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学研究的核心价值问题”笔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学论文,笔谈论文,核心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正视中国文学理论的危机
钱中文
关键词：文学理论/审美意识形态/新理性精神
新世纪一晃就过了5年，我们的社会生活、文化生活不断在发生新的变化，新的现象不断涌现，问题层出不穷。中外文化领域进行着频繁的交流，开放、多元、多样，成了我们社会生活与文化生活的主调。
在这期间，文学艺术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面对网络时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图像艺术的普及，阅读方式的改变，出现了文学作品的阅读不断减弱的情况，这在国内外好像都是如此。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文学创作似乎并未中断与萎缩，文学创作的体裁不断在增加，早期就出现了电影文学，现在又有了电视文学、网络文学、摄影文学、甚至手机文学，市民口头创作、通俗歌词创作等，中国、外国各种文学颁奖活动此起彼伏，势头也似乎并未减弱。就文学创作本身而言，多样化是其主调，出现了各种趋向的写作，有历史写作，世俗写作，个性写作，个人写作，欲望写作，其中特别是后者，显示了从精神滑向平面、削平深度、只求人的身体自然欲望的满足与发泄的倾向。
面对社会、文化、文学中的重大变动情况，文学研究的各个学科都感到严重的不适应而进行着反思，古代文学研究是如此，现代文学研究也是如此，但文学理论尤其如此。文学理论就学科本身来说，由于其对象的不断变化，在内容上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和易变性，理论范畴的阐释上具有多义性与延展性，在其资源的支持上，不如文学史、文学批评有着坚实的史料可以依循，而具有不稳定性。所以文学理论这一学科应当具备在不断变化中使自身获得丰富的品格。当社会文化思想发生变革，在追问学科设置的合理性而形成压力时，文学理论处于首当其冲的位置是很自然的了。
文学理论的反思其实20多年来并未中断过，只是有时显得张扬造势，有时只是悄无声息地进行着罢了。在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理论的反思中，就曾出现过多种文学观念，在不同程度上它们至今仍在发生影响。近几年来对文学理论的反思，从学校的文学理论课程存在的问题出发，提出了改革的必要，而后提出了文学理论必须走向文化研究的新方案。由于学者们的出发点不同，学术背景的差异，于是引发了一场辩论。从论争本身来看，的确暴露了文学理论课程与文学理论研究中的严重危机。
文学理论的深刻危机，表现在，一、文学理论和文学实践的脱节方面，例如对于近十几年来在市场经济影响下出现的相当部分的文学作品，过去单一性的文学理论思想自然无能为力，即使形成于上世纪80、90年代的文学思想，对于新近出现的相当部分作品，确实也不易进行阐释。理论不仅需要描述，还需要审美价值判断。文学理论对于目前的相当部分的创作，的确是显得捉襟见肘。对于很有冲击力的网络文学的未来走向的研究，还刚刚起步。在当今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要在研究新的文学现象的同时，需要寻求理论、方法的多元化，而期待有所突破。二、表现在一些方面我们主要是大力引进，只以外国学者的思想为理论资源，外国的学术思想成了我们的风标。但是大量的模仿照搬，可能使理论成为机械复制。三、表现为顺应现状、迎合平庸、忽视精神的超越，因而弱化了人文学者应有的批判精神。这几个方面，导致我国的当代文学理论缺失了应有的原创性和独创精神。我们需要有对我们自己的文学实践进行阐发的文学理论，一种多样化的文学理论，具有充分学理性的文学理论，以不断扩大文学理论的边界和理论的更新。
其实，在当前的文学理论研究中，生机与危机并存。比如，近年来出现了文化诗学、生态文艺学、影视美学、摄影文学论、网络文艺学、超文本诗学，此外还有走向全球化时代的文艺理论即后现代文艺理论著作，就是文学理论的扩容，边界的拓宽，它们从不同的角度探讨新的生长点，丰富了文学理论的研究。同时已经出版的很有分量的研究中外文学理论的专题性著作就更多，它们的作者大多是生气勃勃的中青年学者。
就当今发生的文化研究的转向来看，主要转向两个既有联系、又有不同的方向，一是文化诗学，一是文化研究。有的学者把这两种趋向称作审美派和文化派，叫法不同，但与文化诗学、文化研究的内涵大体是一致的。进行文化研究，我以为这是非常需要的。现在许多带有一定审美色彩的新的文化现象，不断涌向我们，但其中不少现象并非什么文学，而是泛文化现象和物质建构，需要有人对它们进行及时的阐释，我自己就曾写过这类文章。就论者个人来说，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以及其他门类的研究，可以一身二任或多任，也可以在个人研究中使多种研究方式融会于一体，另成一种自有特色的研究格局。文学理论与泛文化研究可以相互借鉴，互为丰富，因此对个人来说，无所谓界限问题，倒是扩大了个人研究的资源、视野与自由。但文学理论作为一种学科，即使是扩容了的文学理论仍是有其自身的界定的；而泛文化研究的种种对象汇总一起，如何成为学科，至今还是众说纷纭，难有定论，所以界限的存在是客观的事实。由于现实文化发展的需要，目前好些高校纷纷在设置文化产业系，那些原来大力主张文化研究的老师，都已转向文化产业的开发，设置课程，编写教材，就其主导方面来说，已经名正言顺地归了位。
