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领导的概率理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概率论文,理念论文,领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人们遇到很多说不清的事情时，常常用“命运”二字来解释，实际上这中间就包含了概率科学和概率理念。每一位领导者都应该掌握概率的基本常识，重塑概率的基本理念，并运用概率理念来进行科学抉择和决策博弈。为了便于更多的领导者理解和掌握概率在现实社会中的应用，笔者将更多地运用非数理的方式，深入浅出地揭示神秘的概率，分析概率的特性和重塑概率的理念。
一、神秘概率
现代科学中很少有像概率理论一样来说明人的直观感觉或经验判断的错误性(如空难问题、赌博问题)的理论。人们往往会为自己用直观经验所作的判断而出现的错误感到惊异，而只有用概率论才能真正解释和理解为什么直观经验与实际结果之间会出现这种误差。
案例——总统空难：交通工具中，飞机、火车、汽车和轮船，哪个更为安全？这一直是人们出行时考虑的焦点。2010年4月10日，波兰总统乘坐的飞机在俄罗斯军用机场降落时失事，遇难者中包括总统和总统夫人以及很多波兰国家高官。这再一次引起了人们对乘坐飞机的安全性问题的探讨。有许多人认为，在交通工具中，乘坐飞机安全系数最低，即出事的概率最高，因此出行应该选择坐火车或汽车。你认为呢？如果用概率理论来分析、思考，将又会是怎样的结果呢？
启示：直观经验对于人的判断有很大的作用。现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有经验的人比没有经验的人更能较为准确地决断。但是，并不是所有有经验的人依靠直观经验所作出的抉择都是正确的。如人们对使用交通工具的安全性问题的判断，就证明了直观经验与实际结果的悖论。问题所在是因为它不符合概率论科学。
分析：为什么直观经验有时会出现“错觉”？这种“错觉”在学科中只有用概率论才能解释清楚。那么，概率论又从何而来？
第一，直观与结果的“错位”。究竟是坐飞机的死亡概率高，还是坐火车或汽车的死亡概率高？美国全国安委会给出了一组数据：对1993-1995年的伤亡事故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坐飞机比坐汽车要安全22倍；在美国过去的60年里，飞机死亡人数比在有代表性的三个月里汽车事故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少；按每百万次飞行发生的有人员死亡的空难事故的次数计算，117.65万次飞行才发生一次死亡性空难。从概率的角度出发，乘坐飞机造成伤亡的概率为三百万分之一，也就是说，如果某人每天坐一次飞机，要3223年才遇上一次空难。但是，为什么还是有很多人认为飞机是最危险的交通工具呢？一是人们的心理感受，一旦遇到有空难发生，会特别敏感，这就影响了人们对飞机安全性的主观评价；二是媒体对飞机的关注度远远超过对火车和汽车的关注度，哪怕是一次小小的飞机故障也会给予报道，而且往往还是头条新闻。这就在人们的记忆里留下了深刻印象——乘坐飞机不安全。
第二，赌博与概率的结缘。概率论起源于17世纪的法国，源于人们对赌博的一些认识和思考。1654年，大数学家帕斯卡讲述了法国贵族德·梅尔爵士的一个赌博经历。德·梅尔以对等的赌注赌“掷骰子4次，会出现1次‘6’”，又以对等的赌注赌“掷骰子24次，会出现1次‘12’”。他认为两种赌局的结果会是一样的，但是，前者他赢了，后者他输了。为什么呢？一是“机遇”问题(随机性)；二是概率的大小问题，如果从概率分析，德·梅尔的两次赌博，前者的概率为0.5177(大于1/2)，后者的概率为0.4914(小于1/2)(孙恩棣：《生活中的博弈》，京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167页)。为了解释和解决赌博中存在的诸多困境，以及现实社会中人们对“命运”的理解等相关问题，概率论应运而生，并不断得到丰富、发展。概率论虽然始于人们对赌博的贪婪，随后却发展成为统计学和物理学等学科的基础理论，现代社会中又成为政府公共选择、决策博弈等不可或缺的理论依据。
二、概率特性
社会现实中的公共选择、决策博弈都具有不确定性。在这个不确定性抉择中，就包含了“挑战”(困难)和“机遇”(概率)。要运用概率理论来帮助领导者提高获胜的几率，首先须了解概率的特性。
