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我国历史唯物主义的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唯物主义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意义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本世纪20年代对所谓“正统派”马克思主义的“客体哲学”，“机械主义”，“直线决定法”和“直观认识论”等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同目前我国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的理论背景在逻辑上是同一的，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的，正是我们原来误引为经典，但目前由于不能把握好现实而陷于困境的，我们想摆脱的理论。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哲学”，“总体性”思想和“日常生活”概念等基本理论对我国目前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和完善有着非常积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西方马克思主义 我国历史唯物主义 积极借鉴意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大多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为己任，并声称自己的理论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这自然就提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问题。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在国内出现“哲学现代化”热流的同时，西方马克思主义也一度风靡哲学，社会科学界，但后来又遭理论界不少连篇累牍式的批判。最近几年，国内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处于低潮，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也不景气。但愿这种低潮和不景气是暂时的，因为我国历史唯物主义需要发展、完善，才能指导社会主义实践。面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连篇累牍式的批判或全盘“拿来”自然都不可取，但一定要加以全面研究，因为它对于发展和完善我国历史唯物主义的确有着非常积极的借鉴意义。
两个理论背景的逻辑同一
西方马克思主义先是作为国际共运中一股左的思潮出现的，其产生的理论背景可追溯至本世纪20年代。那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灾难使欧洲资本主义陷于危机，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不断高涨，社会主义革命迫在眉睫。但是，面对这种形势，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仍然坚持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坐失革命良机。十月革命的胜利宣告了改良主义的破产，给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以极大的鼓舞。他们更加广泛、深入地掀起了矛头对准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且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资产阶级的统治。但是，这些运动也相继被资产阶级镇压和颠覆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西欧国家共产党内的卢卡奇、葛兰西和柯尔施等少数人物，用怀疑的眼光总结欧洲革命的经验，既批判社会民主党，又批判共产国际乃至布尔什维克。他们认为，在实践方面，共产国际是对社会民主党的反动，但两者的理论基础都是“客体哲学”或“机械主义”。社会民主党说革命将在进化过程中作为自然事件而到来，共产国际则把自己的哲学建立在列宁、普列汉诺夫及布哈林“简单化的历史唯物主义”上面，都忽视了辩证法。他们甚至认为，“暴力革命”的理论也是“机械主义”的，因为经济基础直接决定上层建筑，而当经济基础非改革不可又找不到出路时，就径直借助暴力解决问题了。这种理论适应十月革命前独特的俄国，但不适应西欧。由此，他们提出了自以为是重新发现、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及西欧的革命策略。
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理论背景，从年代上说，和目前我国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相去甚远。然而从逻辑上说，两者却达到了同一，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的正是本来我们引为经典，但目前由于不能把握好现实而陷于困境，我们想摆脱的理论。