面对这样的情况，回顾我们走过的20多年的路程是有意义的，时代不断在变，个人也在不断适应。我个人的思想经历和文学理论研究大致也是如此。
整个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我一直都在反省、自我批判。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作为一个学者，要不要说自己的话？要不要有自己的学术个性？要不要提出自己的见解，还是总跟在人家后面跑？上世纪80年代初期，在现代派文学之争中，我偏向于现实主义文学，对现代主义文学我并不否定，但以现实主义的原则去看待它，衡量它，态度比较保守。到了1985年我对现代派文学态度大变，当年有访问法国的机会，我主要是抱了一个去了解西方文学理论与文学状况的目的去的。法国文化部接待人安排我们观看一些演出，我们专门要求观看那些不易领悟的“荒诞派”剧作，让·日奈的《女仆》一下就震动了我。该剧演出看上去很像现实主义的风格，但它所展示的人的生存状态的荒诞，是如此深刻，人与人之间的非人性关系，是如此不可弥合而震动人心。当时我们还看了其他多部荒诞派戏剧，这就使我的文学观念发生了重要的改变。所以后来我的文章就写到，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仍然在那里发展，出现了好些伟大的作品，但同时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优秀之作，就像一首首悲怆的交响乐，令人回味无穷。后来有的朋友说我是现实主义的保卫者，只重现实主义，其实这并未反映我的真实情况。
20世纪80年代初，我与几位同行接受了撰写一本《文学原理》的工作，大家对需要贯穿、统摄全书的思想即文学观念做了各种各样的思考，因为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后来该书分五编，五编又分成五书撰写，我负责撰写文学发展论，文学本质问题的论述自然就落到了我写的这一书里。当时的文学观念像现在一样，有多种界说，如有坚持意识形态论的认识论文学观，有象征论文学观，有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文学观，有感情论文学观，有心理学文学观，有主体论文学观，还有文学什么也不是的文学观。1982年，我提出文学是“审美的意识形态”的观点，1984年的几篇文章又提了几次，这是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结果。这时我的几个核心观念大体已经形成，1985年到1986年，我就专门写了一篇比较长的文章，发表在《文艺理论研究》1986年第4期上，探讨“审美反映”，此文融合了当时介绍过来的不少新思想，因此与一般流行的反映论是大不一样的。不过那时我还没看到卢卡契的著作，因为他的专门探讨审美反映的《审美特性》的中译本，是1986年底出版的。
1987年我发表文章，对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作了一个比较完整的阐释。但我还觉得不够，因为没有把它放到历史发生过程中来看，于是次年我又发表长文，回溯到审美意识如何从人类劳动实践过程中发生，并成为人本质的确证。审美意识在口头文学中得到表达，成为前文学，但是留下的成品不多。经过长期的语言复杂化过程，特别是文字的生成，积聚了人类生存意蕴的审美意识，与语言文字结构相融合，完成了由前文学向文学的过渡，文学开始成为融合于语言结构的审美意识形式。后来随着社会不断的进化，分工的不断精细化，出现了各种成熟的社会结构，在整体上形成了意识形态体系，文学由此成为审美意识形态。现在有的学者说，找遍“马恩”著作，马克思并未讲过文学是意识形态，更未说过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只能是思想体系，是理性的东西；审美是感性的东西，两者岂能合到一起？其实，意识形态是个极富包容的概念。马克思倒是讲过：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感情、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因此看到上面所说的这类指责，实际上使问题又回到上世纪80年代前的本本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注释学派上，这里篇幅有限，只好留待别的时候去讨论了。
