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电影分级制度与社会价值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电影论文,价值论文,制度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以政府为主导的电影审查和分级等内容控制体制。美国采取的是由行业组织实施的行业自律的审查体制。这种方式能够在更大的程度上照顾产业发展的经济利益诉求，也更深刻地反映出当代社会资本对于意识形态的引导和控制。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传统的审查制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其对电影产业的经济利益的负面影响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出来。正是这种经济利益催生了电影分级制度的产生。正像主持建立分级制度的美国电影协会主席瓦伦蒂在分级制度建立之初的1968年秋曾说过，各制片厂在50年代中期欲修改和重写法典的想法，与言论自由或抵制审查制度的政治把戏并没有多少关系。 一、新的发行制度与分级制度 电影审查对于创作者的想象力肯定构成了限制。这实际上是资本对电影生产进行的风险预测和控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制片方替代观众所进行的观影选择；认为他们需要什么，认为什么好看。但是好莱坞电影在很多方面也给创作者留下了相当大的创作空间。因为它有比较健全的制片发行放映系统。而且这个发行放映系统有完善的宣传发行体系、丰富灵活的策略和经验以及对观众比较准确的定位。针对创作者的不同作品，可以通过有针对性的宣传发行策略进行重新阐释和对观众进行引导。在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观众会有什么样的需求，什么样的影片可能引起他们的需求，是因时因地而宜的。如果某个影片的创新有可能引起某一类观众的需求，就会考虑根据这类观众的分布和特点确定发行的地区，宣传策略等以取得尽量好的票房回报。所以内容控制和创新推动都是由一整套体系来保证的。作为创作者和制片方，在一个完善的商业体制里是有相当大的回旋余地。 在这种体制下，艺术创新和新人的出现当然会具有一定的冒险性。对创新作品的商业前景的预期，制片方与观众之间会有差距的。但成熟的商业运作体系有能力把这种风险控制在能够承受和有办法挽回的范围之内。像罗伯特·阿尔特曼拍的《流动陆军医院》，这个剧本当时制片方请了许多导演来看过，想请他们拍，所有人都不接受。最后找到阿尔特曼这个年轻导演。阿尔特曼就承诺这片子一定让你回本，我认为我能够把握这个东西。阿尔特曼拿去，以他的方式重新组织了这个剧本。但是片子拍出来之后，所有的制片人看了都觉得肯定卖不出钱。拿到UCLA去试映时，几个电影公司的老板本来没抱什么希望。可是放完之后，这些年轻观众疯狂的欢呼。于是电影公司便针对这些观众进行发行和宣传布局，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那么有没有缩小制作者与观众期待的差距，确保观众看到他们想看的影片的制度性保证呢？这又回到我们对大众传播规律的一个基础性规律的认识。作为大众传播的一个特点，就是观众是一个很不确定的群体。对于电影这样的创造性的产品，观众只是有一种相当模糊的需求，其实并不十分确定想看什么。基本形态是面对市场上既有的产品进行选择。所以满足观众的关键是让观众认为影片能给他们快感。于是问题的重心就转变到了发行方面。二战以后，由于派拉蒙判案破坏了大制片厂时期制片发行放映一条龙的垂直垄断，却推动了发行行业的横向垄断，逐渐形成了一套新的电影生产体制。这种体制的核心不再是制片业，而是转向了发行业。随着这套以发行为中心的体制的逐渐完善，渐渐地，便不再需要一个在制片方面严密控制，而是用发行方面相对宽松的控制和不同的发行方式来完成它的商业利益的建构。实际上，海斯办公室在战后越来越无所作为，后来终于被分级制度所替代。正是由于有了一个以发行为中心的体制来制约制片方。在买片花的过程中间，对于影片基本的趋势有所期待、引导和制约。在此基础上，建立一套适合影片内容的发行方式。 取代海斯法典的是现在实行的电影分级制度。分级制度的基本理念是在承认道德控制原则的前提下，按年龄分层进行控制。 