有人认为，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和普列汉诺夫的《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是为批判19世纪初俄国民粹派社会学的主观主义而作，属权宜之计，不能据此把他们的理论说成“客体哲学”或“机械主义”。如果这种说法尚可商榷，那么，到了30年代，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把列宁一时的观点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形式固定下来，人们因而把布哈林和斯大林的理论批判为“客体哲学”或“机械主义”，就是合理的了。然而，正是这种理论于30年代中传入我国，且由于文化传统的缘故，我国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客体哲学”或“机械主义”表现得更系统。
我国历史唯物主义开宗明义研究社会发展规律，而这种规律则集中表现为生产力主要地决定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主要地决定上层建筑；且在生产力和经济基础中，虽然也谈人的作用，但人还是由物所决定的。所以，人至多只是经济基础的仆使。经济基础怎样，你就照葫芦画样，给它在上层建筑贴上标签。历史似乎就是这样按“铁的逻辑”运动着。但现实如何呢？回顾我国解放后历次悲剧性社会运动，它们并不产生于当时的经济基础，而主要是由少数领导人的失误才出现的。毋宁说理论和现实风马牛不相及，不如说其中也存在着微妙的关系：既然历史运动有其“铁的逻辑”，那吾冥冥众生何必自寻动脑筋的麻烦；面对种种社会变幻，都可泰然处之，视若自然。正是这种关系助长了一幕幕历史悲剧的产生和发展。这样的悲剧和十月革命前后西欧革命的失败相比较，虽然表现不尽相同，但理论原因却是一致的，即相信“客体哲学”或“机械主义”而忽视了大多数人的作用。当然，前者主要是极少数人忽视了大多数人的作用，没组织起一支足以推翻旧社会的大军；后者主要是大多数人忽视了自己的作用而不自觉充当了少数人意志的工具。
至此，两个理论背景的逻辑同一同时得到了思维和实践的佐证。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先见之明，对于我们目前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人”或“主体”的哲学及其对“客体哲学”或“机械主义”的批判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客体哲学”或“机械主义”的过程中阐述“人”或“主体”的哲学的。早期代表人物所针对的是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国际初期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正统派”。卢卡奇说“正统派”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对社会进行实证主义研究的学问；葛兰西认为“正统派”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宿命论解释，这种状况应根本改变。后期的代表人物所针对的是布哈林和斯大林的所谓“现代唯物主义”。布洛赫说“现代唯物主义”也是“客体哲学”，因为它“机械地对待世界”。弗洛姆认为“现代唯物主义”正是马克思坚决反对的，“主张在物质中寻找一切精神现象的根据”的理论。〔1〕在他们看来，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本来就是“人”或“主体”的哲学，即把人处于历史的“中心位置”，认为人是历史的“主体”和“主角”的理论。葛兰西认为，机械主义者也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为根据，其实毫无道理。《序言》指出，“人类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任务本身，也只有在解决的物质条件已存在或至少处于形成过程时才会产生”。可见，任务总得由人们提出，且通过人们的行动才实现的。所以，只有“那些把人处于历史的中心位置的因素才表现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2 〕列斐伏尔说：“我们力求恢复真正马克思之目的在于把主体的能动原则作为世界观的出发点”。〔3〕
较具体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怎样论述“人”或“主体”的哲学的呢？卢卡奇认为，只有把现实理解成主体的，才能把握现实的本质，因为主体既是现实过程的产品，又是其生产者；就是相对于主体的客体，也只有先成为主体活动的“对象物”，才具有客观性可言；离开主体，当然无所谓现实过程。只有这样，才能解决辩证法的问题，从而废弃“机械主义”。〔4〕葛兰西认为， 马克思的实践是人和自然的关系及统一。但这种关系决不是机械、消极的关系，而是积极、自觉的关系，或者说是有机的统一。统一的过程与人的能动性，创造性相一致，即“活动的中心是作为人的认识、期望、赞赏和创造”。所以，“一元论”既不是唯物主义的，也不是唯心主义的，“而是与历史化的‘物质’，人所变革的自然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具体意义上的人的活动中的统一。”〔5〕布洛赫认为， 马克思成就的中心是用劳动代替思辨观点作为理解世界的基础；而劳动是主客体之间这样一种关系：“直接给予性”不再有任何意义，因为每种“给予性”都为劳动所中介，且是劳动的结果。所以，历史唯物主义“不承认所谓‘自然秩序’规定的任何界限”；“任何人都不知道宇宙中什么东西处于人的范围之外”。虽然人要依赖事物内部正在形成的趋向而活动，但否定和肯定的因素都潜在着，“一切取决于人的发展”。〔6〕
显而易见，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人”或“主体”的哲学的论述，并非没有马克思主义和现实的根据；他们把所谓“正统派”或“现代唯物主义”斥责为“客体哲学”或“机械主义”，也有一定道理。因此，如果思维和实践已经说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批判的正是我们本来引为经典，但目前陷入困境的，我们想摆脱的理论，那么，他们的“人”或“主体”的哲学，对于我们摆脱这种困境，起码具有借鉴价值。
