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73号系列文件对朝鲜战争走向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朝鲜战争论文,走向论文,文件论文,系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朝鲜战争爆发之初，美国政府认为“进攻是由苏联发动、支援和怂恿的”。① 因此，准确预测苏联在朝鲜半岛及世界其他战略要地可能采取的行动，对美国的战略抉择至关重要。按照杜鲁门总统的命令，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以研判苏联及其卫星国的动向和美国的应对方案为主要内容，从1950年7月1日到8月25日，先后五易其稿，拟定了国家安全委员会73号系列文件（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Report 73，NSC73）。文件从全球战略的视角出发，既确定了要把朝鲜半岛的战争局部化，又提出了要夺回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主动权，为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决策的形成提供了重要依据，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我国学术界对朝鲜战争的研究正在步步深入，但尚未对该文件给予足够的重视。因此，准确解读NSC73号系列文件，有助于深层次认识美国对于朝鲜战争的决策过程，揭示美国有限战争政策提出的初衷及其走向，并深化对朝鲜战争的研究。
一、NSC73号系列文件提出的战争局部化思想及其为越过三八线决策所作的铺垫
NSC73号系列文件题目为《美国对苏联根据朝鲜态势可能做出的进一步动向的立场及行动方案》。1950年7月1日匆忙提交的NSC73号文件只有对苏联动态的概略阐述而没有应对方案。文件明确指出：“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这一前提将指引着我们。”在对苏联意图和行动的分析中，文件虽考虑到朝鲜战争可能是苏联发动世界大战总体计划的一部分或是世界大战的第一阶段，但更倾向于认为朝鲜战争的爆发表明苏联没打算马上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② 7月29日，修改后的NSC73／1文件，除补充和完善对苏联动态的分析，还增加了美国对苏联可能行动的应对方案。文件首次明确了全面战争与局部战争的界限：如果“苏联军队有组织地公开进攻”，或通过卫星国进攻伊朗、土耳其、希腊、南斯拉夫、西德、奥地利和日本等战略要地，美国应当准备执行紧急战争计划，并进行相应的动员，在时机有利时进入全面战争。如果苏联卫星国武装军队进行一次单独的、公开的军事侵略，美国应当主动将冲突局部化。③ 这就是说，美国虽然不会把南朝鲜拱手让给苏联，但南朝鲜也不是美国势在必得的战略要地，只要苏联不公开出兵，就不会演变为全面战争。这是美国确定朝鲜战争局部化战略的首次明确表述。
该文件经参谋长联席会议修改后，作为NSC73／2文件提供给8月10日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讨论。文件认为，从1945年以来，苏联一直在极大地增强能力以准备世界大战。尽管不能得出苏联打算马上发动世界大战的结论，“但苏联蓄意或是由于判断错误而诉诸战争的危险会由于朝鲜战争而增加，甚至立即解决朝鲜危机也不能消除这种危险”。美国的军事能力不足以应付当前的义务和责任，应当尽量避免单方面行动，而是努力在联合国这个体系中行动。作为威慑，也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世界大战，应当立即开始增加自由世界的现有兵力，以便有足够的能力实施抵抗进一步侵略的集体安全行动。④ 经讨论后于8月22日出台的NSC73／3文件，进一步重申了战争局部化的思想，提出用政治手段制止侵略，发挥联合国的作用。如果出现“北朝鲜军队单独或加上隐蔽行动的增援部队，迫使联合国军在朝鲜撤退”的局面，“南朝鲜政府应当从朝鲜大陆上撤离”。如果联合国决定追究苏联对北朝鲜的侵略所承担的责任，“美国在不严重危害到执行紧急战争计划能力的情况下，采取所有的反击措施，继续将战争局部化”。⑤ 8月25日出台的NSC73／4文件，与前一份文件相比改动不大，只是申明，“不能将联合国当成保卫美国基本安全利益的唯一手段来依靠”。⑥
应该看到，NSC73号系列文件形成过程，正是美国政府有关部门对是否越过三八线争论不休的时期。早在6月29日晚美国政府研究向朝鲜派出地面部队的同时，NSC73号文件起草班子第一次开会就谈到了越过三八线的问题。负责起草该文件的乔治·凯南在文件中埋下了伏笔：如果中共军队介入朝鲜战争，就意味着朝鲜战争的扩大，美国应该修正在朝鲜的军事使命的概念。⑦ NSC73号系列文件从总体上虽然一再强调战争局部化的思想，但其所作的分析和结论对美国政府最终形成越过三八线的意见起到了重要的铺垫作用，这在表面看似乎是矛盾的，但实际上有其内在逻辑，相关因素有三：
