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理论与当代文艺建设_文学论文

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理论与当代文艺建设_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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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4-0128-06

一、人学:回顾与总结30年文学的一个视角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国文艺界和文艺理论、批评界纷纷回顾、总结、反思30年的文艺经验和理论发展道路,这对于未来我国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批评的建设和发展有着极为重要和迫切的现实意义。笔者认为,这种回顾、总结、反思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思路加以展开。比如,就文艺理论而言,许多学者从审美性和意识形态性及其相互关系入手来探讨文学的本质,这固然不错,而且确实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但是,我们是否可以换一个角度、换一种思路,即以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为基础来阐述和揭示文学的本质的某些层次和方面呢?我想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就“文学是人学”这一根本之点而论有可能更加切近文学的本质。关于这一点,可从两个方面加以考察。

一是从文学的发展实践来看。

毫无疑问,30年来我国的文学创作取得了远远超过新中国前17年的伟大成就。上世纪80年代从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到先锋文学,文学思潮此起彼伏,文学观念多元展开,文学景观多姿多彩,优秀作品大量涌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90年代在市场经济逐步建立、商品大潮不断涌动的大背景下,文学的整体格局出现了雅俗大分化,世俗化、通俗化、大众化迅速成为主流,但同时,引领时代潮流的高品位佳作仍然不时涌现,守望和维护着人文精神。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全球化的大趋势和信息、传媒、网络时代的到来,随着我国现代化、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文学中物质化、欲望化、日常化、娱乐化倾向愈益彰显,但相反的精神抗争和审美抵御也从未终止,创作群体“70前”和“80后”的分野越来越明显,但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问题是,这30年中国文学有没有一以贯之的思想脉络?有没有始终不变的文学精神?我很赞同当代最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之一雷达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他在回顾30年文学发展的历程后作出如下的概括:这30年的中国文学,“寻找人、发现人、肯定人就是贯穿性的主线”;“事实上,寻找‘人’和回答‘人是什么’是新时期文学最根本的一个精神向度”;他还进一步把这一人学主线具体化为“对民族灵魂的发现和重铸”。[1]我以为,雷达的这一概括是准确、深刻的,完全符合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发展的实际。

无独有偶,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在回顾、总结自己30多年来学习东西文学经典、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经历时,也重点谈到了文学的人学本质。她将文学比喻为灯,认为“无论生活发生怎样的变化,无论我们的笔下是如何严酷的故事,文学最终还是应该去呼唤人类积极的美德”,“文学应该是有光亮的,如灯,照亮人性之美”;她还从普遍人性角度理解文学的本质,认为文学其实只需简单地分为两类,即“好的和不好的。而所有好的文学,不论是从一个岛,一座山,一个村子,一个小镇,一个人,一群人或者一座城市,一个国家出发,它都可以超越民族、地域、历史、文化和时间而抵达人心。也因此,我对文学的本质持乐观的态度”;所以,她坚定地表示,要“保持对人生和世界的惊异之情,和对人类命脉永不疲倦的摸索,以自己的文学实践去捍卫人类精神的健康和心灵的真正高贵”。[2]这恰好是以作家个人亲身的创作体验呼应了雷达对新时期我国文学创作基本精神的人学概括。

上述两位作家、评论家都把文学的本质与人、人性、人心即与人学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我想,这决不是巧合,而恰恰是从一个特定角度对文学的人学本质的有力揭示。

二是从文学理论的发展状况来看。与文学创作思潮的演进密切相关,30年来我国文艺理论也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和发展。由于涉及的问题非常多,这里只从文学与人学的关系角度作一简要回溯。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全民性思想解放运动蓬勃兴起的社会背景下,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起,文艺理论界对文学与政治关系、人性、人道主义等问题展开批判性反思,逐渐摆脱政治的工具论、从属论、服务论的偏颇和束缚,“人”的意识开始复苏和觉醒,长期以来属于理论禁区的人性、人道主义、异化问题得到学界的广泛讨论,其中影响最大的文化事件是钱谷融50年代提出的“文学是人学”的重要命题得以重新确立。笔者认为,这是当时我国文艺理论最重要的突破之一,是重新思考和认识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并应用于批判否定人性、人道主义的极“左”思想,正确总结、反思建国以来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的历史实践和经验教训所取得的重大进展。[3]