“总体性”概念及其方法论意义
“总体性”概念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为批判所谓“正统派”或“现代唯物主义”的“直线决定法”，“客观决定法”或“直观认识论”，同时正确解决历史方法论的问题而提出来的。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卢卡奇是第一个提出“总体性”概念的。他指出，马克思方法的实质，“并非历史解释中经济功能的首要性，而是总体性的概念，即总体对于部分的遍及一切的优越性”。〔7 〕其他代表人物都相继对卢卡奇的观点予以解释和发挥。威尔说“要从总体上认识社会生活”。所谓“总体”，即从经济到制度和观念的上层建筑。霍克海默说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既非“庸俗黑格尔主义”的，也非“庸俗马克思主义”的，而是“总体性”的，即“一种把握了物质和精神现实间辩证相互作用的方法”。〔8〕概括卢卡奇及其追随者的论述， 所谓“总体对于部分的遍及一切的优越性”，无非是指“总体”各部分间相互作用，相互决定和有机统一对于任何一个部分的作用和决定的“绝对优越性”，这就是“总体性”概念的基本意义。根据他们的进一步论述，“总体性”概念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总体”是由自身内部相互作用，相互决定的各部分组成的社会现实；“总体性”概念强调社会现实各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决定和有机统一对于任何一个部分的作用和决定的“绝对优越性”。卢卡奇认为，任何社会现实都表现为“总体”，它决不是社会生活各部分的随机组合，而是由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决定所组成的统一体。在其中，起主要的决定作用的不是个别方面的作用和决定或几个方面间的相互作用和决定，而是所有方面间的相互作用和决定或者说是“总体”本身。他因而把“历史解释中经济功能首要性”的观点斥责为“片面，僵硬的因果性”或“直线决定法”。〔9〕柯尔施认为， 从“总体性”出发，理论应是统一的社会实践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理论是实践的反映”的说法是和“直观认识论”相一致的，是“十足的唯物主义形而上学”。〔10〕
第二，“总体”也是个历史发展过程，它包括现在的事实及其趋向和结果；而现在的事实只能从它同其趋向和结果及其一切过渡阶段的事实，即“总体”的关系中才能加以解释。卢卡奇说：“描述历史的一个方面与把它当成统一过程来说明，……是方法的冲突。不管研究的是什么题目，对历史过程统一的探讨是必然的”。这样，社会各阶段的可理解性“是依照我们把握它们在总体中的功能的程度而发展的”。因此，马克思主义者断言工人阶级最终目标与“总体性”的联系；认为“只是通过这个总体性，斗争的每个阶段才获得意义”。〔11〕萨特用“总体化”说明“总体”是个历史发展过程。他写道：“辩证法如果存在，那只能是总体化过程中许多个别性所造成的许多具体的总体化的总汇，……因为除了由正在进行的总体所产生的各种法则，再也没有别的规律”。所以，“辩证法是对一种认识的总体化的可理解性”；运动着的“总体化”状况既是社会历史过程各阶段的总构成，又“超越”各阶段，赋予各阶段以意义，他据此批判“现代唯物主义”，说它主张物质对精神在因果联系上的优先性是“客体决定法”，和旧唯物主义一脉相承。〔12〕
第三，“总体”在逻辑上先于事实，它必须预先被认识；而只有自身实现了“总体性”的总体才能预先认识“总体”。卢卡奇认为，作为历史发展过程的“总体”在逻辑上是先于事实的；就是说，它必须预先被认识。那么，怎样才能预先认识“总体”呢？这里涉及主体的功能问题。按照卢卡奇的意思，在社会“总体”中，主客体应是统一的。但统一的主角不是客体，而是主体，因为主体本来就是能动的，它是主观的，也是客观的。这就决定了主体应是“总体性”的和能预先认识“总体”的。在社会主义过程中，能预先认识“总体”的应是自身实现了“总体性”的工人阶级。但由于目前异化现象有存在，工人阶级还不是“总体性”的。工人阶级要成为“总体性的，不需通过自身的努力。所以，工人阶级还存在着“对总体性的渴望”。
总结上述观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是把“总体性”当作辩证法及其实质来论述的，这是否合理，可进一步研究。但他们关于“总体性”概念本身的论述，是基本正确的。他们把所谓“正统派”和“现代唯物主义”的相应观点批判为“直线决定法”，“客体决定法”或“直观认识论”，也是有根据的。目前我国历史唯物主义所以会陷入困境，从方法论上追究，正是由于它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对象有着直接“师承”的关系。所以，我们亟需要大胆吸取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概念的有益成分，修正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
“日常生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中介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所谓“正统派”或“现代唯物主义”所以对许多社会现实无能为力，主要原因之一在于使历史唯物主义成为“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诸类的简单化公式”而取消了对“日常生活”的研究。但“日常生活”是直接生产人的意识，意志的领域，它的问题不解决，就谈不上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领域问题的解决。因此，要恢复对“日常生活”的研究。具体说来，何谓“日常生活”呢？根据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论述，它是位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间的中介领域。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一样，日常生活构成了社会的一个基本“平面”，且越来越重要。列斐伏尔说：现在，“日常生活”平面比生产平面更突出，因为“人”愈来愈是在这里被“发现和创造”的；或者说，正是在这里，人们做了最平凡却事关重大的选择。
