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中美关系演变&基于财富与权力转换机制的实证分析_中美关系论文

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中美关系的演变——基于财富权力转化机制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关系论文,实证论文,权力论文,机制论文,人民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财富和权力①在国际关系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一国财富的增加通常会增强该国的国际行动能力和提升其国际影响力，从而该国的财富转化为其权力；同样，一国在国际权力分配上处于有利地位时，往往有助于其获取财富，从而权力转化为财富。我们将这一双向转化过程称为财富权力转化机制。汇率既是有效的财富分配工具，又是有效的权力分配工具。战后美国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巨大的国际政治影响力以及强大的军事能力，构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取得了美元霸权。美元汇率的变动深刻地影响到全球财富和权力在各国的分配，从而引致财富转化为权力或权力转化为财富。

      1949年以来，中美关系的演变本质上就是一个财富权力双向转化的过程。而人民币汇率变动在这一转化过程中起着双向联系的作用。同时，一个时期内人民币汇率收敛到某一均衡区间，与财富权力双向转化的动态博弈高度一致，据此构建了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动态收敛模型。很大程度上，中美关系决定了人民币汇率的变动，而人民币汇率变动反作用于中美关系，其通过中美贸易和双边资本流动，推动了中美经济的发展并加深了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人民币汇率的财富效应明显，其引起两国财富分布和分配的变动，在两国国内政治领域具有高度的敏感性，据此推定人民币汇率是中美关系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变量。从中美关系出发探究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国际关系规律，我们发现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中美关系的演变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

      一、文献综述

      经济因素是影响人民币汇率变动的重要因素。易纲、范敏（1997）多角度分析了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因素及其走势。巴曙松等（2007，2009）使用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REERI）测算其对中国产业和就业结构的影响。姜波克（2007）则从资源约束角度分析了人民币的均衡汇率。余永定（2011）则指出“以人民币国际化之名，行资本项目自由化之实”的不良倾向。而克鲁格曼（2008）批评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从而使其具有贸易竞争优势。

      除了经济因素，影响人民币汇率变动的重要因素还有国际关系。Robert Keohane &Joseph Nye（1979）把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联系在一起，初步探讨了财富与权力的转化关系。Robert Gilpin（1987）探讨了财富与权力互动的内在机制主要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市场经济增长的政治根源及其作用，经济变化和政治变化之间的关系，国际市场对国内经济的影响。Robert Keohane & Joseph Nye（2010）还强调了主导国家会利用总体经济实力影响利益分配，以此达到自己的目的。显然，财富和权力是双向转化的，经济实力的消长引致两国的国际行动能力与国际影响力发生变化，反之则相反。财富转化为权力可以用美中GDP比值、中美贸易强度和美国对华投资力度等指标来测度，而中美关系友好度则可以测度权力转化为财富。

      Helen Milner（2009）解释了国内政治博弈对国际合作的影响，强调国内政治过程决定了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和内容。这从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相互影响的角度构建了权力转化为财富的基本框架。Edward Mansfeld（1998）认为，霸权式的权力分布只是连续谱系中的一个极端。钟飞腾（2010）则总结了权力分配和自由体系之间呈U型关系的学理机制。本研究据此将中美关系分为战争、对抗、正常状态、友好和同盟五级（见71页表4）。而Robert Keohane & Joseph Nye（2001）认为，非对称相互依赖产生了权力，因而源于非对称相互依赖的权力必然影响到各国在国际政策协调中的利益分配。人民币汇率作为中美国际政策协调的一个重要工具，其变动有助于实现权力转化为财富。张宇燕（2010）指出，人民币汇率涉及区域合作、美元霸权等诸多国际关系要素。张明（2010）认为，人民币汇率应该是中国政府用于稳定宏观经济以及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的政策工具。王帆（2010）认为，美国对华力图保持一种不对称的相互依存关系，并对我国实施了一种新的合作型施压策略。在人民币汇率议题上，此种策略在短期内收效不是很显著，但其中长期的影响值得关注。王湘穗（2011）指出，“币缘政治”是左右当代全球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的主要杠杆，中国要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的建设，充分发挥人民币汇率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作用。而李子联（2011）认为，国际政治力量的干预使得人民币汇率变动有悖于经济运行的基本现实，并指出美国在人民币升值的进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基于上述学者的研究成果，本研究试图分析中美关系演变与人民币汇率变动的相互影响，并探究人民币汇率在财富权力转化机制中的双向联系作用。总体而言，美国的财富权力转化能力强，因而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掌握主动权，而中国的财富权力转化能力较弱。由于中美关系战略的有限性，双方均采取假朋友的策略（阎学通，2010），由此注定了中美国际政策协调不会一帆风顺。

