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空间与文学类型——论作为文学类型的海派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论文,类型论文,海派论文,城市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海派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的地方性经验，很长时间是淹没在文学史的浩浩长河之中的，在不少人眼里，它与江南文学、东北文学、西北文学、巴蜀文学等地域文学同类；如果一定要探究海派文学的特色，那无非是海派文学作为后起之秀，活泼有余，沉稳不足，是一种根基不深的文学类型。但事实上，这种看法只是见到了海派文学的一个侧面而已。海派文学相对于中国的很多地区的古老文学，的确显得非常年轻，文化积淀也远远不及其他几种文学类型。但海派文学能够在诸多中国地方性的文学经验中呈现自己的风貌，靠的是别具一格的强劲生命，而且，这种文学生长方式有着超越狭隘的地方性经验而成为现代中国文学发展的普遍范式的示范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讲，海派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值得人们格外地关注。
海派文学的独特，最鲜明的一点就在于海派文学是一种以现代都市为背景的文学写作，而中国其他地方文学的审美经验，几乎全都是以乡土为背景生成的。所谓以现代都市为背景的文学写作，最根本之处，就是突现出现代都市生活对人的精神生活的影响。海派文学是现代都市文学，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城市文学。之所以这样区分，是因为中国文学史上也有较为发达的城市文学，但这种城市文学与作为现代类型的海派文学有着根本的差异。中国传统典籍对城市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易》经中就有“日中为市”的说法，《吴越春秋》中也有“筑城以卫君”的记录。换句话说，城市在中国古代就有，与之相适应的城市文学在远古时期就存在了。但海派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经验，它所产生的基础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城市文学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海派文学依赖的是近代发展起来的以商贸为基础的社会、文化关系。近代兴起的以商贸为基础的工业文明相对于传统乡土文明，是一种以讲究效率为前提的物质和精神的生产、交流方式。并且，这种现代城市文明的生产方式是通过经济杠杆形式，以超大规模的城市为基础，打破地域限制，采取跨地域的方式，快速乃至高速进行生产和交换。因此，现代城市与传统城市之间一个非常明显的差别在于，传统城市大都建立在政治权力的基础上，具体地说，传统城市的形成，往往经历了从军事中心、政治中心然后再到经济中心、文化艺术中心这样的线型发展过程。军事、政治的重要性是这些传统城市的根本命脉，也是这类城市担当的基本功能。现代都市的形成则与此相成了一种对照。它的形成大都出于商贸的需要，通商是这些城市的基本功能。所以，现代城市的形成往往经历从商贸集市，扩大到地域商贸中心、经济中心，然后是政治中心、文化艺术中心这样的过程。
上海作为现代都市，它的成长经历正体现了现代都市的一般特征。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上海与一般江南小镇相比，并没有显出特别的地方。①1843年，上海只是五口通商城市之一。但在随后的数十年岁月中，凭借自己优越的港口地理位置，在南北交通、内外贸易过程中一跃而成为中国最大的商贸城市。上海城市激情膨胀和高速增长的背后，是资本活跃的神话。这些资本除了来自江浙周边地区的蚕丝、茶叶等传统农产品交易所获外，更多的是来自海外的国际资本的投入。最初到上海的外国人中，有不少都是以谋取商利而来的。据统计，在上海开埠一年中，英美商行达11家，其中怡和洋行、仁记洋行、义记洋行、巴地洋行、宝顺洋行等都在外滩圈地造屋。至1854年，洋行激增至120多家；到1876年，外国在沪洋行总数达200多家。在19世纪60年代，外商在上海的财产总值超过2500万英镑。