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德政思想探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语论文,德政论文,思想论文,探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德政思想是孔子仁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反映出孔子的政治理想和主张。 “孔子之言政治，亦以道德为根本”[1](P13)，这点可从《论语》一书记载的孔子有关 “为政以德”的大量论述中得到印证。这些论述直接勾勒出孔子德政思想的主要内容。 在孔子看来，德政既是手段，又是目的。作为目的，德政的实现表明国家的治理达到了 仁道的原则，是仁道得以通行天下的最终标志；作为手段，为政以德是君子实践仁道的 方式与途径，它要求君子通过自我修养成为有德之人后，还应寻求为政以德的途径来实 现其个人仁道的最高境界。
一
“德政”二字直接取意于孔子所说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2] (《为政》)。孔子认为，治理国家如果能依靠道德，那就会像北极星那样，别的星辰都 会环绕在它的周围。孔子的比喻是形象的。在古人眼里，宇宙无时无刻不在遵循着自身 的规律运动，循环有序，周而复始，生生不息，然后才化育生长出世间万物，因此“上 天”是至高至大的主宰，“天道”是至高至大的“道”，“人道”从属于天道，人类的 一切活动只能是在天道的统制之下进行。如果人类能遵守天道的安排生产和生活，就会 风调雨顺；反之，则会招来祸害。孔子认为，统治者把“德”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 和理念，就是顺应了天道，而四方的百姓就会像群星参北斗一样拥护他，国家就会像宇 宙中的星体一样和谐有序。
《论语》中对为政以德最为著名的一个论证，是孔子所说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 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为政》)。孔子认为，如果一个 国家，只懂得用法律政令来引导百姓，只知道用刑罚来整治他们，这样老百姓出于对刑 罚的畏惧心理，虽然暂时可以免于犯罪，但却没有廉耻之心；如果统治者懂得用道德来 引导百姓，知道用礼教来整顿他们，这样老百姓不仅有了廉耻之心，免于犯罪，而且会 心甘情愿归服。通过这样的对比论证，在孔子心目中，依靠道德抑或依靠刑罚来维护统 治地位，孰优孰劣，已经是一清二楚了。
如何才能做到为政以德，实现德政?这是孔子在《论语》中所要着重阐述的问题。笔者 认为其思路大致可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是“正名”。在《子路》篇中，孔子和他的学生子路有过一段有趣的对话。子路 问孔子：如果你出来执政，首先要做些什么事?孔子回答：“必也正名乎!”又说：“名 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 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可见孔子是把“正名”列为执政的头等大事的。所谓“ 正名”，意思是说把失序的、不合乎礼制的名分给纠正过来。在孔子看来，社会关系中 “每个名都含有一定的责任和义务，君、臣、父、子都是这样的社会关系的名，负有这 些名的人都必须相应地履行他们的责任和义务”[3](P37)。因此孔子主张“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2](《颜渊》)，也就是说做君主的要像个君主，做臣子的要像个臣子 ，做父亲的要像个父亲，做儿子的要像个儿子。只要人人都恪守自己的名分，社会秩序 就会安定和谐。
“正名”是孔子针对当时礼崩乐坏的局势而提出的。春秋时期，诸侯林立，周室式微 ，诸侯、大夫乃至家臣越礼犯上的事情层出不穷，导致社会局势动荡不安。孔子认为祸 端就在于古代井然有序的礼制被破坏了。古时的“礼”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和表现形式 ，是社会等级秩序的外在体现，礼制的崩溃，必然引发社会秩序的紊乱。孔子说：“能 以礼让为国乎?何有?”[2](《里仁》)意即如能用礼来治理国家，那治理国家还有什么 困难的呢?因此，孔子希冀通过“正名”，将古代的礼制恢复回来，将社会的等级秩序 和等级观念固定下来。
其次是“正己”。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2](《颜渊》)为 政之道，需要执政者首先端正自己的言行举止，国家的治理者带头把自己的思想行为端 正起来了，底下和周围的人哪个还敢不端正呢?孔子进一步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虽令不从。”[2](《子路》)如果执政者自己行为正当，就是不下命令， 事情也能行得通；如果执政者本身的行为不正当，纵然是三令五申，百姓也不会服从的 。
