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务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宗教因素风险研究
——以斯里兰卡为例
刘黎明 庾永波
（四川警察学院，四川 泸州 646099）
摘 要： 在“一带一路”倡议所涉国家中，斯里兰卡是一个有着悠久宗教传统和浓厚的宗教信仰氛围的国家。近年来，中斯关系发展的顶层设计与政策沟通日益加强，贸易合作越来越多。评估对宗教国家的投资与建设的风险，需要考量宗教因素风险。斯里兰卡持续30年的内战结束后，该国的民族纷争、宗教矛盾、教派冲突、极端主义是当前易发的与宗教密切相关的风险因素，近期在斯里兰卡发生的系列暴恐事件折射出宗教因素风险关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安全，拟当引起我国关注。
关键词： “一带一路”；宗教极端主义；教派纷争；宗教因素风险
引言
“一带一路”倡议是古代丝绸之路时代化、中国化的伟大创举。沿线国家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下共建丝绸之路以实现风险共担、共襄盛举的战略目标，在经济进一步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一带一路”伟大倡议顺应了包容性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一带一路”覆盖的地域广且涉及的地区和国家多，沿线大多数国家的历史传统与现实的社会制度都与宗教相关，各类利益关系又与民族、宗教风险因素密切相连。对“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构成潜在威胁的风险来源大多排除军事、政治、外交等传统安全因素，而从属于文化因素之宗教元素等非传统安全因素占据主导地位。这些国家，宗教风险因素夹杂在民族、地区矛盾中显得格外复杂，很可能对“一带一路”建设进程造成现实影响。本文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之斯里兰卡为例，从宗教与民族关系、宗教类型及相互关系、现实与潜在的宗教风险因素等视角，综合分析和评估斯里兰卡宗教形势及宗教风险因素对“一带一路”建设可能引发的现实危害。
由图5可以看出，ax2的条带清晰，单一，序列长度约为650 bp。ax2菌株18srRNA测序后，登陆Genbank，利用MEGA3.0软件与其他菌的18srDNA序列（菌株号见发育树）进行同源性对比，绘制系统发育树，见图6。ax2与锐形镰刀菌（Fusarium acuminatum）亲缘关系最近，亲缘性为99%，结合形态观察结果，ax2鉴定为锐形镰刀菌（Fusarium acuminatum）。
一、斯里兰卡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的重要战略地位
斯里兰卡，旧称锡兰，丰富的物产和灿烂的宗教文明曾使其自古就有“印度洋上的明珠”和“东方十字路口”的美誉。该国南端港口城市汉班托塔港离印度洋主航道仅10海里，是联接南亚、中东、欧洲、非洲至东亚大陆的重要航运枢纽，成为了“一带一路”海上贸易的关键节点。战后的斯里兰卡通过公共投资与引入外资，加大了建设社会基础设施的力度，整体上该国的投资环境明显好转。近年来，斯里兰卡政府将该国打造成为南亚地区最开放和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发展成为连接东南亚、中东、非洲等经济体的区域经济中心并成为“印度洋物流和贸易体系的轴心”的美好愿景，这与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方向相契合，为深化中斯两国的战略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近年来，借“一带一路”的东风，在中国投资的助力下，斯里兰卡的大量基础设施、港口码头百废俱兴，铁路建设更是如火如荼。然而，由于斯里兰卡历史遗留的民族和宗教问题致使战后国家政治局势动荡不安，民族与宗教纷争此起彼伏。相比较而言，在西方发达国家，宗教风险因素影响下的暴恐袭击大多以“独狼”的形态出现，但是在斯里兰卡这类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宗教形势更加复杂，加之战后的斯里兰卡国家反恐能力相对薄弱，所以往往会出现类似今年四月在该国爆发的多人实施的大规模、连环恐怖袭击事件。同时，斯里兰卡本土的一些宗教矛盾也会成为恐怖活动肥沃的土壤。深入分析斯里兰卡的宗教形势与格局，科学评估并积极规避其宗教因素风险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中斯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深入推进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