电影分级制度从1968年开始实施。半个世纪以来，虽然对一些级别的具体划分和名称曾经有过一些小的变动，但是基本的分级原则和方法保持稳定。影片大致分为以下几个级别： G级：大众级，适合所有年龄段的人观看。1968年分级制度开始就设立。该级别的电影内容可以被父母接受，影片没有裸体、性爱场面，吸毒和暴力场面非常少。对话也是日常生活中可以经常接触到的。 PG级：辅导级，一些内容可能不适合幼小儿童观看，建议在家长知道下观看。1972年开始增设。该级别的电影基本没有性爱、吸毒场面，即使有时有很短的裸体画面也与性无关，此外，恐怖和暴力场面也限制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 PG—13级：特别辅导级，13岁以下儿童尤其要有父母陪同观看。1984年开始增设。该级别的电影会有少量成人化语言、性爱、吸毒和裸体场面，会有一定的血腥、恐怖和暴力场面，但是通常不能进行正面和突出的表现。 R级：限制级，17岁以下观众要求有父母或承认陪同观看。1968年分级制度开始就设立。该级别的影片包含成人内容，里面有较多的性爱、暴力、吸毒等场面和脏话等成人语言。没有家长或成年监护人的陪伴，17岁以下未成年人不得进入影院观看R级电影。评级人员还强烈建议家长不要让年龄幼小的儿童观看这类电影。 NC—17级：17岁以下观众禁止观看。1990年开始设立，取代了以前禁止18岁以下观众观看的X级成人电影。该级别的影片被定为成人影片，未成年人坚决被禁止观看。影片中有清楚的性爱场面，大量的吸毒或暴力镜头以及脏话等。 另外还有几种特殊的补充分级： NR：是属于未经定级的电影。 U：是针对1968年以前的电影定的级。 M，X或P：这些是不同时期对一些基本上不适合在大院线里公映的各种影片定的级，都属于限制类的。在NC—17出现之后，这些就不再作为正式的分级等级运用了。 分级制度的操作由美国电影协会(MPAA或简称MPA,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of America)和美国剧院业主协会(NATO，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heater Owners)共同组成电影分级委员会(CARA,The Classification and Rating Administration)实施。 CARA负责组成分级机构，成员由以上两个组织聘请的业界人士和有孩子(一般要求孩子在5—17岁的范围内)的普通观众组成，具体影片的评级小组的组成人员和评议过程对外保密。 电影制作者如果对于评议结果有异议，可以提请复审。复审机构主要由两个组织聘请的业内人士参加，具体影片的复议人员组成和评议过程也对外保密，但是邀请天主教和基督教各一名宗教人士代表旁听，作为社会监督。复议结果需要评议组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决议才能生效。 同时，CARA要求不同级别的影片在放映时都要加标相应的定级标识，并对不同级别的广告宣传等进行了相应的限制。 分级制度施行以来，对其具体的操作方式和评价标准一直有人不断提出争议，但是由于其得到了美国主流电影市场上占有绝对优势的MPA和NATO两大组织成员的支持，一直较为有效地执行。这也充分反映了资本对于内容控制的主导作用。 分级制度产生的基础，当然是因为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带来的道德标准的变革。人们仍然认为有很多人是需要指导的。但是控制的对象只能以年龄来衡量，不再以阶层和受教育程度来衡量。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进步。最早的审查制度是把整个底层人民都当作需要指导的孩子，将整个社会当作一个需要严加管理的学校。一些人是这个学校中的老师，另一些人是这个学校中的学生。有些人终生当老师，有些人终生当学生。而分级制度反映出的对人的认识观念，则认为任何一个个人都是在社会体系中成长成熟的有独立权利的个体。人只是在尚未长大到一定的年龄阶段，才需要在成人的指导和保护之下建立尽可能符合社会规范的道德体系。一旦成人之后，无论他的阶级和受教育程度如何，作为已有完整政治权利的人都有独立选择的权利。