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情报学理论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报学论文,理论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社科情报学的发展历史与现状
社科情报学是情报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曾经繁荣一时的社科情报学，在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中，走过了起步、繁荣和沉寂的发展道路。今年适逢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我们纪念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同样，思考社科情报学的现状与未来的发展无疑也是非常必要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为社科情报学迎来了繁荣发展的春天，社科情报工作被提到重要的位置。改革开放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同样也为广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提供了施展才干的大舞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则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持。社科情报事业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一样，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得到了繁荣和发展，同时也为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在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每个重要阶段，社会科学情报研究工作始终是必不可少的，也是功不可没的”。[1]
30年，弹指一挥间，我国社科情报学留下耐人寻味的发展轨迹。从197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成立到1980年社科情报论文成批发表，是中国社科情报学初露端倪的时期。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科情报学进入健康发展阶段。[2]期间有几件大事值得人们关注：一是社科情报领域唯一理论刊物以《情报资料工作》的面貌展现在读者面前；二是各省市自治区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纷纷成立；三是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成立；四是实现了本科生和研究生层面的社科情报学教育格局；五是一批社科情报领域的研究成果，包括课题、专著和论文面世。这些方面构成了社科情报学繁荣发展的大好局面。正像范并思所指出的：“在1988-1992年间，中国的社会科学情报理论研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3]然而，此后，社科情报学开始出现下滑和萎缩现象。不少社科情报学学者和情报工作的实践者注意到这一现象，并对此深表忧虑。一些反思社科情报学理论研究的文章相继出现。较早注意到这一现象的是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的赵涛。早在1996年，赵涛就指出：“社科情报理论研究目前呈‘降温’趋势。我国社科情报理论研究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呈一种繁荣状态，这种繁荣的表现就是学术论文数量的增加，专著的理论水平不断提高。但近一二年来，这种繁荣似乎颇有‘衰减’之势。”[4]同样，10年后的2006年，针对这种现象，范并思也指出：“在中国情报学发展史上，有一个曾经十分辉煌，但又很快昙花一现的学术流派——社会科学情报学。……自90年代以来，这一学派与我们渐行渐远。”而在2007年，广东体育学院图书馆的袁中也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社科情报理论研究也慢慢偃旗息鼓，变得无声无息”。[5]这些都表明，最近十几年来，社科情报学理论研究的下滑和萎缩趋势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衰减’之势仍在继续。这不能不引起人们对此现状的思考。纵观我国社科情报学的发展历史，对学科发展状况的研究并不少见，但上述对社科情报学的反思却让人倍感沉重。人们不能否认，上述结论是不争的事实。从学科发展角度看，这种反思对于社科情报事业的发展，对于社科情报学的学科建设，或曰对社科情报学学派的存在都显得尤其重要。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社科情报学现在确实需要进行一些冷静、客观、理性的思考，诸如社科情报工作是否面临转型？怎样转型？社科情报工作怎样与社会发展协调一致？社科情报工作如何与社会需要相结合？社科情报工作如何紧跟社会科学研究？新的历史时期社会科学研究要上新台阶，社科情报工作怎样也能上新台阶？社科情报工作如何提高学术含量？如何提供具有研究性的知识服务？