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文化对中国北方以及欧亚草原东部地区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亚论文,东部地区论文,中国北方论文,草原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北方和欧亚草原地区商周之际都分布着大量的青铜器遗存。这些青铜器，尤其是工具和武器形制大都十分相似，由于在卡拉苏克文化中发现了较多的此类青铜器，因此这种青铜器遗存也被人称为“卡拉苏克式青铜器”。面对着如此大范围内的相似的青铜器遗存，人们自然会提出一个问题，这些相似形制的青铜器起源于哪里?它们又是如何传播的呢?关于这个问题国外有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这种观点认为米努辛斯克盆地是“卡拉苏克式青铜器”的原产地。Sophie Legrand在其所著《卡拉苏克冶金：技术发展和地域影响》一文中①就强调了这个观点，她在论文中用一张卡拉苏克和卡拉苏克式铜刀传播示意图(图一)来阐述自己的看法，那就是蒙古、中国北方和中原地区与卡拉苏克文化相似的青铜刀的起源地都是米努辛斯克盆地。 我们现在重新讨论这个问题，是基于一些新的资料，尤其是介于中国北方和米努辛斯克盆地间的蒙古高原的一些新发表的采集资料，以及从更大的包括了中原早商文化在内的视角，并且根据器物的组合，从器物的年代、青铜器的形制演变以及由此确定的传播路线入手，来回答这个问题，讨论中国北方以及欧亚草原东部地区的关系。 一、早商时期的商文化与北方地区 1.早商文化北方变体——台西类型 台西遗址位于河北省藁城市西部10公里处的台西村，1973年河北省文管处对其进行了发掘，出土各种器物3000多件②。其中出土了一定数量具有北方文化特色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包括铜戈、啄戈、羊首匕、铜刀和铜镞等(图二)。 台西遗址的啄戈与戈有明显的演变关系：典型的戈是器身比较对称，剖面呈椭圆形(图二，1)。接近啄戈的戈是器身不对称，下援近直而上援为弧形，剖面为扁菱形，中间起脊(图二，2)。接近戈的啄戈器身与上一件基本相同，中间的脊更加明显，内变为銎(图二，3)。啄戈进一步发展为器身前端略向下弯，中间的脊更加明显为柱脊，但是整体形状仍然接近戈，銎后的部分很短(图二，4)。啄戈进一步发展就变为以青龙抄道沟和兴城杨河为代表的长体啄戈，銎与前后端的距离基本相等(图八，11)。啄戈在进一步发展的同时，还与戈融合，形成了北方青铜器中很常见的管銎戈(图三)。
图一 Sophie Legrand的卡拉苏克和卡拉苏克式铜刀的传播路线图
图二 藁城台西遗址出土的铜器 1、2.铜戈 3、4.啄戈 5.羊首匕 6.铜刀 7、8.铜镞 台西遗址出土的羊首匕(图四，1)，在石楼类型演变成蛇首匕(图四，2、3)，在燕山以北为铃首和人首匕。而羊首作为食草动物的兽首装饰，很可能是商周北方青铜器兽首的创作源头，尽管台西的羊首与商代晚期的兽首在形态上还有很大距离，但是环状耳、凸管状眼睛和小方格纹装饰与晚商时期的北方兽首是相近的。由于台西遗址年代很早，而且地理位置处于中原商文化和北方长城地带之间，突显出它在北方系青铜器兴起中的重要作用，在中国北方和境外都未发现这样早的相似遗存，所以早商文化的台西类型很有可能就是这些北方系青铜器的发源地。这个遗址作为早商文化的北方类型，还有环首刀和有銎镞等北方青铜器(图二，6、7、8)，陶器中兼有涞水富位三期的文化因素，因此中国最早的北方系青铜器很可能是借助于商文化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制造出北方文化居民所需要的青铜器而形成的。台西出土的羊首匕是目前见到的最早的兽首装饰，这种装饰方法在晚商的殷墟妇好墓③中更为普遍，而且妇好墓中弓形器的端头都是中国北方特有的装饰：兽首、铃首和蛇首。这说明进入商代殷墟阶段，中国北方青铜器与商文化的联系更为密切。 2.商文化与北方文化的接触——朱开沟文化 朱开沟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东部伊金霍洛旗纳林塔乡，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考古工作者在这一区域内先后进行了4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遗物。