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上海一直是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中心，年贸易总值最高时达65％，最低时也维持在44％左右。进入20世纪之后，外资投入更是加大加快，世界各大银行在沪都有自己的派驻机构。据1927年统计，外国银行在沪的资力(资本+公积金+存款)相当于中国本国银行和钱庄的资力总和。仅1931年，外国在沪投资金额就为11.1亿美元，占在华全部投资的34.3％。这样高度密集的国际资本集中在上海，尤其集中在上海租界范围之内，其投资品种和经营种类，如纺织业、制造业、印刷业、交通、电力和通讯等，都是当时技术程度比较高的新兴行业。②这种以寻取经济利益为直接目的的通商活动，在高科技的支撑下，使得上海以一种神话般惊人的速度迅速成长起来。上海的对外魔力，从上海人口增长方面可以很具体地见出。开埠之前，上海本地不过数万人，开埠之后，10年不到，至1852年统计，上海人口已增至54.5万。1910年，上海人口为130万，突破百万。1933年，上海人口为340万，成为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③这样超大规模、高速增长的城市，不要说在以往中国传统社会中从来没有过，就是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高度密集的国内、国际资本，新型的现代高科技产业，不断涌入的外来移民人口，加之租界这一特殊的样板示范，这一切从精神文化层面的确构筑起一种特殊的氛围。尤其是对千百年来以乡村生活为原型的中国人的经验、感受而言，上海社会、文化空间中所汇聚的社会、人生经验，真可以用“陌生”一词来形容。这种陌生感最直接地来自新到上海的外地人的感官印象。外滩建筑和租界中高楼大厦给城市带来了新的视觉景观，任何一个初到上海的外地人，差不多都会以惊异的眼光注视这一切。跑马场、留声机、舞厅、影戏、新式学堂、文明戏和男女社交，同时也让这些惊异的外地人感受到都市生活别样的新鲜刺激和愉悦快乐。至于通商和新产业所形成的社会需求、人际交流，更是构建出新型的人文发展空间。譬如洋行和各种与对外贸易相关产业发展起来的社会人力需求，在上海社会中形成了买办阶层。这些以洋务为业的近代人物，不仅熟悉洋务，而且在平素日常生活中吃番菜、用洋货、看报纸、送自己的子女进洋学堂，仿照西方人的价值观念衡量社会人生等等。这些时代新风开启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新的篇章。④在当时中国的绝大多数地方，读书人的人生选择几乎还是单一地走科举的道路。举业不顺者就意味着人生事业的挫折，甚至是失败。但在上海，因为洋务发达所造就的人生事业的新空间，给许多科举道路不顺不通的中国传统读书人以另一种事业人生的选择。例如，海上闻人王韬，最初作为一个传统的读书人希望科举求仕，发挥自己的才华。但乡试不中，求仕不得，他只能在上海以授书译书为业。后因为《上逢天义刘大人禀》之事，遭清政府通缉。这样的读书人如果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大概不会有什么良好的事业前景了。但在上海，以及他后来的流落地香港，王韬通过帮助外国传教士麦都思、理雅各译校中外书籍，不仅成名成家，而且也成功地发展出自己的人生事业。他周游英、法、德、日、意等国，筹建出版社，出版《循环日报》，对国际事务的了解和熟悉，国内鲜有人比。
王韬的人生事业经历，从一个方面折射出近代以来上海社会、文化空间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一方面，中国传统社会中培植起来的很多看似习以为常的经验和价值理念，在上海的社会空间中都有可能遭遇中断。换句话说，所有从外地来上海落户的传统中国人，他都可能在上海的社会现实生活中遭遇新的现实，因此，都必须作好重新适应这里社会生活处世法则的思想准备。就如同早期上海文学的代表人物王韬，当他1848年初到上海时，感到“几如海外三神山”⑤。而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凡是从外地进入上海的，只要谈到对上海的印象，几乎都有一种经验的中断感，或重新开始人生的感触。如“新感觉派”小说的代表人物刘呐鸥，经过台湾、日本生活之后，在20世纪20年代来到上海，但他无法一下适应上海的都市生活。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上海真是个恶劣的地方，住在此地的人除了金钱和出风头以外，别的事一点也不去想的。