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恩不可通约性论点的语言学转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库恩论文,语言学论文,论点论文,通约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不可通约性论点在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作为一个隔离机制，它一直是我过去所讨论的主要问题的必要前提”[1]。然而也恰恰是这一论点， 由于其对科学进步合理性的正统观点所构成的严重威胁，使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以下简称《结构》）出版以后遭到诸多误解和批评。为了坚持他所创立的科学革命理论，同时也为了使该理论更加完善，库恩不得不在《结构》之后花去大量精力，在多种场合、以多种形式对令他头疼的不可通约性问题进行澄清。但我们却注意到，在这一过程中，他的论点悄悄地发生了变化。
《结构》之中：不可通约
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一词本来是古希腊的一个数学用语，其原意为无共同量度（no common measure）。 比如在正方形的边长与对角线之间，就不可通约，因为没有任何计量单位能够使其边长与对角线的长度成比例，并因而能相互度量。20世纪60年代，库恩和费耶阿本德以比喻用法共同将它引入科学哲学。库恩曾经这样谈论他引进这一概念的动因：“我是在试图理解过去的科学教科书中那些明显无意义的段落时想到它的。这些段落一直被当作原作者思维混乱和信念错误的证据来对待。而我的体验却与之相反，我认为那些段落是被误读了：通过发掘其中所包含的某些名词术语的旧意义，可以除去无意义的表象。这些旧意义不同于后来流行的意义”。
在《结构》中，库恩是在强调相互竞争的学派或范式间的本质性差异时使用“不可通约性”的。按照逻辑经验主义的观点，科学的目的就在于获得证实的或高概率的知识，所谓科学进步就是用一个说明事实更多、涵盖面更广的新理论替代原来的旧理论，而旧理论则归化到新理论中，成为后者在一定条件下的近似或特例。对于这种正统的科学进步观，库恩则认为，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科学发展的真实情况是：不同的学派或范式之间在科学语言、研究方法、问题范围和解答标准等诸多方面，都是不可通约的。具体说来，首先，不同范式的持有者对什么是科学所必须解决的问题常常没有一致意见，他们的科学标准或科学定义也不相同。比如，在17世纪的笛卡尔派看来，科学知识必须能够从第一原理中推导出来，因而，牛顿通过实验而得到的结论根本就不是知识；而当后来牛顿派取得胜利以后，笛卡尔派所提出的引力原因问题便不再是一个科学问题了。其次，虽然新范式运用了一些与旧范式相同的概念，但这些概念在新范式中是以一种新的关系组合在一起的，因而它们的意义就改变了。当牛顿理论被爱因斯坦理论取代时，空间、时间、物质、力等基本概念便发生了这种意义变化。以空间概念为例，在牛顿理论中，空间是平直的，而在爱因斯坦的理论中，我们的世界位于弯曲的空间之中。理论名词意义的这种变化，导致竞争理论对同一客观过程的预测及对同一观察活动的结论报告，都只能在各自的理论框架内才能作出，要对它们逐一对照是不可能的。再次，不仅没有中立的观察语言，甚至连中立的观察内容都没有，因为理论渗透于观察之中，不同范式的持有者是在不同的世界里工作的。当两个工作于不同世界里的科学家集团从相同的位置朝相同的方向看去时，他们看到的是不同的东西，一部分人眼中的鸭子在另一部分人看来却是兔子。最后，与上述三点密切相关，不同范式的持有者即不同的科学共同体的研究方法自然也是不一样的。
不同范式间上述几方面不可通约性的存在，使得不同理论间不能建立起必然的逻辑联系。科学家经历一次科学革命后，往往会发生世界观的根本转变。因此，旧理论不仅不可能像支流汇入江河那样被包含在新理论中，而且相反，新旧理论所描绘的世界图景像鸭——兔图一样相互排斥着：当代的爱因斯坦力学和来源于牛顿《原理》的旧力学方程之间的关系是根本地不相容的，相信牛顿力学能够由相对论力学逻辑地推导出来是完全错误的——“只有承认牛顿的理论是错误的，爱因斯坦的理论才能被接受”[2]。
可见，在《结构》中，库恩所说的不可通约，含义是多方面的，革命前后的两个范式间在科学语言、问题范围、解答标准、研究方法上都不可通约。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库恩的不可通约性论点与科学革命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科学革命的标记是前后相继的两个范式间的不可通约；而不可通约问题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发生了科学革命，革命前后的两个范式之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结构》之后：不可翻译