该遗址延续的时间比较长，上限大约在龙山晚期，而下限已经到了商代早期④。早商时期的朱开沟遗址的青铜器或者铸范分为三种文化因素：商文化因素、中国北方文化因素以及草原文化因素。 商文化因素的青铜器包括铜鼎(图五，6)和铜戈(图五，3～5)等。其中朱开沟出土的这件铜鼎出土在灰坑，而且被砸坏，器壁也非常薄，这在中原是不见这种现象的，说明朱开沟人群用鼎的意义与方法与中原不同。但这些青铜器的出现也表明商文化对朱开沟人群的重要影响。当然商文化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青铜器上，陶器中粗柄小盘形豆、云雷纹装饰以及陶鬲的方唇口作风等都是商文化的影响所致，在朱开沟遗址中甚至出现仅仅随葬商文化陶器的墓葬。这些不仅说明了朱开沟文化接受了商文化的兵器、盛储器，吸收了商文化的部分礼器，而且商文化与朱开沟文化有一定程度的融合，陶器上的云雷纹装饰以及陶鬲的方唇口作风都是二者融合的证据。 朱开沟遗址的中国北方青铜器因素包括目前中国出土最早的一把铜剑。这把剑的形制是直柄环首，柄部残留有绳子的痕迹，剑格整体呈“八”字形，与剑身之间还有不明显的凹缺(图五，1)，这种形制似乎可以和昌平白浮的直柄剑相衔接，而与商代晚期的曲柄的兽首、铃首一字格剑没有承袭关系。朱开沟遗址出土的环首刀也是中国北方最早的环首刀，这件环首刀的刀身很长，刀尖上翘，阑下有与短剑一样的凹缺(图五，2)。除此之外该遗址还出了铜鍪(图五，7)、指环(图五，8)和耳环(图五，9)等北方系青铜器。 朱开沟遗址还出土了一件空首斧石范，上面不仅有附耳而且还有菱形的网格纹装饰，这种形制的空首斧和装饰与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的同类器相似。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分布范围非常大，从阿尔泰到东欧大草原都有该类遗存的分布，流行年代大约也在早商时期。这类遗存的空首斧非常发达，中国北方和中原地区带耳系统空首斧的出现很可能都与此类遗存有关⑤。而中原早商时期的空首斧属于无耳方銎系统，斧身上的装饰也主要是十字纹、目纹或者垂线纹，与朱开沟的空首斧形制区别明显，朱开沟的这件斧范应该是草原文化的影响。
图三 有銎戈的演变 1.台西M79∶3 2.台西M38∶3 3.郭家庄M160∶307 4.台西M17∶2 5.冯家府87J1∶25 6.小山东庄M1∶6
图四 台西羊首匕各构成要素与北方系青铜器的比较 1.台西M112∶11 2.清涧解家沟 3.石楼褚家峪 4.张北 5.石楼曹家塬 6.抚顺望花 7.青龙抄道沟
图五 朱开沟遗址出土的早商时期青铜器 1.铜匕 2.铜刀 3～5.铜戈 6.铜鼎 7.铜鍪 8.指环 9.耳环 从整体上看，朱开沟遗址发现的北方系青铜器虽然不是商代晚期北方系青铜器的直接源头，它们之间可能是不同的发展谱系，但是它证明了在中国商代早期的中国北方，就完全有能力生产具有北方特色的青铜器。而且朱开沟的早商时期已经是中原二里岗上层、中国北方和欧亚草原文化汇聚的地方，开始了三者的交往。 二、晚商时期中国北方区的形成 公元前2千纪下半段的晚商时期，整个旧大陆的气候发生了改变，根据已有的研究⑥，在公元前1500年，欧亚大陆北部的森林草原地带的南界大约在北纬56度左右，而到公元前1250年，这个界限向北移到了北纬60度附近(图六)。森林草原的墓葬是土坑竖穴墓，草原地区的墓葬是土丘冢，根据不同时期墓葬形制的分布就可以搞清这两种文化带分界的北移。这说明在相当于晚商时期的欧亚草原，气候变得温暖湿润，这也为南部文化北上提供了理想的条件。 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中原出现了武王伐纣的大变革，中原无暇顾及北方地区。中国北方在这种形势下得到很大发展，从西到东的长城沿线出现了文化的趋同性，文化面貌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说明了各地之间交往的增加，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花边鬲和北方青铜器的广泛流行。各地在这一时期都出现了特有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在器类与形制方面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如果仔细观察与比较会发现，各地的青铜器在具有一定共性外，各地还有自身的特点。