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的文学经典,当代的理论阐释——蒙古族英雄史诗研究概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蒙古族论文,史诗论文,古老论文,当代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140(2006)01-0085-05
史诗属于叙事诗的范畴。史诗是一种古老的文学体裁。史诗在漫长的传承过程中融入了大量的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和谚语等。一部史诗是一座民间文学的宝库，是认识一个民族的百科全书[1]。蒙古族英雄史诗是蒙古族远古文学的经典。在蒙古语族人民的英雄史诗中，除举世闻名的长篇史诗《江格尔》和《格斯尔》以外，已记录的其他中小型英雄史诗及异文有550部以上[2]。我国学者在长篇英雄史诗《江格尔》和《格斯尔》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出版了10部专著。这些专著比较深入地探讨这两部史诗，尤其分析了史诗的产生和流变规律[3]。同长篇史诗的研究相比，其他中小型英雄史诗的研究起步较晚一些，但是研究成就也比较突出。蒙古族英雄史诗的宏观研究始于20世纪50至60年代。在这一时期托门、那木吉勒舍旺、梁一儒、阿斯拉图等学者发表过一些评介性和探讨某些问题的文章。20世纪80年代开始，蒙古族英雄史诗的宏观研究和中小型史诗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仁钦道尔吉、巴·布林贝赫、宝音贺什格、陶·巴德玛、贾木查、那木吉勒舍旺、赵永铣、纳·赛西雅拉图、波·特古斯、拉西敖斯尔以及中青年学者唐吉斯、丹碧普力吉德、加·巴图纳生、扎格尔、朝戈金、斯钦孟和、斯钦巴图、德·塔亚、巴雅尔图、格日勒扎布、金海、芒莱、特·那木吉勒、萨仁格日勒、陈岗龙、乌仁其木格、九月、乌日古木勒等致力于此项研究，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其中仁钦道尔吉研究员的《蒙古英雄史诗源流》和巴·布林贝赫教授的《蒙古英雄史诗的诗学》等两部学术著作，可谓是我国蒙古族英雄史诗宏观研究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学术力作。
一、《蒙古英雄史诗源流》——蒙古族英雄史诗的理论阐释
仁钦道尔吉研究员是研究我国蒙古族英雄史诗的理论工作者和专家。他多年潜心研究蒙古英雄史诗，从理论上阐释了蒙古族英雄史诗的诸多理论问题和蒙古史诗的文本内涵，使蒙古族英雄史诗研究系统化。仁钦道尔吉对我国史诗研究乃至国际史诗研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的史诗研究力作《蒙古英雄史诗源流》[4] 充分证明这一点。
(一)《蒙古英雄史诗源流》主要由以下内容组成：绪论部分，介绍了国外蒙古英雄史诗的搜集和出版以及研究国内外蒙古英雄史诗的主要成果；总论部分，叙述了蒙古语族人民的英雄史诗的蕴藏和分布地域情况，并对蒙古英雄史诗的类型分类，同时记述了蒙古英雄史诗的部族特征和地域特征；起源论部分，对英雄史诗与萨满教、英雄史诗与早期口头创作、英雄史诗与社会现实、英雄史诗的产生于原始口头诗人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发展论部分，阐述英雄史诗情节结构的发展、英雄史诗的人物及其类型的发展、英雄史诗的发展与变异方式；文本论部分，论述了巴尔虎单篇型史诗、巴尔虎串联复合型史诗、我国布里亚特史诗、扎鲁特史诗、鄂尔多斯史诗、乌拉特英雄史诗、青海和肃北的和硕特史诗、新疆卫拉特单篇型史诗、新疆卫拉特多次征战型史诗、新疆卫拉特家庭斗争型史诗等。