90年代以后,在市场化、商品化大潮的奔涌和冲击下,文学的世俗化、欲望化、娱乐化进程加速从边缘走向中心,而其内含的人文精神却日趋萎缩、匮乏和空虚。于是,引发了一场围绕文学和人文精神危机问题的大讨论。讨论主要涉及人文精神的理解、人文精神的种种危机征兆、人文精神重建的迫切性和具体途径、在重建人文精神的同时如何认识和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人文精神与终极关怀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讨论中尽管存在种种不同意见和分歧,包括对人文精神含义的不同理解,但总体上多数人基本上是将人文精神与人的生存及其价值联系起来考虑,或认为人文精神显示了人的终极价值,它是道德价值的基础和出发点,或认为人文精神主要指一种追求人生意义或价值的理性态度,换言之,主要还是从人、人的价值、人的精神追求等人学视角来思考和理解人文精神的,也是在人学这个层面主张重建文学中的人文精神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场人文精神大讨论乃是80年代关于人性、人道主义问题讨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续和深化。可以作为笔者这一观点旁证的是,将这一讨论的积极成果运用于文艺理论建设而构建起来的新理性精神文论。钱中文等倡导的新理性精神文论的核心仍然在于按照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基本思路,把新人文精神视为自身的内涵和血肉,在大视野的历史唯物主义、进步的人道主义的观照下,弘扬人文精神,以新的人文精神充实人的精神,以批判的精神对抗人的生存的平庸与精神的堕落。

进入新世纪以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它不但深刻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内在统一关系以及人的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性,体现了党和国家发展战略的人本精神,而且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基本精神的自觉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目前,学界也开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出发,把以人为本作为文学艺术活动的出发点、落脚点和着眼点,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作为文学艺术的最终目标,亦即以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为指导,来思考、研究和建设当代的文艺理论。

二、以人为本: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核心

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学界对此存在不同意见,但是,诚如有的学者所说,强调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研究“一方面是为了回应西方学者对马克思哲学中所谓‘人学空场’的责难,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需要”,“虽然关于‘人学’的名称和人学的学科定位,……其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但它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且有众多研究者参与其中的研究领域”。[4]而且,就一种理论、学说研究的问题域或主要对象而言,人学已经构成了对于人、人性、人的本质、人的自由、人的个性、人的发展、人的权利和义务、人的品质和能力、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专门研究的、相对独立的问题域。所以,“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的提法在理论上是能够成立的,在实际研究中具有显见的合法性。

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内容非常丰富、深刻,但其核心就是以人为本的理念。理由是,第一,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理论一开始就是从以人为本的思想出发的。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5](P9)亦即以人为本的学说,从而推出社会革命就是为了彻底推翻压迫、奴役人的旧的社会关系,达到人和人类的彻底解放。第二,以人为本这一人学的核心理念还集中体现和展示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和愿景。《共产党宣言》明确把共产主义社会彻底解放全人类的最高理想和目标落实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上。马克思后期在论述人类社会发展经历的三种社会形态和与之相适应的人的发展三种状态时,更加明确地把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的人的发展定位为“个人全面发展”。他说,与最初的社会形态和第二大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第三大形态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社会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6](P104)马克思将共产主义社会的最根本标志归结为“个人全面发展”亦即人本身“自由个性”的发展,显而易见,在这个意义上,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核心仍然是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对“人”这个概念的理解。“人”一向是一个含义极为复杂多样的范畴,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理解,“人”的所指就有所不同。笔者认为,以人为本的“人”,可以从集体和个体两个层次加以理解。

作为一个集体概念,它意指全人类。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为了解放全人类的理论,作为社会发展理想形态的共产主义就是人的普遍的全面的自由发展。这里的“人”是从全世界和全人类的共同命运着眼的。人类有超越阶级、阶层、民族、国家、地域、制度、信仰等等之上的共同需求、共同利益和共同特性。当前,在经济全球化、中国的社会发展日益融入世界发展的大格局中的趋势下,在我们面临各种过去不多见而今天却层出不穷的,超越阶级、阶层、民族、地域、国家等的,涉及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问题和矛盾时,从宏观意义上重新提出以人为本的理念,并从全人类的理论视野来看待“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创造性继承与发展。

作为一个个体概念,它指每一个个体的人,是生存在“地球村”里的每一个个体生命。以人为本在这个意义上就是从个体角度关注人、人性,关注个体的生存境况,高扬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和珍视。这是在“人”的层面上对人类诸个体的价值认同,也是对人的深层次关怀,是上述马克思关于“个人全面发展”思想的基础和出发点,体现了时代思想的巨大进步。对个体“人”的认同和个体生命的关爱,不但是全球化时代社会发展的重要维系之一,而且也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

