杂忆》、《思忆文丛》、《思痛录》），对于阅历不深的读者来说其所受到的负面影响较大。其实历史远非像这些图书作者想象的那么简单。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从组稿到推出《晚年毛泽东》，都将全书基点着力于正面上，并从正面上来看待晚年的毛泽东，特别是将他置放在当时国际的大背景下。正因为有了不同于当时热点的切入点，故而一经推出便引起读者的共鸣，在书市上一炮打响，至今年年重印，从而带动了我社毛泽东系列品牌图书的推出和热销，其中《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被高层领导所推荐，在圈内外引起瞩目。
二、挖掘书稿亮点，提升案头工作的技术含量
编辑拿到具有潜在市场效应的好稿子，如果案头工作技术含量太低，即使图书有畅销的潜在品质也无法被挖掘出来，结果是煮熟的鸭子飞掉了。这样的例子在我们中间也不鲜见。案头工作技术含量高低可从以下几方面体现出来。
首先，从书名中尽量挖掘图书亮点。书名除准确反映主题外，还应充分考虑到其能否尽量捕捉到读者的兴奋点，是否会给人以更大的想象空间。如《晚年毛泽东》就比《毛泽东晚年研究》响亮得多，并给人们以种种想象空间。
其次，在书稿内容亮点或潜在亮点的挖掘和提升上大有文章可做。作者，尤其是学者型的作者，一般不大愿意在这方面多做工作，以免有媚俗之嫌；出版社编辑对此也不够重视。其实由于生活节奏的加快，图书品种的繁杂，一般读者选购图书时，最希望打开书就能看到亮点，希望书的要点、亮点能更直观一些。因此，编辑加工时，除将目录、章节、标题尽量做得新颖、细致外，还应尽量将散落在各章中的亮点、要点挖掘整理出来，组合成各章的导读语，这样既方便了阅读，又增加了全书的层次感，将会大大增强图书的可读性。如《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就是由21位作者分别撰写的回忆文章组成，未经加工前，看不到该书有多少亮点，后经编辑加工处理，每篇增加了4-5个小标题，全书共增加80几个标题，这些标题就使原本结构松散的各篇有机地组合到一起来了，并有一气呵成之感，给人以这些名家皆是专门围绕本书的主题而进行原创的印象。即使像《21世纪资本丛书》那样学术性较强的图书，在给各章加进了100字左右的导读语，并充实了目录内容后，给人的感觉就大不一样了。
三、全程介入图书包装、宣传、营销
此过程乃是将图书亮点转为卖点的最后冲刺阶段。
包装的三个环节：一是按设计包装产品的思路来撰写、提炼图书的内容提要，要写出新意，写出震撼力，又要非常吻合该书的主题，有时需要参阅书外大量相关的资料。这样将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更宽阔的背景来审视一本书。如当时为了写好《晚年毛泽东》封底和封面的提要文字，责编就先后参阅了《何新战略思想库》、《中华复兴》、《危机与反思》、《为中国声辩》、《毛泽东家书钩沉》、《共和国风云实录》等近百万字的文字及图片资料，在此基础上提炼了区区200多字的提要，在评价毛泽东的用词上，在对其晚年错误的看法上既符合了决议的要求，又都凸现了新意。当读者拿起这样一本沉甸甸的书时，其产生的作用远远不止于激起人们的阅读兴趣那么简单了；二是在招贴画文字和有关图案的组合上更应讲究视觉效果。在文字的选择上应着力挖掘书中的某一部分切合市场的亮点并加以放大，尽量给人以强烈的冲击力。如《晚年毛泽东》的招贴宣传画面上就直接引用了毛泽东在1976年一次临终遗嘱式的谈话的部分文字，配以若干图片，整体的色彩视觉效果非常强烈；三是封面、招贴的平面设计尽量参考京、穗等地一些工作室的做法，其设计理念、设计手段与市场流行趋向更吻合，更易获得市场的认可和欢迎。
在图书宣传媒体的选择上主要根据读者定位，不要仅仅局限于书业界的几份报纸上；书讯、书评如果由名人来写，其导读效应则是请其他人来撰写所无法比拟的。图书宣传要与发行紧密配合，才能发挥良好的互动作用。我们许多出版社的编辑一般不大愿意参加二渠道订货会，但二渠道以其信息传播速度快、运作方式灵活、布点面广、布点及时等等特点，而成为图书发行的重要渠道之一，在热点销售方面有时比主渠道快、效果更直接，编辑参与其中对销售、对捕捉信息均是一次好的机会。
编辑的实际工作比上面所说的要复杂得多，作为精神产品的组织者、生产者，做书意识越强，做书越到位，就能使自己产品走向市场，接近读者，实现有效的文化传播；图书市场的亮点越多，越能聚集人气，拉动需求，并最终带动本社图书的全品销售，增加整体的市场竞争力，缩短销售周期，尽快回笼资金，也便于出版社打造品牌，不断扩大新的出版资源并产生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