再比如我提出“新理性精神”。这也是我经过十分苦恼的思考后提出来的。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的朋友提出“人文精神讨论”，但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停止了。当时我对这一问题正好积累了一些材料，也有一些自己的思考。我对20世纪的文学发展做过一些梳理，也对“五四”以来中国文化的发展做过自己的思考。我读过关于20世纪的社会生活、运动的著述，亲身经历过声势浩大的反理性运动，对20世纪西方哲学理论思潮如何从理性发展到非理性、反理性主义，非理性中的缺陷与积极作用，都做过一些思索。同时看到现在所谓文学作品中的人文精神如此枯萎，低俗、恶俗流行，心头产生了一种忧虑感。大家不要以为我如今不读什么书了，其实我仍然在读，一些时髦作者的东西我也读，只是读着读着，真要让我呕吐。因此我提出要用新理性精神，来重建文学创作的价值和精神。
这当然是个大题目，我从文学、文学理论的角度试图来作些说明。新理性精神是一种以现代性为指导，以新人文精神为内涵与核心，以交往对话精神确立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建立新的思维方式，包容了感性和文化的理性精神。这是一种以我为主导的，一种对人类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实行兼容并包的、开放的实践理性，是一种文化、文学艺术的价值观。我的这一观点，强调的是我们要从现实生活实际出发，以并未过时的现代性思想为指导，不断地进行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提出新问题，在此基础上进行传统的继承、改造与创新。要在人与人之间强调交往与对话精神，人与人都是独立的，人都是存在于我与你之间，你有自己独立的个性，自有价值，我也是如此，这价值有大有小，但是要相互平等。真正的人存在于相互交往中间，存在于对话中间。在我们的生活与学术中，缺乏的正是这些东西，需要加强学术上的交往与对话，但是需要平等的对话。所以在学术问题的讨论中，要倡导一种走向宽容、对话、综合、创新，同时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具有价值判断、总体上亦此亦彼的思维。要倡导一种新的人文精神，发扬过去被扼杀的个人自由进取精神，并与人际关系相互融合，使之成为文学艺术的灵魂。有的朋友也是同意我的新理性精神的，但我看了他的著作，觉得他把新理性精神说得绝对化了，当成绝对真理了，以为发展到他那里，理论就完成了，终结了，这不又回到原有的思维方式了？
虽然我提出了新理性精神，但有些学者的研究比我还要深入，这使我感到高兴。我在材料方面已积累了好多，还会继续研究下去的。因为我感到，这很可能是一个新理论的生长点，不仅文学、文学理论，就是整个人文科学都是需要的。
作者简介：钱中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732）
文学本质观和我们的问题意识
童庆炳
关键词：文学本质观/审美意识形态/问题意识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所要研究的主要是问题，是中国自身的问题。我们今天处在什么状况，遇到什么麻烦，遭遇什么问题，围绕这些问题去寻找合理的答案是人文社会工作者的主要任务。就文学理论领域说，寻找解决当下文艺问题的答案是建设文学理论的一个出发点。一味照搬古典，照搬马列字句，照搬外国，这都无济于事。必须是围绕自身问题，为了解答问题，去寻找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去寻找古代或外国解决相关问题的一些资源，经过深入的研究，然后找出问题的答案。这是建设我们这个学科的一个出发点。所以，有没有问题意识是非常关键的。
现在，不是说文学理论界没有问题、找不出问题，而是充满了问题。但是有很多年轻的学者，也有很多中年的学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是一味地照搬海德格尔、福科、德里达等西方学者的理论，然后用他们的理论来剪裁我们的实践。其实，他们的理论是从他们国家的问题出发，去寻找答案、去建造的一种理论体系。我们如果要学人家的话，首先要学人家这种针对自己国家问题，针对第一世界所发生的问题所作出的一种理论解答。我们要学的是这种精神，而不是把人家的理论观点、理论照搬过来，用来套我们的现实，这样解决不了我们国家的问题。因为我们国家的情况和第一世界国家相差太远了。美国不过是一个200多年历史的国家，而我国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我们背负着历史的重担，同时我们又有悠久历史可供继承。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又要搞市场经济，很多问题是我们中国人才遇到的，所以我们必须寻找对自己问题的解决方法。我觉得现在的理论界开始要解决自己的问题了。比如，“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以人为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都是力图想解决中国自身的问题。中国有9亿人口在农村，如果9亿农民富不起来，我们怎能说我们多强大，如果我们长期处于这种水平，那么我们还是处在弱小的状态。今天有些年轻学者整天在喊消费主义，我们今天到了消费主义时代了吗？我们人均不过是1000美元，而在农村人均一年的收入只有6000-7000元人民币，这还是算好的（京津地区有的地方年收入还只有625元人民币）。他们什么都消费不了，连买件衣服都要考虑再三。我们现时就是这个状况。