这部学术专著中，作者掌握的蒙古族英雄史诗研究资料较广泛而全面。作者对我国蒙古族全部中小型史诗及其代表性的国外异文共113种文本进行了分析，同时把作者经过多年进行的田野调查所记录的27种史诗及异文，作为第一手资料纳入了研究领域，也阅读参考了大量的国内外史诗文本及其研究著作。并对19世纪以来欧美各国、俄罗斯、蒙古国和中国学者搜集、出版和研究蒙古史诗的重要成果进行论述和分析，为提出自己的新见解、新观点，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和资料基础。《蒙古英雄史诗源流》系统地论述了中、俄、蒙三国蒙古英雄史诗的蕴藏、分布、演唱流派、流传中心、实施类型特征等诸问题，尤其是第一次分析了我国各蒙古部族史诗的部族特征和地域特点。
(二)给史诗的起源做出定论是国际史诗学领域里的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西方和俄罗斯的著名史诗学家研究过这一重要学术问题，但迄今为止尚未得到一致的看法。对于蒙古族史诗的起源，仁钦道尔吉研究员分析前人的观点，并从史诗文本及其产生的背景入手，论证了史诗起源的多元性，指出原始萨满教世界观和萨满教文献、早期口头创作、原始社会的现实生活和风俗以及口头诗人的陈述是史诗产生的重要因素。同时通过研究国内外的各种类型的英雄史诗，发现了蒙古英雄史诗的一种罕见的现象，即在蒙古活态史诗中存在着不同时代、不同内容、不同类型的史诗同时并存的特殊现象。仁钦道尔吉研究员对我国境内记录的全部中小型英雄史诗、国外及其异文共113种文本进行研究，将它们分为单篇型史诗、串联复合型史诗、并列复合型史诗、家庭斗争型史诗四大类型。
《蒙古英雄史诗源流》从史诗学的角度系统完整地研究了蒙古英雄史诗的起源和形成发展规律，用中国活态史诗的实例充实和发展了国际史诗文库。
二、《蒙古英雄史诗的诗学》——蒙古族英雄史诗的诗学解读
巴·布林贝赫教授是蒙古族当代著名诗人、诗学理论家。他不仅写了众多传世诗文，而且出版了《心声寻觅者札记》、《蒙古诗歌美学论纲》、《直觉的诗学》等诗学理论专著。他的《蒙古英雄史诗的诗学》[5] 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项目。该项研究是从诗学角度对蒙古英雄史诗进行系统研究的第一部学术力作。
《蒙古英雄史诗的诗学》中作者从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宗教学、表演艺术学等多学科角度对蒙古英雄史诗进行了立体的综合的解读，提出了很多新的见解，揭示了蒙古英雄史诗的深刻内涵，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该项研究中探究了蒙古英雄史诗的特征。巴·布林贝赫教授通过对产生于不同部落、不同地区的经典性、代表性史诗作品的综合分析，认为原始性、神圣性和规范性是蒙古英雄史诗的共同特征。作为原始性主要指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产生联系在一起的“婚姻”和“征战”母题，同神话思维联系在一起的人物形象组合以及宗教观念中的拜物教、泛灵说和自然崇拜的痕迹；所谓神圣性主要指史诗产生(创作灵感)的神秘性、传承中的不可更改性、社会功能所包含巫术性能(祈福驱灾)和伴随演唱活动的仪式性；所谓规范性主要指人物形象的类型化、故事情节的程序化和描述方式的模式化。巴·布林贝赫教授指出，蒙古史诗通过对“三界”(上中下)、时间、空间、方位、数目的生动描述，表现了游牧民族独特的宇宙观。史诗中把正面人物的高贵性同上界联系在一起，把反面人物的丑恶性同下界联系在一起，中界是他们生活和斗争的主要“场所”。混融性、形象性和模糊性是史诗时空观的主要特征。
