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指挥渡江战役论文

邓小平指挥渡江战役论文

·纪念渡江战役70周年·

邓小平指挥渡江战役

□ 徐 南

伟大的渡江战役胜利已经70年了,在这一战役中担任总前委书记的邓小平坚决贯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占领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的军事战略方针,指挥百万雄师过大江,一举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妄图盘踞长江以南半壁江山的阴谋,歼敌43 万余人,解放了包括南京、上海、杭州在内的广袤华东地区,夺取了渡江战役的完全胜利。

“这次渡江战役就交给你指挥了”

渡江战役的酝酿源于淮海战役。1948 年12 月,中央军委审时度势、抓住战机,确定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进行渡江作战。12 日,中央军委致电淮海战役总前委,要求歼灭黄维兵团后召开一次总前委会议,商谈“下一步作战计划及将来渡江作战计划,以总前委意见带来中央”,并明确由“华野、中野两军协力经营东南”。根据中央指示,17 日夜,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驱车从总前委和中野指挥机关驻地安徽省濉溪县小李家赶到萧县蔡洼村华野指挥机关驻地,和粟裕、谭震林会合,这是淮海战役总前委成立后5位成员的首次相聚,但18日上午会议讨论的重点却是未来渡江作战和两大野战军的整编问题。会议形成了对于渡江作战的初步意见,会后由刘伯承、陈毅亲赴西柏坡向中央军委汇报。

1948 年底,毛泽东、中央军委酝酿已久的举行渡江战役的决心已经形成。12 月30 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中,向全国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提出了“1949 年人民解放军继续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1948 年更加伟大的胜利”。1949年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西柏坡举行会议,刘伯承、陈毅就渡江作战问题作了专题汇报,会议通过了《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的决议,重申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央的战略方针已定,协同作战的中原、华东野战军(2 月分别改编为第二、第三野战军)相继召开高级干部会议,进行渡江作战的准备。2月9日和2月中旬,总前委、华东局分别在商丘、徐州召开专门会议,传达党中央、毛泽东关于渡江战役的指示精神,研究渡江作战部署及支前等问题。邓小平在会上提出了举行渡江战役的总设想、总要求,首先在高层领导中,用党中央的指示统一思想认识。会后,总前委向中央军委作了《关于渡江作战方案和准备工作的意见》的报告。2月11日中央军委复电批准,要求淮海战役总前委转为渡江战役总前委,作为中央军委的派出机构,“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统一指挥协调二野、三野和四野12兵团的渡江作战行动。

1949 年3 月5 日 至3 月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邓小平、陈毅、谭震林等出席了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召集相关同志讨论了渡江作战问题,决定人民解放军应争取解放长江以南的华中、华南各省及西北地区,完成渡江后,有步骤地向南方进军。3月14日,在中央召集的座谈会上,毛泽东同意邓小平为华东局第一书记的意见,连同已经任命的总前委书记、中原局第一书记、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和二野前委书记,集五大职务于一身,赋予他领导华东和中原党政军民的大权。会后,毛泽东又专门召集邓小平、陈毅等商讨渡江作战问题,他拉着邓小平的手称赞说:“淮海战役,你们打得好啊,一锅没煮熟的夹生饭,硬是被你们一口一口吃下去了。这次渡江战役,就交给你指挥了。”

主持制定《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1949年3月21至22日,邓小平带着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嘱托,按照预定部署,率总前委、华东局、华东军区、三野司令部等机关从徐州大北望移驻蚌埠东南郊孙家圩子村,进行渡江战役方略的谋划。25、26日和28日,总前委召开两次会议,听取二野、三野以及部分兵团司令员的汇报,讨论研究渡江作战的部署问题。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及曾山、张震和28 日晨抵达的粟裕、饶漱石等人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经过反复商讨,研究制定了渡江作战的方略部署。会议认为,在我百万大军直逼长江,拥有战略战役主动权的情况下,可采取宽正面同时展开强渡与有重点的突击相结合的打法,使敌防不胜防,以保证一举渡江成功。“宽正面”就是在东起江阴西至湖口的千里江面上不分主渡、佯渡,分路同时突击强渡;“有重点”就是为减轻东集团因地形(河网交织)、敌情(重兵把守)而利守不利攻的压力,确定中集团过江后,和东集团实行东西对进,打通中、东两集团的联系,使东集团不致孤立,然后在运动中寻求割裂、包围和歼灭国民党军。

