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研究论文,当代中国论文,基础论文,档案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今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即将召开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将从一个较深层的社会文化角度，再次将世界的目光引向北京，引向中国。中国能成为第一个承办国际档案大会的发展中国家，除经济成就和文化传统上的原因外，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的档案事业蓬勃发展，为世人所瞩目。
前12届国际档案大会均在欧美发达国家举行，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却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但文化传统深厚久远、档案事业相对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举行的现象，充分证明了一条未必人人皆知，但却被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可的“真理”：对档案的重视程度、档案事业的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体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
理论是实践的结晶与先导。中国档案事业所取得的成就，与中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发展进步密切相关。在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即将召开之际，对中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状况作一番简要的自我审视，不仅对中国档案界有益，而且对促进中外档案界的交流，促进中外思想文化的融合，也是有益的。
一、概况
中国有注重历史、文化，注重理性的悠久传统。档案与档案管理的历史源远流长：古代中国不仅有制度化的档案管理机构和档案管理方法，而且也有一些对档案和档案管理问题的理性认识与总结。但档案与档案管理现象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性的专门问题进入人们的理论视野，则开始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自那时起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几十年中，一些学者和有理论素养的有关人士，发表、出版了一些专门探讨档案和档案管理问题的文章、著作。这些文章、著作为日后档案学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国家各项事业的建设、发展，国家规模意义上的档案事业建设也于50年代开始起步，相应的理论研究和档案学学科建设也在同步进行并不断发展、完善。改革开放后，档案学学科体系基本形成，关于档案与档案管理的基础性理论研究也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学科领域或理论形态（其具体表现形式及名称为“档案学概论”或“档案学基础理论”）。当今中国从事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队伍中，不仅有大学教师、研究人员，而且有大量具体从事档案管理业务的实际工作人员；不仅有老一辈的专家、学者，而且有大量的中青年学术骨干。目前的研究内容与领域，不仅涉及档案与档案事业自身，而且开始涉及档案与其他信息的关系，档案与档案事业对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总体意义与作用，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对档案与档案管理及各种信息与信息管理的客观要求等更广泛、更深层的问题；研究方法与角度日益多样化；研究成果日益深刻而成熟。对当代中国档案事业的发展进步起着越来越重要的推动与先导作用。
二、基本特点
注重整体感和总体联系是中国文化的一大传统与特色。这一文化传统与特色也同样体现在中国的档案事业和相应的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之中，使之表现出一种极为明显的整体感与总体性。
（一）与档案事业融为一体