这一时期中国北方青铜器大致可以分为晋陕高原、河套地区、冀北地区和燕山以北四个地区。这些发现根据其器物的种类、形制、与中原文化关系以及出土单位的性质等，可以归纳为八种组合⑦(图七)。其中，燕山南麓以青龙抄道沟为代表的组合5、晋陕高原地区以石楼和保德为代表的组合2和组合3都与南部商文化有较为密切的关系。 以青龙抄道沟为代表的北方青铜器主要分布在燕山南北地区，呈东西长的狭长分布，西边始于张家口地区的怀安⑧和张北⑨，向东经北京⑩、青龙抄道沟(11)，然后沿着辽西走廊向东北方分布到绥中冯家府(12)、兴城杨河(13)、一直向北到达沈阳新民(14)、法库湾柳(15)和抚顺望花(16)，可以称为以抄道沟为代表的青铜器群。这些遗物多出于窖藏。燕山以北地区不见中原青铜器以及北方与中原文化因素融合的管銎戈等器物。青铜器特有的是曲柄兽首剑和啄戈，其他武器有短管銎斧、管銎钺以及曲柄兽首、铃首和环首的刀(图八)。 这个组合基本是工具和武器，不见中原容器，但是抄道沟出土的铜刀剑上装饰的小方格纹和兽首装饰则很可能是继承了商文化的台西类型(图八，1、2、3、4)。这里出土的啄戈年代上也晚于台西类型，而在晋陕高原地区基本不见同类器，应该也是来自台西遗存的影响。 以石楼和保德为代表的青铜器遗存数量非常多，发现的地点有几十处，主要分布于南流黄河两岸的晋北与陕北。这些青铜器中很多都与商文化存在着紧密联系，体现了商文化在晋陕高原文化中的发展。在柳林县高红遗址出土了目前最早的北方式青铜盔，年代在商周之际，而在中原式铜盔出现的年代在殷墟时期，只有前开脸，没有后开口(图九，1)；高红出土的铜盔后部有开口(图九，2)，这是中原式与北方式最大的区别。西周中期白浮墓葬(17)出土的盔(图九，3)与高红的相比，前开脸的高度向上提了，开口变大。通过这些不同时期铜盔形态的比较我们发现，盔的基本变化是遮盖的部位越来越小，从而使得戴头盔的人的活动更加自如。白浮墓葬中出土的头盔虽然前开脸变高，但是后开口很低，可以看成是中原殷墟头盔的遗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盔形态不一，可以分为两种类型：A型与高红的相同，前开脸是圆弧状(图九，4)；B型前开脸顶部中间出弧尖(18)(图九，5)，与黑海沿岸库班河流域出土的非常相近(19)，具有草原文化因素。通过对铜盔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北方的铜盔从南流黄河两岸向东北方向传播，到达燕山以南的昌平等地，又向北传布到夏家店上层文化，而且还到达更北的蒙古高原(图九，6)(20)。这是一条连接长城沿线到长城以外再到蒙古高原的青铜时代北方青铜器的传布路线。 还可以作为这条传播路线旁证的是长体刀(21)。这种器物在殷墟有较多的发现，是以长方形“穿”和“内”与柄相连(图九，7)，后来传到陕西淳化黑豆嘴遗存的山西石楼青铜器群中(图九，8)。在石楼青铜器群中与北方文化因素相结合，变成北方青铜器中特有的有“銎”长体刀，这种器物也是从南流黄河两岸向东沿长城地带传播，目前只发现在昌平白浮墓地(图九，9)。在夏家店上层文化中尚未见到这种器物。但是从夏家店上层文化吸收很多白浮墓葬中中原与北方结合的器物看，这种有銎长体刀出现在夏家店上层文化中也在情理之中。
图六 森林草原地带南界的移动示意图⑥
图七 北方地区各组合的主要地点
图八 以抄道沟为代表的北方青铜器 1.短剑(抄道沟) 2～7.刀(抄道沟、抄道沟、抄道沟、抚顺望花、杨河、冯家府) 8.管銎斧(冯家府) 9.管銎钺(冯家府) 10、11.啄戈(冯家府、杨河)
图九 商文化对北方青铜器及蒙古高原的影响 商文化与北方文化的联系方式存在着很多可能，人群迁徙、贸易、领土扩张等，其中两地人群的联姻也是较为常见的联系方式。殷墟妇好墓是商文化中非常重要的发现之一，随葬品极其丰富，在众多的随葬品中，包括大量的武器和一些非商因素的个人随葬品，如铜镜、弓形器、车马器以及草原风格的青铜刀(22)。因此有学者认为妇好很可能来自商王朝统治区之外的方国，属于北方民族的妇女嫁入商王朝(23)。妇好随葬的铜罐，器物较小，从形制上看与商文化因素格格不入，很显然是北方文化风格的器物。铜罐颈下饰有斜角雷纹一周，上腹部有对称的竖桥状耳二，器身两侧有铸缝，底部亦有铸缝(24)(图一〇，1)。郭家庄东南M26也出土一件(25)，底近平。底部有烟炱。口呈椭圆形，在长轴两边的口沿上有两个对称的直耳，内穿绹索状提梁。颈饰凸弦纹三周(图一〇，2)。上海博物馆(26)和殷墟西区墓葬M152(27)也有类似的器物(图一〇，3、4)。此外，这类铜罐在宝鸡