制定新区政策,签发命令指示。宁沪杭是著名的“金三角”,江南地区是中国经济相对发达的区域。如何在江南新区迅速建立人民政权、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主持华东局工作的邓小平对这一全新课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部署,于4 月1 日以华东局名义连发《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关于江南新区农村工作的指示》和《关于我军南进与各游击区会师的工作指示》到参战部队,这3个政策性文件坚定贯彻了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方针,吸收了我党接收管理城市和农村的经验,考虑了江南新区工作的实际,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应遵守的纪律,针对性、操作性很强,为接收管理好大城市和广大乡村作了必要的准备。邓小平学习贯彻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不愿放过每一个微小细节,亲自审定、签发了《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关于宣传标语口号问题的指示》《后勤工作部署》等,对参战部队官兵广泛开展新区政策、城市政策的学习教育,他要使干部战士人人懂政策、守纪律,个个有决心地参战。他还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开展访贫问苦、立功创模、渡江宣誓等动员工作,组织召开多次支前会议,号召整个华东和中原解放区的人民都投入到渡江支前中。他给肥东县支前民工作动员时,纵论全国战场形势,形象地分析国民党到处吹嘘“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像一条不能动弹的死蛇”,鼓励民工们树立“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砸烂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决心和信心,极大地激发和调动了广大民工参战支前的冲天热情。

“新的“两委”班子成员到位以后,我们作为前任领导,从工作上从思想上多方面地给予帮助,年轻人学习也快,进入角色转变角色都非常快,现在都能正常地开展工作了。”一〇四团西城西社区原负责人刘军欣慰地说。□

由于纲要高瞻远瞩、总揽全局,在纷乱的形势中提纲挈领,化繁为简,把握事态,充分体现了我军渡江战役目的的坚决性,兵力部署的科学性,战役计划的周密性,战役指挥的灵活性和可行性,连渡江后的追敌、断敌后路、歼灭敌人和新区接管工作都作了充分考虑,为在宏观上驾驭整个战局和实施正确的战役指挥提供了依据和指南。《纲要》3月31 日定稿,4 月1 日以总前委的名义上报中央军委,中央军委经过反复斟酌,4月3日复电同意此纲要。历史已经证明,作为渡江作战的纲领性文件,纲要所确定的总体构想,在渡江战役中发挥了巨大的指令作用,并且得到了圆满实现,为渡江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基坑施工过程中,支撑轴力变化并不是单一不变的,其变化波动起伏但又存在一定规律,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于外部环境、荷载、及现场施工情况等不断变化。[6]因此,在整个监测过程中,应对支撑轴力进行实时监测,并记录外部环境、现场施工进度等详细信息,结合所记载信息对支撑轴力的变化进行科学严谨的分析,准确的预测基坑变形趋势并及时提出预警,为基坑工程安全施工进行有效的指导。