库恩一直都在坚持他的不可通约性论点。从根本上讲，这是由他提出并坚持的科学发展中革命性变革的存在所决定的。然而，《结构》之后，在1969年的《对批评的答复》，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可通约性、可比较性、可交流性》（ Commensurability, Comparability,Communicability）等著作中， 库恩对不可通约性的解释却有了显著的变化。他缩小了不可通约性存在的范围，只将其限定在语言上。他明确指出，科学哲学中的不可通约性是比喻用法，“没有共同量度”意指“没有共同语言”。称两个理论不可通约，就表示：把理论看作语句的集合，没有能够把这两个理论毫无遗漏或损失地翻译出来的语言。这是因为，“各种语言以不同的方式把世界说成各种样子，而且我们没有任何通路去接近一种中性的亚语言的转述工具”[3]， 甚至连波普尔所主张的用于比较理论的基本词汇都不存在，“因为在从一个理论到下一个理论的转换过程中，单词以难以捉摸的方式改变了自己的含义或应用条件。虽然革命前后所使用的大多数符号仍在沿用着，例如力、质量、元素、化合物、细胞，但其中有些符号依附于自然界的方式有了变化”[4]。因此，科学术语和概念的意义，往往随它们在其中展开的理论的不同而变化，当这些变化发生时，一个理论中的术语不可能用另一个理论中的某个名词来定义。这样，两个理论间的不可通约性就是由于不存在一种中性的共同的语言，造成两个理论的语言不能无遗漏或无损失地互译，不可通约性实际上就是不可翻译性。但两个理论所共有的大部分名词还是可以翻译的，只是对于通常互相下定义的一小部分名词和含有这些名词的语句，才存在不可翻译的问题。库恩将不可通约性的这种温和形式叫做“局部的不可通约性”。
在《合理性与理论选择》中，库恩又对上述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他指出，科学语言有“局部的整体性”特征，科学语言中的许多术语都不能孤立地学习，而必须成组成套地学。比如对于牛顿的“力”和“质量”这两个概念，“人们如不同时学会使用这两个术语的话，就学不会如何使用其中的任一术语，这一部分的语言学习过程，如不借助于牛顿第二定律的话，也无法进行下去。只有通过这一定律，我们才能学会如何使用牛顿的‘力’和‘质量’，如何把相应的术语和自然界联系起来”[5]。
当库恩将不可通约解释成不可翻译之后，他的批评者又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库恩认为要把过去的科学理论翻译成现代语言是不可能的，但他本人却恰恰这样做了，当他解说亚里斯多德或牛顿理论时，他用的正是我们的现代语言，这岂不自相矛盾吗？对此，库恩在《可通约性、可比较性、可交流性》中进行了回答。库恩指出，这些批评者的错误在于混淆了翻译（translation）和解释（interpretation）。 翻译和解释是有区别的。翻译是懂得两种语言的人所作的事情。它有两个特点：其一，在翻译进行之前，就已经有一种用来翻译的语言，翻译并不使这种语言的词或词组的意义发生变化；其二，和上一点密切相关，只有用来代替原本中词和词组的译本中的词和词组才是翻译，其他如注释和译者序言等均不构成翻译。而解释则不同，解释是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工作，解释开始时解释者只懂得一种语言，原文或原本是全部或部分地不可理解的。如果解释成功，解释者就学会了一种新语言，但这种新语言却不一定能够被翻译为他自己的语言。既然学会一种新语言和把它译为自己的语言是两码事，那么能够解说亚里斯多德或牛顿的理论，当然也就不等于把这个理论翻译为现代语言。
然而至此，库恩仍然觉得对不可通约性的解释不能令他满意——“语言的比喻在我看来还是太宽泛”。于是他又转移了视角，试图从语词的分类学的角度进一步挖掘不可通约性存在的语言根源。
根据库恩的新努力，不可通约性问题从根本上说是语言和意义问题，即一类被限定的名词的意义问题。在英语中，这类名词有两个基本特征：其一，它们可通过不定冠词被标志为类名词（kind terms）；其二，它们受一种无交叠原则的限制。所谓无交叠原则，就是指两个类名词的指称不能交叠，除非它们具有属种或种属关系。例如，猫和狗就是两个类名词，它们的指称就不能交叠，不存在也是猫的狗或也是狗的猫，因为类名词的规定使得猫和狗这两个类名词的指称各成一类，相互区别。因此，假如遇到一只也是猫的狗，那么，同一话语共同体的成员就必须重新对它进行分类。如果不同的话语共同体在语言的某个局部范围内所进行的分类是不同的，那么其中一个共同体的成员所作出的涉及该分类的陈述，虽然在这个共同体内完全有意义，但原则上不可能被别的共同体成员所了解。“不可通约性因此而变成一种不可翻译性，集中出现在两种不同的语词系统的分类存在差异的地方。产生这种不可翻译性的差异不是任何旧的差异，而是一种既违背了无交叠原则、类标志条件，又违背了我不能细述的等级关系的限制的差异”。然而，因此而产生的不可翻译又并不妨碍共同体之间的相互理解，原因在于，一个共同体的成员能够通过学习而获得另一个共同体成员所使用的分类方法，正像历史学家试图理解旧文本时所做的那样。但是，这种理解的过程产生的只是能说两种语言的人，而不是翻译者。