在孔子看来，执政者要做到“正己”，就应好礼、好义、好信，“上好礼，则民莫敢 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2](《子路》)孔子还从 反面分析道：“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2](《八佾》)在上 位执政的人对人民不宽厚，执行礼仪时不严肃认真，举行丧礼时也不悲哀，这叫人怎么 看得下去呢?总之，孔子所说的“正己”，对执政者的道德人格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客 观上起到制约执政者行为的作用。
其三是“守信”。“信”于个人而言指的是诚实无欺，守信用；于国家而言还多了一 层取信于民的意思。“取信于民”被孔子视为治理国家的头等大事。他在与学生子贡讨 论治理国家的方法时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2](《颜渊》)，只要粮食充足 ，军备完整，百姓对国家信任，就可以了。在三者不能同时达到、迫不得已要去掉其中 一项时，孔子认为首先可“去兵”，其次可“去食”，而信是不能丢掉的，因为“自古 皆有死，民无信不立”[2](《颜渊》)。没有粮食，人不过就是一死，但自古以来谁都 免不了一死，如果百姓对国家失去信心，国家就没有继续存在的可能了。
其四是“养民”。孔子极力主张统治者要“养民也惠”、“使民也义”[2](《公冶长 》)，一方面给老百姓很多恩惠，另一方面役使百姓要合于情理。孔子认为，善于治理 国家的君主，应该懂得“使民以时”[2](《学而》)，不占用农民的生产时间，不无端 地骚扰百姓。他还说：“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 怨?[2](《尧曰》)认为统治者如果顺着老百姓可以得到利益的方面来引导他们去做能得 利的事，那样既可让百姓获得利益，统治者自己也不耗费什么；如果懂得选择合适的时 间让老百姓劳动，那老百姓怎么会去怨恨统治者呢?
孔子特别反对横征暴敛，过度盘剥百姓。他的学生冉求帮鲁国的当权者季氏搜刮财富 ，他便公开表示：“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2](《先进》)，不再认冉 求是他的学生了，还支持其他的弟子公开地去指责冉求。
其五是“教民”。孔子认为，一个国家有了众多的人口，首先应“富之”，然后要“ 教之”[2](《子路》)。在孔子看来，教育是国家的责任和义务，“不教而杀谓之虐”[ 2](《尧曰》)。他说：“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2](《子路》)如果让那些 没受过教育没经过训练的百姓去作战，“是谓弃之”[2](《子路》)，是极不人道的。 孔子的仁者“爱人”[2](《颜渊》)的仁道原则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依孔子的一贯思想，其“教民”的内容和方式应该就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仁 道和礼制是孔子思想的主体，孔子认为，如果一个国家能推行仁道，恢复礼制，使老百 姓都懂得用道德和礼来约束自己，指导自己的行为，那么这个国家也便达到了教化百姓 的目的，是为政以德得以实现的标志之一。
其六是“举贤”。孔子认为，国家要得到好的治理，就应“举贤才”[2](《子路》)。 他说：“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2](《子路》)所以国家应该起用那些 有道德有才能的人出来为官。孔子分析道：“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2](《颜渊 》)意思是说，把正直的人提拔上来，就能使下面那些邪恶的人也变得正直起来。
千金易得，人才难求。孔子感慨道：“才难，不其然乎?”[2](《泰伯》)所以孔子特 别重视发现人才。他的学生子游当武城县的县宰，孔子便问道：“女得人焉尔乎?”[2] (《雍也》)急切地想了解子游在当地发现了什么人才没有，其爱才之心溢于言表。此外 ，对于人才的识别，孔子的态度是务实的、辩证的，他说：“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 ，必察焉。”[2](《卫灵公》)无论是大家都厌恶的还是都喜爱的人，都一定要好好考 察一下，决不能道听途说，而应眼见为实。
二
通过以上对《论语》中孔子德政思想内容的分析，我们发现，德政作为孔子仁学理论 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作为目的，德政的实现表明了国家的治理达 到了仁道的原则，是仁道得以通行天下的最终标志；作为手段，为政以德是君子实践仁 道的方式与途径。而且在孔子看来，君子只有通过为政以德这个方式和途径，才能最终 抵达君子为仁之道的最高境界：“修己以安百姓。”[2](《宪问》)
君子在《论语》中一般泛指那些有道德有学识的人。孔子认为，君子并非天生，君子 人格是在不断地追求仁道的过程中形成的。因此，孔子根据君子个人修炼程度的高低不 同，相应地将君子为仁之道的境界区分为三个等级，从低到高依次是：“修己以敬”、 “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2](《宪问》)。达到“修己以安百姓”的境界， 也就实现了君子为仁之道的最高成就。
