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缩小贫富差距与构建和谐社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构建和谐社会论文,贫富差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结束了建国以来长达二十多年的“共同贫穷”，国民生产总值从改革开放之初1978年的区区3624.1亿元人民币增长到2004年的136515亿元人民币[1]，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很大的提高，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上。但在国民财富增长的同时却出现贫富差距过大的情况，并已经成为导致社会矛盾与不和谐的因素。
一、当前我国贫富差距过大已经相当严重
全世界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一直都在研究贫富差别问题，并建立了一套预警机制，那就是著名的“基尼系数”。基尼系数是反映一国社会分配状况的指标，0为“完全平等”，1为“极端不平等”。目前公认的标准是，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好”，0.3～0.4之间为“正常”，超过0.4为“警戒点”。一旦基尼系数超过0.6，表明该国社会处于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05年社会蓝皮书报告，2004年中国基尼系数超过0.465，2005年逼近0.47。《光明日报》2004年8月17日发表文章，据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的调查，中国内地基尼系数已高达0.53或0.54。基尼系数0.4是社会失衡临界点，0.6是社会振荡临界点。[2]
在我国贫富呈两极分化发展明显。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5年社会蓝皮书报告，2004年，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最富有的10％家庭与最贫穷的10％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将超过8倍，将有六成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不到平均水平，居民收入继续向垄断行业倾斜。收入差距的扩大逐年累计起来就形成了财产差距的不断扩大。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将接近50％，收入最低的10％家庭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仅会维持在1％上下，80％的中等收入的家庭仅占有财产总额的一半。[3]目前银行的个人储蓄额约12万亿元，储蓄总额中的80％为20％的家庭所有。[4]据联合国2004年报告，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47，中国最穷的20％人口与最富的20％人口的贫富比差为10.7∶1；美国基尼系数为0.408，贫富比差是8.4∶1；法国基尼系数为0.32，贫富比差是5.6∶1；日本基尼系数为0.249，贫富比差是3.4∶1。中国的贫富差距明显超过发达国家。[5]
贫富差距过大表现为三种情形，一是不同阶层、行业、职业之间居民收入差距呈现两极：一极是所谓“新富阶层”，包括私营企业家、文艺体育界明星、外企高级雇员、房地产开发商、知名经济学家、律师、以权谋私的官员等；另一极是不得温饱的农民、贫困线以下的城市下岗失业职工，劳动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差的其他弱势群体等；二是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的扩大；三是地区之间收入呈东高西低特征，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首先是城市贫富两极分化。随着经济突飞猛进地发展，富者更富，穷者更穷。从家庭收入与财产、日常支出、大额支出、耐用消费品、休闲方式观念等方面看，差异越来越明显。近年来富人的收入来源越来越呈现出多样化和增值速度快的特点，而穷人的收入来源则呈现出逐步萎缩和价值递减趋势。富人的消费结构主要侧重于对享受性、时尚性生活品质的追求，而穷人的消费结构则主要倾向于对基本生存和温饱的维持。一方面下岗失业职工贫困交加，一方面有钱的和暴发户追求豪华和高消费，什么“黄金宴”、“豪门宴”，每席定价十八万八。从1993年开始中国取代美国，成为进口法国高档葡萄酒的头号市场，年消费量一万六千多瓶，这只能是富人和权贵们的专利。国家统计局把城市居民按人均可支配收入由高到低进行五等份分组，2003年占总体20％的最高收入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472元，比上年增加2012元，增长13.0％；占总体20％的最低收入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295元，比上年增加263元，增长8.7％。统计结果显示，最高组与最低组的收入之比由2002年的5.11扩大到5.31，最高组收入增长速度明显高于最低组。[6]根据2003年1月民政部公布的调查显示，全国城镇贫困人口有1400万。从统计情况看，全国1400万最低生活保障贫困人口月平均收入在130～150元左右。由于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是偏低的，所以城镇贫困人口的规模被低估了，实际应该有三千多万人。[7]
