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的“过渡点理论”看市场经济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市场经济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何转变为社会主义的联合生产方式？马克思曾提出过两种“过渡点”或过渡形式。其一是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或股份制形式，其二是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或合作制形式。那么，我们今天的改革应当作出何种选择？笔者以为，本质上选择合作制是合理的，但合作制要真正与生产的社会化相适应，合作关系就得超越个别企业的范围，为此，又应当采用股份制形式。并将股份制形式置于、嫁接在合作制的本质关系之上，构成一种社会化的合作形式，这里我们称之为“劳动股份制”〔1〕。这是我们改革可供选择的目标模式。
一
马克思在论述“过渡点理论”时指出：“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了的第一个缺口……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工厂内已经被扬弃，虽然只是在下述形式上被扬弃，即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也就是说，他们利用生产资料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殖。……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的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2〕。
从上面的一段话看，马克思的意思是很清楚的。就是说从人与物的关系上看，在股份公司中，已没有人能说“这是我的财产，那是他的财产”了，过去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人财产已经联合成许多生产者的共同财产了，已经取得了社会占有的形式；同样，在合作工厂中也是如此。但是从人与人的生产关系或本质关系的角度看，股份公司与合作工厂则根本不同。在股份公司中，劳动者与所有者并不是同一些人，即使有少量股份属于劳动者，但无论是“外部持股”还是“内部持股”，他们作为所有者和作为劳动者的身份仍然是分离的、对立的。因此，这里仍然存在着剥削关系和劳资对立，不过情况变得更加社会化和复杂化了。片面地看，形成了你剥削我，我剥削他或互相剥削的关系，但从总结果看，则是加强了大资本支配小资本的权力，形成了总资本对总体工人的剥削关系，其实质仍然是少数人（真正的资本家）剥削大多数人，即股份公司的发展并未否定剥削制度本身！而合作工厂则相反，“工人是自己的资本家”，所有者一定同时又是劳动者并直接紧密结合着，这就真正消灭了剥削关系和剥削制度，从根本上消除了劳资对立。
所以，股份公司是消极的过渡形式，而合作工厂是积极的过渡形式。本质上，我们应选择后者。
但是，合作工厂又毕竟是过渡形式，本身还不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本形式，而且这种合作制自身存在很大缺陷。如在这种合作制中，合作关系仅仅限于某个企业内部，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和产权都还不能较好地适应生产社会化、生产集中等发展的要求而在更大的范围内自由流动起来，从而在全社会范围内有效地实现资源的再配置、优化配置等等。因而，这种合作制还不能很好地适应我们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也就意味着，合作制必须进一步发扬光大，即将劳动合作关系推广到企业之间，建立起我们所需要的“社会合作制”。股份制是适应生产社会化而发展起来的财产组织形式，可考虑将这种形式嫁接到合作制的本质关系之上，从而构成一种社会化的劳动股股份制。
应当指出，一般研究股份制的人，往往忽视了传统股份制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剥削）或私有制为基础这一根本点，因此，如果将这种股份制直接搬过来，也必然悄悄地偷运进来私有制关系，最终结果也就免不了私有化。而我们这里所说的劳动股股份，是以社会主义劳动合作关系为基础的，本质上是公有制，只是嫁接了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中为我们提供的现成的社会化形式。因此，这是一种社会主义所特有的股份制，可看作公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具体设计为：
1、国有企业的全部财产的价值（评估后）按劳分配给每个职工， 而且每年再分配一次，记到职工名下，称劳动股。劳动股不依惯例派息分红，但劳动股的年均值与年长系数（可规定40年为1）的乘积作为职工的福利基金，遇到失业、退休等，即按这个基金的某个利率（它与后面将提到的上缴国家的股息利率呈正相关）提取失业救济金、养老金。因此，按劳配股实为长远福利的按劳分配。
2、职工的工资规定为劳动股红利， 实为由生产资料按劳分配所决定的消费品的按劳分配，代表了目前利益。
3、劳动股息为上缴国家税利。国家税利用于支付救济金、 养老金，用于社会管理和各种公益事业。