在新的历史时期，社科情报工作如何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服务？诸多问题都需要社科情报学做出回答。社科情报学理论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应承担起新时期的历史使命，应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认真总结经验，在社科情报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和探索方面，在文献情报工作的管理理念、服务方式、资源建设等各个方面坚持与时俱进，坚持改革创新，努力做出新成绩、新贡献，开创社科情报工作新局面。这是时代赋予社科情报学的历史使命。在新的历史时期，社科情报学需要重整旗鼓，社科情报事业需要再一次大展宏图，谱写新的篇章。
2 社科情报学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2.1 社科情报学理论研究力量薄弱
20世纪90年代以后，社科情报学理论研究力量大大削弱。一是没有新生力量加入，这些年没有社科情报学专业的毕业生充实到研究队伍中来；二是原有的研究人员又“撤离阵地”，一些从事社科情报学理论研究的专家和学者转向其他研究领域，还有一些研究人员到年龄退休。正像有学者指出的“1996年以后，原有的社科情报理论研究者或转向或退休，研究队伍进一步萎缩”。[6]社科情报理论研究这块曾经辉煌的阵地因此受到冷落和疏忽。
2.2 社科情报学理论研究成果减少
理论研究成果在一定意义上代表着学术发展的水平和方向，理论研究成果的数量则反映学术繁荣的程度。最近十几年来，我国社科情报学理论研究成果本来就不多，精品更是凤毛麟角。赵涛在文章中指出：“关于社科情报理论研究的论文在刊物的分布上已远不如前几年广泛。作为社会科学情报学会的会刊，《情报资料工作》所发表的论文中，真正涉及社科情报理论研究的文章所占比重已有所下降。关于信息市场、信息产业、信息经济的文章占据了相当篇幅。尽管尚未有提出，但所有这一切，实际上已经表明了研究者对社科情报理论研究存在的必要性的怀疑”。[7]范并思也认为：“进入新世纪，尽管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和会刊《情报资料工作》仍在正常运作，但没有了全国性社科情报事业与理论的支持，会刊上有关社科情报的文章少之又少了”。[8]
2.3 社科情报学理论研究风气浮躁
社科情报学理论研究中存在浮躁风气，这是诸多问题中最致命的一个。有研究认为：“社科情报理论研究存在浮躁，这是不争的事实”。[9]这种浮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图新”，追逐“时尚”。“社会上出现什么热，研究者就蜂拥而上，去抢‘热点’研究。‘信息热’，抢信息研究，什么‘信息产业’、‘信息市场’、‘信息管理’，一时间，铺天盖地，似乎只要在社科情报后面加上“产业”二字，就成了名副其实的‘社科信息产业’”。前述研究更进一步指出：“这种浅尝辄止、猴子‘搬西瓜式’的理论研究，既有研究者的畏难情绪和急功近利的思想，更重要的是理论研究者的思路不清晰，不明确自己的研究重心该放何处”。[10]二是“贪大”，追逐“大而全”。许多研究者将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忽视了社会科学情报学理论研究的“责任田”，情报学类期刊中所发表论文的题目中“社科情报学”一词减少，相应的“情报学”一词增多就是例证之一。这同时也成为社科情报学发展不景气甚至萎缩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一门学科来说，研究领域的扩大并不一定是坏事，对更大范围或相关领域的研究，可以从全新的角度和视野丰富对社科情报学的探索，这也正是当代学术研究综合化发展的趋势。但重要的是，在社科情报学还有许多重要理论和实际问题有待更深入研究的前提下，理论研究工作的重心还应放在本学科范围之内，应首先“种好责任田”，理清社科情报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打好基础理论研究的根基。
2.4 社科情报学理论研究在我国信息社会发展过程中缺位
社科情报学理论对于信息社会的发展具有独特的指导意义，在社会信息化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信息社会中存在哪些信息问题、如何解决？如何提高国家的信息化水平？国家应采取怎样的信息战略？国家、企业、部门等不同级别的信息机构应制定哪些信息政策？如何提高国家的信息竞争力？公众应遵守怎样的信息伦理规则？如何提升公众的信息素养和信息道德？信息资源如何开发、利用和管理等等？解决这些问题是社科情报学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但最近十几年来，我国社科情报学界的相关研究并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1995年4月，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竞争情报分会(SCIC)成立，该分会的主要任务是“竞争情报理论和实践的学术研究和交流活动、普及竞争情报知识、传播竞争情报技能、开展竞争情报咨询服务，帮助企业获得竞争优势、发展国际竞争情报的合作与交流、维护竞争情报从业者的合法权益、奖励优秀论文和优秀人才、编辑出版竞争情报学术书刊和科普读物，为提高我国企业竞争力，加速发展信息咨询业做出贡献。”[11]该分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科技情报研究大举向经济、社会、市场、金融等社会科学领域渗透。科技情报工作能在这些领域寻找到新的生长点，足以说明社科情报学理论研究和社科情报工作的缺位。这种缺位制约了社科情报工作的开展，影响了社科情报工作的社会效益，甚至可以说改变了社科情报事业的发展方向，对本学科的完善和发展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3 社科情报学下滑和萎缩的原因分析
