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身份与国际秩序：后建构主义理论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研究论文,秩序论文,身份论文,语言论文,建构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00(2008)05-0026-11
本文所研究的后建构主义(postconstructivism)主要是借鉴和发展了社会建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的有关理论。建构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末兴起后很快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中一个重要的学理支柱。在建构主义理论的各派别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的结构建构主义。他把观念作为一个非物质变量引入到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层面，重点研究观念如何塑造身份和利益、如何影响行为体行为。一方面，身份作为塑造和改变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的产物成为学界一个重要的关注对象；另一方面，建构主义理论也引来了学界不同的评判，①其中之一就是认为温特忽略了国家互动过程中语言的作用。②建构主义的其他流派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对国际关系中的语言进行了多角度的理论研究和具体案例分析。③后建构主义④是在借鉴后结构主义的基础上对社会建构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其理论核心是语言、叙述、身份和国际秩序。⑤主要代表学者是美国的贾尼丝·马特恩(Janice Bially Mattern)。后建构主义认为语言本身具有语言力(language-power)，是一种权力，语言通过表象过程造就社会现实。与其他语言建构理论不同的是，后建构主义重点强调语言产生的整体叙述、叙述间的语言和逻辑以及权力对行为体行为和国际秩序的影响。该理论认为身份是国际秩序的充分原因(efficient source)，而不仅仅是影响国际秩序的一个促成因素(contributing factor)，强调身份不仅是一种社会建构之物，而且还是语言叙述的产物。所以，身份是通过彼此叙述而产生的一种主体间认同，是社会语言建构(social linguistic construction)的结果，在实践中需要通过语言的叙述来维持和发展。在很多时候，语言会成为一个独立变量。本文主要研究该理论所涉及的语言、身份和国际秩序，以进一步了解后建构主义的理论内涵及其对国际政治的解释。
一 语言、身份与理论的传承
后建构主义与建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在理论内涵上（尤其是在涉及语言时）具有很强的传承性，但是对语言的强调内容不同。建构主义兴起后，很快在其名下发展出了不同的派别，这些派别所关注的重点和理论内涵也存在很大的差别。例如，温特把建构主义分为现代主义(modernist)、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t)和女性主义。⑥约翰·鲁杰(John Ruggie)把建构主义分为新古典建构主义(neo-classical constructivism)、后现代建构主义(postmodernist constructivism)和自然建构主义(naturalistic constructivist)。⑦尽管学界对建构主义的具体划分标准和所得出的结论不同，但有一点基本是统一的，即经常把后现代建构主义单独划分为一类。⑧在理论界，对“后”的意义的理解也因人而异，但主要是表达“在……之后(after)”、“代替(instead of)”或“……之外(beyond)”。后现代建构主义与在国际关系学界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形成鲜明对立，前者强调语言的作用和主观的理解与解释，认为实证主义的简约否定了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和多元性。⑨目前，它主要是以理查德·阿什利(Richard Ashley)、詹姆斯·德里安(James Der Derian)、沃尔克(R.J.B.Walker)为代表，他们的思想主要受弗里德里克·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等人的影响，强调主体语言的建构作用，认为话语意味着权力，具有本体意义。话语活动建构了本体原型。分析世界政治必须分析话语，尤其是霸权话语。霸权话语压制了其他声音，即实行了一种“真理统治(regime of truth)”。如果要真正地理解国际政治，就需要解构那些已被固定化的、常规的社会建构，对国际政治的研究也应该进行多元化、多角度的解析。
对语言比较关注的还有后结构主义，很多美国学者也把后现代建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等同起来。⑩与建构主义强调的语言规范不同，后结构主义强调语言的行事功能(performative)，强调文本和对文本的解构。尽管建构主义也接受语言的行事功能，但认为语言的使用者是行事者，语言是使用者的工具，使用者通过语言来获得他所期望的规范内容，语言一方面是用来表象行动(deed)的，另一方面语言本身也是一种行动，人们也直接用语言来行事。而后结构主义强调语言本身的行事性会独立于行为体的意图，语言造就行动。(11)就语言的作用而言，建构主义强调语言的再建构作用(reconstructive work)，后结构主义强调语言的解构作用，(12)把语言作为理解社会现实的起点，经常把社会世界作为一个文本来研究。