第一，可能性。概率是度量可能性大小的概念，从某种角度讲，就是事件随机出现的可能性，“可能性”是概率的核心。例如，抛一次硬币出现“正面”或“反面”(向上)的可能性带有一定的随机性，但抛1万次硬币，正面向上的概率约为0.5，反面向上的概率约为0.5。思考任何一种不确定时，都可以用一个体系来描述：一是样本空间，即所有不确定性导致的可能性结局，它可分为有限样本空间与无限样本空间。有限样本空间，是指事件所出现的可能性结局是有限的。例如，抛硬币的样本空间是“正面”和“反面”两种，掷骰子的样本空间是“1”、“2”、“3”、“4”、“5”和“6”六种，彩票的样本空间是“赢”和“输”两种。无限样本空间，是指事件所出现的可能性结局是无限的，如股票的价格、房产的价格等。对于有限样本空间，比较好做判断或决策的分析；而对于无限样本空间，则增大了判断或决策的难度。二是事件空间，即每一个元素是结局的一个集合。也就是说，一个结局是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一个事件是能够解决不确定性的若干个概率方案。三是概率函数，即某事件确实发生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可以是客观的(对于事件科学的描述)，也可以是主观的(对于事件的自我认识)。例如，买彩票，你不知道还有多少其他彩民在玩，你获奖的概率就是主观概率；而玩“老虎机”，你获奖的概率取决于机器的设置，与多少人玩没有关系，你获奖的概率就是客观概率。
第二，随机性。事件出现的结果是随机的，即一个事件可能存在多个潜在的结果，但究竟会是哪一种，则是随机的(不确定)：一是任何随机发生的事件，都不能用来预测下一次随机发生事件的结果。一般人们很注重事情的关联性——A事件会导致B事件的发生，但是，很多事情之间没有关联性，如“今天是几月几日”与出台一项公共政策、制度政策是没有关系的。假如前面有N个人抛硬币，都没有出现“正面”，现在该轮到你抛硬币，出现“正面”的可能性会大于其他人吗？直观感觉好像自己的概率可能提高，但用概率分析，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你抛硬币与他人抛硬币没有内在关系，是“独立”的(独立性概率)。正如用概率计算，连续10次出现正面的概率为10个1/2相乘，即(1/2)10=1/1024。二是任何一个随机事件，都可能发生或不发生。一定要发生的事件为必然事件，一定不会发生的事件为不可能事件。中央银行明天是否调整银行存款利率，是确定的或不确定的？答案是：它是随机的(不确定)，并且，事先概率是不确定的，事后概率是确定的(概率会随着事件的发展而改变或消失)。三是个体概率与整体概率的差异性。如城市的交通问题，假设每天经过一座大桥的车次为10000次是合理的，交通是畅通的，效益成本也是合理的，那么，就不应该更多地考虑是哪些车辆通过。对于整体而言，每天的车次流量是重要的，大桥设计需要考虑这个数，概率是明显的，至于今天是哪些车通过，明天是哪些车通过，就不一定了。也就是说，概率思维的原则是：更多地思考整体问题、关键问题，而不是更多地去考虑个体问题、次要问题。
第三，等可能性。事件都以等可能性出现。掷一个骰子所出现的点数1、2、3、4、5、6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预先确定，但出现每一个点数的可能性是相等的，这种事件比较好把握。但是，现实中会出现许多的变化，如用两个骰子进行组合配对，就会发生概率变化。游乐场有一种游戏就是“压”数(2—12)。有很多人都去“压”吉利数“6”、“8”、“9”等。如果从概率的角度分析，它们“中签”的概率都不是最高的。因为两个骰子的和数：2，3，4，5，6，7，8，9，10，11，12，这11种结果不是以等可能性出现的。其实，出现和数是2和12的概率为1/36，和数是3和11的概率为2/36，和数是4和10的概率为3/36，和数是5和9的概率为4/36，和数是6和8的概率为5/36，和数是7的概率为6/36。由此可见，出现“7”的概率是最高的。
其实，等可能性比较好掌握(掷骰子、抛硬币)，而复杂的是其变异了的事件(掷两个或三个骰子)。所以，在思考分析这种等可能性时，得有一定的基本条件，否则就会出现谬误。经济学家凯恩斯的《概率论》中，有一个“中立原理”：如果没有充足理由说明事件的真伪，就选对等的概率来确定事件的真实值。近代天文学家、数学家拉普拉斯，曾以此原理计算出太阳第二天升起的概率为1/1826214。其实，太阳每天的升起与太阳和地球的运转有关，与“升起”和“不升起”之间不存在概率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在运用概率论的“中立原理”时，应首先考虑“等可能性”(以客观事件是对称的为依据)，如抛硬币(“正面”、“反面”)或掷骰子(1—6)，因为现实中还存在着非等可能性的事件(如掷两个或三个骰子的概率)，否则会得出荒唐的结果。
