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183;群体#183;类——人的三重属性统一理论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属性论文,群体论文,个体论文,理论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也许有人认为，提出人是类性、群体性、个体性三重属性的统一理论，并不是什么创见，因为人的三重属性是显而易见的。过去许多思想家都曾就人的三重属性的某一个、两个或三个方面作过一些思考和研究。但是，我们认为，把人自觉地作为三重形态的统一整体来把握、把人的三重属性作为一种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理解、把人的三重属性的表现与具体的现实生活条件、生产方式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则是一种崭新的研究方式。并且，这种方式应当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基本方式。
一
过去有人提出，阶级分析方法是研究人的一种基本方法。其实，这种方法一旦放在人的三重属性统一架构之中，其基本地位和相对限度就一目了然。首先，从人是三重属性之统一的整体角度来讲，阶级分析方法既不是有关类性的分析方法、也不是有关个体性的分析方法，而是属于有关群体性的分析方法。其次，人的群体性是有许多层次的，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例如，人的群体性有人种、性别、民族、国家、阶级、宗教集团、社会分工集团等，而阶级属性只是人的群体属性中的一种。所以，在对人进行群体属性分析的时候，就不能只见阶级属性而不见其他群体属性，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第三，人的阶级属性在阶级斗争突出的年代特别抢眼，但也不一定就能够完全超越或淹没人的其他方面较突出的群体属性——如民族性、国家性等。因为，在阶级矛盾突显的时代，民族矛盾、国家矛盾并没有因此而消解。所以，当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同时激发的时候，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也就不一定能团结起来，共同埋葬掉他们民族、国家的统治者——这一点已被人类历史所证实。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离不开人这个主体，而一旦涉及到人，就需要从人的三重属性统一的角度、从人的三重属性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理解，否则，往往就不完整、不全面。例如，主权与人权的矛盾问题，一旦放在人的三重属性统一的角度来考察，它就可以化约为一个类性与群体性的矛盾问题。从一般抽象的意义上来讲，人权大于主权，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人类整体的利益大于各群体的利益。但是，从人的现实存在的角度来讲，由于当今世界仍然是以国家为主要利益划分单元，人类整体利益的载体——类主体尚未真正形成，因而，人的基本生活要求的满足，基本人权保障的现实解决，在相当程度上仍要依靠国家主体来执行，这样的人权当然要受到民族、国家这些群体性中介的规定和影响。人类的超越国家而走向类主体是必然的，因此，一些国家大力推行普遍人权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就算今后的类主体强大到完全可以操纵任何国家，全球化管理也需要国家这样的中间层次——就像现在的国家管理需要省市这样的中间层次一样。但是，如果把推行人权作为扩展霸权、获取更多主权利益的一种手段，那是对人权的污辱，同时也必然会遭到世界其他主权国家的坚决反对。
二
在马克思的研究视野中，对人的三重属性都有所触及，但把人看作三重属性的有机统一似嫌不足。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的异化劳动，应当是劳动成果与工人（一个群体）的活动相异化，而不是与人（所有的群体）的本质相异化，因为资本家仍然可以积累和享用工人的劳动成果。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这种作为类本质存在的生产活动是一种有意识的活动，是一种能够按照任何种的尺度进行的自由的活动，不像动物那样只是肉体需要支配下的完全局限于自然种的限度的活动。正是在这种自由地改造对象世界的活动中，人才真正证明自己是一种能动的类存在物。但是，人的这种自由自觉活动的类本质，在私有制条件下被异化了，工人几乎完全是为资本家劳动，劳动成果不属于劳动者，它与劳动者相分离，而由于工人阶级与资本家的群体性对立的存在，工人劳动越多，资本家积累的财富也就越多，反过来统治工人的力量也就越强大。于是，工人的劳动就成了异化的劳动，这使得工人的劳动变得既不自由也不自觉，工人失去了自己自由自觉活动的类本质，劳动也失去了它自身自由自觉的内在本性。这种认识看似逻辑清晰，实质上是有问题的。
事实上，从人是类、群体、个体统一的角度来看，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作为人的类本质，应当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人相对于动物而言的在自然中确定的类的自由自觉性；二是相对于人类内部各群体而言的由一定社会关系所确定的不同群体的自由自觉性；三是相对于其他个体而言的现实的个体的自由自觉性。作为一种抽象的类本质规定，它主要是第一个方面的类本质，即人相对于动物的不自由不自觉而言的自由自觉活动。由于人既是类的存在物，又是群体的存在物（当然也是个体的存在物，但这里没有专门论及），所以，人的群体属性会自然地影响其类性的表现。也就是说，人在社会关系中不同的活动的自由自觉程度，会自然地影响到人在自然中的自由自觉性的发挥程度。但仅仅只是影响而已，并不意味着群体性的或个体性的不自由不自觉，就等同于类性的不自由不自觉；并不意味着人的现实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分离状态，会彻底改变人的类活动的本质；也并不意味着拥有更多社会性自由的资本家就可以保持着人的类本质。所以，人在社会中非自由自觉的状态，并不会使人完全失去其类本质规定，否则，工人如果失去了相对于动物而言的自由自觉性——即降低到动物的存在程度，他也就不可能再进行生产，资本家就不可能再剥削他，更不能享受他所“创造”的劳动成果。