后建构主义借鉴了建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的一些重要理论内涵，在二者之间找到了一个突破点。后建构主义从后结构主义那里主要借鉴了其形而上学(metaphysics)的一面，即进一步来描述和理解国际政治发展的动力，探索国际关系的原有理论是否能够准确地对其进行解释；同时也借鉴了社会建构主义中行为体建构意图的一面，并在这一点上体现出与后结构主义的差别。马特恩主要是围绕行为体有意识地使用语言力而发展了自己的理论。其理论体现了后现代建构主义的思想，即解构现存的、已被规范化了的社会建构。但是后现代建构主义的目标是解构，不承认存在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13)后建构主义在此处与后现代建构主义出现了不同的认识，它认为这种宏观、固定的叙述非常重要，这种以语言为媒介的叙述会对行为体的行为选择产生影响。后建构主义借鉴了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 Francois Lyotard)关于叙事的思想。(14)叙事是由叙事者控制，通过其讲解进行表象的过程。根据利奥塔的观点，叙事本身形成了身份。(15)身份的形成和维持需要某种相关的叙事不断持续，使之被其他人接受，能够持续成为一种集体共识。身份取决于叙述者是否选择建立或维持某种叙述。(16)马特恩在发展其理论时也正是从叙事及蕴涵其中的语言和逻辑找到了突破点，即接受这种宏观叙述，认为叙述中产生权力，行为体在一定的语境下可以有目的地使用语言，使语言产生一种强迫力，从而达到向对方施压的目的。语言造就一种叙述结构，约束行为体的自我认同(sense of self)，影响行为体的集体身份(collective identity)和行为。如果这种叙述结构遭到破坏，会直接威胁自我认同，而引发自我认同的多米诺效应，导致一系列反应，进而对国际秩序产生影响。所以，后建构主义不仅借鉴了社会建构主义中行为体的建构意图，同时也吸收了后结构主义强调语言力的解构作用，得出了语言力是影响世界政治的一种政治动力的结论。
在以上语言观的指导下，后建构主义以建构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身份”为切入点对其理论进行了批判性发展。温特提出了身份对国际秩序产生影响的问题；(17)随后，他又指出，身份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并通过互动和相互学习得以维持。(18)不同的国家在互动中会形成一种身份认同：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身份成为一个核心变量。
除了国家的个体身份外，集体身份也会对国际秩序产生影响。比较典型的是学界对安全共同体的相关研究。该概念于20世纪50年代初由理查德·冯·瓦根伦(Richard Van Wagenen)首先提出，(19)1957年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在《政治共同体与北大西洋地区》中再次对安全共同体给予关注，使之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20)之后，伊曼纽尔·阿德勒(Emanuel Adler)、迈克尔·巴尼特(Michael Barnett)等人继续深入，认为安全共同体能够在国家之间产生“我们感(We-ness)”，使国家间出现一种共享的身份认同。(21)这个安全共同体内的成员能够在认识上达成一致，对事务产生共同预期，避免国家间出现安全困境乃至相互使用武力，进而维护了国际秩序的和平。这样，集体身份和国家安全首次被系统地置于一个框架中进行研究。
由上可见，无论是温特的社会建构主义还是对安全共同体的研究都强调身份对国际秩序的影响，而后建构主义也正是以此为出发点，围绕语言、身份和国际秩序发展了自己的理论。后建构主义承认社会建构主义所认为的身份是国际秩序的源泉，指出在国际关系稳定时期，身份和国际秩序相互建构，国家间的互动造就了体系结构，体系结构反过来约束国家的行为。后建构主义更多地强调要对整个国际关系进行过程研究，认为身份和身份产生的过程密切相关。国际关系实际是身份的产生、解体、再建构的过程，施动者及其选用的语言和叙述在这个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后建构主义由此对社会建构主义提出了质疑。按照社会建构主义的逻辑，国家间互动形成的身份直接影响国际政治进程的结果。那么，在危机时期或是国家间关系不很确定、彼此间的身份认同出现问题时情况仍是如此吗？例如，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美英之间的矛盾使双方对彼此间的“我们感”提出了质疑。社会建构主义认为，这种身份的变化自然要对双方的关系产生负面影响，但实际结果却不然，苏伊士运河危机过后，美英关系更加密切。在类似情况下，社会建构主义就暴露出一些不足，即当身份出现一些问题时，社会建构主义对此无法做出进一步解释。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的身份认同是否还会起作用？会起什么作用？其与国际秩序是什么关系？原来的集体身份是否还能够维持国际秩序？如何维持？后建构主义认为还需要考虑另外一个重要因素——语言。后建构主义认为，身份是一种社会语言建构的结果，必须靠语言来形成和维持。语言产生的叙述结构有时也会像物质力量产生的结构一样建构和维持国际政治的语境。(22)在危机期间，某些事件可以产生一些不和谐音而干扰国家的自我认同，导致身份出现问题。但后建构主义认为，身份遭到破坏并不意味着它对国际秩序失去影响。行为体可以在自我认同或身份面临解体的情况下使用语言对其重新建构，语言产生的新的叙述结构同样可以维持集体身份的稳定，使面临失序的国际秩序回复到有序状态。(23)现实主义使用物质力量来展示权力，而后建构主义则认为权力可以通过语言叙述来实现。(24)如果要理解后建构主义的理论内涵，我们要重点理解其理论中的几个核心概念：语言力(language-power)、表象力(representational force)和自我认同。
二 表象力与自我认同
自我认同和表象力是理解后建构主义理论的基础。自我认同是行为体间长期社会语言建构的结果，是一种自我综合认识。表象力是一种强有力的语言力，在建立和维护自我认同的过程中起重要作用，是建构社会语言结构的重要内容。
（一）自我认同