第一，面对“共产主义的扩张”，美国决心夺回主动权。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对NSC73／1文件的修改意见中提出，美国应该明白，纯粹消极、防御性的措施，即使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作后盾，也不足以使苏联对自由世界的威胁减少到可以控制的程度。“美国必须考虑通过少量的战争机会，对苏联准备并发动政治、经济及心理攻势，来阻止克里姆林宫统治世界的计划”，“将苏联置于守势”。⑧ 这段话在NSC73／2文件中表述为：“现在美国及盟国应该采取行动来重新夺回主动权，阻止进一步的侵略，并且增强我们战胜侵略的能力。”⑨ 从这期间美国拒绝英国、印度等国关于通过谈判在三八线上恢复和平的提议看，显然美国认为这样不足以显示遏制扩张的决心，也不能阻止苏联及其卫星国发动新的战争。
第二，判断苏联既不会出兵朝鲜，也不会立即引发大战。NSC73号系列文件认为，苏联策划北朝鲜进攻南朝鲜，其目的无非是取得对南朝鲜的战略控制权，并不打算引发全面战争或是与美国摊牌。“有苏联军队亲自在朝鲜参战的危险，但实际的冲突很可能发生在美国和苏联的卫星国之间”。而且苏联非常乐于看到美国的力量不断消耗在朝鲜战场上。美国正是利用苏联的不出兵政策和坐山观虎斗的心理，策划越过三八线摧毁北朝鲜武装力量，以期尽快结束朝鲜战争。
第三，判断苏联会“将中国共产党军队引入到朝鲜战争中”，但中国首先进攻台湾的可能性更大。“最有可能的是在朝鲜使用中共部队，并攻击福摩萨，但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⑩ 即使中共部队公开进入朝鲜，联合国军只要能进行有效抵抗就应继续此种行动，并扩大到“在朝鲜以外对共产党中国采取相应的空军和海军行动”。(11)
上述判断为其后不久出台的NSC81号文件越过三八线的决定解除了最主要的顾虑，从而使美国背离了战争局部化的初衷，走上了扩大战争的道路。
二、NSC73号系列文件对苏联动态的判断及其影响
美国准备在朝鲜战争中走得越远，对苏联的疑虑就越重：一是担心苏联可能会对欧洲、中东、日本甚至美国本土发动攻击，而朝鲜战争不过是其对美国实施战略牵制的手段；二是担心苏联坐山观虎斗，利用朝鲜战场不断地消耗美国的军事实力；三是虽然相信苏联不会马上发动世界大战，但认为世界大战迟早会爆发，美国不能把有限的军事实力都投入到朝鲜战场上；(12) 四是担心苏联会利用不直接出兵的特殊地位，策划和平攻势来分化美国及其盟国。(13) 文件对世界大战危险的夸张估计和瞻前顾后的矛盾心态，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决策和朝鲜战争的进程。正如中国学者崔丕和侯文富所指出的：“既要遏制所谓苏联的扩张，又要防止与苏联的全面战争，也是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始终一贯的原则，在不断调整政策过程中一直起重要作用的因素。”(14)
NSC73号系列文件反映出的这种矛盾心态，对美国在朝鲜战场上投入的兵力起到了极大的牵制作用。1950年7月，南朝鲜和美国军队在战场上进展不利的时候，杜鲁门就曾说过：“我的政策是加强那些自由世界防御力量薄弱的地区。伊朗、希腊、柏林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都是向共产主义作斗争的据点。同样，我们增加对印度支那和菲律宾的援助以及把第七舰队调去保卫福摩萨，也是为了增援面临共产党压力的地区。但是每当采取这样一个步骤的时候，都不能不看到其他许多可能发生问题的地方，也不能不看到如果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孤注一掷时所要遭到的危险。”(15) 美国投鼠忌器，特别担心苏联乘机在欧洲动手，于是在朝鲜战争期间花费很大的精力和财力组建北约的军事力量，决定向欧洲增派4个师，甚至在1950年10月中旬刚越过三八线不久，就准备从战场上调一个师的兵力到欧洲。同时，美国又担心苏联伺机攻占日本，因为在朝鲜战场参战的美国军队大部分来自驻日本占领军。(16) 后来，在中国出兵朝鲜给联合国军以沉重打击之后，美国军方估计他们在朝鲜战场上的兵力缺少30％到40％。(17)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上形势最不利的时候，美国决策层决定宁可撤出南朝鲜，也不能向朝鲜战场增派兵力。(18)