二、斯里兰卡的宗教概况
斯里兰卡人口约2144万(2017年)，僧伽罗族占74.9%，泰米尔族占15.4%，摩尔族占9.2%，其他民族约占0.5%[1]，僧伽罗语和泰米尔语同为官方语言和全国语言，斯里兰卡的上层社会通用英语。据统计，在该国居民中信仰佛教的人口约占70.2%，信仰印度教的占12.6%，信仰伊斯兰教的占9.7%，信奉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民众约占7.4%。斯里兰卡的每一种宗教都拥有自己的活动社区，信仰相同宗教的民众的居住场所也大多是在相同的区域，每一种宗教其宗教文化特点亦各成一派。可以说，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已经深入到斯里兰卡民众的每一个人的细胞之中，从饮食到出行、从商业活动到重大的社会庆典都离不开宗教的参与。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宗教发展历史不同，斯里兰卡的宗教并不是沿着部落宗教—民族宗教—世界宗教的轨迹发展。斯里兰卡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其多民族国家格局的形成，是历史上不同时期民族政策影响、民族关系和族群关系的不断变动及其相互作用的结果。
（一）佛教
斯里兰卡是一个古老的佛教国家，其佛教史至少有2300多年，信仰佛教的居民主要是该国的僧伽罗族人。公元前3世纪，印度国的阿育王派遣其子率领僧侣组成了佛教传教士团队意将佛教传入斯里兰卡。之后，与佛教相关的生活礼拜和封建祭祀等宗教礼仪与生活习惯也随之传入了斯里兰卡，这使得僧伽罗族人放弃了原本信奉的婆罗门教转而信仰新传入的佛教。在斯里兰卡统治者的支持和影响下，佛教逐渐成为最重要的宗教组织。“对于信教群众完全受宗教影响的内在情感来讲，如果想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一定让信教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特定宗教的外衣出现”[2]。在葡萄牙等西方殖民者统治斯里兰卡时期，佛教及其教义曾经作为一种民族精神力量团结僧伽罗族人保卫民族、反击殖民主义者的侵略。1948年，斯里兰卡独立后，佛教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政府在1972年的宪法中将佛教定为斯里兰卡的国教并将维护并贯彻佛教的教义精神上升到国家责任和公民义务。
（二）印度教
2019年4月21日的基督教复活节，科伦坡的3座基督教教堂、4家高级酒店及一处居民楼相继发生自杀式的爆炸袭击，当天共造成了290人死亡、500多人受伤。这一血腥袭击被称作“911”事件后最严重恐袭之一，它打破斯里兰卡自平息泰米尔反政府武装后保持了10年的和平、稳定与安宁，也宣告着这是一次典型的“基地主义”式的恐怖袭击的回归：连环爆炸案，自杀式的袭击，既有对一般民众无差别的血腥杀戮，暴恐袭击也选择了具有宗教纪念意义的时间以及特定的目标。
斯里兰卡位于印度半岛南端与印度隔海相望，一衣带水的自然地理区位就决定了斯里兰卡的宗教制度与历史文化必然要受到印度的影响。公元前2世纪，泰米尔人从印度半岛南部渡海入侵斯里兰卡，有组织地进行移民并传入印度教。印度教的传入给斯里兰卡带来了不同的宗教文化，同时也给新的社会带来了印度古老的种姓制度，种姓制度覆盖并影响着斯里兰卡整个社会并与国家政治体制、社会价值观念、宗教与文化传统息息相关，它成为斯里兰卡传统社会中最为重要的社会制度和规范，对民族宗教的发展乃至整个社会结构和经济制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僧伽罗族与泰米尔族之间，由于宗教信仰及民族风俗的差异，僧泰两族之间爆发的宗教纷争连年不断。从斯里兰卡整个宗教发展历程来看，印度教在国家认同与社会地位上不及佛教，虽然印度教在斯里兰卡历史上有过短暂的宗教复兴，但是其宗教影响力远远不如佛教。