总前委在渡江战役中主抓的几件大事

洞察和战风云,立足战斗渡江。在人民解放军席卷长江北岸即将南进之时,国民党反动政府并不甘心战场上的惨败,在帝国主义的指使下,一方面收集残部,布置长江防线;另一方面打出“和谈”的花招,妄图阻滞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实现其划江而治、建立“南北朝”的梦想。党中央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在和国民党南京政府进行“和谈”的同时,只有充分做好战争的准备,才有可能争取到和平的真正出现。为此,中央军委采取针锋相对的政策,一方面坦诚地和国民党谈判,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江南;另一方面指示总前委做好用战斗方式渡江的准备。4 月11日,中央军委致电总前委:“依谈判情况,我军须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15 日渡江推迟至22日渡江,此点请即下达命令”,并且“不要说是为了谈判,而要说是为了友军尚未完成渡江准备工作,以免松懈士气”。邓小平则认为,不应回避“为了谈判”,而应正面讲清渡江与谈判的关系。同时下达指示,对部队特别是高级干部做好解释教育工作,反复重申和谈是中央的事,谈判成功,于人民有利;谈判失败,责任在对方;即使协议签定了,还要防止敌人反悔或死党之顽抗,我们务必立足于战斗渡江。14 日,中央军委来电认为总前委12 日“指示电甚好。请二野、三野即照此指示向师以上干部着重说明推迟渡江时间的理由,加强战斗准备工作,并多筹粮草油盐”。15日,邓小平又顶风冒雨,赶赴桐城前线,与刘伯承一起召开二野高级干部会议,将中央推迟渡江理由和自己战备决心贯彻到千军万马中。

1949 年4 月20 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毛泽东、朱德21日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邓小平接电后,迅即下达了渡江作战的命令。命令中集团先于全军一步,于4月20 日20 时开始在长江北岸枞阳至裕溪口段,发起渡江突击。21日我军攻占了铜陵、繁昌等城镇。当晚,东、西集团分别从镇江、江阴间和贵池、湖口间渡江,先后突破敌军长江防线,乘胜向纵深发展进攻。22日中午,中集团突入敌人防御纵深已达50公里。当日13时,总前委电呈中央军委,报告“7、9 兵团大部过江,二野主力亦已过江,粟、张东集团估计有3个军已过江,至此渡江任务业已完成”的喜讯。西集团强渡成功后,占领了贵池、彭泽等地,主力直趋浙赣线,割裂汤恩伯、白崇禧两集团的防守,使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23 日晚,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解放,标志其22年的反动统治彻底覆灭,渡江战役第一阶段突破江防的任务胜利完成。

3 月28 日,邓小平、陈毅、饶漱石率总前委、华东局、华东军区机关由蚌埠南下,29 日进驻肥东县撮镇瑶岗村。31 日,总前委在瑶岗召开第二、第三野战军高干会议,研究确定了渡江具体作战部署。遵照中央军委29 日“渡江作战的具体部署,望即拟定电告”的指示,邓小平亲自起草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并召集有关同志逐段讨论和研究审定了这一纲要。

在加热的过程中,花色苷会发生水解或去糖基开环反应,形成查耳酮或其同分异构体α-二酮,然后降解为酚酸和醛类[35]。据报道[5],玫瑰茄花色苷中的两种主要成分飞燕草素-3-接骨木二糖苷、矢车菊素-3-接骨木二糖苷的降解均遵循一级反应动力学,飞燕草素-3-接骨木二糖苷对温度升高的敏感性要明显高于矢车菊素-3-接骨木二糖苷,它们热降解分裂生成原儿茶酸、没食子酸和 2,4,6-三羟基苯甲醛。本实验主要研究添加不同稳定剂对花色苷溶液在80、90和100 ℃下热稳定性的影响,旨为花色苷溶液的热加工提供一种可行的方案。

战略方针既定,邓小平、陈毅、张鼎丞、舒同等在瑶岗主持全局,协调部署,居中指挥,做好发起渡江战役的动员准备工作,规定“总前委使用华东局电台,与两个野战军及三野四个兵团联络。三野各兵团,凡有关作战事宜的电报,除发给粟、张外,应同时发给总前委”。为了将中央军委的战略决策同渡江实际相结合,总前委还和中央军委进行了频繁的电报往来。

