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FDI对我国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区域经济论文,我国论文,FDI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我国FDI 区域发展的非均衡特征
我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吸引FDI（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和金额迅速增长，1979～1999年我国吸收FDI 总额达3060亿美元；2004年我国吸收FDI 的量达到606亿美元；2004年我国实际利用FDI（存量）占GDP 的比重达到34．12％。FDI 在我国经济增长中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外商投资企业实际上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总量增加的情况下，我国吸收
DI 的地区分布呈现出非常明显的非均衡特征。
1．FDI 仍集中在我国的东部地区。我国西部地区较少且变化不大，但FDI 对中部地区的投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见表1）
。由于FDI 过于集中，使得上海、北京、浙江、广东、天津和江苏这些地区的平均工资上扬，相对来说，海南、江西、安徽、湖北、山西等中、西部地区，在劳动力成本上更具有竞争力。投资过于集中和薪金成本涨幅太快，逼迫FDI 流向中、西部。但是西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在全部外资中比重仍然很小，增长的趋势并不稳定，各省、区之间的差距也非常大。另外，截至到2005年7月份，东北三省的外商投资全部出现下降，其中辽宁下降幅度在50％以上。
表1吸引FDI 的区域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2．在东部地区内部开始出现FDI 的重新布局。FDI 正从传统的珠江三角洲向长江三角洲及环渤海经济圈转移，反映了FDI 对区位要素需求的升级。20世纪80年代初，珠江三角洲的FDI 额曾占全国的60％多，但现在跨国公司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直接投资额已超过了珠江三角洲地区。统计数据显示：20世纪90年代至
2002年，FDI 在珠江三角洲的比重已从41．87％逐步降低至21．49％，降幅达49％；而同期FDI 在长江三角洲的直接比重从9．94％上升到33．25％；FDI 在环渤海经济圈的比重基本保持不变，但位于环渤海地区的辽宁、山东、天津和北京近几年也已成为FDI的重点地区。
3．FDI 的升级呈现出越来越集中的态势。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地区总部及研发中心开始出现集聚的趋势。我国的上海、北京、广州及深圳等地成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主要聚集地。现在，跨国公司在上海设立的地区总部已超过了70家，在北京设立的地区总部已达到30多家，占据了在华地区总部的极大多数。这种地区总部及研发中心的分布与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地理分布高度趋同性无疑会加剧FDI 在我国分布的地理不均衡性。
4．不同国别和地区的FDI 呈现出不同的区位选择动机。欧美FDI 是典型的市场导向型，市场规模及增长潜力是欧美跨国公司最关键的区位选择因素；日、韩FDI 是典型的劳动力和贸易导向型，劳动力工资及土地等成本因素及出口的便利成为它们的首选因素；而港、澳、台FDI 是典型的资源和地缘导向型，“资源的获得”以及“心理距离”等因素成为其主要影响因素。
二、FDI 增长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
在传统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经济长期增长是由一些外生因素如技术进步和劳动力增长来推动的，在资本投入存在收益递减的假设条件下，FDI 仅仅影响短期的增长，成功推进FDI 的政策效应是短暂的。如果要FDI 促进长期增长，必须通过持久的外部技术冲击。FDI 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第一，通过增加东道国资本积累加快经济增长。外商投资引致国内配套投资，所以一定量的外商投资额投入后在短期内将迅速增加对有关投资品和消费资料的需求，虽然其中有些外商以实物即机器设备出资，会减少对国内投资品的需求，但却增加了进口资源的供给。第二，提高东道国企业效率，因为FDI会加强东道国企业与国外的联系和交流，并迫使它们参与竞争。一般外商投资企业都有产品出口比例要求，外商投资形成生产能力后，主要表现为出口增加，即通过启动国外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用于国内销售的部分则表现为国内供给能力的提高。第三，FDI 是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提高的重要源泉。FDI 通过引入高技术含量的产品产生了“资本深化”效应，从而提高东道国技术水平；FDI 还会提供提高生产效率的专业技能训练。我们把FDI 产生的这些效应称之为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s）。
根据王成岐（2002）等人的研究，他们以某些标准将29个省、市、区（不包括西藏、重庆）进行分组，以观察各地区差异对“FDI 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影响。通过多重回归分析他们认为：FDI 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基础设施水平、产业结构效应、市场竞争程度等方面的差异都是导致FDI 与经济增长关系差异的原因。