文艺学是在“文革”十年极端僵硬的状况下走出来的。应该说我们文艺学是在一步一步解决自己问题的，首先解决的就是文学是不是刻板地从属于政治？文学有没有独立性？文学是不是要永远听政治的指挥？我们首先面临的是这个问题，当时发表文学从属于政治、还是反对从属于政治的论文几百篇，都是由《上海文学》的评论员的一篇关于反对文学作政治的工具的文章引起的，许多人群起而攻之，坚持要文艺为政治服务。但也有许多文章反对文学当工具，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周扬在全国第四届文代会上的讲话，也不再讲文学从属于政治，而是讲文学要为劳动人民服务，要为社会主义服务。但是，胡乔木当时觉得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彻底，是不行的。他认为以后不再提文学从属于政治了，不提文学从属于政治利多弊少，后来邓小平接受听了他的意见，在一次讲话中说以后不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一下子就解放了文学创作的生产力了，因此，才出现上世纪80年代初期到中期那一大批各种各样的小说，如伤痕文学、改革文学、知青文学等。那是我们解决了自己的一个问题。接着解决的一个问题是文学要不要写人性、写人情。为了这个问题，我们吃尽了苦头。钱谷融写了《论“文学是人学”》，他为此遭到了长期的批判，说是“黑八论”；王淑明提出了写人性，巴人提出了写人情，都遭到了无情的批判，有的人最后为了一篇小文章连命都搭进去了。当时，就要解决文学要不要人学作基础，要不要建立在人性和人道主义这个基础上，马克思是肯定人性还是否定人性，马克思是肯定人道主义还是否定人道主义。不解决这个问题，继续提文学从属于政治这种说法，文学创作就还没有坚实的基础，文学创作生产力的解放就没有彻底解决。当时很多理论家，朱光潜、王元化，我的老师黄药眠、汝信，包括在座的钱中文先生等一大批人都出来讨论人性的问题。最后周扬临死前写了篇文章，其中肯定了人道主义，结果遭到胡乔木的批判。周扬以前思想是比较僵化的，为什么到那个时候才提出文学要以人性论和人道主义为基础？社会主义时期也有人的异化，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就是他自己有切身的遭遇。他在秦城监狱一住就是九年，称他是“阎王殿”的“二阎王”，遭到非人性、非人道的折磨。所以，在他的最后一篇文章里是肯定人性的。这个问题一直延宕了很多年，到了上世纪90年代还在遭批判，90年代中期文学的人性问题才逐渐得到解决。
再进一步，我们又遭遇到了一个问题：文学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文学不再从属于政治之后，那么文学究竟是什么？于是各种各样的理论出现了，这就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有人提出了“文学是一种活动”，但没有解决文学之所以是文学的特殊性。于是，有人说“文学是一种情感”，但是，只是情感，能是文学吗？如果情感不能用艺术的语言表达出来，难道胸中的情感就是文学吗？这仍然解决不了问题，于是，有人回答说语言是一种本体，用的都是俄国的形式主义理论。但问题还是解决不了，那种认为只有语言才是文学的本身，除了语言，其他都是文学的外界的看法，解决不了问题，实际上文学打动我们的不仅仅是它的语言，还有里面的人物、情节，特别是里面的感情，所以这种理论是片面的，我们不能完全接受，不能完全解决我们的问题，当时这种理论很多。1984年，我和王元骧先生提出文学“审美反映论”，钱中文同时提出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为什么讲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呢？从解答“文学是什么？”这个问题上来讲，我们要在政治和艺术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点，同时也能够符合文学的实际。我们说“文学是一种语言所呈现的审美意识形态”，这里包含了几个要素，第一个要素：它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是具有思想倾向的，哪怕是休闲作品也是有意识形态的性质，这一点是无法逃脱的。第二个要素是：文学要让人愉悦，要让人欣赏，要让人精神上有一种超越感、自由感，这就是审美了。第三个要素是：文学是语言所表达出来的，因此文学是语言所呈现的审美意识形态，它是包含了三个要点的结合，它强调了文学中最重要的三个维度：语言、审美和意识形态。我们提出这个概念，是力图实现在语言、审美和意识形态三者之间的完整的结合，这是符合文学的本性的。这首先是由钱中文老师提出来，后来我接着写了两篇文章，《审美意识形态是文艺学的第一原理》和《审美意识形态的再认识》。我比较了几种文学观念，认为这种文学观念是最好的。因为它是符合文学本身的，是大家也能接受的。当然，这个提法首先是符合文学自身的实际的。我们提出审美意识形态是为了解决文学理论的核心范畴，回答文学的本质问题。这种回答兼顾了文学的几个方面，文学的形式、内容，周围的政治环境、文化环境等。在这个思考的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东西，那就是今天乌七八糟的反文明、反文化甚至反人类的东西。