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对立也是如此，如果从人的三重属性的角度来理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就会变得相当明晰。其实，制度是人的制度，是人根据自己的内在属性要求来建立相应的社会制度的，而一旦这种社会制度建立起来，它可能更加促进或阻碍人的某一属性的发展。例如，人的自利性是私有制的人性之根，也就是说，因为人自利，所以才有私有制，而私有制一旦建立，又反过来扩展着人的自利性。那种把人的自私自利仅看作私有制的产物，从而认为，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之后人的自私自利性就会自然消失的想法，显然是十分幼稚的。人是类、群体、个体属性的统一，人的自利性虽然不能等同于个体性，但人的自利性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人的个体性。人的个体性使人具有维持自身个体存在的主体能动性，他（她）必须与外界进行物质、信息、能量的交换，只有从外界获得必要的物质生活资料才能生存下去。所以，可以说，个体性是自利性之根，而自利性则是私有制之根。但是，私有制虽然有人性之根，但又不是基于人性的全部，因为人还有共同的类性、还有群体同一性，正因为人有类性、群体性，人们才提出要消灭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张。所以，公有制也有人的类性、群体性这些人性之根，但却不是人性的全部，所以，单纯的公有制和单纯的私有制都有自身的内在缺陷——正如人之纯粹的自私和纯粹的无私都有其内在缺陷一样。同时，也正因为都有内在缺陷，为了弥补这种缺陷，公有制与私有制才不断向对方发展，公有制向私有制学习，无非是为了通过张扬人的个体属性，利用人的差异性推进经济的快速发展；私有制向公有制学习，无非是通过张扬人的类性、群体性，利用人的同一性促进社会公平和稳定。这一事实告诉我们，以人为本，在本质上就是要使人获得全面发展——人之类性、群体性、个体性都能得到合理发展。
三
人的三重属性是并存的，但从整个人类发展史来看，却经历了一个从类表现本位到群体表现本位到个体表现本位，再到人的三重属性全面表现本位时期。类表现本位时期，人的群体性、个体性是客观存在的，但处于表现矛盾的次要方面；群体表现本位时期，类性、个体性是客观存在的，也处于表现矛盾的次要方面；个体表现本位时期，类性、群体性同样处于表现矛盾的次要方面。而一旦人的三重属性业已展示出来，将走向三重属性和谐表现本位时期。不同的民族、国家经历人的三重属性表现的时间先后与持续久暂是有差异的，中国是一个注重群体性的国家，群体表现本位时期相当漫长，而当今则处于由群体本位向个体本位表现的过渡时期。西方发达国家有关人之三重属性的历史表现在近现代比较迅捷，当今已呈现出对个体本位的超越，开始走向人的三重属性的和谐发展。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有中西文化交流的时代错位，这致使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战线拉得太长，一方面传统的群体文化还在拼命自我延续，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个体文化又不期而至，与此同时，晚期资本主义的多样性文化又扑面而来。所以，当今的中国文化是一个历史跨度很大的大杂烩。在这种情况下，与其据守不如开放，与其拒绝不如宽容，这样，多样文化的优化整合才有可能。
在人类整体利益、群体利益、个体利益不断纷繁呈现的今天，学会从人的三重属性并存的角度分析问题，这本身就是一种宽容，它使我们看问题更加准确全面的同时，也使我们的胸襟更加开阔。施密特说：“在历史上，几乎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把文化和宗教方面的对立不仅用作对内对外权力斗争的动机，而且用作手段。许多人认为，我们的人权宣传或民主宣传不过是维护西方经济或政治主导地位的西方式的强权政策工具。”①这话是非常中肯的。但反过来，如果我们能从人的三重属性统一的角度来认识问题，能有一种更加开阔的胸怀，我们就能认识到，人们的活动只不过是在实现他们的本性而已，从而也就不会仅从单一人类的观点、单一民族、国家的观点、单一个体的观点来看问题，从而也就避免了许多偏见。
在文化全球化、民族化、个体化发展不断推进的今天，离开了宽容，文化发展简直举步维艰。我们为什么硬要反对文化的全球化？反对其他民族、国家的先进文化的扩展？如果这种反对没有深层的理性缘由，那么这种反对本质上也是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是必须要消除的。其实，一种文化之所以具有一种跨越本民族范围的发展强势，除了强势的政治、经济力量的支撑外，还应有它自身文化方面的原因。民族文化的广泛传播，必须以自身具有较强的人性亲和力为前提。这种亲和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普遍的类性要求有特别的关注，二是对差异的个性要求有特别的关注。只有这两方面都比较突出的民族文化才具有深层的人性之根，才会使生活于其中的人特别具有活力、富有创造性，也才可能引领世界文化潮流的发展。
总之，在全球化时代，迫切需要树立一种对待其他民族文化的宽容心态，这种宽容是文化发展的主体心理空间，如是将有利于不同文化的平等对话与交流，也使多重价值和利益纷争的解决，最终得以采取一种和平并存的方式。
注释：
①赫尔穆特·施密特：《全球化与道德重建》，柴方国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