(二)阐释蒙古史诗正面人物的基本品格，归纳了反面人物形象禽兽性、鬼怪性和人类性的三种基本形态。认为人性与神性、共性与个性、伟大与幼稚、诚实与残暴的不同组合构成了蒙古英雄史诗正面人物的基本品格。反面人物形象尤其蟒古斯的形象，从外表到内心、从灵魂到肉体、从起居到环境，均充满着“丑恶”特征，具有很高的反审美价值。如果说蒙古史诗中的正面人物是人性和神性的统一体，蟒古斯是人性和兽性的统一体的话，那么只有英雄的坐骑骏马才被塑造为具有兽性、人性和神性为一体的艺术形象，表现了蒙古人对马的崇拜和神圣化。
(三)以文化变迁为参照系，对史诗的发展、变异和衰落作了动态观照。认为蒙古英雄史诗的发展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即原始史诗阶段、发达史诗阶段和变异史诗阶段。原始史诗反映了狩猎、游牧经济生活、氏族社会特点和原始宗教。发达史诗基本上反映了游牧经济及其文化形态、宗教观念中萨满教和佛教影响并存，婚姻征战的基本母题得到进一步扩展并产生了新的母题。变异史诗(科尔沁史诗)，一方面继承和保留了蒙古英雄史诗的基本精神和基本母题，另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发展、印藏佛教文化和农业文化的强烈影响，导致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作品结构、语言诗律等均发生了很大变化。可以说，科尔沁史诗是在从游牧经济向农业经济过渡、从信仰萨满教向信仰佛教过渡阶段繁荣起来的。如果说，卫拉特史诗标志着蒙古英雄史诗的黄金时代和高峰的话，科尔沁史诗则标志着它的衰落和尾声。
20世纪以来，国际知名蒙古学家诸如俄罗斯的符拉基米尔佐夫、德国的海希西、美国的波普以及蒙古国的策·达木丁苏伦、波·仁钦等，都对蒙古史诗做过研究，但各有侧重面，或是对史诗历史文化背景的分析，或是对母题结构的研究，或是对史诗形式的探讨，或是对史诗某一侧面的分析归纳，都分别代表了他们各自时代的水平，有些理论认识，直到今天还没有能够超越。但是宏观上从广义诗学的角度来对蒙古英雄史诗加以把握和驾驭的还不多见。巴·布林贝赫教授的《蒙古英雄史诗的诗学》，从蒙古英雄史诗自身的特质出发，形成了自己的诗学体系，进而将蒙古史诗研究推向一个新的水平[6]。
三、宏观视角——蒙古族英雄史诗研究的重要选择
宏观视角、微观视角均为学术研究中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宏观视角着眼于研究对象的普遍性、共性和规律性，而微观视角着眼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个性和自我性。蒙古英雄史诗作为蒙古族古代文学主潮之一，在其发展历程中形成了具有普遍性、规律性的文学现象。因此，宏观视角成为研究蒙古英雄史诗的重要选择。
(一)蒙古族英雄史诗与蒙古文化。唐吉思教授在《蒙古英雄史诗与蒙古人的文化思维》[7] 一文中认为，蒙古族英雄史诗中蕴含着蒙古族各历史阶段中的宗教信仰和文化思维。其中蒙古英雄史诗中不存在图腾崇拜的痕迹，而蒙古族原始萨满教的影响浓厚，还留有一些佛教的痕迹。唐吉思在《蒙古族英雄史诗与民族精神》[8] 一文中从以下四个方面论述其观点：(1)蒙古族英雄史诗中体现的英雄主义精神；(2)蒙古族英雄史诗中显现的爱国主义精神；(3)蒙古族英雄史诗中表现的团结统一思想；(4)蒙古族英雄史诗中凸现的理想主义精神。九月博士在《蒙古英雄史诗与游牧经济》[9] 一文中认为，蒙古社会的游牧经济可分为开始和发展两个阶段：唐代初期为开始阶段；唐代中后期以后为迅速发展阶段。