自我来上海了后愚得多了，不说灵感，睿智，想象，就是性欲也不知跑到何处去了，变成一个木人了。”⑥最极端的例子，是茅盾小说《子夜》中的吴老太爷，一位从未有过城市生活经验的外地乡绅，一到上海，时时处处都感受到不适应，最后因为极度刺激而断送了性命。外地人到上海，未必都像刘呐鸥或吴老太爷那样反应强烈，但这些不同时期不同背景的外地人在上海的生活记录，从不同侧面反映出上海作为现代都市与中国传统生活之间的反差。与此同时，另一方面是在上海这一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人，在都市生活中逐渐养成了适应于现代都市生活的风俗习惯和各种社会生活方式。例如，在这个以移民为主体、以商贸活动为基础的社会空间里，人际关系的相互依赖程度就不可能像传统社会那样牢固和稳定，甚至是所有社会中最为核心的家庭伦理、男女亲情，在上海的都市环境中，都出现了某种松动的迹象。如韩邦庆《海上花列传》等早期上海城市小说中，对都市男女情感生活的表现，就有不少新的内容。在一个以移民为主体的流动性极大的社会里，以往那种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的理想生活蓝图，被飘忽不定、快节奏高速度的都市生活打破了。都市小说中的男女情感大都是短暂的。男男女女不求一生一世只爱一次，而更看重男女交往过程中各自对情感的体验。所以，以往传统文学作品中那种大团圆的结局在都市生活题材的小说中不知不觉被淡化了，而男女交往过程中各自心理变化和内心体验的细节倒是被凸显出来。如《海上花列传》中对嫖客王莲生与妓女沈小红情爱关系的描写，重心不在于故事的铺陈，而是放到男女主人公在这段情感纠葛过程中各自复杂微妙的内心体验上。这种文学关注重心的变迁，在一些文学史家眼中可能仅仅被理解成一种小说家的表现技法，但从韩邦庆在上海生活的实际状况考虑，可能现实生活提供给他的刺激会比小说美学方面的追求更强烈。换句话说，现代上海都市生活本身所具有的表现力和给予作家的刺激强度，使生活其中的文人们一提起笔，就会想到那些传统社会中所未经遭遇过的人生往事。这种生活与文学之间的粘连关系，造就了早期海派文学作品中照搬本埠消息或是社会新闻素材的现象。这种现象常常被一些文学史家视作初期海派文学艺术性不高的表现，但实际上，倒是可以视作海派作家对传统文学经验之外的都市生活经验的探索性把握。因为是探索性的把握，在纪实与虚构、叙事与抒情的平衡方面，难免有一些落差，造成作品文学性水准的高低不一，但作品中的都市生活气息还是可以让人感受得到。
海派文学是在现代都市基础上逐渐成长起来的文学类型，都市社会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文化空间，从各方面滋养和培植着海派文学。除了生活经验和思想观念方面的都市需求之外，制度和物质生产层面的追求，对都市文学的成长也有着自己的作用。
很多文学史家一般比较关注与文学创作直接相关的文化观念和作家个人生活经验，而对社会制度性的构建以及社会物质生活造就的精神生产方面的持续影响，估计不足。事实上，在海派文学的成长历史中，不难发现，都市文学之所以与传统乡土文学形成巨大的对照，与都市社会空间的物质、制度等方面的社会构建，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西方思想史上，德国社会学家西美尔最早意识到这种关系的重要性。他在《大都市与精神生活》一文中明确提出要将都市生活对人类精神生活的影响关系，列入社会学研究的视野。⑦如果说现代都市改变了人类生活的基本方式，那么，在这种现代都市社会的诸多影响中，最稳定、范围最广的持久影响力，无疑与制度建设和物质生产因素有关。从一个普通都市中的社会成员的个人感受来说，他可能并不是生来就适应都市的生存法则。但只要进入都市社会，在都市的现行法则规范之下，不管你喜欢不喜欢，都必须按照都市规范的制度构架行事。交通规则、警察制度等等都是现代都市中的制度构建，你既可以将它们视作都市的标志性制度构建的客观物，也可以想象成一种文化象征。反正在传统社会中，这一套是没有的，也从未在传统作家作品中有所体现，但到了都市中，不仅汽车、交通规则、警察等构成了新的文学形象，而且，所谓现代性的文化意味也就是从这一系列制度性的文化象征物身上弥散开来的。