其次是城乡贫富差距过大。自1957年在城市实现国有化以后，城乡之间便形成了一种人类历史罕见的“二元社会”等级制度。按出生地不同、强制性终身化分为毫无社会保障的80％“农业人口”，和20％的“非农业人口”。城乡之间社会地位、等级不同，形成真正的“城乡隔离”和“城乡歧视”。这种状况在80年代初进行的农村改革稍有好转，但自1985年城市改革开始后农村的发展缓慢，占人口80％的“农业人口”的消费能力，由改革开放之初占有消费市场份额的65％降到1985年的42％，至今已降到37％，也就是说，总数占20％的“非农业人口”反而消费了63％的社会商品。这些年来农民收入呈下降趋势，1996年农村人均收入增长率为9％，1997年增幅为4.6％，1998年增幅为4.2％，1999年增幅为3.8％，2000年增幅跌至2.1％，从2001年起中央采取一些措施，于是2001年增幅提高到4.2％，2002年增幅为4.8％，2003年为4.3％。与此同时，城乡收入差距在拉大，城乡收入比1978年为2.47∶1，1984年为1.7∶1，到1994年为2.6∶1，1997年为2.74∶1，2003年扩大到3.2∶1，如果加上城市的各种福利差距实际达到五六倍。根据国际劳工组织36个国家的统计资料，绝大多数国家城乡收入差距均小于1.6倍。[8]据北京社科院的保守说法：上海市民平均收入是贵州农民的10倍。中国13亿人口有9亿是农民，目前没有摆脱贫困的有3000万。这是按每年人均收入625元的低标准计算，如果在这个标准基础上加200元，农村贫困人口就是9000万。
再次是东中西部差距不断拉大。一是经济总量的差距越拉越大，1980年到2003年东部地区在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从50％上升到59％，中西部地区相应下降。二是人均GDP差距越拉越大，1980年东部地区比全国平均数高34％，2002年达到高53％；同期，中部地区从相当于全国平均数的88％下降为75％，西部地区从相当于全国平均数的70％下降为59％。三是人均GDP的相对差距也是越拉越大，1980年到2003年，西部与东部之比由1∶1.92扩大为1∶2.59，中部与东部之比由1∶1.53扩大为1∶2.03，西部与中部之比由1∶1.25扩大为1∶1.27。[8]中国东部沿海五六个省市GDP超过全国GDP总量的50％以上，并且发展速度和富裕程度的差距在逐渐扩大。
二、贫富差距过大危害社会和谐，不利于发展
（一）贫富差距过大激发社会矛盾，不利社会稳定
贫富差别过大会导致对社会公平的破坏，从而引发一种强烈的仇富心理，以及对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的冲动，会引发动乱和暴力，将会危及整个社会的安定和健康发展。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说过，一个社会的消费者中穷人太多、富人太富，迟早要出问题。[9]拉美的教训给我们以警示。过去几年，拉美一些国家社会动乱不断发生，人们不免感到困惑：绝大多数拉美国家的人均收入已达3000美元以上，个别国家甚至超过5000美元。这些总体收入水平高于东南亚的拉美国家，为什么还是持续不断地发生社会动乱呢？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认为，拉丁美洲是全球贫富差距最严重的地区，而且这种现象仍在继续发展。目前拉美平均基尼系数已达0.522，不少国家已经相当接近甚至超过了0.6的危险状态。[10]拉美的教训是，在总体财富增长的过程中，如果忽视了底层民众的利益，就有可能导致一个人口众多的社会群体享受不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好处。一旦这个庞大的群体被排除在发展之外，那么这个社会很可能会孕育危机，经济也往往无法持续稳定地发展。某机构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将城乡贫困人口、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失业和下岗职工、残疾人、灾难中的求助者、农民工等各类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口数加总，再扣除重叠的部分，中国的弱势人群大约有1.4～1.8亿人。如何应对这一庞大的弱势群体的痛苦和诉求，对政府和社会必将形成很大的压力。[11]
（二）贫富差距过大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贫富差距过大对经济发展也会带来不利影响。社会再生产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的连续正常运转。生产决定分配、交换和消费，但是分配、交换和消费对生产有反作用。贫富差距过大是由于生产方式和生产要素决定的分配的结果，是分配不公的表现。由于贫富差距过大会导致社会消费的不足而对扩大再生产带来不利影响。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经济提出工人的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而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社会再生产链条断裂。当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了不同的情景，如果社会大多数成员购买力不足，消费不足，也会影响社会再生产的运行。在当前我国贫富差距过大的情况下，富人该买的都买了，对大宗社会产品失去购买欲望，而需要大宗社会产品的大多数社会成员却缺乏购买力，必然造成消费不足而影响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在衣食住行中房子最重要，但就目前的房价来说，大多数低收入者就是不吃不喝地干一辈子恐怕也难以实现买房的梦想。所以，北京有个房地产大老板毫不掩饰地说，开发商品房是提供给有钱人的。我国现在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除了结构不合理、拼消耗的低水平扩张，就是社会消费拉动无力。200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136515亿元，比上年增长9.5％。但是9.5％的增长率大多是靠固定资产投资，去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70073亿元。就是说，一多半是靠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另外在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过大中还隐藏着腐败、权钱交易、行业不正之风和行业垄断。这些情况的存在也会严重危害市场秩序和经济生活。而解决贫富差距过大问题本身就是改善经济环境和消除社会隐患。
（三）长期贫富差距过大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