（三）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创立之后，公元7世纪，出使麦地那的斯里兰卡使者将伊斯兰教义带回国并开始将其传播开来。此后，到斯里兰卡寻求珠宝、经营香料的阿拉伯商人进一步传播伊斯兰教并与当地僧伽罗人、泰米尔人及印度南部人通婚，融合成新的民族——斯里兰卡摩尔人。著名作家德·席尔瓦在其著作《锡兰地理》中描述道：“现在，这些城市（普塔拉姆、卡尔皮提亚、别卢瓦拉）无一不是港口，而且顺利地吞吐着数量不多的帆船。不仅如此，穆斯林居民在这些城市所占的比例之高证明了它们过去作为海上贸易中心所起的作用。”
16世纪之后，随着葡萄牙、荷兰、英国等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斯里兰卡的穆斯林或被战争迫害，赶出家园；或被殖民者挑起宗教矛盾，与国内其他宗教信徒之间制造分裂，甚至流血冲突。在政治方面，穆斯林在斯里兰卡独立后成立了“斯里兰卡穆斯林联盟”并会同锡兰国大党、僧伽罗大党组成国民党，又以穆斯林联合阵线的名义单独参加历次大选。在斯里兰卡的大部分城镇中，穆斯林毛拉们建立起许多古兰经学校，称之为“帕力库丹姆”（Pallikkoodams），教授诵读《古兰经》和其他伊斯兰基本教义。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穆斯林儿童就学于国立中学，古兰经学校的重要性逐渐下降[4]。当前，斯里兰卡的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由斯里兰卡摩尔人、印度摩尔人、泰米尔人、印尼马来人和巴基斯坦人组成，逊尼派的沙斐依学派占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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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主教及其他宗教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宗教在阶级社会不仅是剥削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在近代更是充当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愚化群众、文化渗透的强大工具。一个民族对一种新的宗教或是外来宗教的认识和接受在开始之时一般都是持消极态度，从新的宗教初传到一个民族全部接受，这要经历一段很长的时期。新的宗教要经历与该民族原有宗教的长期斗争，新的宗教只有取胜之后才能在该民族的宗教意识形态中大行其道。但这种新旧信仰之争，即使有统治者的支持，新教也很难一下子取而代之。在葡萄牙人入侵斯里兰卡之前，斯里兰卡由僧加罗人统治，国王即佛教的传播者，是斯里兰卡最高权威象征，整个王权社会都建立在佛教的基础之上，以佛教教义及精神为基础的社会价值观念构建了僧伽罗族封建统治的意识形态体系。在葡萄牙殖民主义者统治时期，外来的天主教形成了对斯里兰卡佛教统治力量的强大冲击，同时也动摇了种姓制度的社会基础。这使得斯里兰卡越来越多的民众清醒地意识到只要他们放弃了原有的宗教信仰就能够跨过种姓制度，在殖民主义者的统治中谋求从未拥有生活福利甚至跨越社会阶层的鸿沟，于是民众纷纷放弃佛教或印度教的宗教信仰改信天主教从而得以进入国家管理层面，从而转变社会阶层。至此，斯里兰卡的民族和宗教问题变得更为复杂，既有本国僧泰两族佛教与印度教的对立与冲突，又有伴随着殖民侵略而来的宗教渗透和侵扰。
17世纪中叶，荷兰通过战争取代葡萄牙开始了在斯里兰卡的殖民统治，为完成新教对伊斯兰卡的渗透，荷兰殖民主义者以工作上优厚的待遇为条件，吸引民众变成新教徒。工作机会均等的社会新机制打破了斯里兰卡僧与泰两族常年对峙的社会局面，使得两族民众意识到背弃固有的宗教信仰而改信新教能够使其通过改变宗教信仰而获得平等的社会工作机会从而改变现实的经济地位。尽管葡萄牙人与荷兰殖民主义者给斯里兰卡带来了天主教和新教并利用宗教维持了数百年的殖民统治，但斯里兰卡人内心深处依然充满着对佛教和印度教的眷恋。在19世纪初，英国统治斯里兰卡时期，曾一度出现了以佛教为核心的宗教复兴运动，该国人民以此为民族精神反击了英国的殖民侵略。
三、斯里兰卡宗教因素风险的主要类型