众所周知，中国有世界上少有的全国统一的档案事业体制。这种统一的档案事业体制和相对（分级）集中统一的档案管理原则，不仅符合“信息只有集中管理使用才能充分发挥效用优势”的基本信息规律，而且为中国的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得天独厚的整体性理论空间与视野。中国的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一直以整个档案事业作为其整体性研究领域，同时也充分注意自身研究上的整体性以及与档案事业的总体对应性与关联性。不仅研究对国家档案事业总体发展意义重大的宏观性问题，而且在研究某一层次、方面乃至具体管理业务上的理论问题时，也充分注意这些问题与其他相关层次、方面、业务乃至整个档案事业的总体性关系、联系与相互影响，较少有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现象。从而使中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与整个档案事业融为一体，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二）与档案管理实践融为一体
理论是实践在思想意识中开出的花朵，实践是理论之花生长的根基与土壤。只有深深扎根于实践并从实践中真正吸收到丰富的营养，理论之花才能开得美丽动人，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中国数以千计的档案馆和数以万计的档案室的档案管理实践，是中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赖以生存、发展的深厚根基与土壤，为中国的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中国的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也从来不愧对实践的馈赠，很少远离实践去进行闭门造车、孤芳自赏式的纯思辩和逻辑游戏，而是贴近档案管理实践，密切注视并及时发现、抓住实践中出现的具有普遍性的情况与问题，从理论上作出切实、中肯、客观的解释与回答。例如60年代初档案界关于“档案形成自然规律”的理论探索及其结论，就是针对当时某些档案部门热衷于发展档案工作而又不了解档案形成的客观规律，在档案收集、整理等工作中大搞种种揠苗助长、刻意追求的主观主义的人为做法与倾向，从理论上作出的正面回答；收集工作“突出自我”、“突出特色”的理论原则，则是对基层立档单位忽视自身文件只注重上级文件的工作偏差所作的理论纠正；整理工作中“按照档案形成的客观规律，保持文件之间的历史联系”、“尊重原基础”等理论原则的提出与确立，则是对整理工作中后来者不断否定前人留下的整理结果，想当然地对所接手的档案不断打乱重整的恶性循环式的做法等种种主观主义倾向提出的理论告诫……从而使中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既保持了理论性，又注重实践性，使理论与实践融为一体。
（三）注意借鉴吸收国外档案学思想与理论成果
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统一整体，不同国家、地域间在思想、理论、文化上的交流融合是近现代人类社会的一个突出现象。中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虽有其得天独厚的体制、实践优势和自身传统，同时也充分注意国际档案学界的理论动向，并借鉴吸收其理论成果中的精华，为我所用。但这种借鉴吸收是消化式的，且在消化过程中既有吸收，也有扬弃和发展。而不是生吞活剥式的照搬照用。这一特点不仅体现在50年代主要对前苏联档案学理论成果的学习上，也体现在改革开放后对以欧美国家为主的世界各国档案学理论成果的引进、借鉴与吸收上。如对全宗原则与全宗理论，对种种档案价值鉴定理论以及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等的借鉴吸收均有所扬弃有所发展，既吸取了丰富的营养，充实了自身，又从总体上推动了国际档案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进步。实际上中国档案学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通过借鉴吸收国外成果和自身进步，已取得了对整个世界的档案事业具有积极意义的诸多成果，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引起国际档案界的充分注意。正如凯斯凯姆蒂先生所说：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中国档案学的理论成果介绍给世界！
（四）与档案学各分支学科融为一体
无理论无以成科学。档案学基础理论是档案学各分支学科的理论基础，关注各分支学科的发展尤其是具有理论意义的问题，既是其基本使命，也是其自身生存发展的重要根基与动力之一。中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在关注并推进档案学各分支学科的发展方面一直在进行不懈的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由于档案学各分支学科相互之间差异较大和投入的力量不够，就总体而言，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至少是不均衡）。依笔者之见，这应当成为今后中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进一步发展、成熟、完善的一个重要方向与重点。