FDI 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在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省份，国内投资依然是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推动力。但是，在经济越发达的省份，FDI 对经济的推动作用越强，FDI 是国内、外经济部门相互联系程度的一种标志，与出口量类似，这种相互联系有利于经济发展。在低收入省份，市场化程度对经济增长是一个很显著的变量，但在高收入省份却不是。这强调了私人部门的成长在经济欠发达省份的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而在高收入省份，市场化程度已经达到一定高度，这一变量对于经济增长不再是决定性的了。
在基础设施水平方面。FDI 的作用明显受到基础设施水平的制约。在基础设施水平较高的省份，FDI 对增长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国内投资在基础设施较差的省份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而在基础设施较好的省份却不是。这说明，在经济发展处于较低水平时，国内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部分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在基础设施较差的省份，市场化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似乎更为显著，这暗示着，即便在基础设施较差的省份，市场化的政策也是势在必行的；在基础设施较好的省份，市场化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相关程度较小，可能是因为这些省份的市场化程度很高，已经趋近于一个市场化的上限。
FDI 对产业结构的推动。在FDI密度较高的地区，FDI 与经济增长有较高的正相关性；而在FDI 密度较低的地区却不然。这说明，要实现FDI对于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FDI 占总投资的份额必须达到一定的水平。FDI 密度的上升一方面使同一产业内产生规模效益；另一方面在不同产业间构建有效率的供销网络。另外，FDI之间的相互竞争也增强了它对于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因为FDI 之间的竞争迫使FDI 企业为了生存不断进行技术改造和知识创新。
在市场竞争程度方面的作用。本土企业销售额增长越快，表明地区所属企业发展越快，其产出满足地区市场需要的能力越强，从而与FDI 企业竞争的能力就越高。当地区市场竞争程度较高时，FDI 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这样，国内市场竞争程度与FDI 和增长呈正向关系。在同样的环境下，市场化也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相反，在地区市场竞争程度较低时，只有国内投资这一变量与经济增长相关。说明这时本可以推动增长的经济要素和政策也变得没有效率了。这同样说明提高市场竞争程度的重要性。
另一个FDI 影响区域差异的重要原因是FDI 在我国各地区分布不均，进一步扩大了地区收入的差距。范言慧（2002）的实证研究表明：FDI在我国各地区间分配不均以及产生的资源配置影响对我国居民收入分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所带来的这种影
响也波及到了城镇内部、农村内部、城乡之间甚至行业间的收入分配。它主要通过产业链条、FDI 部门的就业增加、资金吸引以及对贸易的带动来影响FDI 部门与非FDI 部门、外商投资活跃与稀少的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由FDI 影响的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决定因素。
引进FDI 及其造成的外部环境效果虽然并不是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惟一原因，但它却起到了一种重要的推动与加速作用。我国利用FDI 的逐年扩大带来的直接后果之一是东、西部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拉大，而要缩小收入差距，关键是要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这需要通过中、西部地区改善本地的投资环境，吸引FDI 和区外资金以及其他优势要素的注入，同时也通过利用本地区的比较优势等方式，缩小同东部地区的发展和收入差距。
还有证据表明，FDI 会加大国内宏观经济的波动程度，从而导致区域政策实施的难度。根据朱平辉（2000）等人的研究，他们认为：与FDI 密切相关的经济波动在区域间的不平衡给宏观经济调控带来了深刻影响。
实证分析表明，外商投资与本周期区域经济波动密切相关。如在经济扩张期的改革开放初始至1994年，我国吸收外商投资的基本取向是区域优惠，从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海经济开发区———沿江、沿边开放地区。在对外开放向全国推进的过程中，放宽地区利用FDI 项目的审批权限及税收优惠是贯穿始终的政策主轴。1992年全国形成全面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为了使区域经济快速扩张，各地进行了吸收FDI 的“优惠政策”竞争，FDI 蜂拥而入，其投入因素作用的极度扩张对经济总量的扩张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其投向的不合理更是经济“泡沫化”的直接原因。就房地产投资而言，广东、海南、福建、浙江、江苏、山东、上海房地产土地开发面积占全国的71％，房地产投资占全国的62％。而1992～1994年，广东外商投资协议额中，房地产业分别占29．7％、39．84％和34．13％；实际利用FDI 总额中，房地产业分别占11．83％、17．