文章对蒙古先民的社会结构、游牧文化等进行概括性分析与论述，提出蒙古英雄史诗产生于游牧经济的初期阶段，不过，其大多数产生于游牧经济的发展阶段。巴·丹布尔加甫在《卫拉特史诗、英雄故事中女性生殖器崇拜观念》[10] 中说，崇拜象征性女性生殖器的岩洞或岩画，实质上是对女性生殖能力的崇拜，是以女性祖先崇拜为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的宗教观念。二者均为原始萨满教的重要内容，在表现形式上则有民族的和地域的差异。蒙古族英雄故事和英雄史诗之所以把女性生殖器崇拜观念绘声绘色地展现出来，就是因为蒙古民间文学的这种形式和内容从一开始就受到原始宗教的巨大影响。而女人施巫术，从死难的勇士身上迈过去，从而使其复活，借助“女阴洞”神奇功能让女人怀孕或依靠神秘岩洞的魔力，把垂死的亲人救活等等神话，都是先民原始观念的形象体现。
(二)蒙古族史诗艺术与史诗生成规律的解读。朝戈金博士的学术专著《口传史诗诗学》[11] 一书中从宏观视角对蒙古史诗蒙古史诗文本的类型与属性、史诗文本的语词程式、蒙古史诗步格、蒙古史诗韵式、蒙古史诗程式的类型等诸方面进行系统的研究，提出程式是蒙古口传史诗的核心要素，他制约着史诗从创作、传播到接受的各个环节，而程式化的根源是它的口头性。唐吉思教授在《蒙古英雄史诗中表现的蒙古人的审美思维》[12] 一文中，从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统一、民族性格与社会道德的统一、社会生活与英雄行为的统一、审美认知与艺术表现等四个方面论述其观点。萨仁格日勒博士的《蒙古史诗生成论》[13] 一书中系统地概括性地分析了蒙古史诗产生、发展和演变规律，并论述了其生成环境、生成者和生成过程。认为，首先，蒙古史诗的生成是一种向本土文化的反省过程，离开本土文化越远，越有回归的强烈愿望，从而产生史诗开放性封闭圈。其次，蒙古史诗生成是一种围绕着一个主体，依靠两种机制，在人类文化各种信息中进行选择的过程。史诗生成的这一主体是“英雄不能失败”、“英雄不能死”或者“英雄一定回归”。再次，蒙古史诗始终生成于实际的和信息的两种时空之中，从而不断地阶段化、区域化(四个发展阶段，七大中心地带)。
(三)蒙古族英雄史诗比较研究。乌日古木勒博士在《哈萨克英雄史诗〈阿勒帕梅斯〉与蒙古英雄史诗的比较研究》[14] 一文中认为，突厥语民族和蒙古族由于相同的游牧经济生活、共同的萨满文化背景、错综复杂的族源关系和频繁的历史接触，他们的英雄史诗之间具有诸多的共同特征。文中通过哈萨克英雄史诗《阿勒帕梅斯》和蒙古英雄史诗形成、发展规律和结构类型的比较研究，阐释了突厥英雄史诗和蒙古英雄史诗传统的相似性。那木吉拉教授在《蒙古神话和英雄史诗中的印度日蚀月蚀深化影响》[15] 一文中以布里亚特史诗《阿拜·格斯尔》为例，认为印度日蚀月蚀神话也影响了蒙古族英雄史诗，它的有些母题情节融入史诗中，或成其重要内容，或在史诗中起到了连接史诗情节的“桥梁”或成为展开故事情节的总线索。陈岗龙博士在《鄂尔多斯史诗和喀尔喀、巴尔虎史诗的共性》[16] 一文中认为，鄂尔多斯史诗和喀尔喀、巴尔虎史诗有着许多共性。一方面，这些地区和部落的史诗都是短篇史诗，保留着蒙古族英雄史诗的古老形态，而且有不少史诗作品是这些地区所共有的。另一方面，这些地区的史诗艺人运用相同或相似的修辞手法和公用段落创作并演唱着史诗。鄂尔多斯、喀尔喀、巴尔虎、布里亚特等蒙古部族和部落在蒙古民族尚未形成的时代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就创造了原始蒙古史诗，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些部落不断地迁徙流动，逐渐离开了原来居住的地方，也随之将原始蒙古史诗的雏形带到新的生活环境中去，从而开始了蒙古各部落史诗之间的不同的发展道路，也即开始了原始蒙古英雄史诗的分化。