我们提出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有价值取向的，要健康的、积极向上的，这就要和社会上那些乌七八糟的文化现象保持距离，甚至抵制、批评它。所以说我们是有问题意识的。有人说，马克思从来没有说文学是意识形态。文学怎么不是一种意识形态呢？马克思理论已经经过100年，从卢卡奇到朱光潜，多少学者都说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还有人说审美和意识形态不配套，审美是康德的东西，意识形态是马克思的东西，康德的东西和马克思的东西是什么关系啊。其实他们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审美的确是从康德开始的，但在康德之后有很多发展，我就谈到过前苏联学者斯托洛维奇的艺术审美本质的观点，他已经不在康德那个意义上来用审美了，他是用马克思的价值论来讲审美，审美是一种评价，对象有价值性，人有情感评价的能力，人用情感评价这个对象，然后构成了一种活动，这就是审美评价，其实这个问题在1957年6月7日，我的老师黄药眠先生就发表了一个讲演：美就是评价。当时，6月7日提出这个问题，6月10日就被打成“右派”，他的那篇论文来不及发表出来，所以后来对上世纪50年代美学大讨论只讲三派：朱光潜的主客观的统一，蔡仪的美是客观的，以及李泽厚的美是实践的，而我的老师是讲美是评价，没有受到关注。我们是在解决问题，试图用我们思考的能力把马克思的东西、中国的东西和外国的东西给融会起来，来回答一个问题。现在也有人对钱中文老师的新理性精神提出批判，认为这个什么也不是。其实，钱老师的新理性精神包含四个要点，这四个要点是相互关联的。钱老师提出文学的新理性精神就是为了回应现实的问题，现实文化当中的种种负面的问题，这些种种负面的问题如何解决，这就要提倡新理性精神，这样才能起到制约的作用。后来，我把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作为《文学理论教程》，用这个教材的学校已经接近千家了，另外据我们的统计，二十几本重要教材都采用“审美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所以这个概念是逐渐趋于成熟的，里面可能有些理论的缝隙仍然没有完全论证好，但我们会继续努力，把它论证好，把它作为一个核心概念。
若干年后，中国会有一批既区别于古代，又区别于西方，是专门回答研究我们中国自己问题的理论专著出现。所以我觉得许明说得对，我们要有问题意识，我们要提出问题，然后通过各种资源的整合、改造、创造，回答我们自己的这些问题。而最后我们对问题的回答是理论的形式，而这种理论的形式可能是自主的创新。
也有人提出疑问，审美意识形态论是一种权宜之计吗？对于这个问题，我断然否认，并非是权宜之计。首先是从文学本身的实际情况做出的一个结论；其次，它能被大家接受，这在中国当前的政治文化环境当中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文学具有意识形态性，不是我的发明，这是马克思的理论，我们不过是整合马克思的理论，最终还是要回到马克思那里。我是一直相信马克思的。比如一般人给共产主义下的定义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据我所知，马克思给共产主义有10多种定义，而我认为，马克思的另外一个定义是更具有本质性的定义，那个定义就是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面说的，共产主义是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统一，人道主义就是人尽其才，自然主义就是物尽其用、地尽其利。我们的国家如果真正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利，那么共产主义就实现了。我认为共产主义本质就是这样，我对很多东西都有自己的理解，比如文学有意识形态性，就拿好莱坞的电影，没有一部不是没有意识形态的，他们的意识形态比我们的电影的意识形态还强。就是那些看起来是谈情说爱的东西，里面也都是有意识形态的，这是我长久以来的一个观念，不是一个什么权宜之计。至于审美更是我心中钟爱的东西，我对审美有多种概括，审美是人生的节日，或者说审美使人成为人，审美是和人文精神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决不是小事。没有审美，人不是人，人还是动物。有些青年学者提倡当下的文化主要是欲望，是欲望的满足。而我提倡审美。如果我们提倡精神的审美，提倡精神超越的审美的话，那么会使兽成为人；如果我们一味地提倡欲望的话，那就会使人变成兽了。这样看来，是要审美还是要欲望呢？这个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审美是意识形态的变异，是我的一个根深蒂固的思想，完全发自我的内心，怎么能是权宜之计呢？这是我对文学的一种理解。我对语言也是有感受力的。所以，审美意识形态的三点都是我的一种认识、理解，是我进入文学殿堂50年来从文学中感悟出来的。
