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因素突破经济增长减速的供给理论、制度与政策选择_通用技术论文

突破经济增长减速的新要素供给理论、体制与政策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要素论文,体制论文,理论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立足于发达经济体和追赶经济体增长经验的观察，本文对中国结构性减速时期可持续增长的新要素、新动力及其机制进行了探索，集中体现在对知识部门发生、成长及其主导作用的分析上。文中知识部门的引入，基于以下事实：发达经济体的有益经验和追赶经济体的阶段跨越均显示，长期增长过程蕴含了两个并行路径——生产模式的两步跨越和消费模式的两步跨越，且每步跨越都是经济模式的重新塑造和效率增进方式的再调整：(1)生产模式的两步跨越：以标准化、物质资本和通用技术为核心的规模化供给的产生，这是第一步生产跨越，作用是摆脱贫困陷阱；第二步跨越是通过知识、技术创造型平台的建设，突破发展的“停滞”陷阱。(2)消费模式的两步跨越：第一步跨越是经由通用技术生产模式的供给，满足基本物质品和服务品的消费需求；第二步跨越是通过广义人力资本积累，带动以消费为主导的增长路径的生成。在实现第二步跨越时，生产模式与消费模式因为都强调知识过程的重要性，两者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清晰。这个阶段，通过广义人力资本的积累，知识部门和知识过程逐渐生成，并且，独立的知识部门以其外溢性，提升通用技术水平、过滤掉低层次产业结构，促进整体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经济内生过程由此建立。

      立足于知识部门这个核心概念，本文在结构上重新定义了两部门生产函数，即由通用技术部门和知识生产部门构成的生产模型。知识生产部门被称作为了有效利用广义人力资本而独立存在的部门，这个部门以其内生性、外溢性和主导性，替代通用技术部门成为城市化阶段的创新动力源。通过新函数的定义，本文重新审视了消费在中等收入陷阱突破过程中的地位，认为消费结构或消费模式中归属于广义人力资本的那部分项目，是促成知识部门主导作用的核心成分。

      促使我们进行上述思考的原因是，由于受到前期大规模工业化惯性及认识滞后的影响，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经济增长路径依然囿于物质资本主导之中，在向更高级的生产、消费模式升级过程中，也因此遇到不可持续问题。为此，需要纳入新认识，包括：(1)必须有新的知识要素供给和市场制度激励，以便突破传统生产过程的结构性减速；(2)新的消费需求满足，需要建立在知识生产与知识消费一体化过程之中，消费中的广义人力资本是破除消费投资障碍的核心；(3)长期增长过程中存在生产模式升级与消费模式升级的协同性。由之，本文认为，制度变革和知识部门是中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和实现可持续增长的两个核心保障。

      为论证上述认识，本文组织如下：第二部分是关于中国经济减速状况的分析；第三部分是通用技术与知识生产两部门模型的构建及相关模拟；第四部分考察了中国资源配置制度与新要素供给障碍；第五部分是突破效率瓶颈的制度与政策选择。

      二、增长过程的经济减速与突破

      (一)增长过程的经济减速与突破的文献综述

      立足于增长核算框架，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2，2013，2014)提出并系统论证了增长过程中的“结构性减速”问题，以此为基础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持续追踪。课题组最新的计算结果表明，中国“结构性减速”挑战依然严峻：(1)“十三五”期间劳动力要素供给将出现拐点，且随着城市化率的提升，资本要素供给的增长速度也将下降到个位数；(2)产业结构的非效率变动问题突出。随着产业结构的现代化(工业、服务业等现代部门的增加值按可比价计算约占GDP的93%)，劳动力从农村部门向现代部门转移的结构性配置效率下降；同时，由于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低于第二产业，导致服务业规模扩张过程中的劳动、资本非效率配置问题突出，并引致整体劳动生产率改进速度下降；(3)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高峰期近30%左右的水平，下降到了目前17%的水平。增长中技术进步作用的下降，一方面来自于制度改革滞后的抑制，另一方面来自于“干中学”效应的缩小；(4)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分配要素开始向劳动者倾斜，劳动产出弹性上升到0.5的水平，进一步强化了减速趋势；(5)随着居民收入提高，消费结构中衣食住行等物质性消费支出比重和一般性服务消费支出比重下降，而有益于居民文化素质和生活质量提高的科教文体卫、杂项等消费比重上升很快。这种事实可以归纳为，那些带有传统生产和服务特征的“通用技术部门”的收入消费弹性一般小于1，其消费支出比重不断下降；相对而言，那些有关人的素质提高的“知识部门”的生产服务消费需求弹性一般大于1，消费比重不断提高，这也引致了工业化物质生产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

      有关“经济减速”的命题，很多文献从TFP、人口红利、资源错配效率下降等角度分析。从克鲁格曼到艾肯格林再到“中等收入陷阱”的提出等，均认为TFP和劳动生产率是经济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人口红利方面的文献，对比较优势结束后人口数量红利如何向人口质量红利转化问题，进行了分析(蔡昉，2015)；资源配置效率下降与制度变革滞后之于发展的障碍，参见刘世锦等(2015)、Brandt et al.(2013)、World Bank(2012)等。

      有关经济减速的“均值回归”的国际经验比较，近年来也出现大量文献，提出了一系列有意思的命题：(1)减速点的判断，若高速增长到减速增长前后七年最小减速2个百分点，则称之为减速点；(2)前沿差距与收敛时间，即后发国家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决定了经济增长回归均值的“时间”；(3)大国赶超与回归均值的互动性原则，因为大国的赶超会引起全球再平衡，因此不能用小国崛起的数据直接比较，而要有互动性原则；(4)阶段性停滞假说，经济增长达到了一定阶段，必然会引起阶段性停滞，包括“贫困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和发达国家长期停滞的“高收入陷阱”理论。这些实证比较由于样本点的选择不同，结论差距比较大，用在中国的分析上更会出现预测结论的不确定(Eichengreen et al.，2013；Im & Rosenblatt，2013；蔡昉，2013；Pritchett & Summers，2014)。