自我认同是行为体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多种身份的综合产物，主要是指行为体的自我认识或自我意识，是超越于身份或作用的一种综合认识。(25)在国际政治中，国家也有自我认同。如美国的自我认同包括强大、正义、富裕、有能力等。(26)它不是与生俱来、自然生成之物，也不是简单地对身份的超越，是与先前相关联的多种身份综合作用的结果。如果具体到两个国家之间，自我认同是基于双方共享的我他关系(self-other)，是社会语言建构的结果。它不但受制于双方的社会互动，同时也受制于双方互动过程中产生的语言，即叙述结构。对自我认同而言，最重要的是行为体所处的社会语言环境，它直接决定自我认同的内容和完整性。例如，美国认为自己是崇尚民主、自由、尊重人权的国家，但是如果丧失了这种社会环境，自我认同就会出问题。例如，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军虐囚事件使美国尊重人权的社会环境大打折扣，很多美国人也对此提出质疑。在此基础上，一种异类声音可以通过行为体的努力加以弥补，但如果出现了多种类似的异类声音，整体上自我认同的社会环境就将面临彻底崩溃的危险。归根结底，行为体的自我认同所涉及的各种组成关系都是从社会语言环境中建构而来的。对于社会语言环境而言，语言是一个重要因素，它本身就是一种力量。语言能够演绎规则、规范，(27)能够建构行为体的身份，能够建构叙述结构。而后建构主义主要是探讨语言对叙述结构的作用，在语言的具体应用过程中，语言的一些特点能够帮助建立、维护或是改变行为所处的叙述结构，约束行为体的行为。
（二）语言力与施动性
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力量、一种权力。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国际关系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研究的开始，语言作为影响世界政治进程不可忽略的一个因素逐渐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观点，语言作为社会生活的最基本的行为，不仅仅是对现实的映像，还把“现实(reality)”变为“实在(existence)”。(28)行为体通过观察和叙述造就了世界的“现实”和各种“意义”。国家间彼此的身份也是通过这样一个过程而形成。政治和意义紧密相连，正如彼得·C·赛德尔伯格(Peter C.Sederberg)所说，政治就是尽最大努力创造、保留、改变、放弃某种共享的意义来达到自己目的的过程。(29)成功的政治家要能够通过解释和定位各种政治现象来建立意义，使它们更好地服务于自己的统治。(30)所以，语言的重要性在于它的建构作用和行事功能。在世界政治中，语言使用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一种权力，语言因此被定义为一种语言力。行为体根据自己的选择在通过语言进行表象的过程中来体现语言力。这也是后建构主义理论分析的起点。
随着人们对语言力的认可，语言的使用者作为施动者的重要性也随之体现出来。行为体可以根据所处结构来选择适当的叙述方式。以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Waltz)为代表的结构现实主义属于典型的结构决定论，认为国际体系结构决定国家行为。(31)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逻辑来理解语言叙述，即行为体选择何种语言来建构叙述，取决于它所处的社会语言结构、特定的语法和它所建构的社会群体的逻辑。但是强调结构的同时不能忽略行为体的施动作用，不能忽略行为体的利益、意愿等个体因素。行为体具有由所处的社会物质结构决定的外生利益，但同时可根据自己的意愿来选择以何种方式达到目的。体现在语言建构方面，行为体可以根据自己所感知的机会来判断其行为的可能性范围，进而选择适当的叙述和行事方式来满足自己的意图和偏好。对于叙述结构来说，行为体可以改变交际结构，也可以选择不同的叙述方式。
行为体的施动性主要来源于造就和维护其建构身份的社会语言结构。建构主义一直强调行为体是被所处的结构所建构的，同时可以根据自身利益做出最佳选择。在这个过程中，语言的作用不可忽视。行为体的自我认同受制于造就和维护其身份的社会语言结构，而施动性和理性也同样如此，具有视时而定的特点，会随着所处社会语言结构的变化而调整。正如在危机时期或在国家间关系不确定时，当一些异议性语言(phrase-in-dispute)破坏了关于特殊身份的叙述时，源于这些叙述的施动性和理性就会受到干扰，行为体的言行也要随之调整。在这个过程中，行为体如何获得施动性并实现其理性选择主要源于自我认同起因的多样性，即行为体的自我认同、施动性和理性并不是源于一种身份和一种叙述“现实”，而是多种。当某种叙述“现实”遭到破坏时，行为体还可以依赖其他叙述或彼此自我认同的其他内容来重新审视它们的身份、施动性、利益和理性选择，巧妙地架构相关的语言来加固原有的身份。例如，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当美英之间的特殊关系遭到某些异议性语言破坏时，双方的领导人利用自我认同的其他方面重新架构语言，把受到挑战的“我们感”强加给对方，避免了危机的出现。
（三）表象力与自我认同
后建构主义认为最有力的语言力是表象力。表象力把现有的叙述重新建构，以直接的、自我利益为中心的、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的方式进行叙述，是行为体在形成表象过程中通过巧妙地设计语言结构而获得的力量。(32)它可以通过叙述者对语言结构和叙述内容的调整来迫使对方维持原有的叙述。(33)
表象力是通过叙述来实现的诸多语言力中的一种，具有让对方无法拒绝的特点。我们可以借助与表象力概念相对的强制力(forceful power)来看表象力。根据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的观点，力量可以用粗暴或强制的方式来进行。粗暴的方式可以通过政府的力量来限制对方的选择，而强制力则通过使对方害怕某种痛苦或损失从而使对方为了避免这些损失而主动做出选择。就如同一个陷阱，使对方要么服从，要么忍受痛苦甚至是死亡。(34)谢林认为，正是强制力的这种“陷阱”特点使之成为一种让对方服从的有效方式。表象力和强制力在逻辑上是相同的。行为体通常通过威胁使用武力使强制力生效，可信度来自真正的武力，例如，用枪袭击、威胁使用核武器等。而表象力是言说者通过语言叙述产生的力量来限制对方的选择，使其要么服从，要么承受更多损失。(35)它产生的威胁不是来自物质力量，而是言说者利用叙述结构形成特定的表象，以威胁对方，使对方无路可走。(36)