“日常生活”又是怎样起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间的中介作用的呢？这集中表现在列斐伏尔关于“日常生活”异化及法兰克福学派关于革命的论述中。
列斐伏尔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基础中的异化并不直接决定政治中的异化，当然也不直接决定“日常生活”中的异化，这一切都是在“总体”中互相作用地联系着的。而且，反而是“日常生活”中的异化同时把经济和政治中的异化包罗和掩盖起来。所以，不是经济直接决定政治，而是“日常生活”直接决定政治。他进而解释道：“国家拥有非人的势力而支配全部社会生活”，这是政治上的异化。它具体表现为“个人和国家关系上的危机”，即“公民不再想监督国家”；或者说，“公民已经消亡，民主也在消亡”。而这一切都是由于“日常生活把人二重化为个人和社会两方面”的恶果。因此，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和“牵涉日常生活的改革”相结合才是可能的。〔14〕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资产阶级正是通过“日常生活”各形式实行对人们的意识形态控制，以达到维护自己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统治的。它竟然把工业标准化嫁接到音乐、戏剧和电影等形式上，创造了资产阶级工业文化标准化。遗憾的是，人们通过“日常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接受这种侵蚀，从而丧失了主动性，陷于“对资本主义不加批评”的圈套。同样，资产阶级利用各种日常广告鼓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结果，人们慢慢地把别人的需要当成自己的需要而倾向于不反对资产阶级了。还有，很多生活概念也是保护资产阶级的。自由的概念就是如此，因为资产阶级有效地窒息了那些要求自由的需要。但由于它给予维持那些靠不住的自由提供需要的自由，资产阶级这个成就却是在满足人们对自由的需要的名义下获得的。所以，工人阶级首先要进行本能和意识革命，即通过“日常生活”同时进行人道主义宣传，使人们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控制中解脱出来，从而为推翻资产阶级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统治创造一种心理基础或主观前提。
从逻辑上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日常生活”理论是其“人”或“主体”的哲学和“总体性”概念的直接发展。这是因为，人既是“主体”，就势必解决其意识、意志产生的问题；社会现实既是“总体”，就必然内含起联系作用的中介，否则总体各部分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总体自身的运动就无从谈起。所以，与“人”或“主体”的哲学或“总体性”概念一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日常生活”理论对目前我国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也是有积极意义的。尤其值得强调的是，我们把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两个主要地决定”，显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诸类的简单化公式”的翻版。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大胆借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日常生活”理论，发展和完善历史唯物主义。
注：本文1996年5月收到。
注释：
〔1〕《西方学者论〈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26 页。
〔2〕法文版《葛兰西选集》，第319—320页； 英文版《葛兰西和意大利共产主义的起源》，第61页。
〔3〕〔 7〕列斐伏尔，《马克思主义中的现实问题》法文版，第2页。
〔4〕〔9〕〔11〕卢卡奇英文版《历史和阶级意识》，第39、27—28页、13、22—24页。
〔5〕《葛兰西选集》法文版，第176—177页。
〔6〕布洛赫《希望的原理》德文版，第1382—1383页。
〔8〕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第299、303页。
〔10〕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英文版，第95页。
〔12〕《现代外国哲学》第7期，第267页。
〔13〕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法文版，第73页；列斐伏尔法文版《总结和其它》第191—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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