当然，由于美国已经建立和存在了一套由宗教、社会、家庭、学校教育，以及包括PG13级以下级别大量影片在内的文化娱乐产业，为少儿提供文化商品等组成的有效的影响少年儿童价值体系建设的完整社会体系和氛围，它保证了大部分人在成年后接受了主流价值体系。这也是给成人以充分选择权的不可或缺的基础。 另一方面，分级制的产生与新的发行制度是有直接关系的。分级的基础是发行规模和方式的多样化，同时也推动了发行和影片宣传针对细分观众的不断开拓。50年代以后美国的整个发行放映系统的灵活性有了非常大的发展。这个系统完善了以后，审查制度就会退到一个不那么重要的位置。到60年代后期终于被分级制度所代替。分级制度解决的只是从影片内容表层区分不同年龄的观众。内容控制其实是多方面的。但是在发行和影片宣传手段丰富的同时，也就有了更多的办法细分观众和引导观众对影片的意识形态内容的理解。迄今美国占据市场最大份额的是少数几家大的发行公司。要想影片有较大影响和收益就得进入这几个大发行公司的体系。然后大的发行公司根据影片的内容特点、按照发行公司的体系和需求，对这部影片做出销售策划，建构一套发行办法。不同级别的影片有不同的销售策划。PG级别用一种方式，如果这个影片进了R级又会用另一种发行策略和发行方式。这样一个机制保证着经济持续运行的同时，影片内容又不会对社会产生很强烈的冲击和颠覆作用。也就是说，即使你弄出一些“出格”的，他们也有办法让你“靠边站”或者“出局”。 一部有思想和艺术特色的片子，如果内容对这个社会构成一定颠覆性的威胁，无论是政治还是其他，都会很难进入主流观众视野，或者在宣传发行中其颠覆性倾向被抑制。像《华氏911》、《资本主义：一个爱情故事》这样的片子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并没有太大冲击力，对真正受到其冲击的普通民众，却通过发行和宣传的机制有效抑制了其影响力。它可以赚钱，是其话题性得到了巧妙的利用，让对布什政府持批评态度的知识分子得到某种宣泄，而作为国家政治基础的主导民众把它看作是比较偏激的政治电影，不把它纳入娱乐消费的视野或带着很强自我防御意识去看影片。所以实际上它对广大民众产生的颠覆性影响是非常有限的，甚至成为民主党政治宣传的一个工具。因此，在这种发行体制下，不仅完成许多道德消费的建构，也包括一些政治的东西。这里还不是一个简单的“出局”问题，发行方式和影片宣传也可以有效地降低影片内容的颠覆性。例如同性恋即使在今天的美国也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但是《男孩不哭》、《断背山》等影片进入主流市场后，成了关于探讨人性和爱的影片。除了影片本身在许多方面巧妙地利用了好莱坞电影把社会问题表现为道德化和个人化的经验之外，发行方式和影片宣传的引导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社会政治经济的主导力量要通过一个管理体系实现思想控制，而创作者则努力通过作品表现自己。但这两者都是通过与观众的互动来实现的。 随着观众的变化，电影中也会出现相应的改变。比如美国社会里面关于种族歧视的问题一直有，面对主导的观众群便有了一个关于黑人位置和历史的主导表述。直到今天，在美国社会中实际上很多白人对于黑人仍然怀有一种潜在的隔阂，对黑人的文化仍然存在一种潜在的恐惧。所以在黑人问题的表现上，直到今天你会发现仍然有许多对黑人的这种潜在态度的表现。虽然现在不一定再像早期电影里那样表现为对黑人的歧视，更多是表现为对于什么是好黑人的建构，要按照白人体系的方式和标准来建构一个好的黑人形象。他的肤色已经不重要了，他是一个好人。这种表述是随着社会意识的发展在变化的。然而对黑人来说，他们仍然觉得这种描述不是对黑人的正确呈现。我们看斯派克·李拍的一些影片，就能感到他要建构一个关于黑人自己的表述。这里的黑人不遵循传统影片关于好黑人、坏黑人的一系列的标准，黑人不是追求做一个除了肤色不同、在道德和生活追求都像上等白人一样“优秀”的人，而是追求符合黑人自己种族认同的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的表达。斯派克·李影片里，一个白人标准的好人可能不是一个黑人世界里受欢迎的人。而黑人世界所欢迎的人，黑人文化所认同的人，可能在白人看来并不一定是一个好人。他要表达的正是黑人世界自己独立的价值体系。而这种表述无法真正纳入美国主流电影关于种族体系的认识当中。至少在今天美国主流电影里面，这种价值体系的存在是不能得到充分认同的。但是当代美国的电影发行系统是一个能适应多元化需要的系统。发行商是不会无视占美国人口20%的黑人观众的。