巧妙地使用语言力将直接威胁对方的自我认同。自我认同受制于社会语言建构的结构，当建构“我他关系”的整体结构发生变化时，自我认同的某些方面就可能消失。这就如同一个大厦，支撑它的几个点使其稳固，但是当某个支撑点出现问题，就可能带来其整体的一些变化；假如几个点都出现了问题，就可能导致整个结构的变化，甚至是整个大厦的坍塌。而表象力正是利用了这一点。行为体可以通过使用语言的表象力来改变自我认同所建立的社会语言基础，从而威胁对方自我认同的可信度。对方为了尽可能维护这种社会语言基础就不得不服从自己的叙述。行为体这时使用的是语言力而非物质强制力来威胁对方的自我认同。
行为体主要是通过言语行为来实现语言的表象力以达到目标。根据约翰·奥斯汀(John L.Austin)和约翰·瑟尔(John R.Searle)的言语行为理论，“言语即行事”。(37)如老板说“你被解雇了”。其结果不仅仅是一个言语问题，还直接影响了雇员原来的自我认同，也影响雇员对今后社会语言环境的认同。(38)表象力在这个基础上更具威胁性，它与普通的言语相比其更有一种强制性。在关系确定时，行为体完全可以利用双方共享的我他知识来建构一个威胁对方自我认同的陷阱。当双方之间的我他知识缺失时，这种威胁的可信度就会降低，陷阱也不一定会生效。据此，表象力就是要设计出一种语言结构，使语言即使在彼此关系不确定时同样起作用。行为体可以通过架构自己的语言来威胁建构对方自我认同的其他“现实”。行为体通过强调建立在诸多身份基础上的自我认同的不一致和相悖之处使表象力发挥作用，通过利用构成行为体自我认同的多种身份来突出其矛盾之处。所以，表象力实际上是通过语言的表述使对方自相矛盾，这种威胁不是来自主体间而是主体内部(intrasubjective)。(39)
利用表象力的前提是行为体要能把有关自己的信息交流给对方，同时要清楚对方的自我认同和将来可以利用的自我认同的矛盾之处。在国际关系中，这并非难事。通常情况下，一个国家在维护自己身份过程中会经常重复某些自我认同的内容，如美国经常提到的热爱自由、崇尚民主。在不确定时期，当其他语言力无法发挥作用时，表象力就成为非常可行的一种方式。行为体可以依赖表象力来建构新的身份或重塑原有的身份。例如，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美英双方都利用表象力对自我认同产生的威胁来迫使对方回到“我们感”，把面临挑战的原有身份又强加给对方。在这种情况下，表象力加固(fasten)了原有身份。(40)所以，语言产生的叙述结构使身份在危机期间成为稳定秩序的一个要素。表象力的最大特点是不给对方留任何余地。其他形式的语言力虽然也可以造就社会“现实”，但是和表象力相比还存在某些局限性。例如，比较常见的讨价还价和争论等，其特点是对方既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在不确定时期，它们的作用非常有限。而表象力则不同，它以威胁对方的自我认同为目标，从而使对方必须接受。当双方关系比较确定时，其他形式的语言力可以发挥作用，但在危机期间，只有表象力能够发挥作用，并通过这样一个过程加固原有的自我认同。
三 表象力与实践
表象力对身份的建构作用在于行为体能够利用语言威胁对方的自我认同，使对方自身相互矛盾而不得不服从自己。在国际关系中，人们如何来架构语言才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呢？在国际交往中应该如何利用表象力呢？这些都是我们真正理解表象力的关键。研究表象力的核心内容是语言表达(phrase)与链接(links)。
（一）语言表达与链接
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交际形式是语言的交流。利奥塔指出，叙述是语言交际的最基本形式。人们通过讲述一个事件、一个人、一些行为等使语言具有了真实感，(41)在社会意义上成为真实的东西，变为一种社会意义上的存在物，这也是社会意义的产生过程。所以，叙述是“现实”或造就表象的最基本形式，也是研究各种形式的语言力的起点。国家采取何种形式的表象力来建构或再造一种身份，主要是通过针对所质疑的关于该身份的叙述来实现的。如在危机期间，我们可以比较危机双方如何陈述各自关于双方关系的“现实”。除了简单的比较外，行为体还需要特别关注那些相关叙述中的语言力，重点分析文本中所存在的问题。
叙述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语言表达和链接，这也是实现表象力的最主要方式。(42)语言表达主要是指行为体在言语过程中为了支持“现实”所用的词和词的序列，即不同形式的能指(signifier)，如单个的词、完整的句子、段落，用它们来定义所指(signified)，如一个人、一件事、一个概念等。(43)链接主要是指言语者把语言表达联系起来的一种机制(mechanism)，把不同的所指统一在一个更大的语境中。例如，“美国总统”能让人们想起“乔治·W.布什”、“美国行政当局”、“共和党”等；“特殊关系”能让人们想起“美国”和“英国”及其之间的“信任”等。(44)人们之所以能够想起这些联系，是因为它们通过语言的叙述在一个更大的语境中被链接到一起。不同的语言表达通过不同的方式链接在一起会建构不同的“现实”。看上去更“真实”一点的叙述会逐渐被合法化或是被固定化乃至被社会内化。叙述建构了秩序，而哪种叙述能够更接近“真实”，则取决于贯穿于叙述过程中的语言力和行为体施动性的发挥。
语言力主要通过链接来实现，链接的方式多种多样。当言说者进行链接时，他赋予了语言表达相互之间的意义和连贯性。链接产生叙述，叙述产生表象，表象建构“现实”。如果要明白言说者如何通过叙述来建构“现实”就要分析其链接，言说者可以采用不同的链接方式。一种链接是容忍(tolerance)型链接，使语言表达之间的关系呈开放性，有商量余地，对方可以拒绝接受。用容忍型链接来加固某种国际身份并不是最佳选择。相比之下，恐怖(terror)型链接和放逐(exile)型链接则更为有效。二者的目的是造就、传播、固定某种关于我他关系的特殊叙述，以避免其他可能。话语的接受方实际成为这种叙述的牺牲品，别无选择而只能接受所叙述的“现实”。这两种链接通常是受特殊语境的影响，是针对某种挑战而出现的。