国墓地(28)、甘肃宁县宇村墓地(29)和晋侯夫人墓葬(30)等地也都有发现，而这些墓葬都具有浓郁的北方风格。晋侯夫人墓葬也随葬这种铜罐，只是铜罐具有双环耳，具有西戎的风格，证明了妇好和晋侯夫人随葬这种铜罐是由于远嫁外地的女性偏爱使用故乡风格器物的缘故，属于私人用品，与其等级地位无关。
图一〇 铜罐 1.小屯M5∶852 2.郭家庄东南M26∶28 3.殷墟西区M152∶2 4.上海博物馆藏 三、商周之际北方系青铜器向欧亚草原的传播 北方系青铜器在中国北方是从靠近中原的燕山以南发展起来，逐渐向北传播。夏家店上层文化青铜器中来自燕山南麓商末青铜器的兽首刀就是很好的例子。它是商周之际在长城沿线非常流行的一种北方青铜器，而且在殷墟也有发现。它的演变系列较为清楚。最早的一件为抄道沟的鹿首刀(图一一，1)(31)，与之相似的还有兴城县杨河(32)、绥德墕头村(33)、殷墟妇好墓(34)和张家口怀安(35)等，这说明这种刀子最早分布于长城沿线，而且主要是东部地区。根据妇好墓在年代，这种形制较早的兽首刀的年代为殷墟二期。后来这种刀向北传播，与抄道沟的刀较为相近的是朝阳县二十家子(36)和奈曼旗东犁(37)的兽首刀(图一一，2、3)，这两把刀仍保留了环纽，但刀身弓背不明显了。内蒙古林东塔子沟的兽首刀(38)的环纽已消失(图一一，4)。内蒙古敖汉旗五十家子的羊首刀(39)和河北兴隆县小河南(40)的牛首刀已经地方化了，刀柄和刀刃的横隔不明显(图一一，5、6)，刀身近直。敖汉热水汤(41)和老南船石砬子M741(42)上的马首和牛首刀柄上由于已经装饰了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纹饰(图一一，7、8)，因此是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工具。燕山以北的兽首刀，如二十家子、东犁、塔子沟和五十家子发现的刀，其年代都介于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夏家店上层文化之间，属于何种考古学文化目前还不清楚。但是有一点可以明确，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兽首刀是来源于燕山南麓以青龙抄道沟和兴城杨河为代表的商末北方青铜器，它们向北发展，分布到燕山以北，并被后来的夏家店上层文化所吸收。 从兽首刀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目前见到的最早的晚商时期的北方青铜器在靠近中原文化的燕山南麓的长城沿线，很可能这里是商末周初北方青铜器的发源地，然后逐渐向北传播，经朝阳、赤峰、巴林左旗到奈曼，这支一直延续到西周时期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中。
图一一 来自燕山南麓的商周时期北方青铜刀
图一二 蒙古出土商周时期的铜刀剑 1.戈壁阿尔泰 2.中央省 3.戈壁阿尔泰 4.科布多省 5.苏赫巴托尔 6.南戈壁 7.中央省 8.鄂尔浑省 9.东戈壁省 10.苏赫巴托尔 11.中戈壁省 12.前杭爱省 13.南戈壁省 14.南戈壁省 15.中戈壁省 16.科布多省 17.中央省 18、19.不明 20.巴彦洪戈尔省 21.巴彦洪戈尔省 22、26.库苏古尔省 23.扎布汗省 24、27.南戈壁省 28.科布多省 蒙古高原地区介于中国北方与米努辛斯克盆地之间，是我们讨论中国北方与米努辛斯克盆地之间关系的关键地区。这里发现的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无论从种类上还是从形制上都与中国北方青铜器非常相似。蒙古地区发现的早期青铜器遗存种类很多，在这里我们将列举刀和剑来看它们与中国北方地区青铜器的联系。根据与中国北方青铜器的对比，这些青铜器也可以分为早商、晚商与西周时期。 蒙古的短剑根据剑格的差异可以划分为凹槽剑格和阑式剑格两类(图一二，22～28)，柄首又有兽首、环首、铃首和菌首之分。这些铜剑在中国北方也非常常见。目前发现的凹槽剑格铜剑最早的一件是出自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的朱开沟遗址中(图五，1)，鄂尔多斯地区或许可以看做是这种凹格短剑的发源地(43)。蒙古地区的凹格铜剑可能就是来源于中国北方。阑式剑格与中原的铜戈非常相似，很可能是戈影响的结果。兽首和铃首的装饰也都与北方同类器的影响有直接关系。