      二、中美关系与人民币汇率变动相互影响的理论分析

      （一）中美关系演变是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中美关系的演变是一个财富权力转化的过程，而两国的财富权力转化引致人民币汇率动态收敛到相对应的均衡区间。其应对策略在不同的国际关系条件下表现形式不一。如果权力分布不均匀，过于集中于权力曲线某一端，表现为两国发生战争或结盟，则采取上策均衡策略。如果权利分布相对均匀，但利益交集域窄，表现为两国对抗，则采取以牙还牙策略。如果权利分布均匀度高，利益交集域广，国际合作广泛，则采用常见的讨价还价策略。

      1949—2030年，中美关系经历了战争与对抗、解冻和正常化、遏制与接触、摩擦和竞争以及新型大国关系阶段。中美关系的演变使人民币汇率每一阶段逐渐收敛到某一均衡区间，从而决定了该阶段的人民币汇率水平。鉴于美国拥有转化能力优势，中国持续微调汇率政策并采取可控的人民币升值策略。预计中美财富权力转化能力将在2020—2030年间趋于均衡。

      1.模型的构建

      假设人民币汇率变动处于正常的中美关系状态下，鉴于中美财富权力转化能力不对称，通常情况下，转化能力强的一方先出价。为了简化问题，我们假设第1阶段人民币汇率被低估，美方施压并要求中方改变其汇率水平，中方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美方在轮次1，3，5……出价，中方在轮次2，4，6……出价，直至人民币汇率收敛到某一均衡区间（见表1）。

      

      任何一个轮次的讨价还价都能给对手进一步了解本方的转化能力提供额外信息，从而促使对手释放更多信息，这样不断修正对手的耐心消耗系数（对手的消耗系数由本方估计，反之则相反）。由于第一轮信息释放相当有限，所以第一轮给出的估计区间过宽，彼此给出的耐心消耗系数偏差也很大。第二轮信息释放增多，报价区间迅速缩小，彼此给出的耐心消耗系数更客观，但是耐心消耗系数偏差仍然很高，因此第二轮的还价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小。由此进入第三轮、第四轮以及第五轮。当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无论是出价还是还价，很可能被接受，至此博弈结束，局部均衡形成。

      2.模型扩展

      前文分析了第1阶段人民币汇率的动态收敛过程，本阶段中美财富权力转化能力的强弱引致人民币汇率收敛到相应均衡区间。经济实力对比的消长引致财富增减，从而财富基础发生质变，继而引致中美关系发生质变。财富权力转化机制的运行引导人民币汇率变动进入下一阶段。如果将人民币汇率动态收敛模型扩展到n个阶段，由此形成人民币汇率变动序列。由于不同阶段的具体策略不同，所以人民币汇率的动态收敛路径也不同。

      

      前文证实只有一轮讨价还价的情况极少见，通常都要经过多次的抬价和压价，最后相互妥协，并确定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价格区间。如果抬价抬到一个非常高的程度，那么还价就要压到非常低，且远远超出对方能够接受的范围，这就是以牙还牙，实际上就是中美对抗。中美双方不断收集对方转化能力的信息并加以分析，而且不时要展示出自己的最高意愿值。