对文学而言，都市在制度和物质方面的构建最直接有力地表现在出版方面。以机器印刷为技术支撑，以书报期刊为样式的现代文学生产、传播方式，开启了现代都市在文化领域对中国传统社会的重新书写。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兴起，是以上海为基础的。19世纪后期，外国传教士因为传教的需要，设立印刷工厂，印刷宣传教义的文化读物。随着教会中一些具有文化眼光和政治抱负的传教士的加入，教会已不满足于印刷出版一般的教义读物，而是希望输入一些西方思想、政治、文化方面的知识。例如，1887年英国传教士威廉臣在《同文书会发起书》中，强调“我们的目标是面向公众，包括知识界和商界”⑧。于是，这些外国传教士怀着极大的热情办报办刊。例如，传教士林乐知主办的《万国公报》在初版之时，并没有多少影响，但因为在甲午海战中报道及时而引起中国士人的注意，逐渐成为一份有社会影响的刊物。⑨对普通中国人而言，最初出版的这些外国传教士办的报章杂志等，未必一开始就进入他们的阅读视野，但随着这些文化读物影响的加剧，不仅中国士人、达官贵人开始关注报章杂志，越来越多的人也参与到这种办刊办报的文化实践中去。例如，梁启超就写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等文章。晚清以来，中国最重要的思想人物都从事过新闻出版活动。在风起云涌的办报办刊热潮中，应该注意到很多报纸杂志都落入短命的结局。究其原因，除了政治方面遭遇当局的高压查禁等原因之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不少文化人缺乏办报办刊的经营能力。如何将商业经营与文化情怀结合在一起，这便是中国现代出版业需要用实践来解答的时代难题。上海因为近代以来商业经营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再加之外国在华的印刷出版机构绝大多数都集中在这里，同时还有大批所谓的江浙文人流落此地，所以，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很快便形成了中国最大的出版基地。这些印刷出版机构采用国外先进的印刷技术和管理方式，不仅生产速度快捷，而且注意在社会上培植一定的文化消费习惯。读报看杂志的风尚，最初就是从上海蔓延开来的。读者的存在是文化市场中最有力的社会需求力量，如果没有这种市场需求，印刷工厂等出版机构自然也无法维持下去，所谓的以书报期刊为样式的现代文化形式更是难以维系。所以，制度保证对于具体的文学、文化创新而言，虽不像观念、个人生活变化等来得那么直接，但从整个社会构建来考虑，依然是一种前提。没有这种前提，很多现代性的文学、文化创造都无从说起。也正因为如此，早期上海印刷机构的建设，既是一种物质构建，也是一种制度建设。
这种制度建设中最能够体现现代精神的一个方面，就是面向市场的文学、文化生产。早期上海的一些印刷书局，很多都出版过面向市场的文化读物。例如，墨海书馆曾出版过上海第一份中文刊物《六合丛谈》。在上海的文化人也尝试自己创办文学刊物。例如，韩邦庆1892年创办了小说刊物《海上奇书》，希望通过市场销售来维持出版。这种面向市场的文学写作，与传统的文学写作相比，虽然在短时期内不能像传统文学那样贡献出比较成熟的作品，但从文学类型上看，人们必须承认，面向市场的文学写作在传统的文学写作之外开辟出另一个文学空间。如果说，在传统社会中，文人的写作与市场没有直接联系的话，即传统文人的写作主要是为了博取功名，几乎没有人靠写作的经济收入来维持自己的生活，那么，到了近现代那些面向市场的文学写作，就将文人的写作直接与个人的经济利益挂起钩来，即生活在都市中的相当一部分作家，没有其他职业，他唯有依靠自己的写稿卖文来维系自己的生活。这种将文人写作与市场挂钩的制度构建，就是近代以来逐渐确立的稿费制度。据相关研究显示，上海的稿费制度起源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已经完全制度化了。⑩正是由于上海出版业繁荣，报馆书局林立，较为健全的稿费制度能够保证文人的经济收入，所以，以小说文体为主的近现代文学形式在上海发展最为迅猛。据研究统计，晚清共出版小说599种，其中上海一地就出版了369种，占出版总数的61.6％。晚清共出版翻译小说608种，而在上海出版的有515种，占总数的84.7％。(11)