挑战首先来自那些异议性语言，即在特殊的语境下任何挑战原有逻辑链接的词或词组。挑战某种叙述“现实”，可以采用物质的、象征性的等多种形式。但对于某些具有社会意义的事物而言，则需要通过叙述与其进行交流。异议性语言和其他语言不同，它通过把某个矛盾的语言表达引入到表象的逻辑中来干扰现存的“现实”和原有叙述的逻辑，从而打破原有叙述的一致性。如果关于某种身份的“现实”的叙述中有很多异议性语言，这种叙述就会面临被解构的危险。如体现在英美关系上的异议性语言主要是指挑战英美特殊关系的叙述逻辑。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美国挑战英美之间“我们感”的异议性语言之一是“勾结(collusion)”。(45)“勾结”的逻辑表明英国不是一个值得信任的朋友，而是“好战的恶棍(bellicose rascal)”。这样的语言会让人们质疑一些原有“现实”的真实性。英国不可能既是可信赖的朋友，又是“好战的恶棍”。这样，“勾结”就对现存的“现实”提出了质疑。在危机时期，当这种异类声音有更多机会出现时，多个异议性语言就可能破坏掉整个原来的叙述和自我认同。美国所用的多个类似“勾结”的异议性语言使人们无法忽视“勾结”和“信任”间的矛盾。这不仅质疑了美英“特殊关系”的叙述，而且使“信任”完全不符合逻辑。人们因此不再把“信任”和美国、英国连在一起，美英之间的“我们感”和安全共同体就可能被解构。某一个异议性语言也许影响并不很大，但是如果多个异议性语言链接在一起，就会形成一种新的异类“现实”，会使现有的自我认同产生危机。
当一种“现实”以这种方式被解构后，它会产生多米诺效应，进而影响到其他相关的“现实”，甚至是行为体的自我认同。类似的异议性语言会重塑行为体自我认同的社会语言环境。而当行为体意识到这种多米诺效应的危险和将要付出的代价时，它也可以采取一种新的叙述来抵制这些异议性语言以维护自己的自我认同。双方都力争通过语言制造一个陷阱，使对方的自我认同自相矛盾，从而迫使对方屈服。通过这个语言过程，尤其是语言的表象力，来加固原有身份，保证其原有身份不被解构。在危机期间，当双方的叙述中都出现了挑战原有现实的异议性语言时，恐怖型链接和放逐型链接就会起到特殊作用。如果对表象力使用得当，行为体就能够有效地消除异议并加固现有身份、双方的自我认同及“我们感”。
（二）恐怖型链接
恐怖型链接是行为体通过表象力来维护自我认同的一种常用策略，它通过制造一个陷阱而迫使对方不仅必须放弃它的异类声音，而且还要支持自己希望维护的“现实”，把异议性语言变为支持性语言(phrase-in-support)。
从叙述角度讲，行为体主要通过三类语言来达到这种效果。一是重申希望维护的某种“现实”；二是对异议性语言重新定义，使其不再挑战自己要维护的“现实”，而是支持“现实”；三是表明威胁，主要通过使用语言威胁力(linguistic gun)，使对方不得不屈服于行为体所维护的现存“现实”。例如，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英国利用恐怖型链接重新定义了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当时美国关于纳赛尔的叙述主要是“英国对埃及总统纳赛尔做得太过分”，而对英国来说，美国的这种叙述显然是支持英国“好战”的观点，这是英国不能接受的新“现实”。英国因此建构了一个陷阱：美国要么接受英美之间“我们感”关于纳赛尔的定义，要么承认美国对欧洲的安全漠不关心。美国不想让自己是西方的保护者的自我认同受到破坏，因此不得不向英国使用的关于纳赛尔的恐怖型链接屈服，被迫承认纳赛尔的威胁要比美国预想的大得多。(46)所以，英国对纳赛尔所采取的行动不是因为英国好战，而是人们期望英国或美国所采取的英勇行为，“纳赛尔”这个词不但不再让人们想到“好战”，而且成了英美之间“我们感”和美英特殊关系的支持性语言。
恐怖型链接的真正含义是通过让对方想象如果不接受叙述方所建构的“陷阱”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来达到征服对方的目的。这种语言行为和真正的物质性恐怖行为在情感上起作用的道理是一样的。恐怖型链接发挥作用实际是一个心理过程，是把现存的“现实”重新建构，就国际身份而言则主要是关于双方的“我们感”。如果对方不认为它会真正威胁自己的自我认同，就不会接受其叙述，而是坚持使用原来的异议性语言。因此该策略就不一定成功，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体可以选择放逐型链接。
（三）放逐型链接
放逐型链接是使对方必须保持沉默并处于另一种别无选择的境地，这也是回应异议性语言的策略。恐怖型链接强调让行为体必须支持现有身份，放逐型链接则使行为体别无选择，只能保持沉默，从而使对方提出的异议性语言不产生任何意义和效果。它使异议性语言看上去和事实毫无关联而不再影响现存“现实”。(47)行为体需要对异议性语言重新叙述，而不能像恐怖型链接那样把异议性语言变为支持性语言。所以，行为体通常是在使用恐怖型链接失败时才会选择放逐型链接，目标只是让对方提出的异议性语言失效，而并不期待把异议性语言变为支持性语言。
在选择使用放逐型链接时，行为体必须能够在逻辑上把四类语言表达联系起来以使其生效：(1)用来表示行为体希望维护的现存“现实”；(2)行为体可以接受对方异议性语言的某些方面的妥协性语言；(3)使干扰性语言看上去与受到攻击的叙述“现实”毫无关系进而使其失效的语言；(4)对异议者设立自我认同的陷阱，使它暴露出自我认同的一些矛盾。(48)通过该过程，放逐型链接也能够像恐怖型链接那样使对方别无选择。多数情况下，行为体会选择保持沉默以使异议性语言失效。例如，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英国政府把联合国和“背叛”联系到一起，因为美国利用联合国作为一个平台要求英国撤军。英国认为这是对它的侮辱，因为它支持“背叛”这个“现实”，所以，“联合国”威胁到美国作为西方领导的认同。美国因此采取了放逐型链接策略，在话语中不再使用“联合国”。这样美国就主动放弃了这个词，但这并不等于它承认美国在联合国侮辱英国，美国变化了自己的语言，提出美国在联合国的行为是为了领导西方应对苏联威胁的一个策略，而英国当时也把苏联的威胁作为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采取行动的主要理由。面对美国的解释，英国虽然认为美国在联合国的行为对英国来说具有某些侮辱意味，但是不能再说美国的行为是“背叛”。(49)
所以，当行为体能够成功地使用恐怖型链接、放逐型链接或将二者结合时，就可以把那些破坏现存的关于国家身份的叙述“现实”的异议性语言压制下去，使异议“现实”得以消除，同时加固原有身份。这样，在双方共享的理解的基础上，人们还可以对双方将来的行为产生稳定的预期。可见，表象力重新塑造了身份，把一定的身份强加给了对方，通过身份的权力政治而重新建立了世界秩序。这样一来，危机时期的身份仍然能够体现出稳定性，塑造行为体的行为。(50)
（四）容忍型链接
容忍型链接在逻辑上不会加固原有身份。它在叙述中只是一些描述性语言，被逐个链接起来以支持提出的某种“现实”，但并不能强迫对方接受。所以，在消除异议性语言方面并不十分有力，但行为体很多时候还是可以选择容忍型链接。在实践中，某种语言在行为体的多种身份中重叠的次数越多，当某种叙述受到挑战时，这种自我认同受到的威胁就越大。如果行为体非常看重自己的自我认同，他会极力通过语言的表象力来加固身份，以避免威胁自我认同的多米诺效应的出现。但在危机时期，有时行为体会发现加固这种身份也许并不是最理性的选择。这样，行为体会选择容忍型链接。(51)