三、主要内容与重点问题
中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内容大致由五个基本方面构成：一是对档案与档案现象的基本理论认识与探索，主要有档案的定义、本质、起源、形成过程、种类、载体、性质、作用、特点以及档案发挥作用的规律、档案与社会生活的深层关系等问题；二是对档案管理的基本理论与原则方法的理论探索，其实质是从理论上解决档案应该怎样管理，应采用何种基本方法、原则进行管理的问题；三是具体管理业务及其方法技术中的重要理论问题，如档案价值与鉴定理论、收集原则、整理原则、检索理论等；四是档案管理体制和档案事业中较宏观较重要的理论问题，如管理机制与理论模式，各层级、各类型档案机构之间的总体关系与运作秩序，档案馆网设置，档案室、档案馆的性质、职责、类型等问题；五是关于档案学学科建设与发展方面的理论问题，如学科性质、体系，研究方法与方向，学科水平与状况等等。这五个方面虽有密切联系，但前三个方面显然是其主体部分。而第一方面具有理论前提性的基础意义，它从根本上决定着档案管理、档案事业与档案学的基本框架、模式与走向。限于篇幅及笔者能力水平，不可能将上述五个方面的问题全部展开，只能对其中几个重点与热点问题略作评述，以求管窥之效，挂漏错谬之处在所难免。
（一）档案的定义与本质问题
这一直是中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点问题并几度形成研究热点。因为这一问题尤其是档案本质涉及到一个极其重要并带有根本性的管理原理与原则——即任何管理不仅要追求便捷有效等技术性、效能性目标因素，而且必须以尊重维护被管理对象的本质特性并符合其内在要求为前提，不能以牺牲或阉割被管理对象的本质特性为代价。档案的管理也一样，可用的方式方法多种多样，但选择确定其基本管理方式与方法，除效率、效能因素外，必须以尊重维护档案的本质特性为前提。目前中国档案学界对档案定义与本质问题的理论探索，虽尚有不同意见，但基本结论已渐趋一致：第一，具体的定义表述可有不同，但揭示档案本质应为档案定义的最高追求，是否揭示档案本质以及揭示的准确、正确程度如何，是评价各种档案定义优劣高下的根本标准；第二，对档案本质的认识基本上已成定论：档案是社会生活或曰人类社会历史的原始记录——原始记录性是档案的本质特性。档案管理必须符合档案本质的内在性根本要求！用非档案的方式方法管理档案，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的！
（二）以分类为焦点的档案管理的基本理论问题
这一问题不仅是中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点、焦点与热点，也是国际档案学界的重点、焦点与热点，可以毫不夸张地将其作为档案学基础理论乃至整个档案学的核心问题看待。目前中国档案学界对这一问题虽尚有争议，档案管理实践中甚至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偏差与混乱（这与理论上的偏差与误导直接相关）。但一些基本的结论和理论成果已经形成，人们在认识上正在渐趋一致并日益成熟。主要结论与理论成果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1.档案管理中所用的分类方法和档案学理论所探讨的分类，决不仅仅限于狭义的即形式逻辑意义上的概念划分性的分类，而是指广义上的所有以“分”为特征的分而治之、分而管之的分类。其中既包括将大概念（即属概念）划分成小概念（即种概念）的形式逻辑意义上的概念划分性分类方法，也包括被形式逻辑排除在外的诸如将整体分成部分（如大学分成系、一年分四季、国家分成省等等）的种种广义的分法在内。如全宗作为档案馆对其所藏档案的一种基本（第一层次）分类方法以及全宗内的年度、机构分类均不是形式逻辑意义上的分类。
2.档案管理工作从总体上可分为“实体管理”与“内容信息的开发利用（或曰内容信息管理）”两大方面或系统。这两大方面可以分别采用实际上也确实分别采用了两种不同的管理方法。
3.档案实体在空间（或曰物理意义）上具有唯一性，而其内容信息在逻辑上具有多向成类性。人们对档案内容信息的利用需求与角度呈多样性和变化性。不存在可同时满足实体管理需求和多角度、多途径利用需求的唯一正确、完美的方法。多角度、多途径利用的问题只能通过多元化检索系统媒介来解决。企图用一种方法既管实体又满足各种利用需求的理想充其量只是一种根本无法兑现的美妙幻想！
4.实体管理应以尊重维护档案的本质特性为根本性追求，将方法的便捷有效作为辅助性因素考虑。其管理方法（以分类为核心）不仅具有唯一性，而且必须具有确定性、稳定性和可操作性；内容信息开发利用应以便捷有效、充分开发并兑现档案价值、满足各种利用需求为主，可不考虑或较少考虑维护档案本质特性问题。因此，实体管理应以历史性方法（如全宗、年度、机构，科技档案的“成套性”等）为主，或说基本上只能采用历史性方法，体现历史性原则；而内容信息开发利用则应以逻辑性方法为主，且可同时采用多种方法。