90％和16．56％。上海1993年外商投资协议额中，45．75％流向房地产业，实际利用FDI 金额中，29．60％流向房地产业。又如在经济紧缩期的1998年后，开始实行“扩张内需，启动经济发展”的扩张性宏观政策对于“外需”比重大的省份作用不大与FDI 的作用密切相关。对于广东等“外向型”省区，投资、出口和消费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三大动力，而外商投资是重要变量。例如广东省，外贸依存度高达79％，外商投资占省区总投资达48％，工业制成品1／3销往海外。外商投资不仅直接影响这些省区的经济增长与波动，而且与国内投资、出口、居民收入和消费等变量密切相关，通过这些变量对经济增长与波动产生间接影响。据测算，广东1979～1997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及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与外商投资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6196和0．4583，福建则为0．3741和0．2831，而且，可决系数都在0．93以上。这些省区外商投资增幅的持续递减与出口需求下降的效应迭加在一起，对经济增长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力。通过扩大内需“回补”外商投资和外贸出口留下的作用力“缺口”，总量和结构上的难度都要大于中、西部其他省区。
FDI 还会对各区域竞争力产生重大影响，从而造成区域经济差异。《联合早报》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亚洲研究中心（2005）对中国31个省、市、区总体竞争力的调查表明：FDI 在中国各省、市的分布对地区竞争力的排名有着直接的影响。报告认为投资过于集中和薪金成本涨幅太快，逼迫FDI流向中、西部。自2003年以来，FDI 开始从广东流向环渤海地区的北京、天津、河北、山东、辽宁以及中部地区。中、西部共有20个省市区FDI 的流向同当地的竞争力很有关系。工资成本和劳动力市场是决定商业环境的主要指标，如果它们表现突出，就可以带动这个地区商业环境的得分。
三、对策建议
我国FDI 区域趋势的不平衡发展对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将产生很大的不利影响。无论在全国还是在各省、区层次上，东道主的经济技术水平和政策因素均强烈地影响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发达地区，FDI 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强烈。当企业间的竞争最为激烈时，FDI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此外，地方政府的有效政策将最大程度地发挥FDI 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从目前我国FDI 的区域发展趋势来看，一方面，东部地区的FDI 与经济增长形成比较良性的互动，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是支撑我国国民收入持续增长的保障，无论是西部大开发战略，还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策略，都不能走以前区域发展战略的老路———以牺牲某一区经济增长来实现；另一方面，为了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贯彻西部大开发战略，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应进一步提高中、西部地区利用FDI 的水平，保持适度的FDI 增长速度。从利用FDI 政策角度讲，最根本的是提高中、西部地区FDI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1．缩小吸引FDI 公共平台方面的差异。如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市场容量条件、产业配套能力、上下游相关产业的集聚度、人力资源的积累等因素。中、西部地区应该在这方面进行更多的投入。中、西部地区要借沿海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丧失，劳动力回流的有利时机，大力整合教育资源，加强对高级技术工人、熟练劳动力的培养，为引进更多的FDI 作好储备，从而为吸引更多的FDI 打下坚实的基础。
2．抓住FDI 区位需求因素新变化的契机调整FDI 的区域流向。吸引FDI的传统的劳动力、土地等区位优势正在逐步向高质量的人力资源、雄厚的产业配套基础、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以及优越的研发环境等高级区位要素变化。因此，东部地区要不断培育符合当代跨国公司需要的高级区位因素，才可能保持吸引FDI 的优势地位，而中、西部地区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在FDI 高级区位因素方面充分激发创新机制。
3．采取灵活与多层次的吸引FDI的策略。FDI 政策也要具有区域性特点。这样才能吸引多层次、不同类型的FDI 的进入。可以根据国家《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按区域的产业基础、开发水平、资源优势、区际产业关联度等依据客观评价不同区域的比较优势，确定地区的主导产业群；在此基础上形成符合地方实际的产业指导目录并付诸实施。
参考文献：
［1］文东伟．2005年在华外商投资企业白皮书［N］．南方周末，2005—12—08．
［2］范言慧．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居民的收入分配［J］．财经科学，2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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