这种矛盾心态对美国扩大战争的企图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11月底12月初，美国得知中国东北有300架飞机，其中200架是双引擎轰炸机，对联合国军构成很大的威胁。军方很想摧毁这些空军基地，因为顾虑中国或苏联对南朝鲜甚至是日本采取对应行动而作罢。(19) 由于越来越担心中国的空袭，美国军方的意见又有了改变，1951年4月28日，参谋长联席会议致电李奇微，授权其“对满洲和山东半岛的敌人空军基地进行空中侦察”，一旦“敌人从朝鲜以外地区对朝鲜地区的联合国军进行大规模的空袭，授权你无须请示参谋长联席会议或更高当局，就可以向敌人在满洲和山东半岛的空军基地发动进攻”。(20) 仅仅过了三天，参谋长联席会议再次致电李奇微，将这一命令修改为：“一旦中共由海上或空中进攻美国在朝鲜以外的军队，同意原则上可以立即对中国大陆采取报复性行动”，“但必须报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21) 这一修改不仅把报复性措施的决定权收归参谋长联席会议，而且前提条件变为中国进攻“美国在朝鲜以外的部队”，这只能是朝鲜半岛以外的另一场战争了，实际等于说不能因为朝鲜战局而对中国进行报复性轰炸。其原因不仅由于国际舆论和盟国的反对，主要还是担心俄国人的4000架飞机，并且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中国志愿军空军的一部分就是苏联空军。(22)“北平和莫斯科，在意识形态上，在条约上，都是同盟者。一旦我们进攻共产党中国，那么我们就必须预防俄国出面干涉”。(23)
在这种矛盾心态的驱使下，美国尽量避免刺激苏联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利用苏联。朝鲜战争带有明显的两大阵营对抗的色彩，作为共产主义阵营核心力量的苏联没有对安理会号召联合国成员武力支援南朝鲜的决议行使否决权，并且也一直没有公开出兵，俨然以中立国的姿态出现。美国等西方国家当然不会相信苏联的中立，但这毕竟是防止大战的一线希望，有可资利用之处。6月27日，美国政府照会苏联政府，要求苏联劝说北朝鲜军队撤回三八线以北，苏联的答复是反对干涉别国的内政，美国由此试探出苏联不会直接出兵，因而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此后，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避免刺激苏联的措施，包括反对在联合国追究苏联对朝鲜战争的责任、禁止军方对苏联边境进行高空侦察、撤销轰炸距苏联边界17英里的北朝鲜油料基地罗津的命令、对苏联空军参战秘而不宣等。(24) 到1951年5月，中朝军队与联合国军在战场上进入僵持阶段，双方都不愿意再打下去，但也都不愿意主动提出停战。毛泽东请求苏联出面试探美国的态度，美国也安排凯南通过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试探苏联的态度。在苏联的努力下，双方同意进行和平停战谈判。此后，虽然美国拒绝了中国关于在和谈期间停止一切军事行动的建议，进入了边谈边打阶段，终究还是露出了和平的曙光。(25)
苏联是美国最主要的敌人，对苏联动态的判断及其影响是美国战争局部化政策形成的最重要因素。苏联没有公开直接参战，当然主要是考虑本国利益，但它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世界大战。苏联以它自己的方式支援了中朝两国，挫败了美国武力统一朝鲜的企图，使美国和整个世界都看到所谓共产主义国家借朝鲜战争挑起世界大战的判断是错误的，大战应该避免而且是可以避免的。
三、NSC73号系列文件对中国出兵朝鲜问题的误判及其影响
NSC73号文件对苏联力量的判断不仅仅限于苏联本身，还包括共产主义阵营的所有国家。中国作为一个亚洲大国，作为与朝鲜半岛关联最深的国家，是除苏联之外最受关注的一个重点。文件认为，朝鲜战争表明苏联鼓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采取各种可能的行动对抗美国，在亚洲，“最有可能的是利用除北朝鲜以外，苏联的唯一卫星国、共产党中国的军队”。(26) 中国会出兵朝鲜这一判断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正确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预估到这种可能，而且也被其后多渠道的情报和评估所支持，实际上却没有足够的准备呢？原因主要在于美国对中国可能出兵朝鲜的意图、性质的判断失误和对中国军事能力的轻视。
NSC73系列文件对中国出兵意图和性质的判断失误，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认为中国被苏联利用，是“向克里姆林宫的影响屈服”。(27) 杜鲁门在9月1日的广播讲话中说：“我们特别希望中国人民不会被错误地引导或强迫来对联合国和一直是、并且仍然是他们朋友的美国作战。”(28)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说，红色中国是被莫斯科牢牢控制着的一个卫星国，“俄国人尚不准备在朝鲜问题上去冒全球战争的危险”，而红色中国单方面的行动根本不可能，因为它缺乏军事实力。(29) 这样一种认定误使美国人把苏联的动向当作中国意图的风向标。随着苏联越来越多地表示出了无意直接介入朝鲜战争的迹象，美国认为中国出兵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或者说越来越不值得重视了。二是忽视了朝鲜战争对中国利益的巨大影响，没有把握住中国可能出兵的底线。美国没有认真分析过中国担心的是什么，关心的是什么，当然也就不可能准确判断中国到底会不会出兵，什么情况下可能出兵。直到中国出兵朝鲜后近20天，无论是美国军方还是国务院，都不能肯定中国出兵到底是迫于苏联人的压力还是中国人自己的意愿；到底是为了保护水电设施还是要在北朝鲜建立一个防御带；到底是“象征性”的还是要把联合国军赶出朝鲜。(30) 三是认为中国出兵是侵略扩张。美国军方认为，中国出兵是为苏联扩张政策服务，最佳时机是南朝鲜和美国军队被困在釜山环形防御圈之时。当仁川登陆成功，北朝鲜主力部队被击溃，一些国家的军队纷纷赶来为美国助阵时，中国为什么还会出兵呢？