以人为本的“人”,无论是集体的,还是个体的,都是指普遍的、一般的人;因此,马克思主义人学承认人有普遍的、一般的本质(性),即共同人性。这一点,长期以来在很大程度上被一些人有意无意地歪曲或遮蔽了,好像马克思主义只讲阶级性和阶级斗争,不讲人性、特别是共同人性。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严重误解。这种误解的实际后果是,新中国前面的将近30年,在“左”的路线支配下,人性论、人道主义不仅成为理论学术的禁区,而且成为政治上批判、禁锢、束缚、戕害广大人文知识分子的枷锁。实际上,马克思无论在早期还是后期,都明确肯定普遍、共同人性的存在。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通过对人与动物生命活动性质的根本区别的比较,揭示出人的类本质或一般本质:“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而人的生命活动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7](P96)这里“人的类特性”就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般本质,马克思还强调指出这是人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人正是通过这种“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可见,这种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正是马克思心目中的普遍、共同的人性。马克思在其成熟著作《资本论》中也明确指出:“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8](P704,注63)他在论及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人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特点时还指出:“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这时候,“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9](P926-927)这些都确凿无疑地证明了马克思一贯承认人存在普遍的、一般的本质、本性,即共同人性,而且是在以人为本(根本目的)的意义上,在描述共产主义理想蓝图的最高层次上加以论述的。笔者认为,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对于文学艺术研究,尤为重要。

与承认共同人性密切相关的是,在新世纪新的时代和社会环境下,人性认同问题具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紧迫的意义。我很赞同有的学者的以下看法:人性认同不同于意识形态认同,它是对超阶级、超国家、超文化、超地域、超党派、超贫富的共同人性的认同,即对人的生命的尊重与珍视,是凡是人都可以认同的作为人而对人类同类生命的一种深切关切;它是人的类属性的最基本和最普适的表达;人性中的这种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和珍视的自然倾向,是所有民族及其文化得以存在和延续的基础和源泉;由人性认同,对生命体的尊重和珍视,我们可以进而确认真善美的认同,确认有超阶级的共同的真善美,这是所有学科,包括伦理学、美学、哲学,应当承认、尊重和由此出发的基本事实。[10]笔者认为,这种对共同人性的认同,不仅对于学术研究有重要理论意义,而且在当代世界和中国的现实语境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实践意义。当代中国处于世界性的全球化历史环境中,我们所面对的许多问题,已经大大超过阶级、阶层、国家、民族、地域、文化等等的范围,而带有全人类亦即“一般的人”的共同性。于是“人”的一般的、共同的问题逐渐凸现出来。这一方面迫切需要寻求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人学理论给予回答,另一方面,也给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机遇。

三、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当代文艺学建设

回到当代文艺学建设上来。笔者认为,文艺学的核心问题是文学的本质和功能问题。这方面的研究,几十年来,我国几代学者作了极大的努力,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果,比如反映论、意识形态论、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等等,都有其合理性,在不同历史条件下都发挥过重要作用;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形成的审美意识形态论,得到了学界比较广泛的认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当然也有不同意见,至今仍在争论。在我看来,文学的本质、功能,本身乃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多层次多向度的课题,人们完全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不同侧面加以研究。而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可以提供一个对于文学艺术本质、功能不同于以上几种探讨的另一种研究视角,而且是更加贴近文学自身的研究视角。因为,文学的本质、功能固然可以从反映、从意识形态等角度、层次去揭示,但是,反映只能是人的反映,意识形态也只能是人的意识形态,所以,从人、人学角度切入进去阐发,与上述这些角度、层次其实并不矛盾,反而可能更加贴近文学的本质、功能。惟其如此,在我国,1957年首先由钱谷融提出的“文学是人学”这个看似非常普通、平常的描述文学本质的命题,能够至今仍被普遍接受、深入人心,具有长久不衰的生命力。下面,笔者试应用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人学理论从三方面对这个问题作概括论述。

首先,文学(文艺)活动作为人类审美活动和精神生活的重要形式,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和基本人生实践之一,我们应当把文艺活动提到人的存在方式的存在论高度来认识。

马克思的存在论首先把人与世界不是看成对立或主客二分的,而是融为一体的。马克思明确指出:“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5](P1)更重要的是,马克思认为,人与世界的融合统一是通过不断的实践活动达到的,人是在世界中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人“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的结果”。[11](P20)人正是在这种实践活动中诞生、发展、获得自己现实的社会存在的,而世界也是在实践活动不断得到改变,愈益成为人的世界。所以,马克思的存在论是以实践为根基的,是与实践论紧密结合的实践存在论。而以文艺活动为最高、最典型方式的人的审美活动,乃是人生实践或人的存在方式中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的审美活动的历史发生和发展,人的审美感觉、审美能力与现实的审美对象都是在长期实践活动中双向建构、同时形成、同步发展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只是由于属人的本质的客观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属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即感受音乐的耳朵,感受形式美的眼睛,简言之,那些能感受人的快乐和确证自己是属人的本质力量的感受,才或者发展起来,或者产生出来。”[12](P79)所以,我们应当从马克思的实践存在论高度,从人与世界的实践、动态的关系角度,来为文学艺术定位。这是探讨文学艺术本质、功能的必要前提。