库恩还借用了莱昂《语义学》中的下面这个简单例子来说明因分类不同而造成的不可翻译性问题。英语句“the cat sat on the mat”不能译成法语。因为在法语与英语对于地板上的垫子（floor coverings）的分类之间存在不可通约性。
虽然对于任何一种具体的关于 floorcoverings的情境，只要英文陈述为真， 都可以找到相应的法语陈述，比如“小地毯”、“草褥子”、“地毯”等，但没有任何一个单独的法语名词，可以与英文mat这个泛指名词有相同的指称。 在这种意义上，上述英文陈述不可能用法语译出。
用分类学方法来分析哥白尼陈述“行星绕着太阳转”和托勒密陈述“行星绕着地球转”时就会发现，行星这个词作为类名词在两个陈述中所包括的成员是交叠的，但其中任何一个又都没有包括另一个中的所有天体。在托勒密的语词系统中，太阳和月亮被看作行星，地球则不是；而在哥白尼的语词系统里，地球同火星、木星一样都是行星，太阳是恒星，月亮则是一种新的天体，即卫星。由于“行星”在两个不同的话语系统中的指称不一样，违背了所谓无交叠原则，因而这两个陈述是不能相互翻译的。
到这里，库恩基本上完成了对不可通约性问题的探讨，并认为他已找到了导致科学革命中相继理论间的不可通约产生和存在的深刻根源，那就是，由于分类学上的原因，不同理论中某些词的指称和用法是不同的，这就使得后继理论的持有者不能使用自己的词汇表去翻译革命前的理论。这也正是科学革命发生的标记。
简短的评论
透过库恩在不可通约性问题上的上述心路历程，我们可以看出，不可通约性由《结构》中的不同范式或理论间在语言、方法、问题范围和解答标准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变成了后来的不同理论的科学语言间的不可翻译。而在不可翻译性阶段，库恩又经历了从开始笼统的关于语言的解释到后来的用分类学方法对科学语词作深入的语言分析的变化。显然，这一变化弱化了他的不可通约性论点，他不再认为“只有承认牛顿的理论是错误的，爱因斯坦的理论才能被接受”，而是只认为不存在一种中性的共同的语言，能使它们无遗漏或无损失地互译。同时，库恩的变化也使得他的论点得以深化，那就是不再局限于科学哲学内部对不可通约性进行抽象解释，而是从语词的分类学的角度深入挖掘不可翻译性的语言根源。这样，“不可通约性”就更富于理性，更易于为人所接受，而与其密切相关的“科学革命”也不再那么“非理性”。
另一方面，库恩后期在不可通约性问题上对科学语言的充分关注、对科学语词的深入分析，使他呈现出分析哲学家的诸多特征。实际上，不仅仅是在令他头疼的不可通约性问题上，在科学进步的内在机制甚至《结构》中用以解说科学革命的范式问题上，一句话，在库恩后期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几乎全部著作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库恩的这种趋向于对科学语言进行语言分析的转变。由于库恩的变化表明他越来越专注于科学语言、越来越推崇语言分析方法，符合本世纪以来盛行于英美的分析哲学的共同特征，因此我们不妨将库恩的这一变化称作库恩的语言学转向。
库恩的这一转向也许并不令人感到奇怪，相反，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为他的转向提供合理的解释。其一，从内部讲，库恩的转向是其理论自身发展、深化的内在需要，是个自然历史过程。由于《结构》提出的知识增长须诉诸社会学、心理学因素的观点明显地从科学主义内部冲击了科学理性，是对“科学是理性的事业”这一科学哲学神圣信条的公然挑衅，因此《结构》出版后遭到了一向以科学的卫士自居的正统的科学哲学家们的全方位批判，尤其是在不可通约性问题上。面对批评，库恩不得不为自己进行解释和辩护。在这一过程中，历史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事实中渗透着理论”为他的转向提供了直接的动因。因为根据这一原则，事实的发现同事实的描述一样是有赖于理论的，事实总是为理论所“玷污”，而这就意味着科学发现在本质上是概念的活动。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科学是由语言构成的，理解科学就是要理解科学语言，科学知识的增长也就是科学语言的不断丰富，因此，历史视角中的科学最后也都表现为语言的结构和发展。认识到这一点之后，他便一直“试图弄清什么叫做词具有意义以及具有意义的词又为何适合于所描述的世界”[6]。这样，就本文所探讨的问题而言， 在经过“部分不可通约”因而可“部分交流”后，他终于将不可通约性推进到了不可翻译性。而随着对不可翻译性赖以存在的语言根源的深入挖掘，他的工作重心就越来越多的转到语言哲学上来了。