容忍型链接并不是要制造一个陷阱而使双方看问题的视角达到统一，它只是建构一种叙述性“现实”供人们来评判。其目的是交流信息和思想，而不一定是结果。(52)如果用容忍型链接来重新建构双方的共有知识，其结果并不一定理想。但是如果行为体的目标不是为了建构或重塑某种我他知识，在有些情况下，容忍型链接就是较好的链接策略。例如，当行为体间的关系已相当固定或制度化，语境也比较清楚，彼此间的“我他关系”不需要再加固时，双方在交流叙述时就可以采用容忍型链接，双方都明白彼此间不需要也不可能总是很快达成共识。
另一种情况是对方的异议性语言没有威胁到其自我认同或“现实”，行为体根本不想建构双方共有的我他知识，因此在叙述过程中就可以保持漠然。这种情况将会出现四种可能：第一，对方只是建构一种叙述“现实”，行为体不必担心这种叙述事后会变为“现实”。例如，国际关系中冲突的调停者作为第三方就可以采取该策略。第二，行为体对建构共有知识不感兴趣，不是因为它的自我认同没有受到异议性语言的威胁，而是这种威胁超过了它的承受力。它希望重新来建构其自我认同的社会语言结构，就如同一个要自杀的人，他对他的物质存在都不在意，更不会关注他的自我认同。第三，行为体希望一切从头开始，因此对自我认同的存在与否毫不关注。第四，行为体不愿意自己有一个统一的自我认同，也不希望用这种共有的知识强加于自己或别人，而是更倾向于不固定的身份。
总体而言，容忍型链接与恐怖型链接和放逐型链接相比，在国际关系中尤其是在危机时期重新建构身份和秩序方面的作用不大，而恐怖型链接和放逐型链接更能体现身份的权力政治。
四 后建构主义的理论意义与启示
无论对语言研究视角的选择还是对身份和国际秩序的重新解读，后建构主义都是对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第一，后建构主义把语言的宏大叙事和叙事中包含的逻辑纳入到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议程，为学界对语言的研究提供了又一路径。它把语言和由此产生的叙述作为理论重点，这是对社会建构主义所缺失内容的一个补充。国际关系理论界对语言的研究已有近20年的历史，但以往的研究比较注重从语言的某个微观方面入手，如言语行为、词汇的命名、语言游戏的建构等。而后建构主义重点突出了语言整体叙述和蕴涵其中的语言逻辑，从一个更加宏大的角度来研究语言。行为体可以利用国家间先前的叙述基础来设计自己的语言。每当人们利用语言进行叙述、写作、交流时，其作为叙述的作者都可以利用语言力来参与对“现实”的建构，国家间彼此的叙述实际是在建构双方间的“我他”知识和彼此认同。语言整体的叙述结构会同物质结构一样制约行为体的行为。这是以往的国际关系理论所没有认识到的。后建构主义的另一个启示是，我们在解读国际关系时，需要加强过程研究，不能只采用静态的思维方式，而且还要关注叙述产生的语言表象过程。例如，在研究冷战时，不仅需要关注美苏之间的敌对身份的既定事实和由此导致的行为取向，更需要研究双方的敌对关系是如何通过美苏相互的语言叙述不断被建构的，又是如何通过双方的叙述不断被强化的。
第二，后建构主义的研究使我们在对社会建构主义关于身份的理解上有了一个新的突破，把语言提升为建构和维持身份的一个充分原因，使语言、身份和国际秩序之间的联系进一步理论化。社会建构主义的贡献在于要求我们除了从传统的物质权力和利益来考虑国际关系外，还必须考虑身份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后建构主义更加强调语言对身份的作用，认为语言形成的叙述本身就会影响身份。语言可以通过叙述而产生一种身份压迫。(53)社会建构主义强调身份是一种社会建构，是互动和学习的过程，与权力并无太大的关系。后建构主义强调身份和秩序是行为体通过语言力直接威胁自我认同的产物，国际身份和国际秩序是国家间相互强加的，是一个充满施动性的过程。建构主义虽然也针对语言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但它们大都把身份作为一种被动之物。后建构主义则更加强调语言叙述者和叙述本身对身份的影响，行为体通过自己的施动性，利用语言和叙述，使语言成为身份的真正来源(source of idendty)。
第三，后建构主义在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之间找到了结合点。后建构主义认为，权力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通过表象力产生的威胁迫使对方屈从。强调身份并不意味着权力和利益退居次要地位，而仍认为身份也是由权力和利益构成的，只不过把重心放在语言力这种权力上，而利益体现在对自己主体认同的维护。这样，物质权力和利益成为次要；非物质性权力，即语言权力和保护自己主体认同的利益成为身份的核心内容。权力政治的逻辑同样在起作用，现实主义强调的是物质的权力政治，而后建构主义强调的是身份的权力政治。(54)二者一个是物质层面，一个是身份层面，在逻辑和结构特点上非常相似。这一点也表明，后建构主义的身份转向使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之间通过语言对身份的作用而出现了一个结合。(55)由此，现实主义使用物质力量来展示权力，后建构主义则认为通过语言来实现权力。国际秩序是通过施动者的语言实践被社会性地建构起来的，并不一定建立在无政府的逻辑之上。
第四，对行为体的施动性的再认识。后建构主义的一个理论核心是语言力，这一点主要是受到了后结构主义的影响。在施动性方面，后结构主义总体上认为施动性是分散在整个社会网络中的，例如，福柯认为权力并不是由某些人来控制的，而是通过一些社会礼仪实践等体现出来的。(56)但与其不同的是，后建构主义更加强调行为体的个体施动性，这也是语言建构范畴内理论的一个普遍特点：在研究层次上偏向微观，更加注重个体因素。当行为体以任何一种语言方式对这个世界上的事物进行交流时，它都是在利用语言力参与对世界“现实”的建构，成为表象世界的主体。就国家间关系而言，在双方共有知识的前提下，任何代表国家行事的行为体实际上都是在参与关于两国关系“现实”的建构。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使用语言的施动性被提升到了理论框架的核心层面，即通过对施动性的强调来分析施动者如何利用语言力来建构或重塑彼此的身份。虽然建构主义强调互动和学习，但是后建构主义认为这还不够，还应强调在互动过程中对身份的叙述（即想让对方学习的内容），在叙述中要利用各种形式的语言力来表象对自己身份有利的内容。