当然，过分商业化的逐利，也造就了沪上小说创作的粗制滥造和低级趣味。但另一方面，竞争也使得很多无聊浅薄的作家作品，如过眼云烟，速生速灭。据统计，晚清十年间，上海的小说出版机构达一百多家，而到民国初年，这些机构数量急剧下降。(12)在激烈的竞争过程中，一些艺术上讲究、较有现实意义的作品获得了成功，成为图书市场的抢手货。如，小说《孽海花》出版的四五年间，“重印六七版，已在二万部左右”(13)。如此众多的小说创作和出版，一方面是招来更多的写作者投身小说创作，另一方面造就了越来越庞大的读者队伍。这么宏大的文学市场，维持其中的中间力量，不单单是几个文人，而是由一种稳健、强大的社会制度构造的普通读者的阅读风尚。事实上，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在一般正统的文人眼中，小说是算不得文学的，写小说对他们来说，只是偶一为之。但在沪上的诸多文学体裁中，受传统思想束缚最少、最能够见出都市特色的文学写作，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诗歌、散文，而是小说。之所以形成这种文学现象，除了小说文体本身带有强烈的世俗色彩，在文体的容量上远远大于其他文体，能够吸收和反映大量当前变动着的都市生活信息之外，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小说作者和读者队伍深受市场影响。
小说作者为了使自己的作品具备市场竞争力，总是想方设法吸收新内容，在表现形式上花样翻新。而读者因为对阅读的投入，常常通过致信编辑部，及时地将自己的阅读期待暗示给小说作者。读者因素因为市场关系，在文学写作中的地位和作用被自觉化了。传统文人因为与市场关系的脱节，他的写作不受读者市场的直接约束，但现代出版就必须在文学写作中加入读者因素。都市文学是依靠读者消费来生存的。再好的作品，若没有读者市场，或读者反应冷淡，出版商就会终止出版行为。例如，墨海书馆出版的《六合丛谈》，其中的一些译作很有质量，但读者很少问津，出版难以维持，杂志只好停刊。韩邦庆的《海上奇书》的命运也是如此。因为读者市场的原因，很多文学刊物被迫停刊，这一现象是海派文学发展过程中十分突出的现象。在20世纪，创造社之所以不能像文学研究会那样系统而持久地推出作品、培养文学人才，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创造社选择合作的出版伙伴是泰东书局。这家小书局资金不足，无力为创造社的作家作品做广告宣传，也无法有力推销自己的书刊，最后当然只能以停刊了事。而文学研究会选择的出版伙伴是中国最大的出版发行商——商务印书馆。该馆不仅资本雄厚，而且对文化人采取优待政策。像文学研究会提供的作品，一般只要质量过关，不触犯国家政策法规，该馆都加以出版。正是有着这样优越的条件，可以说，文学研究会在商务印书馆推出的系列作品，囊括了当时中国新文坛最优秀的作家作品。有些作品，一时市场不一定走红，但文学上有前途，商务印书馆都照样扶植。如《小说月报》1921年沈雁冰改革头一年，销路看涨，最高时发行量达10000份以上，而一年不到，订数下跌到2000份。但因为新文学代表了现代文学的发展方向，可以为出版单位招来更多的作者和赢得社会声誉，商务印书馆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还维持着《小说月报》的出版。当然，由此培育出来的新文学家源源不断，文学史上更一度有文学研究会“垄断文坛”之说。(14)通过市场中介来调节作家写作，影响读者阅读的文学生产、消费方式，最成熟的表现，毫无疑问是通过上海这一都市空间实现的。很多人可能纳闷，为什么近代以来上海的文学空间会一跃而成为中国文学最活跃最有收获的空间。其实对照物质基础和制度构建，我们可以说，当时的中国，有哪座城市能够为如此众多的写作者和阅读者提供如此便捷的沟通条件呢？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唯一能够担当其现代出版领军人物的，唯有上海而已。正因为上海都市空间的庞大，所以，文学上各种题材、体裁，各种艺术尝试都能够被容纳；正因为上海都市信息流通快速便捷，所以，各种新奇的文艺实验几乎都通过上海口岸，或是通过上海的文化空间呈现、传播开来。例如，中国小说中较早自觉吸收西洋小说笔法的文学尝试，就是从上海开始的。风靡一时的探案小说，借鉴外国侦探小说倒叙的手法，造成故事情节曲折离奇。吴趼人的《九命奇冤》，就是这方面的例证。又如，沪上流行一时的言情小说，很多都是模仿法国小说《茶花女》创作的；甚至是后来的“革命加恋爱”的普罗文学，也是有着国外拉普派的影响痕迹。总之，海派文学在创新求异、吸纳外来文化方面，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和创造力。这种惊人的吸收力和转化能力，直至今天还让人回味再三。其实，并不是上海的作家有什么超人的本领，而是现代都市的社会规则逼迫着所有生活其中的人们都最大限度地挖掘自己身上的潜力。