系列文件反映出的对中国军事实力的轻视，随着联合国军在战场上形势的好转越来越明显。文件声称，如果中国军队介入朝鲜战争，美国将毫不迟疑地进行反击，并对中国采取相应的空中和海上行动。这种明显与战争局部化政策矛盾的反应，实际上认为中国不是美国的对手。仁川登陆成功后，联合国军打到了三八线。这时无论是远东司令部还是美国政府，都认为中国出兵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即便出兵，“能起一定作用，但未必是决定性作用”。(31) 中国政府9月底至10月初发出一连串的严正警告，被美国政府认为是“恫吓”。艾奇逊说：“我们不应对很可能是中国共产党的虚张声势过度地惧怕。”(32) 10月7日，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
美国对中国军事实力的轻视，在越过三八线之前，如果说是判断失误的话，那么在决定走向扩大战争道路之后，毋宁说是政治需要。8月18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分析影响联合国军事征服全朝鲜可行性的因素时指出：联合国军“可能会卷入与中共的冲突之中。由于北朝鲜人正在南朝鲜遭到失败，所以中国人必定会在三八线以北采取防御立场”。(33) 但在10月12日的报告中却又断定中国国内困难重重，不敢出兵与美国对抗。麦克阿瑟也断言中国即使出兵也不足为患。否认中国出兵朝鲜的可能，轻视和贬低中国的军事实力，才能安抚参战的联合国其他国家，跟随美国在扩大战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美国对中国出兵朝鲜问题上的错误判断，导致其肆无忌惮地越过三八线，中国被迫参战，战争局部化政策受到了严重的挑战。麦克阿瑟无视在中朝边界不准使用非朝鲜人部队的规定，当参谋长联席会议追问时，他回答说看不出与国防部长马歇尔关于“我们希望你在战术上和战略上感到可以向三八线以北推进，不受阻碍”的电报有什么冲突。(34) 麦克阿瑟不经请示擅自决定轰炸鸭绿江大桥，国务院、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一致认为这容易导致把战争扩大到中国而要求他暂缓行动，杜鲁门却表态就让他“干去吧”。(35) 麦克阿瑟得寸进尺，步步紧逼，于1950年12月24日发动了“结束战争的总攻势”，遭到中朝军队的沉重打击，美军开始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溃退。中朝军队乘胜追击，与联合国军在三八线附近形成了对峙局面。美国政府看到统一朝鲜已不可能，撤出朝鲜半岛心有不甘，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风险太大，只好考虑停战谈判这一条路，并免去了公开反对战争局部化政策的麦克阿瑟的联合国军司令的职务。
如果当初美国政府没有忽略中国政府的严正警告和中国人民的强大力量，没有把战争扩大到三八线以北企图用武力来达到朝鲜半岛的“统一”，没有放纵麦克阿瑟一次次越过政策底线、走向全面战争的边缘，怎么会出现损兵折将、进退两难的局面呢？从这个意义上讲，麦克阿瑟不过是美国政府一度扩大战争政策的替罪羊。
四、结语
NSC73系列文件之所以对朝鲜战争走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美国政府认为爆发世界大战的危险性随着朝鲜战争的进程而越来越大，因此必须采取正确的外交政策和军事政策对付“侵略”，避免直接引发大战。NSC73系列文件承续了1950年4月出台的NSC68号文件对世界大战危险的基本估计，认为由于朝鲜战争而使得这种危险迫在眉睫了，并且可能通过以下三种途径之一而引发，即由苏联策划的、由当前形势不断发展产生的、由对美国或苏联的意图的错误判断造成的，甚至立即解决朝鲜危机也不能消除。(36) 1950年11月9日联合国军“结束战争的攻势”惨败之后，参谋长联席会议致国防部长的备忘录中指出，目前的局势使73号文件上述“断言极为突出”，美国应尽一切努力用政治手段解决中共干涉朝鲜的问题，应在“全球战争的风险增加了的基础上制订计划，做好准备”。(37) 停战谈判开始后，1951年8月出台的NSC114号文件仍然认为，苏联甘愿冒世界大战严重风险的程度，“要超过68号文件之预料”。(38) 正是出于准备应对世界大战这个前提，美国才不愿也不能在朝鲜半岛上孤注一掷。