图一三 米努辛斯克盆地出土的卡拉苏克时期的铜刀和铜剑 铜刀是蒙古早期青铜器中数量最多的一类。依据刀身与刀柄之间的分界，也可分为有格和无格两个系统，依据刀柄首不同，又有兽首、环首、铃首和菌首之分，其中环首刀和兽首刀发现的数量最多(图一二，1～21)。这些铜刀在中国北方青铜器中都可以找到相似形制的器物。而且大部分较早形制的铜刀都出现在中国北方地区。以弯柄兽首刀为例，青龙抄道沟是最早的一件(图八，3)，而另外一种铃首刀上铃首的风格起源地很可能是在晋陕高原地区。 米努辛斯克盆地位于叶尼塞河中游的俄罗斯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南部，该地区青铜时代文化遗存十分丰富，而且考古工作开展得较早。因此在二十世纪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是前苏联考古工作的中心地区，而在该地区建立的文化年代序列也成为俄罗斯青铜时代考古的标尺。虽然近些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该地区并不能涵盖整个俄罗斯地区的青铜文化遗存，但是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文化遗存，使其在俄罗斯青铜时代考古中仍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里相当于商周时期的青铜器遗存非常丰富，最具代表性的是青铜刀(图一三，1～13)，主要折背刀(图一三，2～5)、环首刀(图一三，9～12)、菌首刀(图一三，6、7)和兽首刀等(图一三，8、13)。其中折背刀是米努辛斯克盆地特有的类型，数量也最多。它的原形可能来自于一种铜或青铜刃尖插入到骨制柄的复合工具(图一三，1)，而且这种器物在奥库涅沃文化和塞伊马-图尔宾诺文化遗存中都有发现。林沄先生认为这种背部呈磐折状的折背刀应该起源于奥库涅沃文化和贝加尔湖地区的格拉兹科沃文化(44)。这种刀的早期刀背弧度较大，晚期刀背则逐渐变得平缓，从形态的演变看，在这种折背刀很有可能在卡拉苏克期就出现了。菌首刀是卡拉苏克文化中另外一种比较具有特色的青铜器，菌首的作风在米努辛斯克盆地流行也最为广泛。兽首刀出土的数量比较少，大多是采集或征集品，而且刀柄首的动物形象造型稍显简单，明显没有中国北方地区的同类器更加写实。 除了铜刀外，青铜短剑数量也比较多(图一三，14～25)，但基本都为征集品。与蒙古高原的短剑相比，这里的剑大部分为凹格，有阑的很少，而且在卡拉苏克文化出现的年代可能较晚。 米努辛斯克盆地发现的这些青铜器与商周时期北方系青铜器的联系上表现得非常明显。 首先，在米努辛斯克盆地流行的凹格剑，由于在卡拉苏青铜器中发现数量较多，也被称之为“卡拉苏克式铜剑”，但是这种短剑在米努辛斯克盆地多为征集品，出现的时间比较晚，基本都属于公元前10世纪以后的石峡期。中国北方地区也有多件凹格剑出土，大多数年代属于西周时期。但目前发现此类短剑最早的形制则出现于中国北方的鄂尔多斯地区的朱开沟遗址，年代可以早到商代，因此这个地区也被认为是凹格短剑的发源地(45)。
图一四 兽首剑分布传播示意图
图一五 铃首风格刀剑分布传播示意图
图一六 菌首刀剑的分布传播示意图 其次，从兽首剑的分布来看，南西伯利亚、外贝加尔、蒙古以及中国北方其中地区都有发现，中国北方邻近的蒙古南戈壁省出土的兽首剑(46)与中国北方最早的青龙抄道沟的剑十分相似，写实性较强，剑柄与剑身弯曲明显，剑格为阑式护手，是同类器中年代较早的，年代大约在晚商时期。米努辛斯克盆地、贝加尔地区和中原发现的兽首剑数量少，而且都没有中国北方和蒙古高原的剑的兽首那样写实，而且米努辛斯克盆地的铜剑都出于卡拉苏克晚期的石峡期，所以年代应该晚于北方和蒙古出土的兽首剑。因此最早的兽首剑很可能是出现在中国北方以及蒙古与中国交界地区，然后向外传播(图一四)。 再看铃首作风的刀和剑，在米努辛斯克盆地、蒙古与中国北方都有发现，但中国北方地区分布非常集中，尤其是在晚商时期晋陕高原地区的保德组合青铜器中，不仅数量多，而且铃首的均为大的球铃首，这种球铃首与商代弓形器两端的铃首相似，它的发展趋势是铃瓣减少。米努辛斯克盆地发现的铃首剑为四瓣铃首、直柄、剑格与剑身之间有凹缺，是铃首剑中形态比较晚的(47)。而且在中国北方地区铃铛装饰的出现非常早，在相当夏时期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中就是出土有陶制的镂空响铃罐，里面有两个陶丸，摇之可响(48)。可以这样说，铃铛装饰在中国北方尤其是西北地区有比较久的文化传统。所以说铃首刀和铃首剑上的铃首风格最早可能是出现于中国北方晋陕高原地区，然后向南北传播，最北一直到米努辛斯克盆地(图一五)。