文学写作是如此，阅读的需求也是如此。出版商因为利润需求，总是想方设法开掘读者的阅读潜力。一会儿是倡导这种文学思潮，一会儿又是掀起另一种文艺思潮。这种一波接一波掀起的文艺思潮，总是凭借出版商的支持才能够维持，而读者就是在这种一次又一次的文学期待中，为出版带来不断的商机和利润。写作者为了自己的发展空间，当然需要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文学才华和艺术想象力。人才之间的竞争，不同艺术风格流派之间的竞争，这一切在现代都市的技术手段支撑下，都成为可能。所以，近代以来，上海文坛风云变化最盛最快也最多，提供的文学作品品种也最丰富，至于各种文学现象、文学思潮更是数不胜数。所有这一切其实抽取单个方面的因素看，中国的很多地方或许都会有，但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像上海的文化空间那样，同时拥有这一切。这其中的奥妙，应该是现代都市的暗中神助使然。
虽然海派文学对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历史影响是难以用一两句话来概括的，但海派文学所贡献于近现代中国文学的新型关系倒是为我们了解和思考近现代中国文学的诸多问题提供了新的参照和文学视野。这主要是指海派文学所开创的面向市场的文学写作。所谓海派文学代表着一种新型的文学类型，也主要从这一意义层面展开的。鲁迅、沈从文等在20世纪30年代论及海派文学时，虽都带着贬抑的口吻指出海派文学近商牟利、趣味粗俗，但他们在意识上非常清楚，海派文学是近代以来才有的一种文学类型，推动海派文学活动的那只无形的手，是市场。作家为适应市场需求而进行文学写作，这种方式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有消极的一面。诸如一些作家为钱写作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像“黑幕小说”、迎合低级趣味的言情小说，一些人为了谋取稿费，不惜胡编乱造，将别人的隐私编织成小说等等。这些写作者在当时就被正统派斥为“斯文败类”、“无赖文人”。但是，海派文学还有另一面常常被人们所忽略，即通过上海近代以来的都市文学空间的不断构建，一些新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学理论问题从实践层面被提了出来。这包括读者、作者、出版机构作为文学生产和文学消费环节中的三大要素如何互动、如何扩展等复杂关系问题，最初是通过上海的都市文学空间展示的。而且，围绕都市文学空间中呈现的种种文学现象，人们也尝试从理论上提出如何认识和把握现代类型的文学、文化生产以及交换方式问题。
在传统的文学空间中，文学思潮和文学现象的出现往往是缓慢发展的，但在都市文学空间中，现代文学思潮和文学现象犹如火山喷涌，接连不断。特别是“五四”以来，上海的新文学思潮造就的文学现象几乎年年翻新。这种文学生产的高速发展和快速推广，离开了上海这一都市环境，是其他任何一座中国城市都难以做到的。上海文学空间的这种特性，突现出支撑这种空间的内在结构对于文学发展的独特作用。以往文学史研究总是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地区，包括上海地区的作家作品以及文学观念等软性的文学因素对文学史的影响上，但从结构对文学类型制约关系看，一些与生产、交换相关的硬件建设，诸如技术、制度等因素在文学史进程中更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正如我们从海派文学的生长空间中所看到的，以市场作为平衡文学生产、交流杠杆的都市文学类型，它的出现、存在和变异，并不是依照所谓的文化的进步法则、正确法则进行的，而是被市场的效益准则所左右。所谓市场的效益标准，简单地说就是市场决定一切。能够拥有市场的，就能够存在下来，没有市场、没有效益的，迟早总要退出城市文学的历史舞台。最简单的事例之一，就是新文学占领上海文坛的现象。以前不少新文学人士认为，自己代表了历史的进步势力。其实，新文学之所以能够占据上海文坛，依据的并不完全是新文学正确的逻辑，而是市场原则的影响作用，即罗家伦等新文学人士在《新潮》等刊物上连篇累牍地撰文批判上海一些大书局的出版物落后于时代，而后上海一些书局的期刊因为订数下降而考虑任用具有新派色彩的文化人。(15)但另一方面，也同样是在市场原则的支持下，上海的那些被称为“鸳鸯蝴蝶派”的旧派文人的作品，并没有在新文学占据海上文坛的同时销声匿迹，像《小说世界》、《红杂志》、《红玫瑰》、《礼拜六》、《紫罗兰》等，依然有着自己良好的市场业绩；而且，这些作家的创作手法也在根据市场需求在调整、变化。像张恨水不同时期的小说创作，变化痕迹是非常明显的。