也有人认为审美意识形态是讲文学本质论的问题，但文学概论没有必要讲文学本质论的问题。作为普通的文学参与者，包括作家、读者、文学专业研究者，不再关心文学是什么，而是关心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那么，审美意识形态理论是不是会逐渐被边缘化？其实文学本质问题是任何一个学文学的学生都要关心的，而且是任何一个文学教授都要关心的，不关心文学本质问题是假的。比如有人整天研究文学的形式，在他的观念中，文学的本质观就是文学是形式，如果你不是这样理解文学，为什么你专门去研究文学形式本身呢？这不是让人感到很困惑吗？文学本质是沉甸甸地深藏在每个文学教授内心最深层的一个问题，任何人回避不了。
作者简介：童庆炳，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北京 100875）
中国问题：文艺学研究的当代性
许明
关键词：核心价值/意识形态/中国问题
我到上海工作3年多，虽然仍然在专业领域内，但是另一只脚跨到了思想文化研究领域。特别是主编《社会科学报》，跟社科界学者接触比较多，跟其他研究领域的专家接触也比较多。反过来再来思考文艺学方面的问题，确实有许多想法。
1978年我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是蔡仪先生的学生。一晃20多年过去了。这许多年基本上都在文艺学专业领域里写作和参加学术活动。虽然有时也把脚伸出去，但都涉足不深。比如说思想文化、思想史、意识形态、古陶瓷史、审美风尚等，基本上都与专业领域相关。但这种视野的开拓使我对文艺学的发展有很多感触。在座各位有不少年轻学者，从本科、硕士到博士，学习文艺学，除了谋生之外，还有一个动机就是搞科学研究，为人文科学的发展做一点事情。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要对本学科的发展思考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我记得钱中文老师在我们入学时曾说过，在人文科学领域，推进一小步都是非常困难的。在我读硕士、博士的时候，曾跟你们一样的狂妄，好像这个世界上什么问题都能够解决，好像很容易对专业发展有把握似的，但是现在思考越多，写文章却越慢。当你在某一点上讲到的时候，马上又扩展到无数多的问题，都不好解决。但我认为，这些困惑正是科学研究的境界。举个例子，在1978年研究生入学时，当时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思想是深信不疑的。197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读研究生的时候，1980年入党的时候，我都把自己的困惑表达出来了。我说，当时根本无法或者不敢怀疑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不能想象，如果没有这个理论，那么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社会？我回答不出来。因为我没有找到替代物。所以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我就特别想研究当代意识的重构、当代意识的变革、当代意识的新形态。1985年在苏州会议上，我讲当代意识问题，观点发表在《文学评论》上，1986年与刘晓波辩论。刘晓波认为性、感性和金钱是重构当代意识的旗帜。我跟刘晓波说，你最大的优点是敢于树立一面旗帜，而我们最大的弱点在于没有自己的一面旗帜。我们对经过“文革”庸俗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抱有怀疑态度，但不知道新的替代物是什么。所以我后来就写了一篇文章《一个失重的理论家与一个多元论者的对话》，失重的理论家是我，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找不到自己的立足点。多元论者指的就是刘晓波。这可以看成是那个时代不同的理论选择和思想选择的交锋。到现在为止，以刘晓波为代表的路线也在变化，比如说倒向自由主义，倒向虚无主义，倒向后现代，甚至倒向新左派。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同时代人在变化。我想思考传统理论的合理性，但同时又想革新。在这一路径上，我也在发生变化。比如说拼命想寻找到我立足的那个点，但这个点在哪里呢？我一直在打外围战。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1993、1994年编中国知识分子丛书。我在编书的过程中希望了解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困惑和理论选择。接着又搞中国问题报告丛书。这套丛书让我更深刻地体会到中国问题的当下性。也是因为这套丛书，使“中国问题”成为中国学术界一个重要的话题。我深刻地意识到，随着经济基础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国当代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核心价值肯定要转型。这是一个信念。这个信念的确立是相当困难的。当时连周围的朋友都不了解，不理解。说我迂腐、天真，为什么呢？这么多人都在搞自由主义，你一个人拿起一面旗帜跟他们对抗，这是一个人在对抗一个阵营。