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特殊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而形成的社会文化现象。宗教因素风险是风险理论在宗教活动中的考察和应用，是对宗教在国家生活中可能引起的社会危害的研究。宗教本身不具有风险，但是在一定条件下，宗教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因素相互交织，就有可能衍生出宗教因素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宗教信仰状况各不相同，在大部分的国家和地区之中，宗教的存在是一种现实变量，它极大地影响着沿线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在科学治理和积极引导下，宗教可以成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助推器，形成文化的区位优势，但宗教的变量作用却具有不确定性，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还可能产生宗教因素风险，进而可能导致宗教的“蝴蝶效应”[5]。众所周知，宗教通过其弥散性特征极易渗透到社会各层面而增强其宗教因素风险，我们根据世界宗教形势的分析及重点国别宗教因素风险研判，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斯里兰卡当前存在的宗教因素风险概括为如下基本类型。
（一）宗教信仰人数及比例带来的风险
宗教思想源于对自然和精灵的图腾，其本质是对现实社会的虚幻反映。宗教试图用教义精神来净化心灵以此来对抗世俗社会的纷繁，因此宗教思想大都蕴含着超验性与非理性的因素，如若再辅之以虚假的描述配以诱导性的宣讲，宗教的非理性因素将进一步扩大，极易可能走向宗教极端化[10]。斯里兰卡在近代抗击殖民侵略的斗争中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重建，其国内统治阶层演变出了极端“宗教沙文主义”并为佛教增添了不宽容的政治色彩，在当前“政治伊斯兰”的国际宗教阴影下，“政治佛教”也显露出煽动并扩大国内族群冲突与宗教矛盾的新阴影。
斯里兰卡国家虽小，但它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多语言、多宗教国家，2100万人口中几乎全民信教。在这种多元宗教格局下，绝大部分国民基于历史文化传统而信奉佛教。佛教徒占到该国人口的70%之多，从古至今都保持着一种压倒一切而占据主导地位的一元化宗教形态。全民信教的社会特征其实质是对一个民族信仰某种宗教的规模及程度的反映，是宗教与民族的全面结合关系。为了赋予佛教“政治性宗教”的特殊身份，斯里兰卡的国家主义者们从19世纪开始就一直致力于佛教的国家化与意识形态化，并把对国内其他宗教的歧视与排斥合法化。斯里兰卡独立后，由僧伽罗族佛教主导的政党组织纷纷成立，诸如僧伽罗族传统党（SU）、人民解放阵线（JVP）、全国僧伽罗僧侣党（JHU），他们举起了反对向泰米尔族放下权力的旗帜，一直秉持着分权化就是对分离主义的让步和低头的态度，这无疑会加速僧伽罗佛教国家化的进程，从而影响政局的稳定。
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交流与互学互鉴能够提升个体及组织相互依存的程度，是不同民族或宗教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先决条件，也是今天世界各国提倡并建立人类命运共同的必然要求。斯里兰的民族宗教矛盾集中表现为信仰不同宗教的僧泰两族之间的纷争，虽然僧泰两族都来自于印度次大陆，但他们秉承着不同的民族传统与宗教文化，其价值观念差别很大。在被西方殖民者统治时期，僧泰两族人民都处于被外来殖民者奴役的地位，期间并未发生过较大的民族或宗教冲突。国家独立前，僧泰两族因议会席位问题在国务会议上就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导致泰米尔族人抵制国家选举，之后产生的政府内阁也全都由僧伽罗人组成，加之英国结束在斯里兰卡殖民统治后将国家权力移交给了僧伽罗政党，这为斯里兰卡独立后僧泰两族之间的民族宗教纷争埋下了危险的种子。
（二）宗教教派纷争的风险
全球化背景下带来的现代性流动，加速催生着国家内部的文化碎片、社会分化以及身份焦虑，进而造成族群间的认同冲突。由于历史原因，僧泰两族作为斯里兰卡人口数量最多的民族分别信仰佛教与印度教，两大民族与其所信仰的宗教是高度对应的，僧泰两族的冲突是对生存空间、民族权利的斗争，其民族争斗的背后也是不同宗教意识形态的矛盾。斯里兰卡独立之后僧泰两族的民族争斗与宗教矛盾并没有因殖民统治的结束而消停，僧泰两族围绕着对政治权利的争夺而发生的民族纷争延续了数十年。