从实际出发实施正确的作战指挥

掌握敌情变化,选准渡江时机。在国共和谈结束的4 月15日,中央军委电示总前委和二野、三野:和平谈判决以4 月20日为限期,国民党政府是否签字必须在20日前决定态度,该日以后我军即须渡江。总前委因此密切关注敌情变化,17 日1 时收听南京广播: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成立由汤恩伯兼主任的政务委员会,邓、陈分析国民党政府不会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了,战斗渡江已成定局。根据中央军委“20 日以后我军何日渡江,完全由我方选择,不受任何约束”的指示精神,总前委经认真研究,于17 日15 时就渡江作战部署电呈中央军委,提出20日夜开始全线渡江作战。这个渡江时机的选择,很快得到党中央毛泽东的批准,18日9时中央军委复电表示:“完全同意总前委的整个部署,即二野、三野各兵团于20日开始攻击,22 日实行总攻,一气打到底。”至此渡江作战具体时间终于确定下来。邓小平、陈毅立即将军委命令化为行动,落实到千里渡江战场。

我军顺利突破长江天险后,敌军慌忙撤退,企图在浙赣线和上海地区重新组织防御。邓小平、陈毅等总前委首长依据敌情的变化,决心乘胜追击,扩大预定的战役规模,及时调整了作战部署,先后筹划了两个歼敌重心,形成两个大包围圈:命令东集团主力沿丹阳、金坛、溧阳及太湖西侧之线,中集团主力沿南陵、宣城、广德之线,以钳形攻势向长兴、吴兴地区疾进,切断宁杭公路,合围歼灭宁、镇、芜南逃之敌。27 至28 日,我两路大军与南撤之敌激战于郎溪、广德山区,两天歼敌5 个军共8 万余人,取得追歼战胜利,于5 月3 日解放杭州,进逼上海。5月7日,义乌至东乡段浙赣线被西集团控制,汤恩伯、白崇禧两集团的联系被切断,渡江战役第二阶段任务胜利完成。

根据当地区域土壤条件及油菜产量目标和生长养分需求,通过测土配方施肥,合理制定油菜施肥量,做到精准施肥。重点推广油菜专用肥、缓释肥和生物有机肥的施用,增施硼肥及油菜叶面施肥,推广农作物秸杆还田技术。

4月27日,邓小平、陈毅率总前委、华东局和华东军区机关,向前靠拢,由瑶岗经南京移至丹阳。邓小平又把主要精力投入到解放上海、接管上海的准备之中。此时,败逃的汤恩伯集团25个师约20万人退集上海,奉蒋介石之命,企图继续负隅顽抗或伺机从海上撤逃。总前委令三野第9、第10兵团包围上海,采取钳形攻势,先切断敌军海上退路造成关门打狗的态势。5月12日,我军发动上海战役,首先对上海外围发起进攻,至22日成功地将敌军主力压缩到苏州河以北地区。23日夜,我军向上海守敌发起总攻,以快速勇猛的动作,多路直插市区和宝山、吴淞。至27日,除汤恩伯率5 万人登舰逃跑外,其余15万余人全部投降或被歼灭,上海宣告解放。6 月2 日,三野一部解放了长江口外的崇明岛,至此,震惊中外的渡江战役胜利结束。

渡江战役是中国历史上继晋灭吴、隋灭陈、宋灭南唐之战后第四次大规模的渡江作战。战役历时42天,人民解放军在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下,以木帆船为主要航渡工具,一举突破国民党陆海空军构筑的立体长江防线,并以江河进攻战、陆地追歼战和城市攻坚战相结合,在运动中合围并歼灭其重兵集团,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此役,人民解放军伤亡6 万余人,歼灭国民党军11 个军部、46 个师共43 万余人,解放了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以及江苏、安徽两省全境和浙江省大部及江西、湖北、福建等省各一部,为解放华东全境和向华南、西南地区进军创造了重要条件。1949 年8 月4 日,邓小平在《从渡江到占领上海》的报告中总结说:在漫长的一千多里的战线上,所有部队都无例外顺利地完成了渡江任务。他充满自豪地向世人宣告: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将再不会遭遇到更严重的抵抗了,肃清残余敌人的时间不远了,最后解放全国的时间也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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