具体到斯派克·李，他的影片有的主要面对黑人观众，要有的也进入主流院线。但是针对不同观众的宣传和读解方式是不同的。黑人文化的表现既作为一种文化认同，也作为一种文化奇观。对于一些主流观众，这种文化奇观不仅不再具有颠覆性，反而会强化他们对黑人的固有认识。但是对于其他一些文化现象在电影中的呈现则会有所不同。比如说人们对西部片里关于印第安人的形象表现的转化可以非常自然的接受。印第安人已经可以改造成像《与狼共舞》里面那样不再是魔鬼的好人，同样可以具有白人的人道主义、爱等等正面价值，有时还比那些极端的白人殖民者更可爱。印第安文化可以被纳入主流价值体系，也是因为它在今天的美国已经不具有一种独立文化的形态，印第安人已经不在现实生活中构成一种可能具有颠覆性威胁和恐惧作用的力量，只是一个被保存的历史遗迹。 二、产业自律和行业规范 电影产业内部的行业规范是在一个由商业体系所控制的，对内容创新进行规范的体系。理论上你可以拍非常激进的东西，但是为什么实际上很少出现这种影片呢？其实是因为谁要这么做就筹不到钱。而且谁要这么做，可能在将来的电影工业当中就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阻力。 在美国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特别是近二十年，在敏感题材和意识形态方面较有突破性的尝试常常是功成名就的老导演，比如斯皮尔伯格、奥里弗·斯通。他们有本钱、有基本的市场号召力，所以才敢试试。年轻一代会提供许多思维方式上的，电影表达体系方面的新意，比如像昆汀、科恩兄弟。但是昆汀和科恩他们，开始的一些影片虽然偏激给人印象深刻，对社会来讲却不具备像奥里弗·斯通和斯皮尔伯格所具备的意识形态内涵和社会冲击力，而到他们成名之后才敢拍摄一些更具颠覆性内容的影片。我们总说年轻人是变革的核心力量，但好莱坞造就了一套可以允许变革，但是必须被限定在社会主流思想所允许的范围之内的体制。再新鲜的实验也一定是在不影响商业规则运作的基础上才会被采纳。新好莱坞电影和商业体制与传统间关系比其他任何国家的新电影运动都要深刻得多。再如《辛德勒的名单》，如果不是斯皮尔伯格，你绝对不可想象谁会投资来拍一个这样的东西。它有一个非常完善的商业体制来进行控制。其实这种现象在经典好莱坞时代就曾存在。20世纪50年代，著名导演埃利亚·卡赞拍摄了一批以当代美国优秀文学和戏剧作品为基础的影片，如《欲望号街车》、《伊甸园东方》、《茶与同情》等等。表现尺度上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但是也有学者指出他之所以能得到较大的创作空间，实际上是好莱坞对于他在非美活动委员会调查过程中的配合表现的一种补偿。 这套商业体制之所以有效，还在于它有一整套的辅助体系，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行业规范，互相之间是沟通的。在好莱坞，投资融资也是非常完善的系统。它会对导演和制片人的信用做非常细致的了解，然后才确认银行值不值得投你这个钱。因为这不是个人在投资而是银行在投资，银行有一套完善的体制追求长远稳定的利润回收。一个人如果失败了一回，可能会有人觉得在另一部分观众中也许会得到好评，可能会投第二次，但绝对不会有再投第三次。创作者的价值不光是一个经济上的存在，还包括其个人的行为方式，和制片人的合作，和演员的合作等各个方面。如果在这个圈子里面谁做了被认为可能危害整个圈子的事件，就一定不可能再在这个圈子里活得舒坦，只好转行干别的去。美国的信用体制是公开的，投资者有权了解制片人和创作者的一系列信用记录，而且它有一套途径来了解。这点对于制片方或者创作者都是一样的，所着眼的永远不是一部片子，一锤子买卖。 这也是为什么从20年代开始逐渐形成类型系统，为什么会形成捆绑销售等的原因。实际上捆绑销售就是保证平均利润和争取利润最大化努力的统一。有一个平均的利润预期，就可以保证影片再生产，保证这些影片利润最大化。这是一整套系列化的运行方式，比如我们说到轮映制度，不仅是表面看到的多轮放映和第一轮放过之后票价逐渐降低。轮映制度其实还有一层意识形态的内容在里面，就是轮映制度的高票价观众在当时是一些在文化，在主导意识形态方面具有一定舆论领袖地位的人。首轮影院的口碑不仅会极大程度影响下边的票房，而且首轮影院的人们对影片的读解方式，对影片意义的理解，通过评论的体系，通过口碑的体系，也会引导人们对于这个影片的读解。影片本身可以有非常复杂的内涵，但首轮影评给它定了调子。