另一方面，叙述的成功与否不仅仅是表述内容的问题，还取决于表述的结构，取决于行为体采用何种形式实现语言力。叙述内容和表述结构一起决定语言力的强弱，使某些叙述更有影响，更容易成为一种主导表象，进而成为相对稳定的共有知识而造就“现实”。行为体在实践中可以有意识地使用语言力。在国际政治中，行为体利用语言宣传自己身份的过程非常重要，最基本的一点是行为体可以利用语言这个武器来建构人的意识。(57)所以，在国际关系中，通过设计一种国际身份来影响国际秩序有时比依赖物质权力更加有效。语言力，尤其是表象力，可以产生一种身份压迫而成为国际关系变化的一种动力。(58)在实践中，政治家们作为国家的代表都有着自己关于国际秩序的理念，都希望按照自己的叙述来建构国际政治的“现实”。后建构主义的身份转向研究能够为政治家们如何建立自己理想的国际秩序提供一些启示，即如何把自己的理念建构成现实，并将其建构为一种稳定的叙述结构，成为一种宏大叙事而逐渐使之客观化。对政治家们而言，把身份的社会语言建构纳入自己的政治日程（尤其是通过表象力来叙述自己所希望建立的身份）将是影响世界秩序的一个有效方法。(59)
尽管后建构主义进一步丰富了国际关系理论，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影响其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其理论认为语言建构和维持了身份，身份是国际秩序的一个充分原因。与国际关系以往理论的观点相比，这种观点比较极端，语言是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如果将其视为一个决定性因素则显得言之有过。另一方面，后建构主义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的各种理论还是有很多相似点，强调理解和诠释的意义，其中涉及很多哲学思想，理解起来较晦涩、难懂，这与国际关系传统的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的认识论存在很大差别。此外，其理论在应用方面也存在一些困难。例如，其理论中涉及的一些行为体可以运用的语言链接方式，如依赖恐怖型链接、放逐型链接等设计出来的语言陷阱，在现实中并不是时刻都可以设计出来的，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注释：
①Stefano Guzzini and Anna Leader,eds.,Constructiv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lexander Wendt and His Critics,New York:Routledge,2006.
②Maja Zehfuss,"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Wendt,Onuf and Kratochwil," in Karin M.Fierke and Knud Eric Jorgensen,eds.,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 Next Generation,NY:M.E.Sharp,2001.
③比较关注语言的学者主要包括后现代建构主义学者和社会建构主义的一些其他学者，如尼古拉斯·奥努弗(Nicholas Onuf)、弗里德里克·克拉托赫维尔(Friedrich Kratochwil)、菲尔克(K.M.Fierke)、贾尼丝·马特恩(Janice Bially Matterh)、珍妮弗·米利肯(Jeniffer Milliken)等。此外，哥本哈根学派的奥利·维夫(Ole Waever)也涉及了言语行为。
④马特恩用了“后建构主义”这个称谓，“后”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不认为国家身份的形成和保持有一个固定的背景，而是在本体论上采取了后结构主义的观点，不把国家身份作为一个整体来叙述；(2)这是建构主义关于身份的第二代理论，与第一代身份理论相比更能说明在危机时期的身份问题；(3)该理论得出的结论在关于国家身份是国际秩序的源泉方面与现有的社会建构主义的结论不同。后建构主义认为国际身份是建立国际秩序的一个充分原因足以在无序状态下产生有序。参见Janice Bially Mattern,Ordering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Identity,Crisis,and Represntational Force,New York:Routledge,2005,p.12。
⑤Brian McCormack,"Uncovering the Source of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7,No.3,2005,p.500.
⑥袁正清：《国际政治理论的社会学转向：建构主义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8页。关于建构主义的其他划分，详见此书第37～42页。
⑦［美］约翰·鲁杰：《什么因素将世界维系在一起？新功利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的挑战》，载［美］彼得·卡赞斯坦等编，秦亚青等译：《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3～284页。
⑧美国学者所指的建构主义主要是中国学者所指的现代建构主义，中国学者所称的后现代建构主义更接近于美国学者所称的后结构主义。
⑨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1页。
⑩作者在与马特恩交流时，她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
(11)Francois Debrix,"Language,Nonfoundationalism,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Francois Debrix,ed.,Language,Agency,and Politics in a Constructed World,Armonk and London:M.E.Sharpe,2003,p.12.