4、财产的使用价值不分割， 职工个人也不能将自己名下的劳动股孤立出来，但又由职工自主支配。即职工可再选择企业，并由一个企业流动到另一个企业，与此同时，其当年名下的劳动股也相应由前一个企业转入后一个企业。在这里，劳动者与劳动股总是结合着流动，由一种资源配置形式（企业）转换成另一种配置形式，它表现为整个社会资源在联合劳动者的支配下实现再配置和优化配置。
5、职工退休后留下的劳动股不继承，统一安排就业。
二
上面从马克思的过渡点理论设计了“劳动股”，劳动股与资本所反映的雇佣劳动和物奴役人的剥削关系不同，它反映了自主劳动和人支配物的协作、联合关系，这样，劳动股将成为创建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体系的基石。
（一）塑造独立的市场主体，没有独立的市场主体
就不可能有市场经济，而关键是企业。其独立性表现在它是决策、行为和利益的主体，从而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为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创建产权清晰、责任明确、政企分开和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当按劳动股的设计改造国有企业时，国有企业也就成为一种特有的劳动股股份公司，它实际上与市场化的整个社会劳动和社会资源（财富）紧密相联通的由社会劳动基本联合体及其所支配的社会资源的统一，在数量上，企业产权是公司联合体所有劳动者的劳动股的总和，界限是清晰的。每个劳动者都成为企业的劳动股股东，职工大会（职代会）天然就是董事会（股东大会），是企业最高决策机构，由它决定的公司经理则负责日常经营活动。至于国家，只有当公司不能上缴劳动股息，又无助于国家的宏观战略目标和社会目标的时候，才强迫企业破产。不能上缴股息，即意味着企业的社会劳动组合和它所支配的资源配置无社会效益，故国家强迫它破产，促进劳动和资源的流动和重组，保护和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力，这实际上是国家从宏观上经营整个社会资源的方式。除此外，国家一般不再直接干预企业，政企彻底分开。
其实，一般来说，在国家未强迫企业破产以前，由于劳动股的红利工资下降和增值受影响，劳动者及其所支配的劳动股早已在通过市场流出企业，促使企业或者作出调整、或者尽早宣布破产，减少损失。可以说，在这种劳动股股份公司中劳动者是“手”（选举、决策）“脚”（劳动股）并用给企业投票的，他们在社会资源的配置中发挥着积极的主体作用。
当企业破产后，企业产权可进入产权市场，如果产权增值，将按劳动配置到每个劳动者头上，他们的劳动股增值。产权迫卖后，即可以整个重建一个新企业；也可整个并入另一企业；还可以各自带股分散配置到不同企业；但无论何种情况，国家的股息收入都会增加相应的一个基数，由国家从宏观上所控制的社会财富（所谓国有资产）也增值。相反，企业产权的贬值，也要分摊到每个劳动者的头上，承担主要的亏损责任。当然，国家股息收入也暂时受损失，直至产权重组发挥效益并恢复原值以前。显然，只要搞好宏观管理，国家资产及财政收入的总和都不会因少数企业经常性的破产而受到影响。此外，国家也可要求劳动股负债经营。
合理的破产是搞活整个国有经济的基本环节，破产是经济有机体的新陈代谢，可以有力地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地区结构。但在传统国有企业中，破产遇到了“社会保障体系”和“债务”两个大的“拦路虎”。我们这里却能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劳动股设计本身内含一个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即劳动股的年均值与工作年长系数的乘积已作为失业、养老的福利救济基金，而劳动股已作为劳动者再就业的“资本”，国家无需拿出大笔资金去建立一个社会保障体系和为失业职工设立一个再就业基金。其次，劳动股可以“负债经营”，利用这种办法将现有债务分摊，构成“带债劳动股”，于是无论今后产权如何流动和重组，银行债务都有着落。
此外，资产评估也是一个棘手问题，单纯进行资产评估，企业从自身利益考虑，以各种方式压低评估值，难免引起资产流失。而在这里，低估和高估分别对企业职工目前和长远利益有好处，这样，他们会权衡一下，趋向于客观地评价。更为重要的是，个人、企业和国家在不同层次上拥有同一劳动股，因此，一次评估并不起决定作用，无论偏高、偏低，在今后的经营活动中将很快恢复到正常值。假如偏低，在经营正常的情况下利润率一定偏高，职工追求长远利益，再加上收入调节税的限制，职工也将更多地增加劳动股积累；而从市场调节看，劳动和资源也会流进利润高的企业。内部利益平衡机制和市场机制将很快使企业劳动股值趋向正常。
应该指出，劳动股股份公司与传统国有制不同，前者可看作全民所有制的基本形式，后者只是过渡形式；前者是“建设的经济学”范畴，后者是“批判的经济学范畴”。但过去以至现在，大多数人仍将国有制看作全民所有制的基本形式，甚至等同于全民所有制，这显然是错误的。
国有制的弊端其实很明显，如果坚持国有权，那么改革思路一定就是“两权分离”，（所谓实物形态的法人财产所有权和价值形态的国家终极所有权的分离可看作进一步的两权分离），而“两权分离”的另一种说法或表现其实就是劳资对立（尽管有私人资本和国家资本之分），而劳资分离、对立是私有制、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本特征，我们怎能企望由此推进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革呢？我们得赶紧走出分权的陷阱，踏入“两权合一”的正途。
（二）促进完备大市场体系的发育