因为这批观众是一批中产阶级观众。相对来说首轮影评一定更符合中产阶级的立场。所以它对以后影片意识形态的作用也是非常微妙的。所有这些和审查制度相辅相成，形成一套严密的经济运作体系和意识形态控制体系，经济运作和内容控制很紧密地融合在一起的。 三、分级制度的运行与社会价值观的建构 电影分级制度的运行，给创作者提供了更大的创作空间，但同时也限制了一些影片的宣传和发行的范围。这不仅带来了一些商业运行方面的操作变化，也带来了更广泛的社会效果。经过几十年的运行，电影分级制度已经多方面地影响着美国社会价值观念的建构。 分级制度实际上对电影的内容建立了一套社会的价值标准。被评定为适合于所有人观看的影片，就意味着其中包含的内容基本上是符合社会正面的价值标准。而随着年龄增长才被允许观看的那部分内容，因为是需要有一定阅历和分辨力的观众才可以观看，则自然成了包含某种有负面意义或者富于争议性的价值观念。级别越高的影片意味着其中需要辨析的复杂内容更多。这实际上给人们建立了对于社会“主流的”和“正面的”内容和价值标准的一种标准体系。这种标准虽然并不一定得到所有人在理性上普遍的认同，但是长期的观影经验却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判断。特别是对于从小按照分级体系观影成长的人们来说，这种价值体系建构的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更不容忽视。虽然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往往会偷偷地通过网络等观看自己年龄不允许观看的影片。但是这种行为其实只是高估了自己的认知能力，并不影响这种标准对他们的影响。相反这种“偷窥”在他们潜意识里更强化着对不同分级中所看到的内容与相应年龄所需的分辨能力的相关性，从而使得他们在更高级别电影中所看到的内容的争议性有更深刻的认识。这种现象在这些人成年后，特别是有了孩子之后对重审影片内容的标准有着长远的影响。几十年下来，这种青春期“偷窥”高级别影片和成熟后对成长道路的反思不断交互影响着一代一代的观众，对于价值观念的建构的潜在影响是长远而有效的。 我有一个真实的经历，一次在一个朋友女儿的13岁生日的前夜，问起她生日愿望时，她说明天第一件事就是要妈妈带她去看“PG13”。虽然她此前也偷偷的看过这类影片。但能名正言顺地看具有更多争议性内容的高级别电影成为她成长的标志。尽管这时看到的东西对孩子来说只是一些有趣的新鲜内容，但是作为自认为长大的孩子来说也同时接受了这些内容不能全盘认同的暗示。对于家长来说，也是如此，有选择地带着不同年龄的孩子看不同级别的影片，对家长和孩子都是一种对于主流价值标准的“重温”。60年代美国的社会变革曾对传统的家庭结构和生活方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但是由于分级制度规定一些影片需要家长辅导和陪同观看，这使得一家人一起观看影片成了一种需要。这也对美国人的家庭和家庭观念的回归和重构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美国社会生活中间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在60年代，审查制度被分级制度刚刚取代的时候，曾有一些因为有较多的成人内容而被定级较高，影片获得了较高的票房收获。但是这种现象并没有维持很长时间。几年以后，由于对不同级别的影片的宣传方式的限制，逐渐被业界普遍接受，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行业管理换规范。多厅影院流行之后也形成了不同级别影片排映需要平衡分布的行业惯例。一些影片里比较极端的内容表现会导致定级较高，从而限制其宣传范围和排映规模，从而影响影片的票房收入。这也迫使一些制片人有意识地控制影片的争议性内容，以保证有效的经济收益。从美国电影审查和分级制度的历史发展和运行现状，我们可以看到，电影的内容控制固然是和商业运作机制及利益需求分不开的，但允许什么样的内容存在本身归根结底，还是要看其是否符合在电影工业以至整个美国金融资本体系内占据着统治地位白人金融资本利益集团的长远利益。标准本身是由占统治地位的利益集团的需求决定的。但这种要求在完善的商业运作的体制的掩护和遮蔽下由无形的手在实行着实际的控制行为。表面的无控制掩盖着更有效地控制现实。这是我们认识美国的电影的内容控制系统时不应忽视的。