第二，NSC73号文件是从自由世界与共产主义国家对抗的角度判断中苏动态的，其中体现的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思想在朝鲜战争过程中不断强化。NSC73号文件认为苏联策划朝鲜战争的目的，不仅是要控制整个朝鲜半岛，加强在东北亚的战略地位，而且是要损害美国的威信，刺探美国的决心和意向。因此美国必须针锋相对，毫不退让，采取行动夺回主动权，取得继伊朗、希腊和柏林之后的“第四次胜利”。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企图用武力统一朝鲜，意味着遏制战略由防守转向进攻。文件对中国的动态也是简单地用“共产主义扩张”框定的。不仅荒唐地认为中国解放和收复台湾、西藏、香港和澳门等地是侵略扩张，而且认为中国出兵朝鲜半岛也是为苏联的扩张政策服务的，忽视了中国维护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这个根本利益，导致中美之间在朝鲜半岛上兵戎相见，迫使美国放弃了统一朝鲜的目标，此后美国对新中国由轻视变为敌视。1951年5月出台的NSC48／5号文件，明确了要通过和谈解决朝鲜冲突，避免把朝鲜的敌对状态扩大为与苏联和中国的全面战争，但其反共特别是反对中国的态度更加强硬。提出朝鲜问题的解决方案，“不得损害到美国在苏联、福摩萨及共产党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等问题上的立场”，限制共产党力量侵入亚洲其他地区，继续承认台湾国民党政府，同时努力破坏大陆的共产主义政权。(39) 停战谈判开始后，美国不接受以三八线为南北朝鲜的分界线，顽固地坚持违反日内瓦公约的战俘“自愿遣返原则”，对北朝鲜的电厂、水坝和城乡狂轰滥炸，已没有多少军事意义和实际利益可言，只是为了惩罚“侵略者”，凸显战争的反共色彩。
第三，NSC73号文件提出的战争局部化思想，虽然是从美国全球战略的需要出发的，但它比较客观地体现了战争双方所代表的军事政治力量的大体平衡，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半个世纪内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各国害怕和反对大战再起的心理。苏联在朝鲜战争中采取的“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态度，就是为了避免与美国直接对抗，引起世界大战。中国在1950年10月初就提出了“使朝鲜事件地方化”的主张，被迫以志愿军的名义出兵的目的是为了击退美国的干涉，保证北朝鲜和中国的安全，防止战火的蔓延。美国的一些主要盟国对联合国最初确定的击退侵略、恢复原状的目标是赞成的，对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是疑虑重重的，对美国威胁使用原子弹和把战争扩大到中国的企图是坚决反对的，在促成朝鲜战争局部化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战争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军事力量对比和战场形势变化的制约，在你死我活的争斗中很容易走向极端，事实上整个朝鲜战争也始终笼罩着大战的阴影。1950年12月麦克阿瑟提出的轰炸中国、封锁中国海岸、在朝鲜战场使用国民党军队和让国民党军队进攻大陆等扩大战争的方案，美国决策层一度曾“认真考虑，”军方一些人表示赞成，在野的共和党极力支持，在民间也有大批追捧者。虽然这些主张当时被美国政府否决了，但后来接替麦克阿瑟任联合国军司令的李奇微和克拉克也多次提出类似的主张，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多次提出和通过了一些扩大战争的方案。1953年初艾森豪威尔的共和党政府上台后，扩大战争的主张更是甚嚣尘上。这些方案最终没有成为美国政府的执行政策，战争没有升级也没有扩大到中国，从根本上说是参战各方力量互动的结果，但战争初期就提出的战争局部化这个比较现实的战略目标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收稿日期：2009－10－09
注释：
① ［美］迪安·艾奇逊著，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译：《艾奇逊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265页。
② NSC73 :A Report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by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on The Position and Ac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espect to Possible Further Soviet Moves in the Light of the Korean Situation,July 1,1950.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以下简称DNSA),ProQuest Information and Learning Company,PD00195.