三、概率理念
现实社会中，作为一名领导者，遇事都应该首先思考其可行性和成功的概率。那么，一件事情有多大的成功率就可以去实施？一般而言，有70%以上的成功概率就可以去做了。也许会失败(30%)，但等待的成本往往会更高，且你可以采用创新方式改变概率和运用理性思维提高概率。
案例——成功概率：我国著名的李开复博士曾经在美国苹果电脑公司供职，在一次“语音识别系统”演示之前，公司CEO问：“你演示成功的概率有多大？”李开复回答：“90%。”CEO问：“你有把握让其成功的概率达到99%吗？”李开复思考片刻，说：“可以。”次日演示完后，CEO对他说：“辛苦了，昨晚一定改程序到很晚吧？”李开复回答：“其实我并没有去改变程序和系统。”CEO疑惑地问：“那你为什么说能提高到99%的成功率呢？”李开复变了什么“戏法”，能在短短的时间里将成功率又提高了9%呢？
“选数游戏”：假设两个人在1到100这100个整数中进行选择，A选一个数，B选一个数，两人不能沟通，如果A和B所选的数相同，将获得奖励，否则将一无所获。在这个选择中，均衡解有100个，那么实际会出现在哪一个数上呢？初看这个选择难度非常大，如果用数理进行分析，选中的概率只有1/10000。你将如何运用概率思维提高其成功率？
启示：公共选择和决策博弈的结果都存在着两种可能：“成功”与“失败”，如何把握这个“尺度”？也就是说，有多大的可能性就可以作出决断？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认为：当你认为成功概率已达到40%—70%时，就该去做这件事。为什么他会把成功率最低设置在40%就可以作决断了呢？其实，不论是政府的公共选择还是社会的决策博弈，都存在着一定的时效性和创新性，对于创新性和机遇性强的事件，成功率可以设置得低一些；反之，则成功率应该设置得高一些。
分析：领导者运用概率理论时，其重点是思考如何增强概率意识、强化概率思维和重塑概率理念。第一，学会用概率思维来考虑问题。一般情况下，没有必要去考虑事事成功率都在100%，因为那样会丧失时机，只要遇事考虑“最坏的结果”和“最好的情况”就可以了，不必事事求全。但同时，自己要尽最大的努力，因为你要有清晰的概率意识和概率思维，即概率是可以改变的。在现实社会中，为了提高成功率，有时可以通过改变概率来增加成功的可能性。李开复对“语音识别系统”的演示，为什么能在短短的时间里提高了9%的成功率？其做法是：“因为带了两台电脑，而且把它们连接起来，如果一台电脑出现了问题，可以马上切换到另外一台电脑。根据概率论原理，两台独立的电脑，其失败率为1/10×1/10=1/100，成功率自然提升到了99%。”
第二，概率的数理与非数理思考。“选数游戏”中，如果两人都选择到一个数，从概率的数理分析，成功率只有1/10000。但从非数理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将会大大提高其成功率。笔者曾经在培训中做过多次实验，即让学员在思考这个问题时，着重把握两点：一是对方选什么数，我就选什么数。但你肯定要问，两人之间又不能沟通，怎么会知道对方选什么数？所以还应考虑第二点。二是根据属性进行选择。对方选什么数，从理性的角度思考，是因为这个数的属性多，所以就会选这个数。笔者在2010年的70余次培训实验表明：一次就选对的占15%，两次选对的占25%，三次选对的占40%。实际上，经过“非数理”的梳理(理性思维的思考)，从1到100这100个数中选出属性最多的数字，学员很快会选出“1”、“50”和“100”这三个数。而选所谓的“吉利数”6、8、9、66、88、99等，从来没有一次获得成功，因为那样的选择更多的是感性思维，成功率会很低。最终，大多数人选择“1”(占75%)，因为“1”的属性有最小数、个位数、起始数和奇数4个；而“100”(占20%)的属性只有最大数、三位数和末尾数3个，“50”(占15%)的属性只有中间数和两位数2个。学员们能在很短的时间里一一对应其数，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运用非数理思考(理性思维)来提高选择的成功率。所以，领导者通过学习概率理论，增强概率意识、强化概率思维和重塑概率理念，对于提高领导决策能力和博弈水准都是非常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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