      “卡尔多事实”包含的内生性，本质上已经将经济增长趋势隐含到“均值回归”模型中。实际上，按照增长核算框架计算也是如此。任何投入的资本和劳动力都具有边际收益递减，逐步收敛在一个均衡的轨道中，因此经济发展到任何阶段都会遇到所谓“停滞”的问题。面对这种困境，唯有技术进步被假设为内生的，即通过技术革命和创新突破当前的均衡状态，否则每个发展阶段都会遇到发展减速的威胁，不断创新才是突破陷阱的根本。无论要素核算中的“结构性减速”分析，还是国际比较的“均值回归”分析，还是TFP与制度分析，这些研究都是在寻求减速阶段的突破口，都指出只有创新发展才能克服“陷阱”的束缚。

      然而，TFP又是一个黑箱，如何真实构造突破增长约束的新增长事实，以及如何实现统计、理论和政策上的可能性，成为当前最为重要的研究领域。当前形成了很多的探索方向(Romer，1990；Grossman & Helpman，1991；Aghion & Howitt，1992)，包括：(1)新事实的构建，如“新卡尔多事实”的提出，已经在探索所谓“新要素”，即那些能导致规模收益递增的要素——知识、教育、信息、创意、制度、范围等，都是规模收益递增的，这些要素的引入能否抵消传统要素规模收益递减的问题，是突破增长减速的关键；(2)技术创新路径，大多围绕人力资本和熊彼特技术创新过程的内生增长框架探索，强调横向和纵向技术创新的作用；(3)资源错配与制度性改进，希望引进缓解资源错配的制度因素，提出了制度改进促进技术进步贡献的路径；(4)统计方面的进展，与知识生产相联系的新的统计体系也开始跟进(许宪春，2004)，2008年世界银行推出了新一版的GDP核算的SNA体系，引入了最为重要的“法定所有产权”与“经济所有者”概念；把知识产权产品列入GDP中，包括研发、矿产勘探评估、计算机软件和数据库、文学和艺术品原件、其他等；大量的归属于人们精神生活的享受型产品，也从消费项目列入到了供给项目，因此也明确了知识消费与生产的一体化过程，在经济转型的考核标准的建立上取得了突破；引入了“雇员股票期权”，将期权账号与劳动报酬体系相关联，把原来的资产收益转变为人力资本收入，突出了人的因素的重要性。当然，整个统计体系的改革是复杂的，但是，改革核心是将知识生产重新定义，这一点非常明确。

      上述理论趋势的启示是：对中国而言，现实与理论都需要在三方面进行突破性分析：(1)理论分析中应注重引入新要素供给；(2)模型体系中应注重引入知识生产部门，这个部门将驱动中国从传统的通用技术生产模式转型为创新驱动的生产模式；(3)资源错配与体制改革，由于大规模工业化后期资源配置效率下降，而传统赶超体制又极大地压抑了创新活动，导致资源错配严重，顺应新增长要求，在制度安排和制度激励上重新设计，才能实现阶段性发展的突破。

      (二)中国经济的规模供给效率递减与资源错配

      中国经济工业化加速追赶时期面临着三个有利条件：国内外广阔的物质产品需求市场、过剩的劳动力以及比较容易获得的资本(前期是港澳台投资，后期吸引了其他外资的涌入)。生产者所做的事情，就是选择利用外部大量生产技术存量，以吸收廉价劳动力——先是劳动密集型轻工业的大力发展，后是资本驱动的重化工业的强力推进，用三十多年的时间，走完了规模经济的工业化道路，直至达到国内外物质产品市场需求所能容纳的技术—生产边界。

      由于是以切割国际分工低端产业链的方式进行的工业化，在劳动密集工业品的生产方面，国内生产者很少遇到消费和技术的市场约束，生产者的行为主要表现为低成本的技术选择而非高成本的创新，因为外部现有的技术知识足够满足生产需要。可选择使用的技术，主要是通用性技术，这种知识大多以显性的编码知识存在，附着于机器设备、生产工艺等产业传递环节之中，且具有竞争均衡的特征。这种知识不同于发达国家内部的垄断性新增知识流，此外，由于服务业的可贸易性相对较低，大量隐性知识也不可能被后发国家获得。

      生产者技术选择的行为，决定了整体生产模式规模效率递减的特性：(1)资本效率的持续递减不可避免。通用技术的标准化和竞争性特征与规模经济是相辅相成的，在后发国家中，主要表现为压低要素成本——尤其是劳动力工资获得利润空间，其后果有两个：一是为了获得较多利润，需要更多的资本投资，结果引致资本收益递减；二是由于通用技术导向竞争均衡，为了保持利润必须长期压制工资。因此，一旦遇到劳动力成本显著上升的趋势，现有技术选择下的生产模式势必崩溃。(2)外生的干中学效应下降且与资本效率递减相互叠加，进一步压缩增长空间。通用技术的标准化、规模化意味着资本驱动的生产(不论是轻工业还是重化工业)基本特征是老板兑资金、兑机器，劳动者兑自己的劳动力，劳动者只需要习得必要的操作规程即可。干中学过程实际上是半熟练劳动力的培训，因为技术含量高的知识过程，已经隐含在设备和工艺中了。规模经济可以提高干中学效应，但是规模经济衰减时，干中学也会跟着衰减，至少中国现阶段已经出现了上述苗头。结构性减速的发生，很容易打破生产者的高增长幻觉——高增长伴着高效率，一旦认识到规模经济下高效率外生性这种问题，并进一步认识到通用技术使用对国内知识过程的替代的长期危害，那么，就需要对转型时期的新动力给予思考。

      后发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异还表现在消费模式的差异上，这种差异源于生产模式对消费的反作用，因此如何认识消费在理论中的地位，成为结构减速阶段的重要问题。不同增长阶段消费的经济含义和经济功能不同，发达经济与不发达经济中，消费不是一个同质的数量或规模的概念，同一国家不同增长阶段的消费动机也不一样。从经济事实的比较看，发达经济阶段消费表现出知识创造的特征，不发达经济阶段更多显现为劳动力再生产特征。前一种情景是本文理论模型的重点分析所在。