其次,从文学(文艺)的本质看,文学作为人学,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自由的、想象性和情感性的对象化和确证。

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是从人的普遍本质(共同人性)出发来论述文艺本质的。他从人与自然(世界)的实践关系入手指出,人正是凭借普遍、共同的人性,即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使“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通过这种自身本质的对象化活动,“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这里的“复现”和“直观”,不仅是对人自身本质力量的肯定和确证,而且正是文学艺术产生和存在的人学根基。艺术和审美活动乃是人的这种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中高级的精神活动之一。由此我们就能比较准确地理解马克思的另外一段话:自然界的种种事物“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这里“进行加工”的意思无疑就是人通过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将自己的“精神本质”对象化和复现出来,从中可以直观自身。[7](P95-97)这种直观,实际上是一种感性的对象化方式,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7](P125)文学艺术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一种独特的“以全部感觉”进行对象化的方式。由此可见,在马克思看来,文学艺术活动(创造和欣赏)是人类通过感性方式来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很清楚,马克思是从人的本质出发来规定文学艺术本质的。它告诉我们文学艺术确实存在人学本质这一存在论层面,也清楚地回答了文学为什么、在什么意义上是人学,我们何以需要并且能够从人学层面揭示和概括文学的本质等问题。这一点过去我们重视不够,现在应当给予重点关注。

关于文艺活动的感性方式,笔者认为,其最重要的特点是情感性和想象性。先说情感性。情感活动是艺术和审美活动中最为活跃的因素,它既构成了相关其他各种心理因素产生的诱因,又是它们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同时,它还作为一种弥漫性因素伴随、贯穿于文艺、审美活动的全过程,从而使整个审美活动都显示出明显的情感色彩。托尔斯泰在浓缩了其丰富创作经验的《艺术论》中强调:“艺术是一种人类活动,其中一个人有意识地用某种外在标志把自己体验的情感传达给别人,而别人被这种情感所感染,同时也体验到这种情感。……它把人类联结在同样的情感中。”[13](P41)可见,情感性是文艺活动作为人的感性存在的核心因素和内在动力。再说想象性。在文艺和审美活动中,人的心理活动与日常思维的最重要区别,是想象性的、而不是逻辑性的思维,是形象思维、而不是抽象思维,是将审美想象对象化的精神活动,无论创造还是接受都不例外。想象力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一种高级思维能力。早在人类社会的原始时期,人们就开始借助于想象力来改造和征服自然,将自然力形象化,从而创造了大量的神话和史诗。马克思在谈到作为“希腊艺术的前提”、“武库”和“土壤”的希腊神话时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希腊神话“就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14](P29)这里,想象和幻想就是“艺术方式”。因此,想象力乃是人类一切文艺创作和审美的必要和根本的条件,想象性当然就是文艺活动这种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感性活动的基本特征。情感性和想象性在文艺和审美活动中互依互存、互补互动,想象诉之于人的感官,激起人的情感体验,而情感则成为激发和推动想象自由翱翔的强大动力,它们共同以感性的方式使人在对象世界中肯定和确证自己,“复现”和“直观”自身。

由此可见,是人的本质决定了文艺的本质,而不是相反;从人的本质入手探讨文艺的本质,正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所提供的一个有价值的思路。

再次,按照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文学艺术的功能,不仅仅是审美、认识、教育等,从最深层看,它的根本目的与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完全一致,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

在人的各种实践活动中,文学(艺术)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最有效、最直接的途径和方式,因为在最内在的精神方面,文学与人、与人性具有紧密的联系。如前所述,人类的人性认同必然指向超越时空的、追求真善美的共同认同,而文学(艺术)正是追求真善美、建构美好人性、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最有效、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历史告诉我们,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经典的文学艺术作品,毫无例外地都用不同方式、从不同方面体现了追求真善美、追求充实完满的人性之美和建构美好人性的基本品格,它们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精神生活,使人性得到改善,精神趋向崇高,情感变得丰富,人格日益健全。这就是文艺最根本的社会功能。无论中外,人们都能够通过阅读和欣赏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具体而丰富地感受、体验到真善美的真谛,获得精神的陶冶和人性的改善。在现代社会中,现代性的片面发展所导致的人的理性与感性的分裂以及人的精神世界完整性遭遇的破坏和分割,都能在人全身心投入文学艺术和审美活动时,部分和逐步得到修补、恢复,从而如席勒所言,文艺和审美活动乃是实现人从有限的、不自由、片面的人到审美的、自由的、完整的人,实现人性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经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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