      这一讨价还价过程是建立在科学计算、精确观察、分析判断的基础之上的。中美在抬价压价过程中，双方都会在某一阶段初始时刻确立一个最高意愿值；该值是随着财富权力转化机制的运行而不断变化的。随着中美财富权力转化能力的消长，其各自的转化成本也随之增加，无论是耐心强的一方还是弱的一方，希望尽快达成妥协方案。当边际转化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时，人民币汇率收敛到该均衡区间。当然，最终的结果不可能是双方中任何一方的最高意愿值，而是偏向耐心消耗系数大的一方。

      （二）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美关系的反作用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美中GDP比值、中美贸易强度和投资力度以及友好度会产生重要影响，这有助于实现中美财富权力的双向转化，从而促使中美关系发生变化。考察1949—2012年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历史轨迹就可以发现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美关系的反作用（见图1、图2）。

      

      1949—1979年人民币汇率变动呈现出初始剧烈波动、中期稳定和后期快速升值的特点，同期中美贸易和相互投资极少。这一阶段人民币汇率作为计划核算工具，脱离了进出口贸易的实际情况，基本上丧失了经济属性。对中美关系的反作用集中表现在其作为战略工具的价值上。1979—1994年，人民币持续大幅贬值，累计贬值83.65%。1995—2004年，人民币汇率处于持续的稳定的低估状态，廉价人民币促进了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并吸引了大量外来投资。2005年后，人民币持续平缓升值。截至2012年年底，人民币升值幅度已逾30%。总之，1979—2012年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美关系的反作用更为明显；同期人民币贬值增强了中国的财富权力转化能力（见图2）。

      三、数据分析与模型检验

      （一）中美关系决定因素的测度

      1.美中GDP比值是测度两国经济实力对比的最佳指标

      经济实力是权力的基础（罗成等，2012）。美中GDP比值越大，美国经济实力越有优势，反之则优势越小。根据当值美元法计算所得的美中GDP比值序列横向盘整的时间长达45年（1949—1994），而后快速变小（1994—2012）；而PPP法计算所得的GDP比值在所有年份平稳变小。两种方法计算结果都表明美中GDP比值持续变小（见表2和下页图3）。

      

      

      2.中美贸易强度和美国对华投资力度也是测度中美经济关系的基础指标

      1979—1992年，中美贸易增长较快，1992年已达174.9亿美元。期间中国对美贸易长期逆差但其规模不大。同期美国对华实际直接投资增长缓慢，1992年臻于峰值，也仅为5.19亿美元。中美贸易和美国对华投资对两国财富权力的转化作用有限。1993年后，中国对美贸易快速增长，中国持续贸易顺差且其规模不断扩大，这表明大幅贬值后的人民币汇率对改变中国经济的外部均衡起着关键性作用。1993—2005年，美国对华实际直接投资快速增长，1993年猛增至20.68亿美元，此后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这显示了廉价人民币对吸引外来投资的关键性影响。2005—2012年，人民币持续平缓升值，中美贸易仍保持较快增长，但美国对华投资力度有所减小，而中国对美投资迅猛增长，并自2009起连续超过美国对华实际投资，这显示了人民币升值促进了中国对美直接投资（见表3）。

      3.中美关系友好度是测度两国政治关系的有效指标

      1949—1953年，中美进行热战（朝鲜战争），美国深化了对华经济封锁，显示了美国超强的财富权力转化能力。1954—1970年，中美陷入冷战对峙，财富权力转化机制因美国拥有绝对优势而僵化。1971—1978年，美国财富权力转化能力持续下降而中国财富权力转化能力上升。总体上来看，1949—1978年中国经济实力虽然有所增长但与美国差距明显，这限制了中国的财富转化为权力（见表4）。

      

      

      1979—2010年，中美关系有了长足发展，两国国家利益交集域进一步扩大，并确定了正常的国家关系。中美关系的常态化增强了中国的权力，而权力增强提高了中国在世界市场寻求经济资源的能力，促使权力转化为财富。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实力快速增长，又反过来促使财富转化为权力。从2011年起，中美开始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其根源在于中美经济实力对比进一步发生变化，从而引起两国财富权力转化能力发生质变。