      现阶段关于中国消费需求不足问题的讨论(如方福前，2009；徐朝阳，2014)，本质上是模式选择问题，根源于大规模工业化时期“规模化供给”生产方式的生成，及相应增长理论对消费的态度。前文述及，在劳动密集型生产技术的选择和生产规模扩张过程中，存在隐含的外部知识和创新过程对国内知识过程的替代，这种替代不仅表现在生产过程中，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消费过程基本不存在知识创造动力这一点上，具体表现为，由于大众消费模式基本上处于生产模式的主导之下，消费功能集中于为现有生产模式所需要的低素质、低成本劳动力再生产服务，消费者只是被动吸收物质产品生产。但是，受消费弹性和效用最大化的制约，消费者物质产品(包括传统工业品和传统服务品)的需求规模存在边界，最终反作用于现有生产模式，加剧经济减速趋势。

      从生产和消费关联角度看，工业化大生产主导的经济增长本身也蕴含着减速趋势。传统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的动力，来源于通用技术的大规模使用，目的主要是物质需求的满足；但是，如果再实现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持续跃迁，单纯依赖资本驱动就行不通了，因为城市化时代物质需求满足之后，消费者选择的主导作用将会凸显，主要是体现在居于消费模式高端的消费项——科教文卫、杂项等——需求弹性变大、比重上升，这些需求直接构成了广义人力资本，并与经济内生动力直接关联。规模化供给的经济模式对内生性动力的抑制，表现为通用技术对研发、新知识流创造等知识过程的替代，在消费从属于规模生产的状态下，消费模式中的广义人力资本价值得不到体现，被迫转化为过度储蓄——或者被再投资于效率递减的通用技术，或者投入到泡沫性资产中，或者闲置起来。

      (三)中国的突破

      结构性减速困境的突破点，不能在现有生产、消费结构中寻求，需要知识生产部门这种新的增长力量的培育。

      从追赶经济成功经验来看，增长阶段呈现两个并行的路径，即生产模式的两步跨越和消费模式的两步跨越，每一步跨越都是模式特征的重新塑造和效率增进方式的再调整：(1)生产模式的两步跨越。正如前述，以通用技术为核心的“规模化供给”模式，目的是实现规模效率、摆脱贫困陷阱，这是第一步的生产跨越；第二步跨越是为了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达成“知识—技术创造型”的效率模式。(2)消费模式的两步跨越。第一步跨越是在消费从属于通用技术生产模式的情况下，通过生产扩张满足基本物质品和服务需求；第二步跨越是通过广义人力资本积累，带动消费主导增长路径的生成，满足高质量物质品和高层次服务品需求。

      在实现第二步跨越时，生产模式与消费模式因为都强调知识过程的重要性，两者一体化趋势日渐明朗。新部门的产生直接来自消费结构中高端项目活力的激发，反映在广义人力资本中的消费项目，对价值创造直接发生作用并促进独立的知识部门的形成。独立的知识部门以其外溢性，提升通用技术水平，过滤掉低层次产业结构，促进整体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内生过程由此建立。这种知识过程，直接与新卡尔多事实相对应，新要素——知识、教育、信息、创意、制度、范围等，成为报酬递增的有力支撑。

      三、通用技术与知识生产的两部门模型

      第二部分的分析，为把握经济追赶过程的一些关键环节提供了基础。这些环节包括：(1)大规模工业化最终要受到消费需求的制约而减速，各类物质商品的数量消费存在饱和点，相应效用水平总有达到最大的时候；(2)物质商品(包括传统服务品)的消费对于知识商品消费的较高替代，只是发生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阶段，当物质商品消费效用达到最大化，其对知识、精神商品的替代性越来越小，物质商品消费成为知识、精神商品的互补品；(3)知识、精神商品的消费被看作与物质商品同等重要，必不可少；(4)在这种情况下，消费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很大一部分消费行为本身变为人力资本积累和知识过程，生产过程与消费过程合为一体；(5)在服务经济阶段，经济增长由知识生产部门主导，而不是过去高增长时期由物质部门主导。知识生产部门与传统物质生产部门和传统服务部门并列存在，前者自身创造价值并以其外部性促进传统部门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从此一分为二：一部分消费倾向于物质和传统服务业，目的是为了劳动力(L)再生产，典型如衣食住行等；一部分是直接参与知识过程形成并创造出价值，典型如科教文卫等消费。我们需要建立新的思维框架，重新思考经济进入城市化、服务化时代的时候，如何应对要素回报率下降所导致的结构性减速，以及供给结构无法满足需求结构升级需要的问题。为此，需要考虑知识过程接替物质资本驱动主导增长的路径选择。

      (一)在结构上定义生产函数

      基于发达国家增长经验和成功追赶国家工业化向城市化演替的典型化事实，可以发现，至少在重化工业化向深加工度化持续推进的结构优化升级时期，就有一个独立的知识生产部门快速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农业、工业产出份额越来越小但是效率越来越高，知识生产部门越来越大同时保持了高生产率和对实体经济的正向外溢性，经济整体越来越依赖知识部门的增长导向。结果是，大众消费的发达城市化阶段，消费需求主导了供给，生产与消费一体化过程成为经济活动背景，因此完全不同于大规模工业化时期供给主导消费、消费从属于生产过程的景象。为了解释这种现象，需要一种基于消费模式、生产模式变化及其相互联系的新的生产函数，我们在这里暂且称之为定义在结构上的生产函数，即除了具备传统生产函数的要素、技术特征外，新的生产函数更多是考虑到了要素变化于其中的生产结构或生产模式，并且与消费结构关系密切。对于这种在结构上定义的生产函数的特征及内涵，有如下逻辑表述，如图1。

      