完备的市场体系是市场机制实现劳动优化组合和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市场的发育表现为平均利润率的形成过程。其前提条件是：资本和劳动力能够自由转移、流动、因而，价格完全开放，价格信号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劳动组合、劳动在社会生产各部门的分配从属于资源配置），灵活地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相对稀缺程度。这样的市场是全国范围内统一开放的大市场，并与国家市场融为一体；是完整的发达市场，包括商品市场、要素市场、普通市场、特殊市场等等；是法制化和规范化的市场，有一套完善的用以规范主体的经济行为的准则，保证市场经济顺利运作。
在社会主义劳动股份制条件下，则是劳动（力）的流动支配资本的流动，劳动的优化组合支配资源的优化组合。在这里，劳动力流动所追求的目标无非两个，其一是较高的劳动股红利（工资），其二是与劳动者长远利益（福利基金）相关的劳动股增值，而这两者之和与劳动生产力是成正比例的（还有一部分是上缴的股息），因此，劳动者的目前和长远利益是直接与劳动生产力相联系的，劳动者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是直接促进生产力的提高，即劳动者和劳动股结合着从劳动股红利率、增值率低的企业向高的企业自然转移和流动时，也是在发挥劳动能力和资源的效能。而这种两权结合着的流动显然比资本主义条件下分离状态下的流动阻力更小，在任何情况下，劳动者都是自己自由选择的企业的主人，是自己的“资本家”。总之，社会主义市场是由劳动市场支配的市场体系。
（三）形成平等竞争的市场机制
所谓市场经济，就是使市场竞争机制成为推动生产要素流动的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通过平等竞争确立市场价值和实现商品价值；通过竞争调整供求关系，实现生产和需求的平衡；通过竞争优胜劣汰，推动生产力的进步。
在劳动股份制条件下，生产力不再表现为资本的利润率，不在再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而直接地表现为劳动股的股息，红利和增值所标示的社会劳动生产力，市场竞争也就直接表现为劳动生产力的竞争，表现为劳动市场的竞争，其它竞争现象都从属于劳动竞争。而且，还为劳动竞争提供了最大的机会平等，即全体劳动者是凭自己的劳动能力来竞争；不仅可以在全社会范围内选择企业，而且可重新选择；在所选择的企业内，劳动股也不是一成不变，而是根据劳动能力和贡献每年重新评定。对于企业来说，它既然不能独占劳动力，也就无法独占其它资源，它只能凭自己的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来优化组合劳动，充分发挥企业的劳动生产力，生产社会所需的使用价值，以立足于市场。
（四）实现国家有效的市场干预
国家干预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国家干预可弥补单纯市场机制调节所不可避免的滞后性、被动性、决策的分散性等缺陷。
社会主义国家能对企业进行直接干预，前面已提到这种干预是完全规范的、有限的，它以企业能否上缴劳动股息为标准来决定企业是否破产，这也表示了国家所有权的界限。
但主要的还是间接的市场干预，在劳动股份制条件下，这种干预比资本主义也更有效力。首先，因为劳动股将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利益和有关经济效益指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它们的统计也直接联系起来，计算简便，可操作性强。这样，国家（经济管理部门）就能够透过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波动的表面性，更好地深入把握经济内在联系的信息，从而制定出更为科学的宏观调控计划；其次，国家利用经济政策和经济杠杆是非常有效力的。例如，提高劳动股息率、基金利率Ⅰ和Ⅱ、并增加收入调节税率而降低存款利率与遗产税率，即可强化劳动者的长远福利，促使企业提高积累率。这不仅包括价值积累，而且包括增加折旧，加强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革，主要从内涵上发展生产力的使用价值的积累。反之则相反。以此控制企业和劳动者的经济行为。
在运用经济杠杆来实现国家目标时，调控计划不仅要注意总量平衡，还应该注重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上的调控目标。因此，在制定经济政策时，产业结构政策和地区经济政策是两大方面，从而能够利用经济杠杆来调控和优化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
总之，劳动股将所谓“国有资产”的产权全面落实到社会个人这个基本层次的社会主体上。不仅同一层次的市场主体（主要是企业）平等地对待和广泛地联系起来；而且，将高层次的社会主体（国家、企业）的利益建立在低层次的社会主体（劳动者）的基础上，这样，既能保障国家利益的充分实现（所谓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国家财政收入），而国家利益又更直接地表现为企业和劳动者的长远利益。在这个条件下，社会主义市场本质上是社会联合劳动市场主导的市场体系，而国家的干预也更有效力。
注释：
〔1〕〔2〕马克思《资本论》，《马恩全集》第25卷， 第494 ， 497—4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