      （二）回归与检验

      1.模型1：1949—2012年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中美关系演变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1949—2012年，中美关系友好度与美中GDP比值呈现相反趋势，表明权力不断转化为财富，且中美关系改善对增强中国权力的作用更明显。1949—1993年，当值GDP比值上下波动，但其比值总体上大于10。1994—2012年，其比值呈现快速下降趋势，这表明中国经济实力迅速增强，其财富转化为权力的速度更快，效果更明显。而基于购买力平价（PPP）的GDP比值整体上呈现出持续平稳下降的趋势，这同样说明中国经济实力的渐趋增强有助于改善中美关系。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1949—2012年，中美关系演变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变动，而人民币汇率变动又影响到美中GDP比值的变化。具体来说，中美关系总体上是不断改善的趋势，人民币总体上是贬值的趋势，而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是不断上升的趋势，三者之间存在一个层叠的因果关系。表5还显示，美中GDP比值的变化与中美贸易强度和美国对华投资力度之间存在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见表5与图3）。

      中美关系的改善与发展对中美贸易和美国对华投资起着重要推动作用。图4显示，1949—1978年，中美关系友好度持续上升，但中美两国之间严重缺乏信任，这极大地制约了中美贸易和投资的发展。1979—1993年中美关系复杂多变，中美贸易有了较快的发展，但美国对华投资力度仍然几乎为0。1993年之后，随着中美正常国家关系的建立，中美贸易和美国对华投资迅猛增长，这导致中美贸易强度和美国对华投资力度快速上升。

      格兰杰因果关系的检验结果也显示，中美关系友好度影响人民币汇率变动，而人民币汇率变动又影响到美国对华投资力度，继而美国对华投资力度影响到中美贸易强度和美中GDP比值，反之则相反。因此，GDP比值、中美贸易强度与美国对华投资力度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而中美关系友好度与这三个经济关系指标之间则存在间接单向因果关系，其中前者是原因（见表5与图4）。

      

      

      2.模型2：1978—2012年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中美关系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图3显示，1949—1978年，无论是当值法还是购买力平价法的GDP比值，均上下波动，没有明显的趋势。同期人民币长期高估且固定在某一水平上，而后是1971—1979年的持续升值。这就形成了中美经济实力对比的巨大差距与人民币汇率高估的鲜明对照。对比模型1与模型2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我们发现模型1中中美关系友好度与美中GDP比值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但存在人民币汇率对GDP比值的单向因果关系；而在模型2中发现中美关系友好度对GDP比值的单向因果关系以及人民币汇率与GDP比值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这表明高估的人民币汇率阻碍了中国财富和权力的双向转化，从而抑制了中国的经济实力，进而迟滞了中美关系的发展。而迟迟未改善的中美关系又反作用于人民币汇率变动，并使其缺乏弹性，影响了人民币汇率功能的发挥。

      模型2显示1978—2012年中美关系的发展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从而提升了中国的经济实力，表现为美中GDP比值的下降。1979—1993年，人民币持续大幅贬值使美中GDP比值呈上升趋势；而1994—2012年，人民币汇率长期稳定后的平缓升值促使美中GDP比值快速下降。这表明人民币汇率变动对美中GDP比值的影响非常显著。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自1979年以后，购买力平价美中GDP比值持续平缓下降，与之相一致，人民币汇率亦呈现出持续下降趋势直至2005年。这就表明购买力平价美中GDP比值对人民币汇率变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1979年以来中美贸易的快速发展和中国对美贸易从逆差转为顺差与人民币的大幅贬值是分不开的，即使2005年以来人民币升值也不改变这个客观事实。因此，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存在局限性。而使用聚类稳健标准差法回归得到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强度和美国对华投资力度的关系是非常显著的。②1979—2012年，中美贸易强度随着人民币贬值和升值上升和下降。同样，美国对华投资力度则随着人民币的大幅贬值而上升，并随着人民币的升值而下降，而中国的对美投资则与之完全相反。