探究社科情报学理论研究下滑和萎缩的原因，对于社科情报事业的发展，对于这门学科的存续显得尤为重要。社科情报学的下滑和萎缩有学科发展内在的根本性原因，也存在社会环境变化的客观因素。
3.1 情报学学科发展内在的原因
首先，研究机构关停并转使社科情报学理论失去得以存在的实体支撑。1989年以后，我国地方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的发展方向问题凸显，如何定位、如何处理情报工作和文献工作的关系、如何处理情报研究和专门学科研究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提到议事日程。这些棘手的问题，使得各地方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纷纷出现“关停并转”。一些地方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并入图书馆，一些变为专门学科的研究所。特别是，具有“领头羊”地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下设的“社会科学情报理论与方法研究室”也因机构改革而被解散。目前，我国社会科学院系统仍然以“情报研究所”命名的社科情报机构只有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和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2家。
其次，社科情报学教育的中断使社科情报学失去持续发展的力量补充。我国社科情报学本科层面的教育本来就为数不多。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在其分校设立了“社会科学情报专业”，由当时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的赵惠丰、梁邻德、赵汉桂、王红元等老师任教。后来，他们授课的讲义经修改也作为我国社科情报学理论的开山之作而公开出版。这些著作包括：《社会科学情报工作概论》、《社会科学情报学》等。但这届社科情报专业的本科生成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届学生。而且，大部分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纷纷改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系也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招收了社科情报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开展了更高层次的社科情报学教育。这一批硕士生为数不多，培养出黄纯元、范并思、于良芝等图书情报界的精英，但招收研究生工作也未能坚持下去。社科情报学教育的中断，为后来的社科情报学理论建设的不景气埋下伏笔，导致形成日后社科情报学研究力量青黄不接、人力不足的局面。
再次，散兵游勇式的研究局面使社科情报学领域缺乏学术凝聚力。伴随改革开放而获得大发展的社科情报学，在短短10年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在而后的岁月中，随着团结了全国广大研究人员的三大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肖自立、李修宇主持的“社会科学文献资源布局调查研究”，易可信、赵国琦主持的“社会科学情报理论与方法”和刘琢玉、朱铁声、刘仲亨主持的“社会科学叙词表”。）研究的结束，全国范围内通力合作的研究基本消失，代之以分散的、个体化的、零散的、小范围的、“单打独斗”式的研究。整个社科情报学领域呈现出无独立的专门研究机构、无专门的研究人员和研究队伍、无多层次全方位的社科情报学教育体系的“三无”状态。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学会年会年年开，但其学术活动并不是十分丰富；学会学报不断扩版，但社科情报学的理论研究却每况愈下。从整体上看，社科情报学领域缺乏学术凝聚力成为不争的事实。
3.2 社会环境变化的原因
首先，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迅速崛起，以其不可阻挡之势强烈地冲击着包括社科情报服务工作在内的所有情报服务工作。随着社会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以及信息技术应用的日益广泛，情报学理论研究和情报工作的方法和手段得到改进和提高。以信息技术为依托，社会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基本的信息服务比以前更容易得以实现，而传统的社科情报服务则似乎失去了用武之地。科研人员可以借助网络和数据库技术自行完成资料的收集、筛选等文献加工工作，特别是网络文献的“易复制性”更使得信息的获取变得易如反掌。因此，社科情报研究理论研究的内在动力开始动摇，遂逐渐“纳入科技、经济、社会一体的大情报学的范畴”。[12]