(2)采用不同数据处理方式获得组成数据对计算的烃露点有较大影响，实际应用中，组成采用苯、甲苯、环己烷和甲基环己烷等组分单独定量，而其余组分按照碳数归类分析时，获得的完整组成数据计算的烃露点和直接测定结果更为接近，两者平均偏差在3℃以内。因此，在需要使用组成数据计算烃露点时，宜采用苯、甲苯、环己烷和甲基环己烷等组分单独定量，而其余组分按照碳数归类的分析和数据处理方式，由此获得的烃露点更为准确可靠。
斯里兰卡由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及民族形成的复杂历史特征，出自其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宗教等方面的需要，一直与印度、阿拉伯等周边国家有着密切的交往。同时，斯里兰卡国内现行的诸多宗教均源于境外，与其宗教的境外发源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尤其是斯里兰卡的伊斯兰教。每年都有不少穆斯林去麦加朝觑，但是斯里兰卡政府曾以外汇不足为理由，严格控制去麦加朝觐的人数，每年只允许极少的穆斯林信徒去麦加朝觐，但是能够从国外获得旅费的信徒不受这种限制。由此，每年仍然有不少斯里兰卡的穆斯林信徒能够前往国外朝觐[11]。
（三）宗教极端主义的风险
宗教极端主义是披着宗教外衣的政治现象，它将“宗教”与“极端主义”集于一身，一般经由信仰极端化—行为狂热化—宗教政治化—组织诡秘化的发展轨迹，最终导致宗教异化并蜕变为宗教极端主义[8]。宗教极端主义是建立在对原有宗教教义的歪曲和篡改，极端分子习惯于以此作为裹挟信教民众的思想工具[9]。历史上僧伽罗族统治者所创造的“民族、宗教和国家相统一观念”深刻地影响着今天斯里兰卡的整个国家，斯里兰卡现存的宗教极端主义主要是由佛教民族主义所引起的宗教极端思想，其试图将佛教、僧伽罗人和斯里兰三位一体的意识形态融入国家治理之中，使佛教与僧伽罗人的民族意识和国土观念形成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也形成了斯里兰卡佛教的“宗教沙文主义”。内战结束之后，“宗教沙文主义”对斯里兰卡的宗教关系仍有极强的影响，成为该国佛教徒秉持仇视、暴力攻击其他教徒和民族的精神武器。2018年3月，斯里兰卡发生了信奉佛教的僧伽罗人针对伊斯兰教清真寺的多起暴力袭击，由此，斯里兰卡当局一度发出了国家紧急状态令。
为了满足对外立异、对内认同的需要，宗教社会组织一般会制定与之教义相适应的教规和制度从而进一步强化宗教的社会属性并将宗教信徒纳入到共同的社会组织之中，规范其内心的信仰和个体行为，影响乃至决定着信徒们的社会生活。宗教教义使信仰同一种宗教的信徒秉持着一致的思想方式来看待和处理神圣世界与世俗世界的关系，同时宗教信徒将共同的思想观念与宗教信仰转化为社会实践活动，结成教派组织，这使得宗教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6]。
（四）境外宗教渗透的风险
在斯里兰卡独立之后，佛教教徒与穆斯林教徒、僧伽罗人与泰米尔人之间的宗教冲突也从未间断。特别是斯里兰卡1972年宪法将佛教定为国教，同时把僧伽罗语指定为官方语言，这彻底激化了僧泰两族的矛盾，信仰印度教的泰米尔人认为印度教变成了宪法保护之外的宗教，不再与佛教及其他宗教享有同等的法律地位而感受到宗教歧视，由此僧泰两族爆发了持久而大规模的流血冲突。从1983年开始，民族冲突与宗教矛盾逐渐演变成以僧泰两族纷争为基础的内战，直至2009年斯里兰卡政府军镇压泰米尔猛虎组织之后，国家才进入了相对和平时期。逃亡及旅居海外的泰米尔族人却没有停止分裂斯里兰卡的企图，其极端言论与分裂行径时有发生。从当前的国家形势来看，僧泰两族握手言和、和谐共存的局面恐怕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