(四)蒙古族英雄史诗母题研究。斯钦巴图博士在《蒙古英雄史诗抢马母题的产生与发展》[17] 一文中认为，蒙古族以及中亚许多游牧民族史诗中都有抢马、偷袭马群的情节，在蒙古族中小型史诗中这一母题也常常出现。这是古代氏族部落间经济军事双重性掠夺的反应。九月博士在《试论英雄驯服野生动物母题与考验女婿习俗之关系》[18] 一文中认为，蒙古英雄史诗考验中所叙述的英雄为岳父家驯服野生动物而作为娶其姑娘的条件这一母题是蒙古族先民真实婚姻习俗之反映，与世界其他民族古老服役婚相似。英雄为岳父家驯服野生动物的考验任务与蒙古先民游牧年代有关。乌日古木勒博士在《蒙古史诗英雄死而复生母题与萨满入巫仪式》[19] 一文中认为，蒙古英雄史诗中常见英雄被杀，未婚妻抟英雄的骨灰，使英雄死而复生的情节母题。蒙古英雄史诗中英雄死而复生母题起源于萨满入巫仪式或成年礼。
(五)蒙古变异史诗、模拟史诗研究。学术界一般对蒙古史诗的发展分为原始史诗、发展史诗、变异和衰落史诗三个阶段。巴尔虎、布里亚特的史诗篇幅短小，情节简单，保持着比较古老的形态；而卡尔梅克和卫拉特的《江格尔》则得到了高度发展，无论其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都已经相当成熟和完美；变异和衰落史诗，学术界常引扎鲁特——科尔沁史诗为例。与其他部落和地区的蒙古史诗相比，扎鲁特——科尔沁史诗确实发生了很多重大变化[20]。陈岗龙博士的《蟒古思故事论》[21] 一书是系统论述扎鲁特——科尔沁变异史诗(蟒古思故事)的学术力作。作者主要从民俗学、史诗理论的角度对蟒古思故事的起源、蟒古思故事中的神话主题、佛教与蟒古思故事等诸方面进行了解读[22]。金海博士对蒙古变异史诗做过系统研究，曾发表数篇论文，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所谓变异史诗是远古或传统史诗相对而言的概念。他指的是一种同远古或传统史诗相比已发生质的区别的诗体。金海在《论蒙古族英雄史诗的变异》[23] 一文中认为，蒙古族英雄史诗作为一种题材的整体，到13世纪便完成其形成、发展的使命，随着蒙古民族由奴隶制过渡到封建社会，在蒙古族书面文学的冲击以及中原汉文化和印藏文化(主要是佛教)的影响下，开始走上了变异、衰落以至逐步消亡的道路。蒙古史诗的发展，在民族史诗传统的基础上，受封建意识、黄教思想、中原农耕文化艺术的影响而产生的变异史诗在思想内容方面与远古或传统史诗表现出了明显的不同。金海在《蒙古族变异史诗思想内容论析》[24] 一文中从婚姻主题的变异、征战主题的分化、君臣观念的萌发以及序诗中的宗教色彩、英雄从天而降投胎于人间和对坐骑、武器、布陈、法术描绘等方面进行了论析。金海在《蒙古族模拟史诗论析》[25] 一文中认为，模拟史诗着重反映的是封建社会的矛盾斗争，因此，从思想内容上看，其早已不是什么史诗。但就表现形式来说它却不同程度地保留了史诗的形式。此外，对英雄的铠甲、坐骑的备鞍，对从蟒古斯肚子中掏出来的各种东西的描绘以及对很多战争场面的描绘等方面则较多地汲取了“说书故事”和某些变异史诗的手法。因此，模拟史诗在很大程度上已变得像是穿着史诗服装的当代长篇叙事诗了。乌仁其木格在《论科尔沁史诗》[26] 一文中认为，科尔沁史诗是蒙古英雄史诗在科尔沁的变异。科尔沁史诗这一名称可以代表在半农半牧地区的哲里木盟一带普遍流传的史诗。
蒙古英雄史诗，既丰富又古老，近200年来引起了各国蒙古学家、民俗学家、民间文学家和诗史学家们的注意和重视，早已形成了国际性的蒙古史诗学。虽然，蒙古英雄史诗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蒙古英雄史诗浩如烟海，许多重要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