作为仁道最高境界的“修己以安百姓”至少包含两层涵义，其一是君子的自我修养， 其二是使天下所有的百姓都得到安乐。这就点明了君子实践仁道最高标准的两大步骤， 即“修己”和“安百姓”。显然，要达到“修己以安百姓”，仅靠君子的自我修养、独 善其身是实现不了的。君子的自我修养是前提和基础，是实行仁道的第一个步骤，要在 此基础上做到“安百姓”，必须通过一定的有效途径，这种有效途径，在孔子看来就是 出仕为政，为政以德。
实际上，孔子在论述其德政思想的六大内容时，并非出于一种形而上的思考，相反， 孔子的德政思想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其六大内容恰恰是君子实践仁道最高境界的六个具 体环节，这六个环节在“修己”和“安百姓”之间搭起一座桥梁，是君子达到仁道最高 境界的必需通道。也就是说，君子在其个人修养有成的基础上，只要能做到正名、正己 、守信、养民、教民、举贤，就是为政以德，就达到了“安百姓”的标准，也就实现了 仁道的最高境界。由此，孔子仁学理论中个人道德的修养与国家德政的实施，在仁道的 最高境界中得到了完美的统一。
当然，要实现仁道的最高境界是困难的，孔子说：“尧舜其犹病诸!”[2](《宪问》) ，但他也说过：“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2](《雍也》)不先付出艰苦的劳动 ，又怎能收获果实呢?因此，“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2](《泰伯》)，君子 应该肩负起实现仁道的责任，意志坚定，死而后已。
概括而言，孔子认为一名具有仁德的真正的君子，如果想在实践仁道最高境界的道路 上有所作为，应该具备更多超人的精神和素质。
首先，君子应具有强烈的“救世”情怀。在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三个主流文化当中 ，儒学的人世情结是最显著的，这正是秉承了孔子德政思想的缘故。与春秋时许多有思 想有能力的人选择避世隐居的方式不同，孔子毕生都在积极地寻求救世之道，他说：“ 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2](《阳货》)，意即只要有人启用他治理国家，他就有 信心让周文王周武王的伟业复兴于东方。孔子还说：“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2]( 《微子》)而“正为‘天下无道’，所以他才去栖栖皇皇的奔走，要想把无道变成有道 ”[4](P66)。
其次，君子应博学多才。孔子说：“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2](《卫 灵公》)还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2](《里仁》)所以孔子主张君子应“志于道 ，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2](《述而》)，即坚守住仁义道德，而掌握好“礼、乐 、射、御、书、数”这六种技能。孔子特别反对那种只知道读死书?不知道培养能力的 做法，他说：有些人熟读《诗经》三百首，把政务交给他处理，却干不了；派他出使外 国，却不能独立应对，这样的人“虽多，亦奚以为?”[2](《子路》)
再次，君子应身体力行。孔子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2](《宪问》)，主张“君 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2](《里仁》)。在孔子看来，君子从政更应该以身作则勤奋工 作，为老百姓树立榜样，用他的话说就是“先之劳之”，“无倦”[2](《子路》)。他 还说：“居之无倦，行之以忠”[2](《颜渊》)，要求君子只要是在位为政，执行公务 政令就必须忠心耿耿，而不能疲倦懈怠。
总之，孔子的德政思想在当时是富于远见的。实行德政，客观上对统治者的行为起着 制约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对民众的同情和爱护，这无疑将有助于缓和阶级矛 盾，化解社会冲突，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但孔子德政思想中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 。孔子把社会安定繁荣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统治者的道德良心上，表现为一种典型的人 治主义。而且从根本上说，孔子的德政思想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根 本利益，有着明显的局限性，例如其所倡导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 理论，流露出的是官尊民卑的等级观念，并为后世儒家所发展，演变成“三纲五常”的 封建礼教，严重束缚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对于孔子的德政思想，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继 承，摒弃其糟粕，吸取其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