教师作为传道者，自己首先要信道、明道，要先受教育。面对新环境、新任务和新目标的挑战，辅导员自身的知识、素养、眼界和能力必须跟上形势的变化，不然就会出现“本领恐慌”。“打铁必须自身硬”，克服本领恐慌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学习。学习是辅导员提高素质、增长本领的非常重要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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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教是斯里兰卡的第二大宗教，该教在广泛吸收并融合了婆罗门教、佛教等宗教的教义以及民间风俗习惯的基础上而建立，它将森严的种姓制度作为其最核心的教义。印度教的最大宗教特征在于它将无神论与泛神论、一神论与多神论包罗于一体，就连当年英国的外交部宣称其无法对印度教作出准确的定义。马克思曾说：“这个宗教既是纵欲享乐的，也是自我折磨的禁欲主义；既是林加崇拜的，又是佳格纳特的；既是和尚的，又是舞女的宗教”[3]。
另外，得了带状疱疹不要焦虑，饮食宜清淡，避免过度劳累及锻炼。尽量避免接触免疫功能低下者，如老人、儿童，以免传染。
当前，中东地区的“IS”等恐怖组织外溢化、网络化和碎片化的特征比较明显，恐怖组织在中东地区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其武装力量已被彻底铲除，与之相反，这个由分散状态聚合而成并形成独立的恐怖组织在遭受重创之后重新化整为零继而转入分散的蛰伏状态，去外参加圣战的恐怖分子回流本国并试图再次通过暴恐袭击本土化来延续它的宗教极端意识形态、战略诉求及生存方式，而斯里兰卡系列暴恐袭击堪称其“溃而未败、散而未灭”的最新表征。
四、“一带一路”视野下斯里兰卡宗教因素风险的防范
（一）加强国内宗教对话，减少民族或宗教冲突
如果说现有的政治性的歧视是个别政党为了获取在选举中的胜利，宗教性的同化则是统治者为了实现统治的稳固和政权的平衡，然而二者的结合却更加容易变成民族冲突与宗教矛盾的螺旋，造成国家内战的进一步升级[7]。如果“政治性宗教”的佛教身份日益制度化及僧伽罗族主导的佛教国家意识形态通过宪法转变为国家法律和基本政策，斯里兰卡的宗教矛盾将更大程度地被激化，宗教冲突甚至区域性的国内战争可能会重新爆发。
观察组72 h与对照组72 h MRI检测值对比，发现SWI相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观察组72 h与1个月后MRI各项检测值对比，发现T1 flair、T2 flair 和SWI图，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表2。
当前，在宗教问题上，斯里兰卡国内宗教形势呈现出除僧泰两族信仰的佛教与印度教外，还存在因殖民统治而传入的天主教等多种宗教并存且宗教与民族矛盾和其他社会问题相互交织的局面。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不同国家、文化、文明之间，不同民族、信仰、种族之间不再相互隔绝而交流不断增多，宗教对话逐步成为世界主要地区和国家解决宗教纷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途径。
（二）坚持民主立法，加强宗教冲突的宪法治理
斯里兰卡是一个古老的佛教国家，有着2300多年的佛教历史，其佛教文化十分发达，乃至于国家政治与社会制度都带着鲜明的宗教色彩。斯里兰卡独立之后，僧泰两族的民族宗教矛盾与隔阂非但没有完全终结反而上升为对国家政治权力的争夺，1978年宪法以专章的形式将佛教定为斯里兰卡的国教，这无疑是国家对佛教的偏袒而对印度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其他宗教予以不平等的宪法地位。在历史上，以僧伽罗族为代表的佛教政治势力裹挟制定国家法律与民族宗教政策的权力，曾一度把佛教推崇到国家信仰体系的最高地位，今天斯里兰卡依然存在宗教势力操控民族政党通过国务会议主导国家的命脉的政治特征。不平等的宗教政策成为斯里兰卡独立后民族与宗教纷争乃至长达30年国内武装冲突的重要原因。平等是宪法治理的重要原则，国家之任何公民，不应因民族、种族和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在国家立法中应特别关注不同宗教信仰的民族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而杜绝民族特权与宗教特权，从而规避宗教冲突和极端主义倾向。
（三）科学制定民族政策，构建和谐民族关系