      总之，1978年前，中美政治关系变化决定了人民币汇率的变动；而在1978年之后，中美政治关系变化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明显减小（对比模型1与模型2即可看出）。这是因为1978年之后中美政治关系已步入正常国家关系，权力的自我强化功能迅速弱化，导致中美政治关系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迅速下降。1978—1993年人民币大幅贬值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程度提高，而1994—2012年人民币汇率是动态收敛于市场均衡区间的。模型2中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对中国的财富转化为权力具有显著的影响。

      四、2013—2030年新型大国关系条件下的人民币汇率变动

      新型大国关系是指彼此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在相互依赖的基础上构建互惠互利的双边经贸关系，妥善处理分歧并加强国际合作。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1949—2012年中美关系确实与人民币汇率的变动相互影响。其相互影响是通过财富权力转化机制得以实现的，而人民币汇率变动增强了这一机制各要素之间的有机联系。新型大国关系条件下人民币汇率变动除了延续过去趋势，还体现了财富权力转化机制运行的新特点。

      1992—2005年，中美贸易强度年均上升速度为11.07%，2006—2011年，年均下降速度为3.32%，一般而言，下降速度要慢于上升速度。假定其下降速度在2012—2030年保持在3.2%。2005—2012年，人民币年均升值3.42%，假设2013—2020年人民币年均升值3.0%，2021—2030年，年均升值2.5%（见表2、下页表6）。

      假设美中GDP比值的均衡区间为（0.75，1.33），表6显示，自2011年起，PPP法美中GDP比值已经进入均衡区间，而当值美元法预测自2022年才进入均衡区间。假设贸易均衡区间为（0.67，15），根据2006—2011年中美贸易强度变化趋势，2030年中美贸易达到平衡。假设人民币汇率真实市场均衡区间为（2.0，2.5），预计在2020年前后，人民币汇率将动态收敛到均衡区间。上述假设回归结果如下页表7所示。

      

      

      2001—2030年，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美贸易的影响非常显著，而且未来时期人民币汇率适度升值有助于降低中美贸易强度，减少对美贸易顺差，由此降低中国对美贸易依赖，从而化解中国国际收支失衡和贸易摩擦频仍的困境。而美中GDP比值和中美贸易强度的回归结果表明：未来时期人民币升值降低了中美贸易强度，而中美贸易强度的下降有助于增强中国的经济实力。确切地说，2013—2030年，人民币汇率适度升值增强了财富权力转化机制的有效性，并使之朝着有利于我国的方向运行。

      1949—1978年财富权力转化机制的运行有效地改善了中美关系；本阶段人民币汇率人为高估和固化，与财富权力转化机制联系不紧密，反过来说，是中美关系决定了人民币汇率的变动。1979—2012年，特别是1993年后，人民币汇率间接通过中美贸易和美国对华投资提升了中国的经济实力，还直接作用于中国经济增长，从而增强了中国的经济实力。财富权力转化机制与人民币汇率变动联系日益密切，并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运行，由此逐步改善了中国在中美关系发展中的被动局面。

      人民币汇率变动有助于改善中美关系，而中美关系越常态化，越有利于人民币汇率收敛到市场均衡区间。由于人民币汇率变动是自我强化的动态收敛，每一阶段均衡汇率的形成有赖于中美财富权力转化机制的有效运行。相对而言，中国的财富权力转化能力上升，而美国的转化能力下降；预计到2030年两国财富权力转化能力基本趋于平衡。这是本研究认为2011—2030年是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依据，而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助于人民币在市场条件下动态收敛到真实的均衡汇率区间。

      感谢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

      ①财富通常是指经济实力；权力一般是指国际行动能力与国际影响力。

      ②为了节省篇幅，本处回归结果见表7（1978—20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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