      图1 定义在结构上的生产函数

      注：消费的国际分类：1.食品饮料；2.酒精、烟草、麻醉品；3.服装、鞋类；4.住房、水电、燃料；5.家具及住房维护；6.健康；7.交通；8.通信；9.文化娱乐；10.教育；11.餐饮住宿；12.杂项。

       分类来源：UNDATA。

      1.生产部门和要素的几个定义

      定义1：通用技术部门。我们把从工业化阶段向城市化阶段过渡时期日渐缩小，但是更有效率的传统物质产品生产部门和传统服务业部门，定义为“通用技术部门”，包括第一产业部门、第二产业部门以及传统服务业部门，特征是物质商品(包括传统服务品)的消费弹性越来越低，需求逐步趋向于饱和状态。

      定义2：知识生产部门。我们把从工业化阶段向城市化阶段过渡时期日渐扩大、并最终主导城市化发展的科教文卫等部门，定义为“知识生产部门”。知识生产部门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知识生产部门自身的创新活动，外溢到“通用技术部门”并提高其技术进步水平，完成基于中间品生产到最终产品生产的横向和纵向技术进步过程，即熊彼特技术进步过程；第二，知识生产部门直接满足知识消费需求，随着收入的提高，人们的精神消费、品质体验性消费等比重不断上升，其消费收入弹性大于1，这些消费需求抽象出来体现为“知识消费”，即消费者消费的是凝聚在服务和商品中的知识质量，而不是商品本身，如消费者购买手机，消费的是手机的服务功能而非手机这个形体。基于这种认识，目前我国服务业部门12个一级分类中，属于知识部门的有地质勘察业、水利管理业、金融保险业、卫生体育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①

      定义3：知识消费与知识生产一体化。知识生产的均衡约束条件是知识生产与知识消费一体化，通过互动生产与共同分享完成，互联网是知识生产与消费的互动生产与匹配媒介，并不一定按现有的生产与消费分离方式来供给与消费，而且其更多地采用分享模式(互相交换)来实现。

      定义4：广义人力资本C(H)。我们依据知识生产过程将劳动生产要素重新定义，根据不同消费者在消费结构中所处的位置或消费档次不同，把消费者抽象为极端的两类：第一类作为劳动力(L)存在，活在衣食住行的再生产世界里；第二类在完成第一类基础上进行人的素质提升的消费，即作为广义人力资本的消费C(H)存在，活在由教育、文化娱乐、体育、情趣等知识或精神的再生产世界里。显然，在现实世界中，每个消费者都是作为劳动力(L)存在和作为广义人力资本C(H)存在的集合体。因此，我们的合理抽象进一步假设为：如果消费者消费结构中第一类占较大比重，那么他属于劳动力(L)那一类，作为通用技术部门的要素投入存在，与物质资本(K)在生产过程中相联结。相应地，如果消费者消费结构中第二类占较大比重，那么他属于广义人力资本C(H)那一类，生活在同样能够创造价值的知识和精神世界里。

      我们把消费的国际分类6—12项中的四项，即：6.健康；9.文化娱乐；10.教育；12.杂项，定义为广义人力资本C(H)，余下的消费项定义为劳动力(L)或劳动力再生产，即：1.食品饮料；2.酒精、烟草、麻醉品；3.服装、鞋类；4.住房、水电、燃料；5.家具及住房维护；7.交通；8.通信；11.餐饮住宿。

      2.知识生产部门在新生产函数中的地位

      知识生产部门是为了有效开发利用广义人力资本C(H)的部门，这个部门以其内生性、外溢性和主导性，替代通用技术部门成为增长的动力源泉。类似于突破传统农业社会贫困陷阱需要物质资本大推动——形成了工业化主导之下的经济增长，为了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和结构性减速困境，城市化时代的经济增长同样需要一个龙头部门带动，鉴于城市化阶段大众消费主导增长的特征，这个龙头部门必然与大众消费模式最有活力的部门——广义人力资本C(H)密切相关。易于观察的是，广义人力资本C(H)的相互作用形成知识过程，具体表现为知识生产与消费的一体化，这个过程自身蕴含了价值创造螺旋，且具有知识外溢性。

      比如，从通用技术部门看，随着收入增加，该部门消费支出比重同食品支出比重一样不断下降，而真正消费比重不断提高的是广义人力资本消费比重，广义人力资本消费本质上有现代服务业的供给过程，更一般化的理解就是知识生产与消费一体化的过程。例如，你写书现在被定义为知识生产，我看你的书，是消费过程，而且看你的书同时提高我的人力资本，我也因此互动写了本书，你消费了等等。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生产者与消费者更趋向于一体化，模糊了工业化时期的分割。

      (二)新生产函数的性质

      1.知识部门自身的增值和扩张

      基于上述定义，我们给出知识部门自身价值创造的内生机制，即广义人力资本C(H)越多，作为抽象个体的C(H)之间的互动联系越大，知识部门扩张的动力就越大。与物质商品(包括传统服务品)的消费性质不同，广义人力资本C(H)消费不是“消费掉”，而是体现为知识创造，因为人力资本C(H)消费不是排他性的物品消费，而是互动性的“人对人”的消费“增进”(共享而非排他)，通过交流互换和增进各自知识。消费的本身即生产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

      因此，当广义人力资本C(H)之间的这种互动存在时，由于消费过程中生产性的存在，相应的知识部门的产出已经不再是C(H)的简单加总，而是大于C(H)的增值。引申的含义是：虑及经济社会中存在动态的消费结构的变动，当消费模式越来越趋向于知识、精神这种较高层次时，知识部门扩张的动力就越大，其增值潜力也就越大。对于消费者的创造性动机，Korkotsides(2009)等文献认为消费者也像生产者那样，其行为的创造性源自于寻求跻身于较高消费等级以获得消费利益的愿望，就像生产者在逐利本能驱使下追逐利益一样。