图一七 中国北方冶金区的形成和发展 最后再看菌首的刀和剑，在米努辛斯克盆地最为流行，在蒙古与贝加尔也有。中国北方地区出土的菌首刀剑主要集中在燕山南北地区，数量较少，年代大多属于西周时期。从形制和数量看，刀和剑的菌形首风格应该是米努辛斯克盆地的传统，蒙古、中国北方以及中原地区的同类器可能是受其影响而产生的(图一六)。 通过我们上面对铜刀和铜剑等青铜器发展演变的分析可以看出，米努辛斯克盆地与中国北方和中原地区关系并不是单一方向传播的，而是互有交往的，双向传播。其中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凹格剑、兽首剑、铃首刀剑以及弓形器等都是受到了中国北方和蒙古高原冶金区的影响。此外，在米努辛斯克盆地还发现了少量的三足蛋形瓮(49)，根据已有研究，这种器物起源于龙山时代晚期的晋中地区，并广泛分布于中国的内蒙古中南部、南流黄河两岸、晋中和关中地区(50)。因此米努辛斯克盆地出土的这种三足蛋形瓮无疑是中国北方文化外传的一个佐证。而中国北方菌首风格的刀剑则可能是来自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影响。从年代上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北方对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影响发生的比较早，商代晚期就已经开始；而米努辛斯克盆地对中国北方的影响发生相对较晚，菌首作风传到北方地区已经是西周时期。因此那种米努辛斯克盆地起源论缺乏细致的论证，是值得商榷的。其实早在二十世纪中叶，吉谢列夫在《南西伯利亚古代史》一书中就认为一些典型卡拉苏克文化青铜器是中国北方地区的人群所带到叶尼塞河沿岸的，公元前12世纪，中国北方青铜器广泛北传，东南部的居民也开始进入米努辛斯克盆地(51)。著名学者威廉姆·华生(William Watson)在其所著《古代东亚的文化边界》中也提到，东方传统的卡拉苏克文化人群向西到达米努辛斯克盆地，取代那里的与西方有联系的安德罗诺沃文化，所以中国文化才会传入米努辛斯克盆地(52)。 总之，商周时期中国北方地区与米努辛斯克盆地的人群无疑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两地的青铜文化尤其是青铜器遗存存在着相当大的相似性，这种文化共同性并非是单一地区起源传播的，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形成的，其形成必有相当复杂的历史过程(53)。 四、中国北方和蒙古高原冶金区的形成和发展 从上面的分析看，商周时期蒙古地区和中国北方地区青铜器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它们构成了欧亚草原青铜时代最东端的文化区。我们可以借用俄罗斯学者契尔耐赫关于“冶金区”概念，来表现二者的这种关系。 俄罗斯学者契尔耐赫在《苏联古代冶金》(54)一书中，根据器物的种类和形式、生产方法、铜和青铜的化学成分以及生产的结构和社会组织区将公元前5千纪到公元前1千纪初的欧亚大陆北部的冶金业的发展分为若干个金属冶炼中心和金属制造中心区。 这些中心往往与特定的考古学文化及其变体直接联系，进一步的研究可以揭示冶炼中心和这些考古学文化之间更为复杂的联系。一个中心可以完全与一个考古学文化吻合，也可以覆盖两个或三个考古学文化。若干个冶金中心构成一个冶金区。根据他的研究，整个旧大陆的早期金属时代(纯铜至青铜时代)文化中这样冶金区在数量上可以达到10～12个。冶金区之间的区别是下列因素为基础的： 一是从所有种类复杂的人工器物的形态学上来看，但最初我们研究的注意力仅放在工具和武器上。这些器物能更细致的代表每一个冶金区的特征。 第二个特征就是在生产这些重要的工具和武器所使用的基本相似的制造技术。在这方面最有意义的是铸造的模子和器物生产过程的分析。因此，一个调查者必须要找到适用于整个冶金区的各个中心或至少是冶金区的首要中心制造金属器物所使用的一套铸造和锻造技术方法。 在冶炼中心中的铜合金的使用不如在制造中心的重要。