左派的朋友说你修正主义，甚至动用自己的权力来压制你。在《和总书记谈心》一书中，我参与写了其中一章，在这篇文章中我最大的“贡献”也许在于讲了两点：一是提出“意识形态真空”，二是要填补这个真空，惟一的办法就是重建社会主义观。这两点现在看来完全没有错误。但是在1996年，我们对此展开讨论，像半夜鸡叫，叫得太早。于是遭受到一系列的精神磨难。2002年我到上海工作，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说，一定要研究当代意识形态，特别是我们的学科。基础问题不解决，我们的文艺学革新是不可能的。我在那个会上讲，我们必须下工夫研究当代意识形态问题，发出自己的声音。其最根本的一个理由就是马克思所讲的，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而我们现在已不是计划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基础变了之后，上层建筑一定要变。形势变化多快啊。两三年时间，我主编《社会科学报》，这是一份意识形态报纸，居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而自己的思想立场从来没有变化过，我感触良多，大时代、大风气变了，也就是说，当代意识形态的困惑、核心价值的困惑这样的问题被注意到了。
想说明的是什么呢？我想说，当代社会意识形态核心价值的重建和思考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话题。在思想文化领域，极左翼被边缘化了，极右翼也在边缘化。当代的政治改革是政治家策动的。不像法国大革命，俄国的十月革命，是思想界长期积累所引发的。但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党内没有一个理论家做过这方面的理论准备。惟一一个是顾准和一些小的理论家，但顾准早就被淹没了，没有人知道他。当时党内没有任何一个理论家有这样的准备，敢于否定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就是由邓小平发动的，是政治家发动的。一旦发动起来，思想的真空谁来填补？体制内的主流始终没有出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思想理论界左右摇摆，这个局面一直到90年代中后期才变化。这才有了文学界的“新理性”、“审美意识形态”，哲学领域的“新马克思主义”、“实践本体”，政治领域“有限政府”、“公民社会”，这些理论都开始慢慢被认可。可以说，体制内的主流理论基本上被边缘化了20年，到了9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成为可以发展的合理路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背景，在我看来，文艺学的研究离不开这段时代背景的分析。现在我们才猛然想到，应该回归，应该重读马克思主义，需要重新思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意识形态结构。
我个人特别关注主流意识形态的变化。我有个评价，2000年开始，党的意识形态部门不断发出了新的话语体系，比方讲“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等等。我极大地关注着这个主流意识形态正在发生的悄悄的变化。主流意识形态领域冒出这么多的新鲜话题，而且可以让你感觉到它是可以无限发展的，让你感觉到一个崭新的学术前景。在本土的思想园地里突然生发出如此多的让你不得不思考的重大话题，这个戏就好看了。这个话题的核心部分是什么？就是在转型时期的中国需要新的意识形态的支撑，需要一个新的核心价值。我参加中央党校召开的科学社会主义会议，他们讨论的就是核心价值问题。当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到底是什么呢？你可以描述六个特征、七个特征，但是核心的东西是什么？目前还不清楚。
为什么我们的文学理论批评总是或左或右？为什么始终无定见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学者本身在核心价值上没有明确的见解。在文艺学界，审美意识形态接触到这个层面，新理性接触到这个逻辑层面，本位意识形态关注这个逻辑层面，中国本位话语在呼唤这个逻辑层面。过去我们一直在呼唤中西思想的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话语的结合。我们这里至少提出了这种结合的可能性，往前走了一步。你也可以不同意，也可以反对。比如说首都师大一个副教授写了一篇长文驳新理性。但是你不要讽刺、谩骂。你没有知识上的优先权。你应该在同等的层面上讲。新理性不好，那么你提个新的东西。你提一个全新的价值选择，行不行？我认为文艺学核心价值的解决还不到时候，但历史的序幕已经拉开。