      2.知识部门对于通用部门的溢出效应和过滤作用

      首先，假定不存在知识部门的外溢效应，那么通用技术部门主要使用物质资本(K)和劳动力(L)生产，具有传统的Y=AF(K，L)生产函数特征，A为干中学效应。从消费与生产的关系看，消费者对物质产品(包括传统服务品)的消费具有饱和性，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生产规模刚性约束不可避免。这是传统资本驱动增长的特征，为了保持增长不得不持续增加物质资本(K)，压缩消费数量(C)，并导致结构性的增长失衡(C越被压低，广义人力资本C(H)的产生越不可能，消费模式就越来越陷入低层次之中)。

      知识部门的外溢效应，典型如创新动力的注入，在抵消资本效率递减的负向冲击的同时，不仅有助于提升资本质量，而且有助于增进劳动力(L)的消费和再生产能力，促使更多劳动力(L)转换为广义人力资本C(H)。其结果是，一方面通用技术生产部门结构升级优化，另一方面知识部门因为新的C(H)的加入，具有更大的增值潜力。知识部门的外溢效应，在这种意义上来说对生产模式具有“过滤效应”和优化功能，知识过程在提升通用技术结构时，过滤掉了低层次生产环节。

      基于上述部门关系及因素动态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必须有新的知识要素供给和市场制度激励，才能突破传统生产过程的结构性减速，条件是新的知识创新部门自身具有规模收益递增，并通过横向联系和纵向促进通用技术部门技术进步。

      (2)新的消费需求满足，需要知识生产与知识消费一体化过程，消费中的广义人力资本是破除消费投资障碍的核心。

      (3)长期增长过程中存在生产模式升级与消费模式升级的协同性。

      (三)雁阵增长模式呈现在新生产函数中的情景

      结合以上理论分析，我们从通用技术部门和知识生产部门的动态变化角度，拓展雁阵增长模式，核心是把雁阵增长序贯看作知识过程。

      拓展1：国际分工中的雁阵模式。含义是，发达国家知识生产部门和溢出效应扩大的同时，逐步淘汰掉了效率低下的通用技术部门的生产环节，这些低效环节漂移到工业化后发国家并与劳动力(L)结合。由此，在发达和不发达国家之间，国际分工日益呈现这样的差异——发达国家通过知识生产部门的垄断，一方面强化了传统生产方式和有形商品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层出不穷的知识、精神产品市场也向世界各地拓展。被动适应于发达国家的垄断，后发国家只能在低层次通用技术环节上生存。

      拓展2：国内产业升级的雁阵模式。工业化向城市化阶段的转型伴随着生产模式的序贯升级，在大规模工业化阶段，标准化产品生产主要倾向于使用物质资本和劳动力(L)。但是，在重化工业化向深加工度化转换的过程中，知识部门作为独立部门的特征逐渐明朗。

      拓展3：以消费结构升级引领生产模式优化。包括两点：首先，与高级化的消费结构相匹配的知识部门的存在，其自身具有价值创造的生产特征，因此，它的出现是打破传统资本驱动的生产方式的重要表征；其次，消费结构升级对物质产品质量的升级也提出了要求，要求生产模式升级。直观来看，在理想的演替条件下，消费模式存在“劳动密集产品消费—耐用消费品消费—知识技术产品消费”的消费升级，生产模式应当与这种要求相一致。消费结构与生产结构对称性的直观案例，可由图2的产品组合点(a，b，c)表示。

      (四)广义人力资本和知识部门的再解释

      1.消费结构的雁阵模式

      在对知识部门的动态给出进一步说明之前，我们首先对知识部门赖以生成的广义人力资本C(H)的一些变化状况给出简要分析：(1)作为消费模式居于高端的那一部分，广义人力资本较大的份额或其相应的消费倾向，②在发达国家或发达经济阶段总是比不发达经济更加引人注目。归纳起来，如图3，第一种情景是知识部门最发达的美国，1990年代以来广义人力资本比重已经超过衣食住和家居消费比重，表征了消费模式中知识消费的典型跨越；第二种是以韩国为代表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广义人力资本表现出持续的提升；第三种是拉美中等收入陷阱的情景，可以看出，广义人力资本在消费中的比重处于长期压抑的状态(尽管弹性很大)。(2)图3直观显示了生产模式雁阵传递和消费模式雁阵传递的协同性。无论从发达经济体与追赶经济体的对比中，还是从各类经济体各自生产、消费模式的演化中，都可以深切感受到知识消费及其“过滤效应”，从可持续增长的意义上说，通过广义人力资本和知识部门的生成，整体经济效率不断得以改进。(3)作为图3及其经济含义的数据补充，图4显示了与广义人力资本C(H)的普遍大于或等于1的收入弹性。这种情景的经济含义是，发达国家成功利用了这种性质并使得知识部门的作用有效发挥，中等收入陷阱中的国家却压抑了这种“资源”，就像贫困陷阱中的国家压抑自己的劳动力资源而不知道如何使用那样。(4)显然的推论是，经济追赶国家中，当消费模式升级趋势出现——典型如，大学教育消费需求扩大但国内又不能提供足够供给时，教育的“海购”或出国潮将会出现。

      

      图2 知识过程与雁阵增长序贯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2，2013)和Ozawa(2005)。

      

      图3 总消费中劳动力再生产和广义人力资本C(H)的比重

      数据来源：UNDATA。

      

      图4 广义人力资本C(H)变化的收入弹性(绝对值)

      数据来源：UNDATA。

      2.知识部门外部性的模拟

      (1)基本模型

      类似于Antonio & Robert(1996)，本部分模型构建的思路是：在标准的生产函数基础上，纳入其他的生产型函数；关键环节是将知识生产划分为知识产品生产(供给者)和知识最终产品生产(消费者)。知识产品生产函数为：

      

      其中，

为知识产品，其生产函数为规模报酬不变的。H为知识产品生产部门的总人力资本，H=hL，其中，h和L分别为知识产品生产部门的人均人力资本和知识产品生产部门的劳动力；α和β分别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知识产品的产出弹性系数。