斯里兰卡在国家独立后虽然摆脱了殖民主义统治的桎梏，但民族冲突已成为国家发展难以逾越的障碍，民族冲突的背后既是不同民族对国家政治权力的争斗也是宗教纷争在民族问题上的蔓延。斯里兰卡1972年宪法将佛教定为国教并把僧伽罗语在宪法的层面确定为官方语言，这缘于作为大民族的僧伽罗人担心本族语言文化被少数民族的泰米尔人侵蚀而制定的民族政策，带着民族偏见的“自卫”政策却让本就复杂的民族宗教矛盾变得更加恶化。对于斯里兰卡这样的多民族国家，和谐的民族关系是战后国家经济复苏的有力保障，民族政策应当体现对有着不同宗教信仰的民族的法律保护和利益保障而不应充当大民族主义和宗教沙文主义的“帮凶”。民族平等与团结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实质所在，应当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世界多民族国家治理民族和宗教问题的有益借鉴。
结语
纵观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宗教因素始终如影随形。不同的宗教以多种多样的形式与符号将人类社会分成相互区别的群体。与此同时，伴随着宗教的产生、传播和嬗变，各种各样的宗教问题、矛盾和纷争也此起彼伏挥之不去。如何应对和治理宗教因素风险成为摆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面前的一个难以回避的普遍问题。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在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框架下中斯两国全方位的务实合作得到稳步推进。越来越多的斯里兰卡高层和民众认识到“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是发展本国经济与改善民生的重要机遇。斯里兰卡的宗教因素风险在南亚国家中偏高，如上文分析这些风险多集中在“宗教沙文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宗教矛盾、“政治佛教”等方面。斯里兰卡宗教因素风险偏高与该国民族、宗教与国家相统一的治国理念和历史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对斯里兰卡宗教因素风险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消除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下中斯两国交流的文化隔阂，借鉴彼此宗教治理的有益经验。只有充分研究潜在的宗教因素风险，才能准确把握宗教在斯里兰卡国家治理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促进中斯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稳步、健康发展。
图7给出了两种场景下分时电价和上下层调度方差的收敛曲线。第一次求解后上下层调度方差显示，上层在不考虑电动汽车个体停驶需求而制定出的分时电价无法按照理想需求响应模型影响电动汽车进行充电。从图中可以看出，经过6次迭代后算法收敛，分时电价趋于稳定，上下层充电调度方差趋近于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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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D6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6405（2019）03-0059-05
作者简介：
刘黎明（1967-），男，四川开江人，四川警察学院侦查系教授，主要从事国家安全学、侦查学研究。
庾永波（1987-），男，四川资阳人，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四川警察学院2018级警务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家安全学。
收稿日期： 2019-07-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视野下的跨界民族及边疆治理国际经验比较研究”(项目编号:15ZDB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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