要想能生产各种特殊的合金，尤其是那些技术成熟的合金，象锡青铜和砷青铜，不仅要受传统的限制，而且还与这个中心当时所能得到的矿石有关。但同时对生产这些器物的种类形态和生产技术就很少受到原材料的影响。 各冶金中心通常都在冶金区内部形成联系。在这个系统中，虽然金属制造中心有时候可以起到主导作用，但总的说来属于从属地位的。 一个冶金区被另一个所取代——时间和空间的继承——实际上会在冶金生产的方法、金属制造技术、合金种类使用和主要的工具武器形态上发生突然的改变。一个新的冶金区的形成往往伴随着早期金属时代文化的新的快速扩张。这种事件的发生也标志着旧大陆文化的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始。 按照契尔耐赫对欧亚大陆的划分标准，从商代晚期开始中国北方及周边的蒙古高原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冶金区——“中国北方和蒙古高原冶金区”(55)(与中亚冶金区、伊朗-阿富汗冶金区以及高加索冶金区并列)，进入青铜器制作的繁荣期，代表性器物有兽首、铃首、蛇首装饰的剑、刀和马镳以及啄戈等器物。它位于中原地区的北部边缘。从早商文化的台西类型中我们可以看出它借用和吸收中原的一些技术、风格和观念，并受到北部米努辛斯克盆地以及西部中亚地区的影响，以当地的土著艺术母题作为工具与武器的顶端装饰，形成了新的器物类型与风格。这些原创性的发明又向草原地区传播。在中国北方与蒙古高原这个冶金区，西部和中、东部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不同的冶金中心，它们与中原和草原的联系各有不同，但是从器物的共性看，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中国北方和蒙古高原冶金区接受了南北两方面的文化影响，形成了独特的青铜器组合，并向外传播。这个冶金区与商周时期的“北方系青铜器”的概念基本是一致的。也与威廉姆·华生在1971年出版的《古代东亚的文化边界》一书中(56)提出的“北方区”(Northern Zone)的概念，即把中国北方边境地区视作一个自身特征分明的青铜生产区是一致的。 在公元前2千纪后半叶，草原进入青铜时代末期。商代晚期中原青铜器进入鼎盛阶段。中原青铜器高超的技术对北方青铜器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这是亚洲草原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它使中国北方青铜器在亚洲东部草原成为最发达的青铜器。中国北方与商文化的北方类型所创建的中国北方青铜器进入到繁荣时期，形成8个类型，并且向北传播，中国北方和蒙古高原冶金区正式形成。它包括了中国北方和蒙古高原、外贝加尔地区，向西到达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卡拉苏克文化(图一七)。这个分布区恰好是战国末期到汉代匈奴分布的主要地区，匈奴文化的形成吸收了这个冶金区的文化传统。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北方和蒙古高原冶金区为匈奴联盟的形成奠定了文化基础。 注释： ①Sophie Legrand.Karasuk Metallurgy: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Influence[C]//Metallurgy in Ancient Eastern Eurasia From the Urals to the Yellow River,New York:The Edwin Mellen Press,2004. ②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藁城台西商代遗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五号墓的发掘[J].考古学报，1977(2)：图版拾伍3-6. ④a.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朱开沟遗址[J].考古学报，1988(3). b.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 ⑤邵会秋，杨建华.