什么是社会主义？过去忽视发展生产，经济落后，搞“穷过渡”，人民普遍贫穷，不符合社会主义，因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是贫富两极分化也不符合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2]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持以公有制为基础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让劳动、管理、技术和资本等要素参与分配，鼓励市场竞争，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目的是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繁荣经济，使国民富裕起来。但是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和市场竞争必然要拉大贫富差距，甚至有一定剥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贫富差距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一定程度的差距是有益的，因为差距能够形成动力，能够提高效率。但是市场竞争自发地不断地在加剧贫富差距，如果不对其进行调控就会导致两极分化。所以在贫富差距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国家和政府就应该采取办法进行干预和调节，把过大差距降下来，否则任其发展就会引发社会矛盾。二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有意识地缩小贫富差距，甚至实行社会福利政策和社会救济，把贫富差距控制在一定的幅度之内，保持了资本主义世界五十多年的相对稳定和发展。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由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0美元向人均3000美元跨越的非常关键的发展时期，贫富差距过大长期得不到解决非常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只有采取有效措施缩小贫富差距，提高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才有利于促进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利益群体相互协调、良性互动，形成平等友爱、融洽和谐的人际关系，保持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以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三、缩小贫富差距，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一）从分配着手缩小贫富差距
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存在的初次分配不合理、再分配缺乏力度与公平、第三次分配几乎没有的状况，导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因而解决分配不公，尽快确立合理、公平、共享的收入分配原则是缩小贫富差距的关键。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也是促进社会和谐的政策基础。一是应尽快提高劳动者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促使初次分配趋向合理化。改变片面强调效率优先而不顾公平的倾向，转到兼顾效率与公平上来，使劳动力的价值得到应有的体现。根据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每一个岗位的劳动对价值形成的贡献提取必要的社会扣除后，劳动者的所得越是接近他的贡献价值，越体现出财富分配的合理性。现在我国的工人工资只有美国的1/40，由于劳动力的过剩，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就与真实的劳动价值形成很大的距离。在生产过程中，企业工人工资的成本支出与老板的收入比例不合理，企业的利润大部分被老板获得。由于工资水平太低，在珠江三角洲的许多地方出现了企业招工难的情况。二是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向农村倾斜，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增加农民收入，彻底解决拖欠民工工资问题，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要加大对下岗失业职工的失业救济，安排下岗职工就业和提高下岗职工收入。三是要对国有垄断部门和国有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加强监管，适当降低垄断行业收入水平，防止法理上归全体公民所有的垄断利润转化为小集团的利益和少部分人员的薪酬福利。四是应当调整过高收入，反对灰色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应当提高所得税，扩征遗产税。在政策上适当向困难群体倾斜，千方百计壮大中等收入者阶层的比例。