      知识产品通过知识产品生产转变为知识最终产品，直接满足消费者消费。如音乐家举办的音乐会，音乐家通过自己的作品举办音乐会，音乐家、乐队和音乐厅等投入举办音乐会形成音乐产品，这就是知识产品的生产；观众在音乐厅享受音乐，这就知识产品转变为知识最终产品。知识产品具有外溢性，知识产品的生产函数为：

      

      其中，Y为知识产品的最终产品——体现为消费者的消费价值，γ为知识产品生产外溢指数，其值将受到收入分配均等程度及知识产品的消费倾向等因素影响。由式(1)和式(2)得到：

      

      由式(3)可得如下的人均知识产品生产函数：

      

      为了分析上的方便，我们作出如下的假定：

      

      由式(4)和式(5)可得到如下的人均资本存量表示的人均知识产品生产函数：

      

      其中，

。式(6)为人均资本存量的知识产品总的生产函数，其函数的凹凸性不仅取定于β，而且还取定于知识产品生产外溢指数γ。

      通用技术部门的生产函数为：

      

      其中，

为通用技术部门生产的产品，

为通用技术部门生产的产品的技术水平，L和K分别为投入通用技术部门劳动量和资本存量。α和β分别为劳动力和物质资本的通用产品的产出弹性系数。③

      由式(7)可得到：

      

      其中，

为人均通用技术部门产品，若α+β=1，则可得到人均资本存量的人均通用技术部门的生产函数为：

      

      式(9)为人均资本存量的人均通用产品的生产函数，其函数的凹凸性仅取定于β。

      (2)知识生产与通用技术生产的动态演变

      由式(6)可知，知识产品总的生产函数可能是向上凹的，只有βγ＞1；知识产品总的生产函数也可能是向上凸的，只有βγ＜1；知识产品总的生产函数也可能为直线的，如βγ=1。为了分析上的方便，我们仅仅模拟分析βγ=1和βγ＜1两种情形。

      由式(6)和式(9)可得到如下的边际产出：

      

      知识产品和通用产品这两部门边际产出相等时，由式(10)和式(11)可得到：

      

      结论1：知识生产部门倒逼通用技术部门不断提供技术进步。

      由式(13)可知，如k＜

时，通用技术部门的边际产出大于知识产品边际产出，通用技术部门将会维持；如k≥

时，通用技术部门的边际产出小于知识产品边际产出。如知识生产部门是向上凹的，此时通用技术部门将可能出现两种情形：一是通用技术部门退出生产，这就是前文所指的知识产品部门过滤掉低层次通用产品产业部门；二是通用技术部门通过技术创新提高通用产品部门的技术水平

，从而通用技术部门在新的技术进步下进行生产，从而达到：

      

      由图5可知，知识生产函数为AK型的生产函数，通用生产函数

至通用生产函数

的技术进步在不断增大。当k＜

时，通用生产将沿着通用生产函数

进行生产，此时，通用产品资本边际产出大于知识产品资本的边际产出；当

＜k＜

时，通用生产将沿着通用生产函数

进行生产，此时，通用产品资本边际产出大于知识产品资本的边际产出；当k＞

时，通用生产将沿着通用生产函数

进行生产，此时，通用产品资本边际产出大于知识产品资本的边际产出。这样就会不断循环，知识生产部门不断倒逼通用技术生产部分进行技术创新，否则，通用技术生产部门将会不断萎缩，从而退出市场。这就是知识生产部门以其外溢性，提升通用技术水平、过滤掉低层次产业结构，促进整体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

      

      图5 知识生产部门与通用技术部门产出的动态演变(Ⅰ)

      

      图6 知识生产部门与通用技术部门产出的动态演变(Ⅱ)

      注：图5的模拟各参数取值为：βγ=1，β=0.57，γ=1.75；图中的横坐标为人均资本存量，纵坐标为知识生产部门和通用技术部门的人均产出量。图6的模拟各参数取值为：βγ＜1，β=0.57，γ=0.4；图中的横坐标为人均资本存量，纵坐标为知识生产部门和通用技术部门的人均产出量。

      结论2：知识生产部门诱导通用技术部门技术进步萎缩。

      如知识生产部门生产函数是向上凸的，此时通用技术部门将可能出现两种情形：一是通用技术部门按原有的技术进步不断扩大规模进行生产；二是通用技术部门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采用更为低级技术进步扩大生产规模。

      由图6可知，知识生产函数为上凸的生产函数，通用生产函数

至通用生产函数

的技术进步在不断萎缩。当k＜

时，通用生产将沿着通用生产函数

进行生产，此时，通用产品资本边际产出大于知识产品资本的边际产出；当

＜k＜

时，通用生产将沿着通用生产函数

进行生产，此时通用产品资本边际产出大于知识产品资本的边际产出；当k＞

时，通用生产将沿着通用生产函数

进行生产，此时通用产品资本边际产出大于知识产品资本的边际产出。由此可见，在知识生产部门生产函数是向上凸情形下，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通用技术部门的技术进步将会不断萎缩。这就出现了知识生产部门诱导通用技术部门技术进步不断萎缩。

      四、资源配置制度与新要素供给障碍

      我们继续把发展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关键性的制度因素纳入分析，拓展第三部分的理论分析并将其运用到更加具体的现实问题。基本认识是，中国经济追赶过程中政府干预的必要介入及退出滞后，不断强化通用技术的使用和扩散，以至于最终导致对资本驱动模式的路径依赖，由此产生消费抑制和人力资本结构升级的压力，迫使经济在转型阶段徘徊于投资扩张—效益递减的怪圈，这种无效率增长削弱了未来发展潜力。为此，需要顺应新阶段的可持续增长要求，把资源有序配置到需求弹性高的知识部门，本质上是要可持续的质量还是要不可持续的速度的问题。

      经济发展的典型事实是：有计划的政府行动和规模扩张的选择性融资支持；工业化成本的有效控制，包括低利率、低汇率和低工资水平；政府支持的技能积累和有目的的学习能力培养等。由此可以看出，政府行为及与之相关的投资活动，在工业化阶段居于主导地位，且劳动力的使用和技能积累服从于工业化发展需要。换言之，从效率角度看，贯穿资本驱动的生产模式的主线，是政府干预下的规模经济或规模效率的追求。