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与空首斧的传布[C]//边疆考古研究(第10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 ⑥William Watson.Cultural Frontiers in Ancient East Asia[M].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65：图22. ⑦杨建华.商周时期中国北方冶金区的形成—商周时期北方青铜器的比较研究[C]//公元前2千纪的晋陕高原与燕山南北.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⑧刘建忠.河北怀安狮子口发现商代鹿首刀[J].考古，1988(10). ⑨郑绍宗.中国北方青铜短剑的分期及形制研究[J].文物，1984(2). ⑩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市新征集的商周青铜器[C]//文物资料丛刊(第2辑).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 (11)河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队.河北青龙县抄道沟发现一批青铜器[J].考古，1962(12). (12)王云刚，王国荣，李龙飞.绥中冯家商代窖藏铜器[J].辽海文物学刊，1996(1). (13)锦州市博物馆.辽宁兴城县杨河发现青铜器[J].考古，1978(6). (14)喀左县文化馆等.辽宁省喀左县山湾子出土殷周青铜器[J].文物，1977(12). (15)辽宁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铁岭市博物馆.辽宁法库县湾柳遗址发掘[J].考古，1989(12). (16)抚顺市博物馆.辽宁抚顺市发现殷代青铜环首刀[J].考古，1981(2). (17)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地区的又一重要考古收获——昌平白浮西周木椁墓的新启示[J].考古，1976(4). (18)王彤.中国北方商周时期铜胄[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0(2). (19)L.K.Galanina.Die Kurgane von Kelermes[C]//Steppenvolker Eurasiens.Band I Moskau,1997. (20)Erdene Bataar.Burial Materials Related to the History of the Bronze Age in the Territory of Mongolia[C]//Metallurgy in Ancient Eastern Eurasia From the Urals to the Yellow River,New York:The Edwin Mellen Press,2004:figure 8.2A. (21)韩金秋.商周长体刀起源再研究[C]//公元前2千纪的晋陕高原与燕山南北.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2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23)林嘉琳.安阳殷墓中的女性[C]//性别考古与中国考古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24)同(22). (2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郭家庄东南26号墓[J].考古，1998(10). (26)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图版158. (2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79(1). (28)卢连成，胡智生.宝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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