（二）从“三农”问题着手缩小贫富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发展滞后，进而导致城乡差别和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因而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村、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增收是缩小贫富差距的基础工程。历史遗留下来的我国城乡二元体制结构和城乡发展失衡问题现在还比较突出。我国长期实行向工业倾斜的政策，农业一直都为工业化进程承载着沉重的负担。价格激励机制被扭曲，农民以低廉的价格向城市输出农产品，却以较高价格购买工业商品，同时还要承担各种税负。2003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以上，农业与非农产业的产值结构大约为15∶85，农业与非农产业的就业结构大约为50∶50，城镇化水平为40.5％。[13]这些指标表明，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工农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农业不再替工业提供积累，农业成为接受补助的部门。就是说现在已经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的协调发展。这也是解决城乡差别过大的根本途径。近年来，国家对农民更多实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中国工业“反哺”农业的机制也已经正式启动。首先，要加大公共财政支农的力度。改变农业和农村经济在资源配置和国民收入中所处的不利地位，财政加大对农业的投入，使公共服务更多地深入农村，惠及农民。政府新增财力的使用要大幅度向“三农”倾斜，形成支农资金的稳定投入渠道。其次，要免除农业的税费负担。就我国现在的财力来看，已经具备了取消农业税的能力，以减轻农民的负担。逐步提高农村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加快实行农村免费义务教育，改善农村医疗条件和提高农村医疗保障水平，构建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再次，加快推进农村城市化进程。应该取消针对农民工进城的准入限制，一视同仁，平等竞争，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逐步完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农民工占二、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达46.5％，占第二产业就业人口的57.6％。[13]要增加城市的辐射作用，以城带乡，形成城乡一体化的产业链。加快农村的城市化进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
（三）缩小贫富差距需要执政党、政府与社会各方面的努力
出现贫富差距过大，与政策有关，与市场机制有关，与新旧体制的转换有关，是在改革开放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各个阶层和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缩小贫富差距，是利益关系的调整，需要政策的支持，发挥政府职能，通过改革体制和完善制度来解决，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参与。在现阶段，执政党应该增加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社会公正公平和先富帮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政策供给，并列入领导政绩考评体系。政府应该充分利用税收和财政的手段，加大再分配的调节力度，提高低收入水平，调整过高收入，不断扩大中等收入人群，逐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收入人群分布。应该坚持科学发展观，改变片面强调效率和GDP的增长，而忽视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忽视社会公正和公平的倾向，通过改革和完善制度寻求效率与公平的统一，这也是把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嫁接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为了缓和社会矛盾，西方国家通过税收的再分配手段和实行社会福利政策，把贫富差距控制在一定幅度之内。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解决贫富差距过大问题是更有理由和具有基本制度保证的。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解决贫穷落后问题。缩小贫富差距不是“劫富济贫”，缩小贫富差距首先是进一步发展经济，在提升整个社会的富裕程度的基础上避免两极分化。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在道义上有责任为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作出贡献。应该怎样看待财富？我们也可以看看世界上那些更大的富人是怎么做的。世界首富、美国微软公司董事长比尔·盖茨说：“财富是种责任”。这是比尔·盖茨的财富观，他把财产总额的60％用于救济贫困和慈善事业，他立下遗嘱把全部财产的98％留给自己创办的“盖茨基金”用于帮助贫穷国家对抗疾病等项目。[14]美国总统布什2001年上台后，宣布十年之内废除遗产税，这是给富翁们送的一个贵重大礼，因为在美国实行的是超额累进税率，遗产数额越大，税率越高，最高可达55％。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富翁们并不领情。2001年2月，美国120位最有钱的富翁主动上书国会请愿，要求国家继续征收遗产税。比尔·盖茨的父亲老威廉在请愿书中写道：取消遗产税将使美国百万富翁、亿万富翁的孩子不劳而获，使富人永远富有，穷人永远贫穷，这将伤害穷人家庭。“抽肥补瘦”是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做法。许多国家富人募捐金额占个人收入的30％，但现在中国富人募捐的资金还不到个人收入的1％。所以，一方面要强化国家的调节功能，完善保障机制，另一方面也要动员和发挥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公正平等、团结互助、帮困济贫、和睦相处的氛围，以彰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构建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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