半个月前，我参加了武汉的纪念恩格斯逝世110周年的大会，法共理论家托尼写的《恩格斯：从一种社会主义到另一种社会主义》引起了我极大关注。过去我们把社会主义理解为计划体制、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早期中期晚期都有变化，他们所包含的内容远远多于这些。托尼在这篇文章里就讲了三种社会主义。一种是合作社会主义，第二种是计划模式，第三种是国家的市场社会主义。实行何种社会主义，是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程度来决定的。这就是法共的领导人，法共的理论家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
同理，我们对德里达的理解怎么样？对哈贝马斯的理解怎么样？存在各种误读吗？肯定是存在的。那么，我们就要思考了，可不可能树立一种核心价值观来支撑我们学科的阅读？而且我认为现在提供了最好的机会。既是解构又是建设。所谓解构，就是传统的、我们所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片面性和传统理论的片面性的东西被解构掉了。同时，我们向西方20多年的学习使我们理解了那些五花八门的看世界的眼光。但是外来的文化既没有也不可能解决中国问题。中国的伟大实践为我们提供了科研发展的巨大可能性。目前，这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机会。
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25年的学习可以告一段落了，我们学习西方的时期过去了。在未来五到十年，应该是我们进行理论建构的时期。所以我在一个会议上讲，我绝对看好七七、七八届的学生，他们还有10年左右的创造时期。在过去25年间，我们谁都没有成为大家，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学习、反思、磨合、尝试。我甚至觉得当时的那批学人，在未来的几年他们真正的理论创造时期应该到了。在未来的五到十年间，是结束这种徘徊局面的时期。所以要把握历史时机，这一点非常重要。你不可能超越历史来做很多事情。现在年轻的学生也要超越自己的局限，才能真正有所作为。这是我一个很简单的思考。
在过去10多年间，我们一直在思考中国学术未来的发展方向。大概有三种：一种是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一种是与当代西方文化的结合；一种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很多人都在呼吁，结果如何我们很难用一句话、一篇文章、一本书来反映。我们做了很多具体工作，比如说文论界，传统文论的当代转型绝对是个好话题。90年来我们一直在开会讨论这个问题。有些人反对它，其实是不应该的，他们没理解这个问题的合理性。再比如吸收马克思主义的合理内核，但到底怎样吸收呢？我们也在做这工作。重读马克思、反思马克思就是这项工作。重新描述我们的思想来源的新面貌，这不是已经做得很具体了吗？
再举一个例子，真正的中国理论你们注意过毛泽东没有？他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持久战，就是中国理论。当然这不是中国的文艺理论。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就是中国特色吧？什么是中国理论？就是面对中国问题，描述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给出中国的答案。新民主主义论就是这样的中国理论。王明为什么失败了？就因为他无视中国复杂的社会现实，简单地把苏联模式搬过来了。所以王明是一个真正的教条主义者。那么我们的文艺学呢？我们的文化理论呢？我们能产生像新民主主义论一样的中国理论吗？其实并不复杂，就是像毛泽东一样认认真真地面对中国问题，把中国问题分解。把文艺学在当代中国的问题分解，然后一小块一小块地解读，5到10年一定会出现一个新的面貌。首先要解决一个方法问题。解决文化观念的问题。中国的文化现象、阅读现象、创作现象、超级女声现象，一个小问题一个小问题的解读，然后把结论汇合起来，你要的答案也就出现了。
我们有许多学者把自己定位为西方理论阐释的专家，比如说我是德里达的专家，你是哈贝马斯的专家，我认为，你再是专家也比德里达、哈贝马斯差远了。向西方学习，这是我们的一个过程，而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他们只应是你的知识背景。哈贝马斯之所以成名，并不在于他解读黑格尔，而在于他解读当代西方社会。现在我们这个模仿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我们的文艺学研究应该关注中国当代的文学、文化问题，现在最缺乏关注这些问题并给出某些答案的文章。我现在既搞研究，又当总编，看的稿子太多了。重复的、平面的、浪费纸张的，太多了。就是没有问题意识。以上管见不是我个人的发明，可以说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经验谈。我们不要把学习和阐述他人作为我们的终身职业，而应该把解决中国问题作为我们的终身职业。
作者简介：许明，上海社会科学院思想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 200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