③ NSC73/1,July 29,1950.DNSA,PD00196.
④ NSC73/2,August 8,1950.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 (以下简称DDRS) ,Gale集团,CK3100431913.
⑤ NSC73/3,August 22,1950.DNSA,PD00198.
⑥ NSC73/4,August 25,1950.DNSA,PD00199.
⑦ 董宝训、张立华：《从停战到和平？——危机笼罩下的“板门店”报告》，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0－71页。
⑧ Revised Draft on the Position and Ac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espect to Possible Further Soviet Moves in the Light of the Korean Situation,August 9,1950.DDRS,CK3100431933.
⑨ NSC73/2,August 8,1950.DDRS,CK3100431913.
⑩ NSC73/1,July 29,1950.DNSA,PD00196.
(11) NSC73/3,August 22,1950.DNSA,PDO0198.
(12) NSC73/4,August 25,1950.DNSA,PD00199.
(13) NSC73/2,August 8,1950.DDRS,CK3100431913.
(14) 崔丕、侯文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81／1号文件形成问题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第152页。
(15) ［美］哈里·杜鲁门著，李石译：《杜鲁门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433页。
(16) Substance of Statements Made at Wake Island Conference on 15 October 1950,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以下简称FRUS),1950,Vol.VII,Washington: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6,pp.954-955.
(17)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by the Ambassador at Large (Jessup),November 28,1951,FRUS,1950,Vol.VII,pp.1245-1246.
(18)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to the Commander in Chief,Far East (MacArthur),December 29,1950,FRUS,1950,Vol.VII,p.1626.
(19)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by the Ambassador at Large (Jessup),December 1,1950,FRUS,1950,Vol.VII,p.1279.
(20)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to the Commander in Chief,Far East (Ridgway),April 28,1951,FRUS,1951,Vol.VII,Washington :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83,p.386.
(21)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to the Commander in Chief,Far East (Ridgway) ,May 1,1951,FRUS,1951,Vol.VII,p.396.
(22) Memorandum on the Substance of Discussions at a Department of State-Joint Chiefs of Staff Meeting,April 18,1951,FRUS,1951,Vol.VII,p.357.
(23) 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476－481页。
(24) Memorandum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President,September 11,1950,FRUS,1950,Vol.VII,pp.721-722.
(25) ［美］贝文·亚历山大著，郭维敬、刘榜离等译：《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美国人的反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16－522页。
(26) NSC73/2,August 8,1950.DDRS,CK3100431913.
(27) NSC73,July 1,1950.DNSA,PD00195.
(28) 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451－452页。
(29) 贝文·亚历山大：《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美国人的反思》，第274页。
(30) The Secretary of States to the Embassy in the United Kingdom,November 6,1950,FRUS,1950,Vol.VII,pp.1051-1052; Memorandum by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to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Marshall),November 9,1950,FRUS,1950,Vol.VII.pp.1118-1119.
(31) William Stueck,The Korean War:An lnternational Histor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p.106.
(32) Steven Casey,Selling The Korean War:Propaganda,Politics,And Public Opinion (1951-1953),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100.
(33) 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601页。
(34) 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第309页。
(35) 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470－473页。
(36) NSC73/2,August 8,1950.DDRS,CK3100431913.
(37) Memorandum by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to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Marshall),November 9,1950,FRUS,1950,Vol.VII,pp.1120-1121.
(38) 董宝训、张立华：《从停战到和平？——危机笼罩下的“板门店”报告》，第172页。
(39) Memorandum Containing the Sections Dealing With Korea From NSC48/5,Dated May 17,1951,FRUS,1951,Vol.VII,pp.439-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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