      物质资本边际收益递减之所以被看成一个重要问题，是因为它发生在中国经济从工业化向城市化过渡的关键时期中，这个“关键”的经济意义是，原有大规模工业化框架下的激励制度和生产模式，日渐成为创新要求和转型要求的结构性、系统性障碍，如果这个障碍挪不开，将会加剧中国所面临的结构性减速趋势。

      (一)资源过度向低效率部门配置，形成通用技术部门对新要素供给的挤出。可以立足于经济部门的横向和纵向关联，细化这种认识④

      1.从纵向的部门或行业梯度看，现阶段，中国工业正处于重化工业化向深加工度化演替的过渡时期。相对于日本和韩国的快速转型而言，中国资本驱动的增长方式历时较长，且工业化的外部技术依赖程度较大，因此纵向结构优化的内生动力先天不足。这种问题的发生，显然与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资本配置方式和资源使用方式有关：政府对工业化的超强干预使得大量资源向低效率的国有经济部门配置，资源使用方式表现出强烈的“重视物质资本、轻视人力资本”特点。如图7，近十年来，规模以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比重尽管表现出下降趋势，但仍具有约50%的比重，相应投资(或资本支出)比重约为40%；与其资本规模对比鲜明的是，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资本效率仅为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水平的一半。隐含的经济意义是，大量新增投资被持续注入到低效率的国有控股部门，即使这些资本的利用效率达到全行业平均水平，也可促使工业部门整体效率提高约1/3。进一步，选择性融资支持的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大多集中于重化工业行业，因此其绩效表现基本代表了中国工业结构升级过程的不佳效率状况。

      2.从横向的部门或行业联系看，作为工业化向城市化过渡的重要现象，现阶段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一半以上涌入传统(低效率)服务业部门，尤其是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承担了投资的主要部分。就中国转型时期的物质资本效率来看，本文倾向于认为，全社会总体物质资本效益的下降——不论是短期波动还是长期趋势，均与这种发生在过渡时期的投资配置方式有关。我们这种认识隐含的一个假设是，中国服务业部门的投资及规模扩张，如果仍然像大规模工业化阶段那样，只注重物质资本数量的配置，就不能为生产提供足够的效率补偿。再者，受其本身可贸易性的限制，传统服务业部门规模扩张能力有限，相应规模效率和干中学的池子较浅，因此，服务经济主导之下投资增速不可能很快；由之，现有以政府为主导的资本驱动模式，在经济趋向于服务化过程中将面临更大的发展阻碍。

      

      图7 1990-2012年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资本及资本效率变化状况

      注：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相对资本效率=(国有控股企业工业总产值/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国有控股企业固定资产原值/规模以上企业固定资产原值)；国有控股企业固定资产比重=国有控股企业固定资产原值/规模以上企业固定资产原值；资本支出=本年固定资产原值-上年固定资产原值。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普查年鉴2004》。

      (二)低层次人力资本壅塞，形成对知识过程的挤出

      从投资与消费相联系的角度看，消费从属于规模扩张的生产需要，大致包括两个阶段：第一，低消费、初等人力资本充斥的工业化初期阶段。这个阶段对物质资本积累的强调无可厚非，它不是基于理论假设而是基于经济现实，投资的目的是开发人口红利，并通过“干中学”过程培育学习能力。此时，以压低消费换取物质资本增长的可能性在于，消费结构仅仅囿于吃穿住等简单的劳动力再生产，效率改进也只能建立在投资基础上。第二，恩格尔系数降低、中等人力资本比重提高的工业化中期阶段。此时，物质资本积累建立在产品多样化和规模经济之上，增长过程对半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干中学”效应逐渐趋于最大化，经济走出贫困化。这个阶段物质资本积累的快速增长，是基于这样的假设：投资对消费的替代，能够实现更高的追赶速度，与低消费水平相应的中等人力资本积累，也能够满足外部技术运用的需要。在这种假设下，虽然恩格尔系数大幅降低，但消费依然被压低在再生产半熟练劳动力的水平上。

      到第二阶段后期，工业化规模扩张的体制模式和生产模式已经基本定型，前述资本驱动的效率递减问题将会发生，政策和增长路径也将面临再次选择，投资与消费的关系需要重新审视。这个阶段，消费不足所导致的人力资本不足问题将会凸现出来，在中国的经济现实中，人力资本不足具象为人力资本结构的扭曲——人力资本配置扭曲和中低层次人力资本壅塞。

      首先，低层次人力资本的壅塞问题。我们的前期研究(袁富华等，2015)表明，工业化过程的长期追赶中，存在人力资本结构的梯度升级，特定时期的产业结构与特定的人力资本梯度对应，三种人力资本模式分别为：(1)以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模式，表现为高等教育比重大，中等层次人力资本向高等层次人力资本的梯度升级历时短，各层次人力资本质量的提高与数量的普及同步。(2)中国模式，经济增长基本处于中等层次人力资本的主导之下，中等教育占人力资本分布的绝大部分比重。(3)以拉美国家为代表的模式，特征是初级教育劳动力的比重较大，中等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比重过低。如表1，与日本、韩国比较起来，中国主要储蓄者(35—54岁劳动力)中等人力资本比重在工业化过程中迅速上升，2010年达到64%的水平，而日本、韩国在接近60%的水平时，已经发生了向高等教育普及的飞跃。中国主要储蓄者中，高等人力资本比重在2010年不到6%，相当于日韩1970年代的水平。换句话说，处于工业结构高加工度化升级门槛、处于工业主导增长向服务业主导增长转型门槛的中国经济，几乎完全由初等和中等教育程度的劳动力支撑。我们认为，这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障碍。因为总体经济创新机制和知识过程的构建，不可能由不到6%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完成。