其次，从社科情报学发展的情况看，社科情报学理论研究没有利用社会科学的发展变化和信息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为学科注入新的动力，进而丰富研究内容、拓展研究领域、改善研究手段、提升研究成果、扩大社会影响，而是借此机会向早已从其中分离出来的科技情报学更紧密地靠拢了。一时间，网络化、数字化等方面的研究在社科情报学的研究中占有较大比重。近年来，《情报资料工作》所发表的论文题目中含有这些主题词的论文不在少数就是一个典型例证。而国家社科基金“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类所立项目的信息技术倾向明显，更助长了社科情报学理论研究的不景气。可以肯定地说，在以网络技术和数字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冲击下，我国社科情报学理论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强烈影响，其研究取向和发展速度被改变，传统的社科情报理论研究受到冷落，具有时尚韵味和技术倾向的、广义情报学理论研究逐渐崛起。但这种理论研究已经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社科情报学理论研究，而是与科技情报学，或曰大情报学理论研究更为接近。从社会环境发展的情况看，20世纪90年代以后，社科情报学遭遇了来自科技情报领域的挑战与竞争。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竞争情报分会(SCIC)所开展的实质性工作，以及科技情报界对人文社会科学信息进行的数字化加工与内容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社科情报工作的任务，耕耘了社科情报学的“责任田”。
4 如何解决当前社科情报学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1)遏制社科情报学理论研究下滑和萎缩的态势，建立宏观调控机制，多层面扶持与支持社科情报学理论研究。国家应加强对社科情报学理论研究的引导和扶持，应明确社科情报学理论研究在新形势下的定位，在大力资助实践性和应用性研究的同时，积极推进基础理论研究，为社科情报学理论研究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在国家级和省部级的课题指南和立项方面应确立社科情报理论研究的地位，在基金资助上向基础理论研究项目倾斜并保障其研究顺利进行，五大（或更多）系统应通力合作，共同推动社科情报学基础理论研究与社会情报工作实践紧密结合，发挥学术理论的指导作用，促进我国社科情报工作健康发展，为我国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情报服务和保障。
(2)发挥学会和学报的积极作用。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成立的宗旨就是组织各系统的社科情报工作者，共同研究与推动社科情报事业的发展。学会在组织、管理和协调我国社科情报学理论研究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学会应吸收更多社科情报学领域的学者和专家参与学会的活动，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成立“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学会理论研究分会”，在理论研究方面发挥“龙头”作用，推动社科情报学理论研究的开展。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学报《情报资料工作》也应成为社科情报学理论研究成果的集聚地，真正成为社科情报学理论研究和交流的平台。学报可以组织更多的理论研究性文章，使这块唯一的社科情报理论研究阵地更好地为社科情报学理论研究服务，充分发挥学报“展示我国社科情报工作者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果的平台”[13]的作用，推出更多的理论研究精品和从事理论研究的新人，培育社科情报学理论研究队伍。
(3)加强社科情报理论研究的组织与管理。有关部门应加强社科情报学理论研究的组织建设和管理，设立相应的较为稳定的研究机构或研究小组，安排专职或兼职的研究人员，领导亲自抓，调动广大社科情报学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协调社科情报学理论研究力量，吸引研究人员关注社科情报学理论研究。还应加强社科情报研究力量的培养，恢复或创建本科生、研究生和博士生三级的社科情报学教育体系，为社科情报学集聚研究力量。
(4)呼吁社科情报学理论研究人员克服浮躁情绪，踏踏实实沉下心搞研究，不跟风，不赶浪潮，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立足社会科学情报工作的实践，以社会和科研的情报需求为出发点，积极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服务。我国定题情报服务、专题情报分析研究一直是社科情报工作的重要内容，只是这项工作并没有坚持搞下去，尚不能完全满足决策部门、企业单位和社会科学研究的需要。社科情报学理论研究应为这些具体的情报工作提供明确的、切实可行的理论指导，促使社科情报工作再上新台阶。
收稿日期：2008-0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