其二，库恩的转向体现了本世纪西方哲学发展的一些基本特征，可以说是潮流所致。认识到这一点，使我们对库恩的不可通约性论点进行的历史考察变得更有意义。众所周知，西方哲学到目前为止共经历过三次大的发展。古希腊柏拉图创立本体论，规定了哲学研究的对象和客体——事物的本质或形式，即理念。17世纪笛卡尔创立的认识论，把对本体论问题的研究转变为对人的认识能力和界限的探究。而在康德断言“自在之物”无法认识之后，哲学家们便开始寻找划分“此岸”和“彼岸”的界限。到20世纪初，这一界限终于找到了：人类的认识能力和界限取决于语言。于是，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发生了，以语言为研究对象、以语言分析为主要方法的分析运动便开始了。这一运动虽然没有抛弃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等传统的哲学问题，而只是“倾向于把这些问题当作语言问题加以研究，以语言意义的标准评判是非，按语言自身的合理性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7]，但它事实上却使得这些领域的研究主题、 研究方式、论文和著作的风格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时它还广泛渗透到行为哲学、心灵哲学等一些新诞生的分支学科之中。在这种情势下，作为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的科学哲学自然也无法幸免。不仅维也纳学派这个科学哲学的第一个成熟派别，本身同时也是分析哲学早期的最大派别，而且，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卡尔纳普、赖辛巴赫、亨普尔等该学派的大批骨干成员，为躲避德国法西斯的迫害，纷纷移居美国，使得分析哲学在美国得到广泛传播，并造就了一批像蒯因、普特南、罗蒂这样的有着很高的科学哲学素养的甚至本身就是科学哲学家的分析哲学家。因此，可以说，从逻辑经验主义开始，科学哲学与分析哲学一直就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语言分析一直都是科学哲学的重要研究方法。语言分析方法与科学哲学的结合，使得“科学发展的合理性问题、科学理论与科学实在论等核心课题都已在很大程度上转归为语言哲学的问题”[8]。库恩就是在这种环境中成长与工作的，作为一个科学哲学家， 他的思想不可能不被打上分析哲学的深深的烙印，这本来是正常的。但耐人寻味的是，库恩在其《结构》至80年代以前的著作中一直都很少使用语言分析方法，而在80年代以后分析哲学运动已日趋衰落的情况下，他的著作中，却不仅随处可见其对科学语词的深入分析，而且科学语言也已成为其主要研究对象。这固然与库恩的科学史家出身使其对分析哲学的了解和熟悉需要一个过程不无关系，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语言分析作为一种方法，对于解决科学哲学的问题是有用的，因而它虽然在走下坡路，但在库恩那里还是显示出了生命力。至少在库恩看来，将科学哲学的问题归结为科学语言的问题，大概是科学哲学的较好的出路，否则他不会说“科学的发展最终不仅依赖于人们关于世界轮换地说了些什么，还依赖于人们轮换地用什么词去说”[9]。 库恩的转向也许还有另一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正如他创造了范式这个“魔鬼”却又不知该怎么对付它一样，他所开创的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运动，客观上启发了后现代主义对于科学主义的全盘否定，而这将可能导致科学哲学因失去存在价值和研究对象而归于消亡的后果。这种结果无疑是他所不愿看到的——“我们需要去捍卫像真理和知识这样的要被后现代主义运动当作强纲领抛弃掉的概念”。因此就像本世纪初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是为了摆脱哲学面临失去自身研究对象的危机而作的努力一样，库恩的转向也可以看作是他拯救科学哲学的一种尝试。不管对库恩的转向如何评价，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虽然他开始使用语言分析的方法，着力于科学语言的研究，但这绝不意味着他走上了向逻辑经验主义的复归之路。后期的库恩，依然以历史的眼光审视科学，依然坚持科学发展中革命性变革的存在，所以，应当说他是个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上，注重运用语言分析方法研究科学革命问题的科学哲学家。
收稿日期：1999—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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