5.全宗原则作为一种历史性原则、方法，尽管并不十全十美，但仍是档案实体管理的基本原则和理论基石。因为它不仅简便易行，而且从根本上维护了档案的本质特性，具有“历史保鲜”、“历史速冻”的功效与魅力；其不尽完美之处，即在实践中难以彻底兑现和难以圆满解决的问题，应通过对全宗理论的发展完善去逐步解决。在这方面中国档案学界不仅作了努力而且已取得了一定成果（如“主体全宗”、“客体全宗”理论）。
（三）档案价值与档案鉴定问题
这是中外档案学界最为头疼的一个问题。因为档案的价值与鉴定是档案管理中一项最重要且难度最大的工作，具有极强的困惑性。目前在这一问题上较重要的共识性结论主要有以下几点：
1.档案价值是一个关系范畴，即档案的有用性满足人们需求的一种关系及程度，应从这一关系角度认识把握档案价值与鉴定问题。
2.档案价值由档案自身和社会需求两大要素构成。档案自身具有唯一性、确定性和稳固性特点；而社会需求则不仅多种多样且不断变化，鉴定的难度与困惑性盖源于此。因此鉴定的立足点与出发点应主要放在对社会需求的预测性判断上，必须有全面的、历史的，尤其是发展的眼光。
3.由于鉴定具有困惑性，绝对正确的鉴定结果至少从理论上说是不存在的（即使有也主要是巧合）。因此在实践中只能“尽力而为”，必须认真负责地按制度进行，不允许任何的主观随意性。
（四）档案学的学科性质、水平与成熟程度问题
这一问题涉及到档案学自身建设与发展。尽管目前看法不一，但以下几点结论恐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1.无论学科水平及成熟程度如何，档案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经形成。
2.档案学的学科性质基本上属于社会科学范畴中的综合性、交叉性或曰边缘性的应用学科。对此问题难有确定性结论且争议较大属正常现象：各科学学科的定性与分类问题仍是学术上的一大“悬案”，恐最终也难有定论——因为科学是客观世界在人的理性思维中的系统反映，与客观世界本身一样，有难以完全逻辑化的特性。
3.档案学的现状尽管很难说已达到多高的水平，但已基本成熟。它不仅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与领域，不仅有一系列自成系统的学科术语和专门性技术、方法，而且已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基础理论。是否有相对独立的理论形态是衡量学科是否成熟的根本标志。
4.档案学是应用学科，决不意味着对理论的轻视与排斥。理论不仅是学科成熟的根本标志，而且是科学的灵魂与生命：无理论无以成科学。应用科学是相对于理论科学而言的，即在实践中有一个直接对应的领域，可以在实践中直接“派上用场”。而理论科学（如数论、哲学等）则没有直接对应的实践领域。但应用科学既不等于其直接对应的实践领域本身，也不等于人们在实践中积累而成的所谓“实用经验系统”，与经验科学也不是一回事。经验是实践经历、体验的观念性积累物，其中可能隐含着种种规律性，但却不是对客观规律的抽象揭示，因而没有理论性，也不能成为科学。它的突出特点是只能图解式地说明“过去（经历、体验）”，却无法穿透性地指导、点化“现在”与“未来”；所谓经验科学是指主要以对经验的初步整理为内容和宗旨的学科形态或阶段，其中不仅有大量条理化的经验，而且必然有对经验中隐含着的客观规律的总结、点化，即必有一定程度的理论抽象与揭示。因此，它也不能与经验本身，更不能与经验主义混为一谈。所以应用科学与某些理论科学都可以有经验科学的表现形态或阶段。但应用科学的理论必须贴近其所对应的实践，以解决实践中的普遍性、规律性问题为轴心和宗旨，不能像哲学或逻辑学那样有任何纯思辩、纯逻辑游戏式的玄虚化倾向！
四、结 语
档案与档案管理作为社会生活中的种种现象与实践活动之一，之所以能够在人们的理性思维中形成一门科学（档案学），并不仅仅在于其广泛性与普遍性，而是因为其对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而深刻且难以被人们轻易认识的恒久性意义。简单地说，它在时空统一的人类社会总体中具有一种从最深处将“过去、现在、未来”维系贯穿在一起，从根本上维系、兑现人类社会时空统一性与整体连续性的重要作用。这也正是笔者“维系之道”的理论观点（详见拙著《维系之道——档案与档案管理》）所说的基本意思。从事档案学研究尤其以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为主攻方向的学者、同仁，固然不会因此而妄自尊大，但在洞晓这一点后，也没有理由妄自菲薄。而应该像对待人生那样，去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履行自己的使命，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以不愧对人生，不愧对“天生我才”之用！
档案与档案事业虽不会在社会生活中显赫耀眼，但必将与人类永远共存；当代中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也必将对中国乃至全人类的档案事业和档案学的发展进步做出越来越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