(16)事实上，新文学在市场原则的逼迫下也在调整。像林语堂主编的《论语》、邵洵美主持的《时代画报》、伍联德创办的《良友画报》等，都有明显的趋时入俗的表现。所以，在文学市场面前，新旧文学都面临着适应与调整。没有一位作家能够有把握说自己的文学样式绝对正确，不同思想见解、不同文学风格流派的作家作品，只是保持自己存在和生存的前提下，各自占据市场空间，相互吸收对方优势，增强自己的市场竞争力而已。当然，对这种市场原则的理解，应该是较为宽泛的，特别是对那些有着文学积累意义的创作，应该是从长计议，从更长久的时空范围看它对塑造一个时代文学的影响作用。这方面，像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等沪上大的图书出版公司，都有非常良好的历史纪录。
总之，海派文学作为一种新型的文学生产、交换关系，给中国文学史留下了说不尽的话题，而且，这种历史的丰富性至今还在不断扩大和深化我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问题的理解。
注释：
①谭其骧：《对编纂第一部上海市志的几点意见》，见《长水集(续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②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第46—47、59—6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③转引自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第14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④徐矛主编，《中国十买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⑤朱维铮、李天纲编校：《瑫园文新编·导言》，第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⑥转引自彭小妍：《浪荡天涯：刘呐鸥一九二七年日记》，见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中国文哲集刊》，第12期，第16页。
⑦参见西美尔《大都市与精神生活》一文，收入Georg Simmel on Individuality and Social Forms,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Donald N.Levine,1971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⑧转引自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15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⑨详细内容参见王林：《西学与中学——<万国公报>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4。
(10)参见袁进：《近代的稿费制》，收入叶又红主编：《海上旧闻》，第一辑，第181—182页，上海，文汇出版社，1998。另参见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第156—15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11)(12)参见陈伯海、袁进主编：《上海近代文学史》，第67、7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13)参见《小说新语》，载《小说时报》，1911(9)。
(14)茅盾：《关于“文学研究会”》，见叶子铭编：《茅盾文艺杂论集》，上集，第36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15)章锡琛：《漫谈商务印书馆》，见《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与商务印书馆》，第10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16)张伍：《我的父亲张恨水》，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