(12)Francois Debrix,"Language,Nonfoundationalism,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Francois Debrix,ed.,Language,Agency,and Politics in a Constructed World,pp.6-7.
(13)宏大叙事可以理解为一种关于某种文化的特定叙述，目的在于使相关的话语、形象表述、社会实践合法化，同时确定它们在社会上的统一性。该解释参见［新西兰］迈克尔·彼得斯著，王成兵、吴玉军译：《后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师承关系及差异》，载《哈尔滨师专学报》，2000年第5期，第3页。
(14)利奥塔主要倡导以多元性、异质性和差异性为标榜的后现代主义主张。
(15)Janice Bially Mattern,Ordering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Identity,Crisis,and Representational Force,p.12.
(16)Janice Bially Mattern,Ordering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Identity,Crisis,and Representational Force,p.12.
(17)Alexander Wendt,"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The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6,No.2,1992,pp.391-425.
(18)［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17页。
(19)袁正清：《从安全困境到安全共同体：建构主义的解析》，载《欧洲研究》，2003年第4期，第41页。
(20)Karl W.Deutsch,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 the Light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7.
(21)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eds.,Security Communiti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22)Janice Bially Mattern,"The Difference that Language-Power Makes:Solving the Puzzle of Suez Crisis," in Francois Debrix,ed.,Language,Agency,and Politics in a Constructed World,NY:M.E.Sharp,2003.
(23)Janice Bially Mattern,Ordering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Identity,Crisis,and Representational Force,p.13.
(24)Janice Bially Mattern,Ordering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Identity,Crisis,and Representational Force,p.250.
(25)Janice Bially Mattern,Ordering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Identity,Crisis,and Representational Force,p.96.例如，一个人的身份在与他人的主体建构的基础上可以是医生、丈夫、父亲，但是除此之外，他还会有超出这些身份的一些自我认识，如幽默、正义、关心政治、诚实等。
(26)Janice Bially Mattern,Ordering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Identity,Crisis,and Representational Force,p.96.
(27)Nicholas G.Onuf,World of Our Making:Rules and Rule in the Soci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olumbia,S.C.: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1989; Friderich Kratochwil,Rules,Norms,and Decision:On the Conditioas of Practical and Legal Reason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omestic Affair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
(28)Ludwig Wittgenstein,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as,Oxford:Blackwell,1958.
(29)Peter C.Sederberg,The Politics of Meaning:Power and Explanation in the Constitutioa of Social Reality,Tucson: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1984,p.7.
(30)Peter C.Sederberg,The Politics of Meaning:Power and Explanation in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al Reality,p.94.
(31)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McGraw-Hill,1979.
(32)Janice Bially Mattern,Ordering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Identity,Crisis,and Representational Force,p.95.
(33)Janice Bially Mattern,Ordering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Identity,Crisis,and Representational Force,p.14.
(34)Janice Bially Mattern,Ordering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Identity,Crisis,and Representational Force,p.95.
(35)Janice Bially Mattern,"The Power Politics of Identit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7,No.3,2001,p.359.
(36)Janice Bially Mattern,"The Power Politics of Identity," p.359.
(37)J.L.Austin,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 John Searle,Speech Acts: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9.
(38)Janice Bially Mattern,Ordering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Identity,Crisis,and Representational Force,p.96.
(39)Janice Bially Mattern,Ordering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Identity,Crisis,and Representational Force,p.98.
(40)加固主要是指在身份面临破坏时所使用的稳定或加强原有身份的叙述方法或步骤。加固可以加强身份对规范结构的影响，进而影响行为。参见Janice Bially Mattern,"The Power Politics of Identity," p.362。
(41)Janice Bially Mattern,Ordering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Identity,Crisis,and Representational Force,p.93.
(42)Janice Bially Mattern,"The Difference that Language-Power Makes:Solving the Puzzle of Suez Crisis," p.153.
(43)Janice Bially Mattern,Ordering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Identity,Crisis,and Representational Force,p.108.
(44)Janice Bially Mattern,"The Power Politics of Identity," p.363.
(45)美国说英国“勾结”，主要是指英国与法国、以色列之间的秘密合作。
(46)Janice Bially Mattern,"The Difference That Language-Power Makes:Solving the Puzzle of Suez Crisis," p.163.
(47)Janice Bially Mattern,"The Difference that Language-Power Makes:Solving the Puzzle of Suez Crisis," p.163.
(48)Janice Bially Mattern,"The difference that Language-Power Makes:Solving the Puzzle of Suez Crisis," p.115.
(49)Janice Bially Mattern,Ordering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Identity,Crisis,and Representational Force,p.163.
(50)Janice Bially Mattern,"The Difference that Language-Power Makes:Solving the Puzzle of Suez Crisis," p.167.
(51)Janice Biany Mattern,Ordering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Identity,Crisis,and Representational Force,p.122.
(52)Janice Biany Mattern,Ordering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Identity,Crisis,and Representational Force,p.122.
(53)Janice Bially Mattern,Ordering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Identity,Crisis,and Representational Force,p.22.
(54)Janice Bially Mattern,Ordering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Identity,Crisis,and Representational Force,p.101.
(55)J.Samuel Barkin,"Realist Constructiv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5,No.3,2003.
(56)Janice Bially Mattern,Ordering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Identity,Crisis,and Representational Force,p.93.
(57)Janice Bially Mattern,Ordering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Identity,Crisis,and Representational Force,p.23.
(58)Janice Bially Mattern,Ordering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Identity,Crisis,and Representational Force p.24.
(59)Janice Bially Mattern,Ordering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Identity,Crisis,and Representational Force p.124.
标签：建构主义论文; 结构主义理论论文; 身份认同论文; 自我认同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社会认同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国际关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