      再者，随着中国经济服务化时代的来临，体制转型滞后也把垄断及其扭曲带到过渡时期中来，从效率改进角度看，主要表现为垄断下人力资本流动的负向激励相应：一方面，低效率的垄断生产性部门比竞争性生产部门集聚了更多的高等人力资本；另一方面，非生产性的行政事业单位吸引了大部分高端人才。理想情境下，如果类似人力资本在竞争性领域得到有效使用，经济效率改进的前景可能更加具有确定性。

      

      五、制度与政策的体制选择

      (一)重新定位转型时期的新增长动力，重视制度改革和知识部门这两个关键环节

      过去三十多年里，通过制度变革和开发，中国在有效开发人口红利的基础上突破了贫困化陷阱、实现了工业化。现阶段中国增长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有效推进城市化的问题。与以往依靠物质资本积累和廉价劳动力的工业化模式不同，中等收入陷阱突破不仅需要考虑生产供给面的效率，而且需要考虑消费模式的升级及其与生活模式的协同，广义人力资本和知识部门的发展成为新增长动力，更深层次的制度变革即是这种历史条件变化的结果。

      制度和知识部门这两个环节改进、增进的迫切性，在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所面临的选择中变得更加突出：第一，是要不可持续的高增长，还是要可持续的城市化？如前所述，中国工业化时期的持续高增长是建立在纵向横向部门分割、资本驱动、廉价劳动力使用的基础上，通用技术部门资本效率乃至全要素生产率持续递减，已经成为越来越突出的问题，物质资本高积累推动的工业化越来越不可持续，城市化时期的结构性减速趋势不可避免。为此，可持续的城市化成为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其中把物质资本投资通过人力资本形成渠道，形成新的增长潜力或许是重中之重。第二，是无视消费结构升级还是顺应消费结构升级？城市化时期，更高的收入水平、更大的开放程度、更紧密的生产消费网络的出现，不仅促进消费结构自身升级，而且放大消费示范效应的结果，由此，消费中广义人力资本的收入弹性将会变大，并进一步提升知识相关消费份额。工业化后期，无视消费结构升级规律的消费抑制，是导致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因。第三，消费与人力资本的一体化，是理解城市化阶段资本作用的关键。大规模工业化阶段结束后，与城市化和服务业紧密联系的消费将成为新的动力源，这种消费是带有结构意义的消费，与广义人力资本相联系的消费成为新的动力。

      (二)重新定位政府角色，弱化干预、强化协调

      政府干预及由此导致的资源配置扭曲，是中国工业化大推进的经验，但是也带来效率低下和不可持续问题。为了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给知识过程和知识部门成长创造环境，就需要弱化政府干预，强化政府在知识网络建设、疏通和新要素培育方面的功能。

      第一，打破政府在工业化时期的选择性融资支持机制，明晰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改革的重点在于：切实推进政府自身的改革，转变职能，尤其是在政府权力集中的国有经济领域，要彻底推行政企分开；推动国内统一市场的建设，打破人力资源流动尤其高层次人力资本流动的制度障碍，解决资本市场、要素流动、基础设施、信息等领域的割裂问题；打破行政干预所导致的横向、纵向经济分割，切实发挥经济网络的集聚、关联效应，增强城市化的空间配置效率，疏通知识部门和知识过程的分工深化、创新外溢渠道；建立健全专利保护体系，鼓励国内创新实践。

      第二，重视我国现阶段广泛存在的人力资本错配问题，推进“科教文卫”事业单位的转型和改革，提高服务业质量。过去三十余年，由于对工业部门增长的强调，导致对服务业发展的忽视，把服务业置于工业化的辅助部门发展，进而导致服务业发展只注重规模，不注重质量和效率，制造业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差距持续拉大。就现实来看，中国现代服务业的很多部门，一部分存在于管制较大的科教文卫等事业单位；一部分存在于电信、金融、铁路、航运以及水电气等公共服务部门。这些部门以其垄断力吸引了很大一部分高层次人力资本，但是又不能提供较高的生产效率。为此，需要把事业单位改革与放松管制相结合，盘活人力资本存量，提升服务业的效率及其外部性，培育核心竞争力。

      (三)推进财税金融改革，增进通用技术部门绩效

      首先，推进国内工业和服务业领域企业的兼并重组，清理“僵尸企业”。高速增长时期依赖要素驱动成长起来的企业，在经济减速时期由于技术进步滞后面临窘境，其中一部分企业可能已经失去效率增进潜力，或者不能适应创新要求。对这部分企业清理以便释放出资源，用于改善国内产业环境。其次，重组地方债务，把资本资源向社会基础设施投资倾斜。顺应城市化发展的要求，适当加大更有益于人力资本增进的教育、文化、医疗保健等社会基础设施的投资，培育可持续增长潜力。为此，中央政府应该按照项目期限、收益率、项目的经济外部性和功能性特点，发行低利率的长期特别国债，对地方社会基础设施资产进行购买，同时推动推进地方政府的行政和资源配置方式改革。再次，推进金融改革，进行资源配置方式的根本转型。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阶段向城市化和服务、消费主导增长的转型，大规模工业化时期那种银行信贷主导的资本配置方式，将逐步转向资本市场主导的配置方式，以推动“创新能力”发展。

      ①这里，我们征引许宪春(2004)对服务业分类的分析：1994年以后，根据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和代码》和我国资料来源的实际情况，国家统计局对服务业生产核算的分类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产业部门包括12个一级分类和18个二级分类。这12个一级分类是：1.农林牧渔服务业；2.地质勘察业、水利管理业；3.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4.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5.金融保险业；6.房地产业；7.社会服务业；8.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9.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10.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11.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12.其他行业。目前仍采用的是这一分类。

      ②为方便起见，图3中，我们把平均消费倾向约等于消费结构。

      ③为分析上的方便，我们设定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知识产品的产出弹性系数与劳动力和物质资本的通用产品的产出弹性系数是一致的，这并不影响我们分析的结论。

      ④经济部门纵向与横向关系及其问题的分析，请参见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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